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00個無人善後的死亡現場

文丨王思思

編輯丨杜雯雯

大多數時候，我們在清明節談論的死亡與悼念相連，關乎親密的家人、尊敬的長者或思念的朋友。

今天這個故事，則與1500餘位陌生人無人善後的離世有關。過去近10年，台灣首位特殊清潔員盧致宏，親眼目睹並處理了這些死亡現場。

許多逝者是被社會所遺忘的人，生前深居簡出，活得猶如空氣，死後只以散發出的氣味宣示自己的存在。

除臭、清血跡、滅蟲卵，盧致宏用一把刮刀和一罐除臭噴霧，將污濁的“死亡之屋”恢復成“活人能居住的模樣”，為沉默的死者保留了最後的體面與尊嚴。

當獨居與老齡化浪潮襲來的當下，我們該如何安放那些在社會角落被遺忘的生命？又能否在人人都會走向的終點做好預備？

從盧致宏寶貴的一手經驗里，我們或許能窺見“孤獨死”的現實樣貌，也能找到亡者生前曾努力活着的一些證明。

1500種死亡

推開房門，盧致宏儘可能地憋氣。儘管戴有防毒面罩，一股濃重而腥甜的屍臭還是順着鼻腔湧入了喉嚨，他不得不噴灑藥劑來遮蓋味道。

身上的防護服，讓盧致宏走起路來稍顯笨拙，當他緩緩靠近臥室，屋內的小飛蟲受到驚擾，直接撞向他的臉部和身體。

這幾乎是在每一個死亡現場，盧致宏循環往復經歷的畫面，他已經見怪不怪。早前，他帶過一個實習生，剛到現場就逃跑了，盧致宏追到樓下才發現，實習生止不住地在乾嘔。

工作時，盧致宏的大腦總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儘快把活兒幹完，除此之外什麼都不願想，因為“臭永遠都是臭，髒永遠都是髒，噁心永遠都是噁心，不會因為你工作久了就改變了”。

盧致宏在清潔現場

去年底，三室一廳的房子裡，一位七旬獨居老人在家中過世多日後，血水滲透到樓下的天花板。老人生前有囤積症，廁所用過的紙巾和撿來的雜物堆滿了屋子，“大概有十幾二十年的量”。

清理乾淨需要一周的時間。臥室地板上依稀可見殘留的身體組織，盧致宏得用刮刀一寸寸鏟掉，通過大致輪廓，他能推斷出老人去世時的躺臥姿勢。接下來要做的，便是清理掉那些混合着排泄物的血水和爬行的蛆蟲。

沉迷累積舊物的逝者，盧致宏在台灣“一年大概能見到一二十例”。他們多以撿垃圾為主，“什麼籃球框、網球拍，在他們看來都是寶貝。”最讓他觸目驚心的一次，有位老人家裡疊放了數百個沒有清洗過的便當盒，爬滿了蟑螂和螞蟻。

在老齡化問題凸顯的台灣，“孤獨死”這個源自日本的名詞並不陌生，指的是獨居者鮮少與家人和外界互動，最終因病、意外或自殺身亡多日後，才被發現的事件。

在盧致宏經手的死亡清潔現場中，“孤獨死”占據七八成的比重；而年齡分布上，“孤獨死”的老年人與年輕人的比例，幾乎是對半分。

比如30歲出頭的陳秋艷。她是一位單親媽媽，跟前夫離婚後，被一位交往的男性騙光積蓄，還欠下債務。絕望之下，陳秋艷在台北的出租屋裡服毒自殺身亡。

那套兩室一廳的屋內，簡單陳列着日用家電，桌上散落着藥物，客廳一角則放有大量的兒童玩具。盧致宏的清理工作進行到一半，他留意到牆壁上的小卡片，是一個小朋友的字跡，上面歪歪扭扭地寫道：可以陪我一起長大嗎？媽媽我愛你。

同樣身為單親爸爸的盧致宏，看到文字時心臟猶如被什麼東西撞擊了一下。卡片最終被歸為“珍貴物品”，轉交給了陳秋艷親屬。至今，盧致宏依然為之唏噓，“她到底面臨着多大的絕望，才會願意拋下孩子走上這條路？”

逝者家中翻出的藥物

中壯年“孤獨死”逝者在台灣並不少見。幾年前，50多歲的計程車司機張德明，帶着妻子和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在出租屋燒炭自殺。

