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報》9月18日發表了一篇題為《鉚在意識形態鬥爭陣地上》的文章。文章再一次強調了黨領導軍隊以及軍隊中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俄羅斯人不能不注意到文章中有關對蘇聯解體原因以及蘇聯軍隊在解體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分析。俄羅斯戰略與技術分析中心專家瓦西里•卡申並不認同文章作者對蘇聯解體原因的解釋。
《解放軍報》文章作者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蘇共軍隊之所以變質變色，在危急關頭袖手旁觀甚至臨陣倒戈，最根本的是他們喪失了理想信念，忘記了黨指揮槍的原則”。
考慮到中國學者和政治人物一向對蘇聯解體哪怕是極其微小的原因都表現出過分的關注，得出類似的結論不能不令人感到驚訝。蘇聯軍隊意識形態的蛻變及其對遵循黨的領導原則的喪失未必能被認為是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相反，黨對軍隊以及情報部門的領導直到蘇聯存在的最後幾天也要比在中國強大得多。
蘇聯也曾經擁有類似中共中央軍委的最高軍事管理機構，其手中集中了武裝力量所有方面的管理大權，包括確保國內安全、幹部提拔、紀律處分和資金提供等。蘇聯軍隊一直處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後者的工作人員和間諜機構遍布軍隊。同時黨委也對軍隊實施嚴格監控。所有蘇聯軍官，從某一級別開始，每被提拔一步，都要在蘇共中央進行面試。
蘇聯和俄羅斯軍事與政治活動家亞歷山大•列別德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到，1988年他被任命為空降兵師長時就接受過中央的面試。他寫道，對自己的政權充滿信心的中央委員會官員們對待軍人極其傲慢。“我離開時竟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這個小兔崽子從沒看見過我，也從來不認識我；我還不敢肯定他是否看過我的個人檔案。他就像一隻孔雀在我的頭頂上展開了廢話連篇的尾巴，足足有40分鐘，要知道，我的命運掌握在他的手裡，”列別德如此描述接受黨的官員面試的感覺。
蘇共實施對軍隊控制的機構克格勃本身也受蘇共中央的控制，包括通過定期提拔沒有在情報部門工作經驗的高級、中級黨務工作者來控制。此外，還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蘇聯國家安全機關就被嚴格禁止從事自己的業務工作，也不能在黨的機構中建立間諜網絡。甚至州立黨委也因當時的規定而不受克格勃的監控。相反，中央委員會的各個部門倒是經常監督情報部門的情況並掌握着關於他們的全部信息。
蘇共對武裝力量和情報部門的領導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的荒誕程度——這才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決定性因素。蘇聯體制如此構建而成，以致蘇共高層一旦叛變或者喪失管理能力，所有領導國防和安全的機構就會癱瘓。蘇軍和克格勃在技術層面上能夠完成上級的任何命令；但由於缺乏這樣的命令他們就無法採取任何決定性行動。
蘇聯最終是毀在了自己高層的手中：他們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卑鄙地利用了國家當時出現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外國的任何力量以及他們對蘇聯社會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只在蘇聯解體中扮演了次要角色。儘管後來美國人發表過許多“在冷戰中獲勝”之類的自誇言論。蘇聯強力部門的變質或者意識形態上的蛻變並非是蘇聯消亡的原因。
蘇聯國內親西方的異見人士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有克格勃間諜機構滲透其中。而大多數西方間諜都被像奧爾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Hazen Ames）這些在美國的蘇聯間諜一一識別並被除掉或者完全處於蘇聯情報部門的監督之下。甚至現在兩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仍然位於自己的前黨總書記的控制之下，而在另一加盟共和國——阿塞拜疆是前黨的領導人的兒子繼承了父業在執政。就在本世紀初還有很多前黨委書記管理着許多俄羅斯州、自治區和城市。蘇聯經濟的相當一部分被昨天的廠長私有化併吞噬掉。這也就是那些希望蘇聯解體的人，而根本不是那些主張民主的人。
蘇聯體制與當代中國的體制以及與1978年以前的中國體制有着根本區別。不斷試圖在其中尋找與中國形勢的相似之處只能陷入絕境。中國面臨的是純屬自己的一攬子複雜問題，它們與蘇聯1991年前的問題很少相似；至少與蘇聯不同：中國政治精英顯然不希望消滅自己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