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其最新一期内容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如何变酷的？”“酷”这个词，在英文中的原文是“cool”，它往往跟引领潮流，惹人喜爱、关注甚至是尊敬有关。像《经济学人》这样的传统美西方媒体，多年以来，在描述中国国际形象时最常用的词绝对不是“酷”，而是各种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词汇。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经济学人》这家美西方保守派媒体开始用“酷”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了呢？
2）《经济学人》举了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超级网红“甲亢哥”中国之行的例子。“甲亢哥”原名小达伦·沃特金斯（Darren Watkins Jr.），2005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他在YouTube上的粉丝数接近4000万。由于他在直播中始终处于亢奋状态，表情夸张，肢体动作丰富，因此，被中国网民戏称为“甲亢哥”。2025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甲亢哥”访问了中国，他先后到了上海、北京、郑州、成都、重庆、香港、深圳和长沙等地，一路开启直播，向他的粉丝展现了一个美西方传统媒体不会展现的中国。他在长城上玩“后滚翻”，与各路热情、友好的中国人交谈，体验中国各种新科技，包括与人形机器人跳舞、吃无人机送的外卖、开可以下水的汽车等。当时，外界普遍认为，“甲亢哥”中国之行，打破了美西方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在报道中国时的“滤镜”，为数千万外国受众展现了一个充满历史韵味、朝气蓬勃、热情友好、现代文明的中国形象。
3）实际上，过去一两年，中国大范围放松了一些外国公民前来中国旅游的签证限制。目前，数十个国家的公民，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均可免签证在中国旅行。在这股“开放潮”中，大批外国网红、博主、UP主、KOL等纷前来中国，他们制作了大量第一手关于自己在中国旅行的视频，在YouTube等国外社交媒体上获得了非常高的浏览量。其实，当我们在感谢“甲亢哥”等国外网红愿意以一种尊重、欣赏的态度来看待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时，其实，这些国外网红也非常清楚，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是一个具有高流量的话题，他们关注中国、直播中国和报道中国，也是因为跟中国相关的话题可以获得非常多的流量。
4）《经济学人》讨论“中国是怎么变酷的”背后，更大的背景是，中国是如何变成全球顶流的。这里面的因素非常复杂，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首先，新中国成立76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8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了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受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只有你不断变得更好、更有价值、更有影响力，才会有人在注意力越来越短缺的时代愿意专门持续关注你。其次，在中国重新崛起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等也在不断创造令全世界关注、兴奋的“点”。几年前，外国人特别喜欢炫耀中国高铁的速度，以及通过在中国高铁上玩“竖硬币”的游戏展示中国高铁的平稳。现在，中国让外国人兴奋、尖叫的“点”越来越多了——从华为的三折叠屏手机，到比亚迪可以实现原地掉头的汽车，再到大疆无人机、宇树机器人等，在中国科技和经济不断发展的大潮中，中国正在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世界第一”。第三，当有关中国的各种积极信息不断累积的时候，国外受众，尤其是国外年轻受众，会逐渐积累起“中国就是很酷、很新鲜”的认知，进而让任何关于中国发展“奇迹”的内容，都会引起极大的关注。
5）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持续遏制和打压中国，由于美国本身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形象在全世界已经深入人心，在美国打压中国的过程中，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自觉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换句话说，美国政府的遏制和打压，反而在全球民众的认知当中，提高了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成色和地位。曾几何时，我们还在为美国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提了中国多少次而感到自豪，但是，现在我们巴不得美国总统在其公开讲话中少提中国，因为，从特朗普到拜登，他们提中国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他们往往都是在一种竞争、对抗的语境提起中国。他们提到中国的次数越多，也意味着他们越有可能出台更多对中国不利的政策。
6）中美博弈度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是一个意外的“副产品”。今天，在任何一个国外社交媒体平台上，“中美对比”都是一个高流量话题，“中美谁赢了、谁输了”也是一个高流量话题。特朗普乖张的行事作风，让他在全世界树敌无数，而中国作为一个敢于跟特朗普各种不义政策进行斗争的国家，在无形中也收获了很多外国受众的好感。在一贯支持美国民主党的《纽约时报》网站的评论区，认为“美国在特朗普的折腾下要完蛋了、中国已经远远把美国落在身后”的言论随处可见。在YouTube视频之下，一些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众，对于比亚迪汽车赞不绝口，甚至有美国和加拿大的民众，会因为他们国家政府用高关税等限制中国电动汽车让他们无法体验到比亚迪的产品而感到懊恼不堪。
