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虽然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巴铁”，但可能更是美国的“巴铁”

作者 | 拉胡尔·贝迪（Rahul Bedi）

编译 | 姜心宇

编者按 

6月18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受邀赴白宫与特朗普共进午餐，完美体现了美巴关系韧性。印度学者拉胡尔·贝迪认为，美巴关系“疏远-重联”的周期性循环背后，是美巴军方基于共同安全利益、机制化互信的功能性利益协作关系。这种关系根植于两国难以动摇的深厚历史纽带，建立在长期机制化链接之上，体现在美巴始于冷战军事教育计划（IMET）编制的“校友网络”，使双方军官共享战略思维与职业伦理，美以资金技术换巴反恐配合，巴以地缘通道换国际合法性。在历经核扩散、击毙本·拉登等信任崩塌事件后，两国仍能通过军方秘密渠道迅速修复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加强了巴方人员军事素质、作战能力，更通过向巴军官灌输美国的战略思维、军民关系规范以及强烈的体系荣誉感，深刻塑造了一代代巴军人的世界观。许多巴军官与美国军事体系形成了持久职业与文化联系，其文化基因、职业认同、利益网络深度绑定西方，视美式军事体系为“专业性象征”，并通过将子女送往美国留学、购置房产，且甚至在退休后选择定居美国、为美智库效力，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联系。作者指出，尽管中国在物质层面对巴军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中国军事合作模式与巴军理念“格格不入”，缺乏深厚的制度亲和力与共同精神气质，无法复制美国对于巴军的“价值认同”。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穆尼尔与特朗普。图源：News Arena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8日宴请巴基斯坦陆军元帅穆尼尔（Asim Munir）一事，充分揭示出这样一种态势：即便美巴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甚至时常陷入僵持局面，即便中巴在战略安全及军事层面的协作不断走向深入，美巴军方之间的机制化联系依旧展现出强劲的延续力。

印度将此次邀约视为美对印的政治、外交“轻慢”之举，但实际上，印方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因为这只是美巴军事关系中早已屡见不鲜的轨迹重现：双方先经历相互猜忌的循环，继而展开战术性和解，再定期上演热络互动的戏码。

即便数十年来美巴关系因制裁、抵制及反复的背信弃义指控而数次破裂，美国仍一贯采取区分看待的方式处理与巴军方的分歧，始终通过秘密渠道维持沟通，并悄然推进关系重建（即不因两国关系矛盾全面否定与巴军方的合作，而是将分歧“限定”在特定领域）。

其结果并不是建立起深度战略联盟，而是构建基于共同安全利益、机制化互信的功能性利益协作关系——这种关系在近几周明显升温，陆军元帅穆尼尔以独立身份在白宫的标志性现身便是明证。

除了特朗普设宴招待穆尼尔外，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负责人迈克尔·库里拉（Michael Kurilla）一周前在华盛顿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称巴基斯坦军队是（美国）全球反恐行动“极为出色的合作伙伴”，这一表态也被认为是美巴防务关系韧性的又一例证。

美巴军方之间循环往复的“疏远-重联” 周期性互动，根植于两国难以动摇的深厚历史纽带。这种纽带并不依赖宏观战略构想予以维持，而是建立在长期的机制化链接之上——包括防务武官派驻、军事教育交流、秘密渠道沟通等等。即使在美巴官方关系恶化时，这些链接也从未中断。

从冷战同盟“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sation，1954-71）、“中央条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sation，1955-79），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再到“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巴军队始终将自身定位为美政府值得信赖的战略伙伴——尽管其行事风格狡黠且注重利益交换。

此外，尽管双方在阿富汗、伊斯兰激进组织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基于战术必要性和重叠的安全利益，美巴两军始终维系着军事联系。

虽然美方已经认识到巴屡屡推行与美国公开目标不一致、甚至相悖的并行议程，特别是在塔利班及其扶持的其他伊斯兰主义势力方面，但美国依然向巴军队提供了大量资金与武器援助、进入顶尖军事机构培训的机会，以及战略行动空间。