盧致宏趕到時，門已被撬開，窗戶依舊是被膠帶封死的狀態。不到十坪米（約30平方米）的套房，門邊散落着遺體接運人員丟棄的手套、鞋套及裹屍袋。再往裡看，地板的角落處赫然放着一個裝有炭灰的鐵鍋。

做出這個決定的數月前，張德明曾向房東提出“拖欠一陣子租金”，等車賣掉後再補上。聽到這句話時，房東隱隱覺得不對勁，但還是應允下來，囑咐他不要輕易賣掉生財工具。張德明很快賣掉車，繳清了房租，之後，他帶着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在那個現場，盧致宏翻出了數張欠條、賬單與法律文書，這或許便是讓張德明一家走上絕路的原因。

和盧致宏一起共事過的志願者林正尉，總結了死亡現場的一些人群共性：上了年紀的老人，多數會在洗澡或起床時，倒在浴缸或臥室；底層男性家裡較為常見的是空酒瓶，白酒、藥酒、米酒……種類多樣，有時，他們還會往裡面撒尿。

也有一些特別的。林正尉還記得一個混合了屍臭、排泄物、醃菜等各種奇怪氣味的現場，逝者是一位60歲左右的女人，興許是愛吃醃菜，家裡堆滿了一瓮一瓮的菜，“大約有三五十瓮”。

年復一年的清潔工作越發讓盧致宏感覺到，死亡對於某些人來說，或許只是一個結果。而在走向毀滅之前，他們已經歷經了太多未被看到的垂死掙扎，“到最後，他們的心已經死了，只是在等待這一天（死亡）的來臨。”

“比電視劇還扯”

對那些與外界聯絡甚少的獨居者來說，房東或許是每個月最關心自己的那個人——因為要定時催收房租。

這些年，找到盧致宏的委託人，最多的就是房東。最忙的時候，一天能接三四個。

尤其在台北，聚集着各行業的打工者，許多人沒有能力買下屬於自己的一套房，只能住在廉價出租屋。頂樓的房東為了多賺出租費，會在屋頂加蓋一層鐵皮房，一個月大概收取6600台幣（約1500元人民幣）。夏天熱的時候，氣溫達到近四十度，“只要人死在裡面，一兩天味道就全部出來了。”

盧致宏去過一個蝸居亡者的現場。那棟樓的一層，被當作辦公室對外出租，走上沒有扶手的步梯到二樓，是四個用夾板隔開的房間，牆上還張貼着租房廣告：每月3500台幣（700多人民幣）。“真便宜。”盧致宏嘀咕，這是他十多年前讀書時的房租價格。

儘管早有預期，他還是被接下來眼前那個狹小的空間所震撼。推開房門後，約1坪米（約3平方米）的隔間被單人床、落地扇、零碎物件填滿。死者29歲。盧致宏想象着那個“如同待在蝸牛殼”里的租戶，不知道對方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間內，度過一個又一個夜晚。

盧致宏和同事穿着防護服進入現場

那些不被珍視的人生，在死亡來臨時，只是再一次被印證。比如孫哲的消失。這位40歲的單身未婚男性去世兩個月後，房東成為第一個看到他的人。

生前，他像個與世隔絕的隱者，沒有朋友，只定期把賺來的錢寄回家中。在台灣鄉下，父母靠社會救助生活，他們的另一項經濟來源，是兒子的收入。

患上抑鬱症後，孫哲辭了職。但父母開口要錢，孫哲只能重尋工作。可工作越做越辛苦，待遇越來越差，他的精神疾病也愈發嚴重。盧致宏在現場挖掘到的信息是，孫哲很長一段時間內，處在工作、失業、就業反覆折騰的循環里，“能變賣的全變賣了”。終於熬不住的時候，他選擇了自殺。

清理現場那天，孫哲的父母也在。盧致宏找到一個被揉皺了的紙團，是手寫的遺書。他把紙團鋪平遞給孫哲父母。對方看過之後丟到了一邊，“這個東西一點用都沒有，要找錢，找房契、地契、房產證。”

盧致宏一直想不明白，對方的父母為什麼那麼冷血，“他兒子失業很久了，因為錢被逼上了絕路。他的父母卻一開始就要我們把錢給找出來。”可一切都實實在在發生了，盧致宏覺得，“現實比電視劇還扯。”

