澳大利亞“侮辱”日本方式值得借鑑！進館先踩日本旗

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的國家戰爭紀念館裡，二戰展廳入口處放着一面旭日旗作為腳墊。

2013年，改為投影，凡是進入參觀的遊客必定要踩着“日本軍旗”過去，算是十分記仇了。

日本外務省多次抗議澳大利亞的“侮辱”行為，甚至安倍晉三也提出了抗議，但澳方置之不理。

日本人跳腳就跳腳好了，自己幹過什麼自己心裡沒數？裝什麼純。踩一下怎麼了，日本人配講什麼素質？

澳大利亞國家戰爭紀念館，還有一點也讓日本人受不了。通常這類紀念館都會傳遞一種觀念--“永不再戰”。

但澳大利亞可沒有這樣的“高度”，它不僅不體現“永不再戰”，而且還接受洛克希德·馬丁、諾斯羅普·格魯曼、波音等軍火商的贊助。

2023年2月14日，英國《衛報》發文批評澳大利亞的戰爭紀念館與“永不再戰”理念背道而馳。

《衛報》為什麼會注意這些事情？這最好去問問日本外務省給了多少稿費。

日本犯下的罪行可謂罄竹難書，在中國之外，還有很多國家也是受害者。

即便是遠離大陸的澳大利亞，也沒有能逃過日軍荼毒。

1942年2月19日，日軍對達爾文港發動了毀滅性空襲，造成上千名澳大利亞軍民遇難。

日本海軍飛行員淵田美津雄還囂張地說，這是“大錘砸雞蛋” 。

兩周后，日軍對布魯姆發動空襲，造成88人死亡。

隨後幾個月，湯斯維爾、凱瑟琳、溫德姆、德比和黑德蘭港等澳北地區連續受到日軍空襲。

悉尼和紐卡斯爾在1942年5月和6月遭日軍潛艇攻擊。

直到美軍趕到，澳大利亞局勢才緩和下來。

日本在東南亞開戰的三個月內，有22376名澳大利亞軍人（21649名士兵和護士、354名海軍、373名空軍）成為戰俘 。

在新不列顛、安汶、新加坡、帝汶和爪哇被俘的澳大利亞人，有超過8000人被日本人殺害或虐死。

對澳大利亞人刺激最大的就是這張照片。

1943年10月24日下午3點，在新幾內亞被日軍俘虜的澳大利亞陸軍中士倫納德·西夫利特在艾塔佩海灘被日軍斬首。

揮刀日本軍官下令讓一名士兵在現場為他拍照。

1944年4月，美軍在一具日軍屍體上發現了照片，這也是唯一一張澳大利亞戰俘被日軍虐殺的照片。

當這張照片被刊登在了澳大利亞的報紙上後，這個人口只有700多萬的國家，竟有100多萬人要求上戰場消滅日本鬼子。

該照片現收藏於澳大利亞國家戰爭紀念館，參觀者看了無不感到震驚。

難道在某些人眼中，澳大利亞組織中學生參觀紀念館，看看日本人的罪行，這也是“仇恨教育”？

戰後，日本人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才被大量發現。

它們用砍頭、活埋、挖心的手段屠殺戰俘，受害者包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荷蘭。

甚至還有日本食人事件--

1945年2月23日至3月25日期間，駐守父島的日軍殺害了八名美國海軍飛行員戰俘，並肢解、烹食了其中五具屍體，用來“鼓舞士氣”。

父島離東京約980公里，是小笠原群島主島，早在1921年，日軍就在父島建設炮台。

與其它島嶼上糧草斷絕、餓殍遍野的日軍不同，父島和日本本土的運輸線一直暢通狀態，它也不在美軍跳島戰術路徑之上。

該島守軍不僅糧食充足，還能得到蔬菜、肉類，甚至清酒。

但駐軍司令立花芳夫中將等人卻想吃人肉，將戰俘當成“下酒菜”。

9月3日，立花芳夫向美軍投降時，隱瞞了日軍吃人肉的罪行。

1946年1月，日本少佐堀江芳孝在審訊中交代了食人行為，美軍這才展開了對失蹤飛行員的全面調查。

1946年8月5日，戰犯審判開庭。

法官們卻在《日內瓦公約》找不到如何懲罰食人的條款。

也就是說，日本人的暴行之殘忍程度超出人類設定的戰爭罪行。

25名日軍被告，最終立花芳夫等5名主犯被判死刑。宣判時，扒光了他們的衣服，只剩一條兜襠布，以示羞辱。

日軍對其它盟軍戰俘的虐殺手段也是極為殘忍。

在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的坤甸、泗水、巴厘巴板等地，日軍瘋狂屠殺華人、荷蘭人、澳大利亞人和盟軍戰俘。

