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又成歐洲“病夫”了？

（德國之聲中文網）時值千禧年之際，英國商業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對德國經濟做出了毀滅性的評價。當時《經濟學人》稱德國是“歐元區的病夫”。這給德國政界敲響了一記警鐘——彼時的德國仍沉醉在重新統一後經濟強勁增長的歲月里，政府一直拒絕進行任何改革。直到社民黨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上台，領導政府進行了後來被稱為“哈茨四”（Hartz IV）的勞動力市場改革。

14年後，這種向好的轉變正式出現。一群來自柏林和倫敦的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關於德國經濟狀況的文章：“從歐洲病夫到經濟超級巨星”。

形勢嚴峻，前景黯淡

而今，“歐洲病夫”這個說法又再次流行起來。德國經濟並沒有重新站起來——已連續兩個季度出現經濟產出萎縮，這被經濟學家稱為“技術性衰退”。上個季度，國內生產總值與前一季度基本持平，但也只能算是微弱的曙光。因為所有重要的指標都在下滑。首當其衝便是德國ifo商業景氣指數。到今年7月，該指數已連續第三個月下滑，受訪的9000名經理對其公司的當前狀況和未來半年的前景都作出了更糟糕的評估。Ifo經濟研究所所長費斯特（Clemens Fuest）總結說：“德國經濟形勢正變得越來越黯淡。”

預計在今年第三季度，德國國內生產總值或將再次下降，這不僅僅是Ifo研究所專家們的看法。德國商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克雷默（Jörg Krämer）對路透社表示：“恐怕看不到好轉的跡象。全球範圍內的加息政策正在產生影響，而德國企業也由於本土區域優勢下滑而感到不安。”其來自德國頂尖私人銀行Hauck Aufhäuser Lampe Privatbank的同事克呂格（Alexander Krüger）也持類似看法：“問題在於，經濟產出依然只停留在疫情爆發前的水平左右。”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有的明顯超過德國，包括歐元區內的一些國家。來自巴登-符騰堡州銀行（LBBW）的尼克拉什（Jens-Oliver Niklasch）表示：“在歐洲經濟這輛列車中，德國明顯處於剎車位置（停滯不前）。”

工業——不再是亮點

不僅在歐元區，與其他工業國家相比，德國的表現都極其糟糕——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今年德國將成為大國中唯一一個經濟產出萎縮的國家。而最令人擔憂的是德國的傳統優勢——工業。德國工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比較高，約為24％，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全球經濟疲軟的影響。首當其衝便是機械製造業和汽車行業這樣依賴出口的行業。其中重要的中國市場在疫情後也未能實現預期的增長動力。

目前，德國製造業還能憑藉着高額訂單量進行自救，但這些訂單大多是在疫情期間由於供應鏈問題而積壓產生。而這些訂單可能很快便會被處理完，新訂單則難以大量湧入：從3月到5月，收到的訂單量比前三個月減少了超過6％。

多種原因導致經濟衰退

造成德國經濟衰退的原因有很多種。其中之一是央行的貨幣政策。貨幣監管機構希望通過大幅提高利率來抑制通貨膨脹。這使得企業和消費者的信貸成本更高，同時也抑制了對德國而言很重要的建築行業的發展，並降低了企業的投資意願。但是，這種對經濟動力的抑制正是加息的目的。但歐元區的其他國家，如法國和西班牙，也同樣必須應對這一問題，但實際上他們處理得更好：“我們的歐洲鄰國都有着更高的經濟活力，”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新任所長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指出。

此外，造成德國經濟下滑更多的是結構性問題。德國曾經一度成功的商業模式（進口主要來自俄羅斯的廉價能源和廉價前期產品，加工成為高品質商品後再高價出口）已經不再奏效。近幾年來的多重危機（疫情、供應鏈問題、俄烏戰爭及其影響）無情地暴露了德國作為經濟區域的劣勢。而問題還遠不止這些：能源密集型企業（德國的這類企業不在少數）面臨高能源成本的困境，那些將生產線轉移至海外的企業也不會回來。然而，高昂的能源成本只是其中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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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膽的解決方案

德國中央合作銀行（DZ Bank）最近的一項研究指出，通常被稱為“德國經濟支柱”的德國中小型企業面臨的風險尤其大。研究人員指出，德國目前面臨一系列的區位劣勢：除了高企的能源價格外還有熟練工短缺、官僚主義泛濫、高稅收、老化的基礎設施以及落後的數字化問題。此外，還有人口老齡化。德國工商會主席阿德里安（Peter Adrian）最近在對德新社的採訪中表示：“鑑於高昂成本，以及一些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法規，德國經濟大部分領域對投資是否能獲得回報缺乏信心。”

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所長舒拉里克在該研究所網站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如果德國不想再次成為‘歐洲病夫’，就必須勇敢地轉向未來的增長型行業，而不是膽怯地花費數十億資金去維持昔日的耗能產業。”

舒拉里克進一步指出，解決辦法包括應迅速消除過去十年所積累的不足，並彌補錯失的機會：“所有數字化領域都出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落後，政府能力大幅下降，公共基礎設施老化。與此同時也缺乏解決住房短缺問題以及增加移民的有效戰略，以應對勞動力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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