7）在中国国际形象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还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互联网的兴起，让社交媒体不断侵蚀美西方传统媒体在报道和定义中国方面的话语主导权，让越来越多的国外受众有机会可以看到一个未被美西方传统媒体意识形态滤镜加以扭曲的中国；第二，越来越多的全世界年轻人，他们出生和成长在一个中国蓬勃崛起的时代，他们对中国不断创造各种新的科技、不断取得新的经济发展成就、不断反击特朗普政府的各种无理打压，都已经习以为常。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中国从来不是美西方传统媒体所污蔑的那个样子，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创新精神、充满无数新鲜东西的超级大国。
8）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首次系统地阐释了“软实力”概念。2025年5月6日，约瑟夫·奈去世，享年88年岁。在过去35年中，“软实力”概念风靡全球。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除了不断增强“硬实力”，也在不断增强“软实力”。我今天上午在跟一个朋友聊天时提到，“软实力”这个概念对于中国从来都不陌生。大唐时期，光是长安城就居住了多达数万甚至十几万外国人，甚至还有外国人在大唐做官。盛唐时期，不仅经济发达、军事力量强大，而且文化繁荣。当时，全世界很多人都向往着他们心目中的长安——那里有他们认为最先进的文明、最富裕的社会、最繁荣的文化，以及最引领风潮的诗歌、饮食、服装和文化等。一个国家拥有强大“软实力”的一个终极标准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想来这个国家、留学、生活和工作，全世界的人都想把自己变成这个国家的人。与这个宏大的目标相比，今天的中国也许还只是走在“软实力”不断崛起之路的开端。
9）这几年，我一直在读中外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书，我还有一个“反传统”的感受，那就是，中华文明因其对崇高道德原则的坚持，对和谐、秩序、平等和正义的追求，远比同时代的西方文明发展程度更高、更先进。1405年到1433年，明朝的郑和率领着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海上船队七下西洋，但是，当时的明政府并没有从事野蛮的抢劫和掠夺活动，更不用说对当地人进行种族灭绝活动。这不是因为当时的明政府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中华文明从两千多年前开始就逐渐摒弃了这种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的不仁、不义之举。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去500年，走出漫长、黑暗“中世纪”的欧洲，其文明发展程度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华文明仍偏低，至少在道德感上如此。所以，我们才看到了，500年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样兴起，给全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每到一处就烧杀劫掠，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些殖民主义者根本没有中国人一直以来坚信的“仁义”“天下大同”“悲天悯人”等理念，他们唯利是图，他们迷信暴力，他们残忍、粗暴，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出于狭隘的宗教观念，认为所有的非基督徒都是“可以任意杀戮的异教徒”。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文明发展程度不够，还没有进化出一种类似中华文明那种高尚的、普遍的道德感。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去500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和强大，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有其历史进步性，但却不能不说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中走出的一段漫长歧途。文明没有高下贵贱之分，但是，文明一定有发展程度的不同，有其道德感的高低之分。从低级到高级，从野性到人性，从物欲横流到高尚的道德感，从“自我优先”到“天下大同”“美美与共”，应该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
10）1840年1月18日，被清政府派往广东禁烟的林则徐据说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这位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知识分子官员诚恳地说道，中国卖给英国的东西，从丝绸、瓷器到茶叶，没有一样不是有利于英国国民的，而英国却在本国禁止鸦片的情况下，向中国贩卖危害极大的鸦片，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在英国的船坚利炮面前，林则徐的这封信，显得那么的无力。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何尝不是中华文明用一种朴素的、普世的道德标准，来拷问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在物质上衰落得太多了，光有崇高的道德准则其实无济于事。而今天，我们不仅正在见证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重新崛起，也正在见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当最新的科技、最强大的物质力量掌握在一个发展程度更高、更有道德感的文明手中，就是人类文明从过去500年来的歧途中拨乱反正、重拾正途的时候。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明叔杂谈官方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