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又成欧洲“病夫”了？

（德国之声中文网）时值千禧年之际，英国商业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对德国经济做出了毁灭性的评价。当时《经济学人》称德国是“欧元区的病夫”。这给德国政界敲响了一记警钟——彼时的德国仍沉醉在重新统一后经济强劲增长的岁月里，政府一直拒绝进行任何改革。直到社民党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上台，领导政府进行了后来被称为“哈茨四”（Hartz IV）的劳动力市场改革。

14年后，这种向好的转变正式出现。一群来自柏林和伦敦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经济状况的文章：“从欧洲病夫到经济超级巨星”。

形势严峻，前景黯淡

而今，“欧洲病夫”这个说法又再次流行起来。德国经济并没有重新站起来——已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产出萎缩，这被经济学家称为“技术性衰退”。上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与前一季度基本持平，但也只能算是微弱的曙光。因为所有重要的指标都在下滑。首当其冲便是德国ifo商业景气指数。到今年7月，该指数已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受访的9000名经理对其公司的当前状况和未来半年的前景都作出了更糟糕的评估。Ifo经济研究所所长费斯特（Clemens Fuest）总结说：“德国经济形势正变得越来越黯淡。”

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或将再次下降，这不仅仅是Ifo研究所专家们的看法。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雷默（Jörg Krämer）对路透社表示：“恐怕看不到好转的迹象。全球范围内的加息政策正在产生影响，而德国企业也由于本土区域优势下滑而感到不安。”其来自德国顶尖私人银行Hauck Aufhäuser Lampe Privatbank的同事克吕格（Alexander Krüger）也持类似看法：“问题在于，经济产出依然只停留在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左右。”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的明显超过德国，包括欧元区内的一些国家。来自巴登-符腾堡州银行（LBBW）的尼克拉什（Jens-Oliver Niklasch）表示：“在欧洲经济这辆列车中，德国明显处于刹车位置（停滞不前）。”

工业——不再是亮点

不仅在欧元区，与其他工业国家相比，德国的表现都极其糟糕——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今年德国将成为大国中唯一一个经济产出萎缩的国家。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德国的传统优势——工业。德国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较高，约为24％，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影响。首当其冲便是机械制造业和汽车行业这样依赖出口的行业。其中重要的中国市场在疫情后也未能实现预期的增长动力。

目前，德国制造业还能凭借着高额订单量进行自救，但这些订单大多是在疫情期间由于供应链问题而积压产生。而这些订单可能很快便会被处理完，新订单则难以大量涌入：从3月到5月，收到的订单量比前三个月减少了超过6％。

多种原因导致经济衰退

造成德国经济衰退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之一是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监管机构希望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这使得企业和消费者的信贷成本更高，同时也抑制了对德国而言很重要的建筑行业的发展，并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但是，这种对经济动力的抑制正是加息的目的。但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也同样必须应对这一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处理得更好：“我们的欧洲邻国都有着更高的经济活力，”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新任所长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指出。

此外，造成德国经济下滑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德国曾经一度成功的商业模式（进口主要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和廉价前期产品，加工成为高品质商品后再高价出口）已经不再奏效。近几年来的多重危机（疫情、供应链问题、俄乌战争及其影响）无情地暴露了德国作为经济区域的劣势。而问题还远不止这些：能源密集型企业（德国的这类企业不在少数）面临高能源成本的困境，那些将生产线转移至海外的企业也不会回来。然而，高昂的能源成本只是其中一个问题。

对俄制裁 德国也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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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胆的解决方案

德国中央合作银行（DZ Bank）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通常被称为“德国经济支柱”的德国中小型企业面临的风险尤其大。研究人员指出，德国目前面临一系列的区位劣势：除了高企的能源价格外还有熟练工短缺、官僚主义泛滥、高税收、老化的基础设施以及落后的数字化问题。此外，还有人口老龄化。德国工商会主席阿德里安（Peter Adrian）最近在对德新社的采访中表示：“鉴于高昂成本，以及一些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法规，德国经济大部分领域对投资是否能获得回报缺乏信心。”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所长舒拉里克在该研究所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如果德国不想再次成为‘欧洲病夫’，就必须勇敢地转向未来的增长型行业，而不是胆怯地花费数十亿资金去维持昔日的耗能产业。”

舒拉里克进一步指出，解决办法包括应迅速消除过去十年所积累的不足，并弥补错失的机会：“所有数字化领域都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政府能力大幅下降，公共基础设施老化。与此同时也缺乏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以及增加移民的有效战略，以应对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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