即便经历长时间的关系疏远——例如1990至2001年间因巴基斯坦核试验、巴军方向利比亚、伊朗和朝鲜扩散核武器技术导致的关系破裂，或是2011年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巴北部山城）被发现后引发的后续纷争（以及巴方其他诸多“违规行为”）——最终美巴总会悄无声息地刻意重启接触，继而迎来数度称兄道弟的热络互动。

再例如，2018年特朗普因“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两面派行为”暂停了对巴13亿美元安全援助，但美巴军事高层联系在一年内就得以恢复。此后，美国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又现身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而此前被冻结的美巴“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计划”（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IMET）也于2020年重启。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恢复了与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部的定期接触，而美国国务院在这一进程中基本处于边缘化状态。显然，美国已认同这一战略逻辑：相较于维系虽棘手却“可管控”的关系，与巴军队彻底决裂更可能加剧局势动荡。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巴军队交流已形成持久联系。追溯这段长期合作关系的演变过程，能够提供极具价值的洞见。

在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巴军方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其“印度根源”，转而接受英国军事理论，效仿英国军事训练程序与传统。但英式发展并未持续太久，50年代初，巴军再次转变发展方向，转向美国寻求庇护、训练和装备，以期以此提升本国声望与资源，当然，这也是为了与印巴共享的军事建制历史保持距离（编者注：即通过从英系转向美系的“换轨”清除印巴源于英殖民历史的“共同基因”，以此构建与印不同的军事体系，凸显巴军独立性、独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军转向美系的制度化进程早期阶段，IMET对巴军官发挥了关键作用。许多巴军官曾在美国顶尖军事院校接受训练——并持续在这些院校深造，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国陆军战争学院、莱文沃思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以及华盛顿特区的国防大学。

这些联系不仅加强了巴方人员的军事素质、作战能力，更通过向巴军官灌输美国的战略思维、军民关系规范以及强烈的体系荣誉感，深刻塑造了一代代巴军人的世界观。这些军官中的许多人与美国军事体系形成了持久的职业与文化联系——即便美巴政治关系恶化，这些联系也依然存在。

许多巴军官，尤其是那些曾在负责监管巴基斯坦核武库的战略计划司（Strategic Plans Division）任职的军官，在退休后往往选择进入美国有影响力的智库工作。他们在这些机构中成为伊斯兰堡战略观点的有力倡导者，并受到五角大楼圈子的青睐。

从制度层面而言，美国也重视且尤为感激巴军队冷战期间在中美交流中所发挥的沟通渠道作用。

1971年，时任巴总统的叶海亚·汗（Yahya Khan）协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访问北京，该行动旨在制衡苏联。这不仅为美国总统尼克松次年里程碑式的对华访问铺平道路，还使巴军队成为了关键地缘政治中介——由此使其巩固了在中美政府眼中的战略重要性。

与此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巴军队在齐亚·哈克将军（Zia-ul-Haq）担任巴总统期间伊斯兰化倾向日益加剧。然而，美政府对这一趋势基本视而不见——无论是在阿富汗“反苏圣战”时期，还是在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中，美国都优先考虑与巴方的战术性合作。

《战斗到底：巴基斯坦军队的战争方式》（Fighting to the End: The Pakistan Army’s Way of War）一书的作者、专攻巴基斯坦问题研究的学者克里斯廷·费尔（Christine Fair）认为，这种伊斯兰化在巴军队中嵌入了一种双重身份，或者说是一种“务实的二元主义”（pragmatic dualism）：一方面植根于西方军事职业化体系与训练模式，另一方面则浸染着宗教意识形态和圣战叙事。

但是，费尔也指出，尽管美巴军队的核心优先事项往往存在根本分歧，但华盛顿方面仍维持着与军队的双边关系，将战术合作置于意识形态关切之上。巴基斯坦军队一方面依赖中国以保障生存，另一方面又寻求从美国获得身份认同。