日本潛艇擊沉荷蘭商船後，把船員和護士集中潛艇甲板上射殺，剩下的人用繩子綁在甲板上跟着潛艇下潛，以此取樂。

1971年裕仁天皇訪問荷蘭時，其座車被荷蘭人潑糞潑尿，擋風玻璃被砸碎，裕仁種下的“友誼之杉”被荷蘭人砍倒，根部灑上濃鹽酸。

荷蘭人這麼恨日本人，還有慰安婦的問題。

柏西·科維納斯女士（左二的小女孩），她生於1938年。她的父親是荷蘭皇家東印度陸軍牧師，隨軍駐紮在印尼爪哇島。

1942年，日本兵抓走了她的家人。她的父親被關進了萬隆日軍戰俘營。母親、姐姐和她被送到爪哇島戰俘家屬集中營。當時，她才4歲。

荷蘭人統計，當時共有4.2萬名荷蘭軍人被捕，近10萬名家屬被關押在集中營。

日本兵每天從集中營女眷當中帶走50名白人婦女，進行輪姦，每次還要換人。

有一次，日本兵要帶走兩名十二歲左右的女孩，她們嚇得跪在地上哭。

兩位“阿姨”主動站了出來，要求替換她們。

科維納斯女士回憶，第二天，一名“阿姨”回來後，眼眶淤青，臉被打腫，身上的衣裙被撕破，手臂、腿上全是傷痕，精神崩潰……

另一位“阿姨”卻再也沒有回來，日本人沒有任何解釋，也沒有人敢問。

後來，她才知道，失蹤的“阿姨”成了慰安婦，送給各地給日軍享用。

而無恥的日本人卻說她們是“主動”要當慰安婦的。

她的母親也曾當着她的面被日本兵糟蹋過，這些童年陰影伴隨着她的一生。

令科維納斯女士感到憤慨的是，當這些二戰老人陸續去世後，現在的荷蘭人似乎忘了這一切。

她說，“日本人在二戰時對戰俘及其家屬做出慘絕人寰的事，我不能再保持沉默，這段歷史要讓全世界的民眾都知道。”

西方人的歷史記憶為什麼被一點點抹去？

舉個例子，2021年，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馬克·拉姆塞耶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將“慰安婦”受害者稱為“自願賣淫女”。

他就是日本外務省資助的學者，為了點津貼，不惜出賣良知，為日軍罪行洗白。

這種被收買的，對歷史信口雌黃的學者在西方還大有人在。

而西方政客，尤其是美國，為了當下的“美日同盟”需要，縱容日本人將自己打扮成原子彈“受害人”

澳大利亞還是挺執着的。

荷蘭裔澳大利亞人奧赫恩（Jan Ruff-O'Herne）。就是當年的白人“慰安婦”之一，澳大利亞媒體也願意為她發聲，控訴日本。她一直跟日本人鬥爭到了2019年（96歲）

去年，澳大利亞拍攝了電視劇《深入北方的小路》，取材於同名小說。

小說講述澳大利亞醫生多里戈·埃文斯在二戰中成了日軍的俘虜。

他每天要在戰俘營被迫幫助日本人挑選規定人數（有勞動能力者），去修建泰緬鐵路。

在這條“死亡鐵路”的修建過程中，每天都有澳大利亞戰俘因為毆打、飢餓、熱帶疾病而死去。

如果不是像埃文斯這樣的一百多名醫生在暗中救治傷員，澳大利亞戰俘死亡人數將遠不止8000多人。

支持他活下去的動力是，他與叔叔的妻子艾米的愛情通信。

小說作者理查德·弗蘭納根的父親是日軍戰俘營中的第335號戰俘。

當年在日軍投降後，澳大利亞還拒絕接受投降，澳軍用極端手段報復了日軍戰俘，甚至動用了火焰噴射器。

但即便是這樣，也抵償不了日本人對世界所犯下罪行之萬一。

而日本人卻在不停地歪曲歷史，顛覆歷史，篡改歷史，毫無懺悔之意。

所以澳大利亞人將日本旭日旗放在戰爭紀念館門口踩踏，有什麼不對嗎？

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電影《南京照相館》上映以來，引發了觀影熱潮。

然而，網上的魑魅魍魎卻慌了，在各大平台網暴這部電影，將銘記歷史歪曲為“仇恨教育”，揚言抵制。

其實，中國哪有什麼仇恨教育，我們只不過是將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講給下一代聽，讓他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否則，我們就是失責。

我們在銘記歷史的時候，並沒有去侮辱日本。

我們還是太文明了，澳大利亞的做法，或許值得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