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柳白】7月14日至15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時隔10年再次在北京召開。此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現代化新路子”。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歐洲研究中心主任亞當·圖茲（Adam Tooze）7月31日發文指出，過去人們認為全球化會催生更多像紐約、倫敦等融合各國人口、思想和資金的國際化大都市，但中國超大城市發展呈現出了不同特點，比如基礎設施現代化、深度融入世界經濟，但外籍人口占比極低。

圖茲認為，這一現象源於人們高估了全球化的力量，忽視了一個國家歷史遺產形成的特定資金、人口與思想流動網絡，對中國這樣龐大體量的國家而言尤其如此。他還提到中國的“雙循環”戰略，強調國內消費和創新與國際貿易並存，反映了一種新的全球經濟發展模式。

他在文中寫道，人們曾以為全球化的未來，是像紐約、巴黎、倫敦、香港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這些地方雖有民族特色，但融合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口、思想和資本。

其中許多城市在歷史上曾是帝國的首都。像倫敦和紐約這樣的城市，一度在20世紀70年代經歷了經濟結構調整的重創，卻因全球增長重新煥發生機並實現轉型。

圖茲說，全球化之不可阻擋，理論上會催生更多這樣的城市。數字網絡和全球航空旅行將它們緊密相連。

21世紀初是這種未來願景的巔峰期。上海、深圳、北京，還有孟買和班加羅爾這樣的亞洲大城市，紛紛躋身“全球城市”名單。上海的天際線已為世界所熟知。

7月25日，上海外灘北段舉行特別激光燈光秀 IC Photo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打破了增長與貿易之間的聯繫。儘管全球的GDP還在增長，但貿易占GDP的比例趨於平穩。銀行收縮業務，歐洲金融業退潮，隨之而來的新冠疫情又給了自由全球化致命一擊。

“若你今日造訪中國，會見到一幅二十年前未曾預見的景象，”圖茲描繪，“人口數千萬的超大規模城市，擁有驚艷的現代科技與基礎設施，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卻罕見外籍居民蹤跡。”

在北京，外國人僅占總人口的0.3%；在四川省會成都，2000萬居民中，外國人口僅占0.08%。

他指出，種種跡象表明，人們高估了全球化塑造傳統全球城市特質的力量，卻忽視了由一個國家歷史遺產形成的特定資金、人口與思想流動網絡。

即使是像日本這樣積極參與貿易的大型富裕經濟體，其貿易占GDP的比例也從未很高。美國和歐盟也是如此。如果不計歐盟內部貿易，歐洲與世界的貿易占比僅為23%，並不突出。

中國的龐大體量強化了這一邏輯。隨着中國繼續鞏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生產體系的地位，世界經濟對其重要性將越來越小。

英語、西班牙語、法語、葡萄牙語等西方語言，曾為全球流動提供通道與路徑，造就了里約、布宜諾斯艾利斯、悉尼和香港等城市，但“漢文化圈”有其自身的文化語言邏輯。

圖茲寫道，漢語是外來移民面臨的巨大障礙。但簡體中文的通用性同時為全球至少八分之一人口創造了共同文化基礎，這為大規模內部遷徙開闢道路。北京或許外籍居民稀少，但近40%人口來自中國其他地區。

同樣，在印度的科技中心班加羅爾，外國人口微乎其微，但超過半數的城市居民是從印度其他地區遷移而來的。

這些城市雖非昔日構想的全球都市，卻已成為創新型社會的樞紐節點，在世界經濟中占比日益攀升。

這些城市居民的網絡生活進一步體現了這些趨勢。中國的超級城市居民與世界各地的人們一樣，生活在智能手機上，24小時不間斷地消費新聞、八卦和日常生活必需服務，全部使用漢語。中文以及中國社交媒體體系的吸引力，自然塑造了中文互聯網生態。

圖茲最後提到，當中方2020年5月提出“雙循環”願景時，它被視為與美國競爭的地緣經濟宏偉計劃。也就是說，中國將建立國內消費創新與國際經貿的雙重循環。

但如今，這項願景與其說是一項政策藍圖，不如說是對全球經濟發展新模式的客觀描述。

他形容，中國的城市並非熔爐般交融世界，而是作為巨型國家和區域樞紐，與更廣闊的世界深度互動，卻始終保持一定距離。

去年10月31日世界城市日之際，外交部發言人林劍表示，在自主探索城市高質量發展道路同時，中國也積極分享城市發展經驗，同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智慧交通、建築節能、綠色低碳等領域合作，為全球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中國智慧。“我們支持聯合國人居署設立全球可持續發展城市獎（上海獎），打造全球城市監測框架——上海應用指數等公共產品，助力各國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共享可持續發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