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白廣燦】
關於在印經商的一個梗——“印度賺錢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近日似乎又迎來新的演繹。
3月25日，印度稅務部門稽查三星逃稅一事在網上炒得沸沸揚揚：
據報道，印度海關指控三星“故意提交虛假文件”以清關，並稱其行為“違反印度法律”且“違背商業道德”，目的是通過欺詐手段最大化利潤。印度政府責令三星公司及其幾名高管繳納共計6.01億美元的補繳稅款和罰款，成為了近年來印度政府發出的最大賠付要求之一。不少媒體將印度政府對外資的稅收大棒解讀為“稅收恐怖主義”。
路透社相關報道截圖
一
實際上，三星印度電子公司（SIEL）在印度被稅務部門稽查一事由來已久。
早在2021年7月，印度稅務情報局（DRI）就對SIEL在古爾岡和孟買的公司進行了相關搜查。在調查期間，DRI指控SIEL未能正確地按照要求對“遠程無線電頭”進行分類，以此逃避關稅。
DRI的調查小組認為，遠程無線電頭具備接受、轉換和傳輸信號的功能，應該被納入無線設備，SIEL在與其母公司的電子郵件中也是將遠程無線電頭稱為設備，而SIEL在報稅時卻故意將其歸類成零件。根據DRI提供的進口數據，在2018年1月至2021年7月期間，SIEL對219批遠程無線電頭進口按零關稅進行了清關。
2023年1月，DRI正式向SIEL發出一封要求解釋原因的通知書，指控SIEL逃避172.8億盧比關稅。SIEL不服相關指控，開始上訴。2024年11月，印度所得稅上訴法院一度強行要求SIEL繳納2021-22年度121.3億盧比的稅收，SIEL隨後上訴到德里最高法院，12月德里最高法院駁回了所得稅上訴法院的強徵令。
文章一開頭提到的動向算是雙方進入新的拉鋸回合：印度政府又對SIEL下令，要求繳納446億盧比（約5.2億美元）稅收及罰金，並對其在印高管處以8100萬美元的罰款。
二
印度對SIEL進行稅務稽查以及處罰並不是孤例。在今年2-3月，印度政府對現代（159萬美元）、起亞（1.55億美元）、大眾汽車（14億美元）、比亞迪（837萬美元）等在印外資企業都進行了稅務起訴和罰款。
細究原因，與印度中央政府財政緊張有關，而加大補繳稅款往往是其減輕財政壓力的手段之一。
受新冠疫情影響，印度在2020-21財年的稅收比預算下降了4萬億盧比，降幅達到了16.3%。與此同時，財政開支相比當年預算增加4.1萬億盧比。印度中央政府的借債從預算的8.5萬億盧比，飆升至實際的18.3萬億盧比，占印度中央政府全年財政開支（不含財政轉移等）的52%，財政赤字達到了9.2%。
在隨後的幾年中，印度政府一直把降赤字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具體思路是，在財政開支保持較低增速的基礎上，增加稅收、緩慢減少政府借債。比如，相較於2020-21財年的實際開支，印度中央政府在2025-26財年預算中的財政開支增長了44.3%，稅收增加了110.7%，政府借債則降低了14.2%，赤字率也從9.2%下調到本財年預算的4.4%。
稅收方面，公司稅、所得稅、商品與服務稅（GST）是印度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以2025-26財年為例，三類稅種分別占印度政府稅收的25.3%、33.7%和27.6%，合計占比達到了86.6%。不過，這三類稅的表現不盡相同，相較於2020-21財年預算，三者分別增長了58.9%、125.4%和70.6%，而政府稅收則上漲了76.24%——可以說，所得稅拉高了整體稅收的增長速度。
不過，為了提升其國內消費、增加民意支持率，印度財政部在今年2月初宣布大幅削減個人所得稅，把免稅額從年收入70萬盧比上調到年收入120萬盧比。這一改動預計會導致今年印度中央政府的稅入至少減少1萬億盧比。
年初印度財長希塔拉曼曾表示，要將本財年的稅收大幅提高11%。這塊少收點，其他地方自然就得多“壓榨”，為此印度政府最近調高了爆米花稅，將焦糖爆米花的稅率提升到18%，引得印度國內社會一片譁然。為緩解財政壓力，連爆米花都不放過，更不要說更“肥”的各類進口關稅了。