《人生清潔員》劇照

每次的入戶清潔中，盧致宏會伴隨着做遺物整理的工作，他會特意搜集逝者遺留下來的文件資料，以及留給家人的物品或遺言。

不同於影視劇中的橋段，盧致宏即使能找到逝者的遺言，通常不會是在桌面或其他顯眼的地方。一次，他在整理一位逝者的書架時，從一個筆記本中翻到了留給家屬的遺書。而更常見的情況是，逝者不會留下任何“交待”。

也有家屬會當着盧致宏的面，談論財產要如何分割。他不會做任何干涉，只是靜靜做着手頭的事，但聽着那些吵鬧的的爭執，盧致宏內心會升騰出很深的絕望。在見過的冷漠與狗血現實足夠多後，盧致宏認為，所謂血緣，不過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一個關係證明”，再沒有更多的意義。

志願者林正尉受到衝擊最大的一次，是入戶台北中正紀念堂附近的眷村區，給一位老兵家裡做清潔。

整理遺物時，林正尉發現了許多1960年代的軍方證件。老人的身份是一名國民黨老兵，1949年之後“退來了台灣”。

“太珍貴了，這代表了老人一生的榮耀，也是能證明他身份的一些東西。”林正尉把所有證件收拾好，拿給老人家屬。但得到的只有一句：“都丟掉，反正都是垃圾。”

林正尉想象着老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輩子就是個軍人，從大陸撤退到這裡，養育一大家子。”僅僅是兒子的一句話，一個人一生的痕跡都被抹除掉了。

做志願者的一年裡，林正尉共參與了67場清潔，見識了太多“人性的赤裸”。逝者親屬間，大多都會因財產問題產生口角和糾葛。相對和諧的畫面，不是沒有，但在林正尉的印象中，只看到過“不到3場”。

林正尉最大的哀傷正在於此。“有時清理到一半，他們的故事就會不見。”他談起人一生會有的兩次死亡，一次是肉體的消亡，另一次，是被記憶淘汰的死亡。

“原來大家只看重錢，而不在意那些故事和經歷。這個人的生命曾經是什麼樣子，他們是你的爸爸或媽媽，都不重要。”

不被歡迎的“死亡天使”

20年前的台灣，死亡還是一個敏感話題。人們通常因“晦氣”，對此避而不談。也是最近十多年，盧致宏這樣的特殊清潔員及遺體整容師等職業，頻繁出現在台灣公眾視野，“死亡，開始變得可以被談論。”

盧致宏創辦的“攸歆特殊清理”，是台灣第一家清理孤獨死現場的公司，服務項目包含生前整理、遺物整理、特殊清掃和垃圾屋清理，範圍囊括全台灣的所有城市與鄉鎮。

採訪時，他不願直接聊具體報價範疇，某種程度上這算是“行業機密”，只表示，報價多與少，通常要考慮委託人的距離遠近、房屋面積大小、污染源的擴散程度、異味嚴重程度等，就連委託人家住幾層，有沒有電梯也要評估在內。

比如運送垃圾的中小型卡車，一趟要差不多5000元人民幣。上個月，盧致宏處理過一個清潔現場，用了10輛車運垃圾——這意味着即便不計算其他費用，光是垃圾清運，委託人就花了5萬人民幣。

團隊裡現在一共14人，大多來自底層，有的還是聾啞人和抑鬱症患者。這些年，成員們進進出出，他也早已習慣這份工作的較大流動性。

盧致宏和他的團隊

與人談錢，在每個環節都不容易，尤其是和房東的溝通。直到現在，接到的每一通電話里，對方都要不斷殺價。有些人甚至在聽到清潔費用後，大罵他“土匪”，“趁火打劫”。

最讓盧致宏感到為難的，是有時不知道該如何收費。他有遇到一種情況，委託人是一個8歲孩子的鄰居。父親在家中過世後，讀國小的兒子整天在家裡哭。一開始沒人在意，以為是調皮的孩子“正在被教育”。