与此同时，中巴战略与军事合作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形成，并呈指数级增长。这一合作的驱动力来自双方对印度的共同敌意，以及巴基斯坦在1965年战争后对西方武器禁运的不满。中国成为巴常规武器的主要供应国，并在整个20世纪70至80年代有力支持了伊斯兰堡的秘密核武器、导弹研发计划。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种合作关系继续深化为高价值的合资项目——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巴联合生产JF-17“雷电”战斗机（编者注：中方标号FC-1，绰号“枭龙”）——并扩展到坦克、海军平台、导弹系统、情报共享、联合训练以及陆、空、海、太空、核领域的战略协调。

然而，尽管中巴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巴军队却从未彻底疏离西方，而是在军事理论、军事教育及体制文化层面始终保持鲜明的亲美倾向，并持续寻求与美国及其北约伙伴进行接触，以求获得认可、背书与准入。巴军队的文化亲近性、作战信心与职业身份认同，依然深植于同西方军事体系的传统关联之中。

并且，巴军官团始终重视西方军事教育，与美国、欧洲同行共享军事教条准则，最重要的是使用英语开展工作——这些优势中国过去没有，现在也依然无法复制。因为尽管中巴军事联系在装备层面的重要性呈指数级增长，但此类合作缺乏深厚的制度亲和力与共同精神气质，而正是这种特质构成了美巴防务合作的基础，形成了巴军的对美认同感。

巴军队高级军官通过将子女送往美国留学、购置房产，且在许多情况下于退休后在美定居，进一步强化了与美国的联系。

相比之下，中国的军事合作模式植根于政治意识形态、集中指挥和党的领导，始终倾向于内向且高度本土化。这与巴军队的理念格格不入，因为巴军自视为在军事、政治上均保持自主地位，且凌驾于一切文职监督之上。

费尔指出，尽管巴仍从中国采购大部分军事装备，但其军官群体“依然青睐西方军事教育项目”——这一习惯有助于维系与美国的制度性联系。她强调，西方的军事培训长期以来塑造了巴军事领导层的战略思维，使他们更能适应美国的作战思路与军事理论。

1998年卸任、担任过两年巴陆军参谋长的杰汉吉尔·卡拉马特将军（Jehangir Karamat）对此表示认同。他曾宣称：“巴军接受的是西方体系的训练，其思维方式也源于此”，“我们与美军的合作帮助我们维持高标准，而且我们始终寻求以西方军队为标杆，而非东方军队。”这番话隐晦地指向了日益深化的中巴军事联系。卡拉马特本人曾在莱文沃思堡受训，并且和无数其他巴军官一样，退休后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等西方智库任职。

其他分析人士称，这种“亲西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军事职业化以及接触先进作战理念的机会——尽管中国在物质层面对巴军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仍未能复制这一点。反过来，这又催生了一种更深层的双重矛盾：巴军队虽依赖中国保障生存，却向美国寻求身份认同。简而言之，巴军寻求中国的资金与武器，却渴望美国的认可和西方的尊重。

巴基斯坦军队也始终警惕被“完全纳入中国的轨道”，尤其是如果这意味着放弃其小心翼翼维护的行动自主权，以及对美国的剩余影响力的话。从美国角度而言，这也解释了为何五角大楼，而非国务院，仍是与巴军队接触的主要渠道：美方深知如何与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军事总部）打交道，反之亦然。

因此，这种植根于军队间制度性延续的美巴互动格局让印度感到不安，因为这表明美巴战略脱钩不仅尚未完成，且随着穆尼尔在白宫的午餐会面，这种联系依然稳固。

但巴军队同时也在走钢丝——若未能满足特朗普政府在其所酝酿的对伊朗未来军事行动中所提出的要求，便可能陷入险境。这种矛盾心态或许能为拉瓦尔品第和穆尼尔带来短期利益，却也暴露出在全球秩序愈发极化的当下，巴基斯坦战略定位的模糊性局限。

作者简介：拉胡尔·贝迪（Rahul Bedi），常驻新德里的自由撰稿记者，拥有30多年新闻工作经历，为《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简氏防务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等多家媒体提供战略与军事专题报道。

本文编译自“The Wire”网站2025年6月20日文章，原标题为Trump-Munir Lunch: Why the US Still Courts Pakistan’s Generals, Even as They March with China，原文链接：https://thewire.in/diplomacy/india-should-not-be-surprised-over-trump-munir-lu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