印度政府選擇此時加大對三星的處罰，可能也與印度即將與美國達成減免進口關稅的協議有直接關係。
據印方內部評估，特朗普政府計劃對印徵收“對等關稅”，這一措施將導致87%的印對美出口商品受影響，包括礦物燃料、機械、鍋爐和電氣設備等印對美出口主力商品，汽車、醫藥等印優勢產業也難逃波及，總規模高達660億美元。
為儘可能降低特朗普政府新一輪“對等關稅”衝擊，在3月25日有消息透露，莫迪政府希望以“對美專項關稅優惠”換取美豁免。具體來看，一是大幅下調約55%自美進口商品的關稅，總價值超230億美元；二是下調美對印出口部分農產品的關稅；三是分階段下調汽車進口關稅；四是取消用於製造電動汽車、智能手機部分商品的進口關稅。其轉嫁對美進口商品關稅損失的意圖非常明顯。
除了上述兩個原因外，印度國內低效的稅收體系，也是其加大對外資征繳稅收力度的重要影響因素。
印度稅收系統面臨諸多問題，如法律體系複雜、程序繁瑣，缺少監管機制、隨意性大，同時在稅目、稅額估值、免稅條款、稅務減免等方面有較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印度國內稅務部門和納稅人經常因為這些含糊不清的法條而產生稅務糾紛，是印度國內稅收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據印度稅務專家Ranjeet Mahtani介紹，大多數邦的稅務官員被這些案件和上訴淹沒，使得他們無法集中精力在GST稅務徵收等事項上。據印度官方統計，截至2022年3月31日，有關稅務上訴產生的積壓案件達到了30.1萬起，而在兩年後即2024年3月31日，相關積壓案件漲到了驚人的54.9萬起。Ranjeet Mahtani認為，在印度的邦一級，有大約3萬億盧比的營業稅/增值稅糾紛；在關稅方面的稅務投訴，涉及約2200億盧比（約25.7億美元）的金額。
不少稅務專家向印度政府建議，為緩解這類稅務糾紛，可以在小額稅務糾紛方面實施全面和解計劃，鼓勵提前解決，此外還可以對分類、估值、豁免和貿易優惠存在爭議的稅務糾紛進行大赦，減少相關稅務上訴。也有專家表示，如果中央政府不大幅放鬆稅收監管，印度將面臨經濟增長停滯的風險。不過在今年1月初，印度財長希塔拉曼只是表示，要增加更多官員來解決稅務投訴積壓問題。
印度財政部 資料圖：外媒
三
如果對比2022年初小米等公司在印度遭遇的稅務稽查問題，會發現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同樣是印度政府面臨較大財政壓力，同樣發生在年初印度政府制定財政預算時，同樣是存在DRI與小米等公司的長期稅務糾紛，同樣是存在印度與其他國家的地緣政治博弈等。
但看印度政府對外資企業進行頻繁稅務稽查的根源，還是在於印度國內稅收系統存在諸多問題，稅務方面的灰色地帶較多，使得納稅人與稅務部門長期存在稅務糾紛，而印度稅務體系的低效，又導致稅務糾紛不斷積壓，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當印度政府受到內外部負面因素影響，如遭遇經濟低迷、財政緊張、地緣政治博弈等問題時，就會進一步施壓下屬稅務職能部門加大稅務徵收工作。而稅務職能部門在面對來自上級的壓力時，傾向於採取抓大放小的手段以完成KPI。
這種做法很容易被國際輿論理解為印度政府在施展對外資的鐵拳，進而產生了諸如“稅務恐怖主義”、“印度掙錢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的輿論印象。但在印度政府看來，這種稽查稅收是理所應當的正常工作，以至於又給外界留下印度政府似乎並不擔心“外資鐵拳”會影響印度對外招商引資的想法。
如果印度政府不在簡化稅務徵收體系及降低財政赤字方面做出根本性的改善，恐怕印度政府對外資企業進行稅務稽查和罰款，將會成為一種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