那次的費用，盧致宏不知該向誰開口，“這不是鄰居的問題，我們不能跟鄰居收費，可是孩子還小，更不可能跟他收費。”最後，他只象徵性地向鄰居收取了一點錢。

面對孤苦的老人同樣如此，“我們可能整場做完只收個1000塊台幣，大概200塊人民幣這樣子。”林正尉也清楚做特殊清潔的處境，“這種委託都是賠錢的”。

某種程度上，特殊清潔員還承載着紓解逝者家屬悲慟的任務。通過清理現場的遺留物，判斷逝者死亡前的狀況，他們能更好地幫助家屬探尋一些答案，乃至送出一絲慰藉。

盧致宏曾去到一位因心肌梗死去世的父親家中。老人六七十歲，住在台北的鄉村，兒女均在城市打拼。父親離世倉促，三個孩子沒能守在跟前，為這一點，他們心存愧疚，各自抱怨着“後悔”。

不願看他們沉湎在自責中，盧致宏突然打了個岔。“你們來看，這是你們幾歲時畫的？爸爸有幫你們收好。”一些彩色的風景畫裡，有黃色的太陽，灰色的木屋……翻閱着兒時的畫作，大女兒和二女兒從當前的情緒中抽離了出來，她們感慨“爸爸有心”，並一起討論着，哪張畫出自自己之手，當時自己幾歲。

同在現場的林正尉，也目睹了那一幕，“其實做我們這一行，有一個哲學觀或價值觀，就是要讓活着的人繼續好好活着。”

林正尉原本從事藝術工作，是一名策展人。經歷了全球新冠肺炎時期的無常後，他於2023年加入了盧致宏的團隊。

林正尉還記得第一次去現場前的慌張。逝者是一位50多歲的美國人，在出租屋辦公突發疾病，被發現時已亡故多日。幸運的是，在他入戶前，盧致宏基本上做完了污染源的清理。“當時味道已經很少，但還是會有一些蛆蟲從水泥地的縫隙跑出來。”林正尉只需要做最後的收尾工作，來練習上手。

儘管如此，初期的他還是有些難以適應。工作時，林正尉總是想象着這些“孤獨死”的逝者，而自己被關在密閉的小空間裡，一待就是一兩個小時，等同於陷入另外一種孤獨。“我們穿的衣服很笨重，蹲一個小時是很考驗耐力的。”

有時候，即使到了清潔現場，若發覺委託人高高在上的姿態，盧致宏也會帶着團隊離開，甚至會和客戶爆發爭吵，“不尊重我們，就沒有必要忍着，我們是付出身體健康去做這份工作的。”

入戶前的準備工作

每年夏天，都是特殊清潔員最辛苦的日子。擔心屍臭味會隨着空調水管排到室外，影響周邊居民的生活環境，他們從來不敢開冷氣。窗戶也要緊閉。有一次，林正尉剛進入現場幾分鐘，就熱到痙攣，“簡直比蒸籠還熱”。

他記得盧致宏有一回連續工作了兩三個小時，離開現場後，一脫下雨靴，汗水像雨水一樣從鞋口流出來。

但從業以來，特殊清潔員一直伴隨着被輕視或污名化的過程。有些人會把他們等同於“死亡天使”。偶爾，盧致宏工作的過程中，還會被逝者的同樓層鄰居跑來罵。

但盧致宏視自己為拼圖者的角色，清潔的過程，如同置身考古現場，通過挖掘屋主的所有物，得以讓對方的面貌輪廓變得醒目，以此拼湊出逝者過往的人生。有時細緻到對方做什麼工作，有什麼樣的飲食習慣，愛穿什麼風格的衣服，好似一個鮮活的人在和自己打照面。

“一個幫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對盧致宏而言，與亡者打交道，他早有淵源。大學時，他就填報了生死系。父母聽說後，“氣得要死”。在父輩的價值觀里，那屬於鄙視鏈最下層。盧致宏卻一再讓他們失望。畢業前夕，他去殯儀館實習，做一些接運遺體的工作，之後轉正，成為一名正式員工。

等過了30歲，盧致宏看着很多殯儀相關科系的人出來做同樣的事情，尤其是後來台灣地區推出了所謂的證照制度，“幾乎都能拿到執業證”。這讓盧致宏產生一些危機感，認為它是個替代性很高的職業。

而特殊清潔，至少在當時的台灣，算是一個空白，“沒有人願意從事那樣的工作，那我可以做做看。”盧致宏一腳踏進了新的領域，開了公司。

即便台灣如今的特殊清潔領域，已有不少人的加入，但總體而言，人們會把它歸結為“家政服務”，“認為我們是很低廉很低級的工作”，且短期內，無法得到改善。

台灣一個殯儀從業者曾評價，特殊清潔，僅僅是把東西丟光而已。這句話讓盧致宏感到不快，“如果只是丟光東西，那找一些工人來做就好了，我們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創業早期，盧致宏甚至幻想過，這份工作他要干一輩子，直到做不動為止。現在，他已經開始痛恨起自己的職業，“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我才有生意可做，才能接到委託。如果因為案件委託量少到已經讓公司撐不下去，就代表是哪裡改善了。”

他想起周星馳在《武狀元蘇乞兒》中的一句台詞：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國泰民安，鬼才願意當乞丐呢。

盧致宏展示素描繪製的現場

2000年，中國已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有研究預測，2030年獨居人口數量或將達到1.5億-2億人，獨居率或將超過30%。台灣地區的數據顯示，2023年，台灣一人戶家庭數量達到332萬戶，占總家庭戶數的36%。

曾做過相關議題研究的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玫君，歸納出“孤獨死”的七個可能成因：獨居比例攀升；終身未婚者增加；缺乏經濟來源；中年離婚率增加；個人特性；不健康余命延長；老老照護。

在台灣，當一位逝者被發現，且無人料理後事時，房東或社區會先打電話報警。之後，片區殯儀館把遺體接去，由法醫鑑定死因，開具死亡證明。後續的火化、安葬工作，也是由殯儀館承擔。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有在做一些預防和延緩“孤獨死”的舉措。如一些流浪街頭的個案，會由非營利組織牽線搭橋，解決租房難的問題。林正尉解釋，“這些組織會幫忙做他們的擔保人，以組織的名義跟房東簽約，房東就不會害怕人突然跑了，交不了房租什麼的。”

除此之外，當地類似於大陸的社區、街道辦事處等政府部門，也會和做特殊清潔的團隊保持合作，爭取延緩部分人的死亡時間，降低“孤獨死”的可能性。

如發現某戶家庭有獨居者，且被定性為囤積房，里長（社區負責人）會邀請盧致宏幫忙做好住戶的清潔和整理工作。

“沒有人願意這樣子死。我們也沒有多麼偉大，也需要賺錢吃喝。”盧致宏說自己目前所扮演的是一個善後者與過渡者的角色，“說難聽點，是一個幫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就在清明節前幾天，盧致宏還接到西安某民間單位的講座邀請，分享他在台灣的經驗，“因為大陸現在空巢老人的問題很嚴重，他們單位想要了解台灣的情況，做一個教育培訓。”

逝者家中大件廢棄物需切割後拉運

林正尉參與過一次這樣的救助。那是一位90歲左右的貧困老人，家裡沒水沒電，垃圾堆滿房屋。社工每天送便當過去，老人默默接受，但面對大家提出的清潔建議，她一概拒絕。

“但她的生活實在太糟糕了。”林正尉記得，持續溝通了三個月後，社工把老人哄騙出去，這才給大家騰出了改造房間的空隙。

那次的現場，他們給老人換了新家具、家電，浴室里安裝上了無障礙扶手。等到傍晚老人進門時，看到用遙控器操控的日光燈和冰箱裡新鮮的食物，對着一屋子人露出了笑容，“她還告訴我們，已經好幾年沒吹過冷氣了。”

作為死亡的間接見證者，盧致宏對於“孤獨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看來，判斷一個人是否“孤獨死”，一個重要的依據是：TA在生前是否孤獨。而兩者間的區別是，“有些人是享受孤單狀態的，它跟‘孤獨’不是一回事兒。”

“假如一個人自願選擇了享受獨居的生活，有天卻意外離世，這樣的死，不應該被叫作‘孤獨死’。反而是那些被社會所遺棄和遺忘的人的死，才是‘孤獨死’。”盧致宏說。

但面對真相是更難的。盧致宏的觀察是，可以預見未來會有大量的人在家中死亡，但“沒有人願意去提這個問題”。一個細微的體現是，有人在死去後，鄰居都不知道隔壁曾住了誰，“他們唯一有印象的是，TA已經死掉了。是男是女，他們那時候才知道。”

（陳秋艷、張德明、孫哲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