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白广灿】
关于在印经商的一个梗——“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近日似乎又迎来新的演绎。
3月25日，印度税务部门稽查三星逃税一事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
据报道，印度海关指控三星“故意提交虚假文件”以清关，并称其行为“违反印度法律”且“违背商业道德”，目的是通过欺诈手段最大化利润。印度政府责令三星公司及其几名高管缴纳共计6.01亿美元的补缴税款和罚款，成为了近年来印度政府发出的最大赔付要求之一。不少媒体将印度政府对外资的税收大棒解读为“税收恐怖主义”。
路透社相关报道截图
一
实际上，三星印度电子公司（SIEL）在印度被税务部门稽查一事由来已久。
早在2021年7月，印度税务情报局（DRI）就对SIEL在古尔冈和孟买的公司进行了相关搜查。在调查期间，DRI指控SIEL未能正确地按照要求对“远程无线电头”进行分类，以此逃避关税。
DRI的调查小组认为，远程无线电头具备接受、转换和传输信号的功能，应该被纳入无线设备，SIEL在与其母公司的电子邮件中也是将远程无线电头称为设备，而SIEL在报税时却故意将其归类成零件。根据DRI提供的进口数据，在2018年1月至2021年7月期间，SIEL对219批远程无线电头进口按零关税进行了清关。
2023年1月，DRI正式向SIEL发出一封要求解释原因的通知书，指控SIEL逃避172.8亿卢比关税。SIEL不服相关指控，开始上诉。2024年11月，印度所得税上诉法院一度强行要求SIEL缴纳2021-22年度121.3亿卢比的税收，SIEL随后上诉到德里最高法院，12月德里最高法院驳回了所得税上诉法院的强征令。
文章一开头提到的动向算是双方进入新的拉锯回合：印度政府又对SIEL下令，要求缴纳446亿卢比（约5.2亿美元）税收及罚金，并对其在印高管处以8100万美元的罚款。
二
印度对SIEL进行税务稽查以及处罚并不是孤例。在今年2-3月，印度政府对现代（159万美元）、起亚（1.55亿美元）、大众汽车（14亿美元）、比亚迪（837万美元）等在印外资企业都进行了税务起诉和罚款。
细究原因，与印度中央政府财政紧张有关，而加大补缴税款往往是其减轻财政压力的手段之一。
受新冠疫情影响，印度在2020-21财年的税收比预算下降了4万亿卢比，降幅达到了16.3%。与此同时，财政开支相比当年预算增加4.1万亿卢比。印度中央政府的借债从预算的8.5万亿卢比，飙升至实际的18.3万亿卢比，占印度中央政府全年财政开支（不含财政转移等）的52%，财政赤字达到了9.2%。
在随后的几年中，印度政府一直把降赤字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具体思路是，在财政开支保持较低增速的基础上，增加税收、缓慢减少政府借债。比如，相较于2020-21财年的实际开支，印度中央政府在2025-26财年预算中的财政开支增长了44.3%，税收增加了110.7%，政府借债则降低了14.2%，赤字率也从9.2%下调到本财年预算的4.4%。
税收方面，公司税、所得税、商品与服务税（GST）是印度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以2025-26财年为例，三类税种分别占印度政府税收的25.3%、33.7%和27.6%，合计占比达到了86.6%。不过，这三类税的表现不尽相同，相较于2020-21财年预算，三者分别增长了58.9%、125.4%和70.6%，而政府税收则上涨了76.24%——可以说，所得税拉高了整体税收的增长速度。
不过，为了提升其国内消费、增加民意支持率，印度财政部在今年2月初宣布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把免税额从年收入70万卢比上调到年收入120万卢比。这一改动预计会导致今年印度中央政府的税入至少减少1万亿卢比。
年初印度财长希塔拉曼曾表示，要将本财年的税收大幅提高11%。这块少收点，其他地方自然就得多“压榨”，为此印度政府最近调高了爆米花税，将焦糖爆米花的税率提升到18%，引得印度国内社会一片哗然。为缓解财政压力，连爆米花都不放过，更不要说更“肥”的各类进口关税了。
印度政府选择此时加大对三星的处罚，可能也与印度即将与美国达成减免进口关税的协议有直接关系。
据印方内部评估，特朗普政府计划对印征收“对等关税”，这一措施将导致87%的印对美出口商品受影响，包括矿物燃料、机械、锅炉和电气设备等印对美出口主力商品，汽车、医药等印优势产业也难逃波及，总规模高达660亿美元。
为尽可能降低特朗普政府新一轮“对等关税”冲击，在3月25日有消息透露，莫迪政府希望以“对美专项关税优惠”换取美豁免。具体来看，一是大幅下调约55%自美进口商品的关税，总价值超230亿美元；二是下调美对印出口部分农产品的关税；三是分阶段下调汽车进口关税；四是取消用于制造电动汽车、智能手机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其转嫁对美进口商品关税损失的意图非常明显。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外，印度国内低效的税收体系，也是其加大对外资征缴税收力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印度税收系统面临诸多问题，如法律体系复杂、程序繁琐，缺少监管机制、随意性大，同时在税目、税额估值、免税条款、税务减免等方面有较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印度国内税务部门和纳税人经常因为这些含糊不清的法条而产生税务纠纷，是印度国内税收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据印度税务专家Ranjeet Mahtani介绍，大多数邦的税务官员被这些案件和上诉淹没，使得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在GST税务征收等事项上。据印度官方统计，截至2022年3月31日，有关税务上诉产生的积压案件达到了30.1万起，而在两年后即2024年3月31日，相关积压案件涨到了惊人的54.9万起。Ranjeet Mahtani认为，在印度的邦一级，有大约3万亿卢比的营业税/增值税纠纷；在关税方面的税务投诉，涉及约2200亿卢比（约25.7亿美元）的金额。
不少税务专家向印度政府建议，为缓解这类税务纠纷，可以在小额税务纠纷方面实施全面和解计划，鼓励提前解决，此外还可以对分类、估值、豁免和贸易优惠存在争议的税务纠纷进行大赦，减少相关税务上诉。也有专家表示，如果中央政府不大幅放松税收监管，印度将面临经济增长停滞的风险。不过在今年1月初，印度财长希塔拉曼只是表示，要增加更多官员来解决税务投诉积压问题。
印度财政部 资料图：外媒
三
如果对比2022年初小米等公司在印度遭遇的税务稽查问题，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同样是印度政府面临较大财政压力，同样发生在年初印度政府制定财政预算时，同样是存在DRI与小米等公司的长期税务纠纷，同样是存在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等。
但看印度政府对外资企业进行频繁税务稽查的根源，还是在于印度国内税收系统存在诸多问题，税务方面的灰色地带较多，使得纳税人与税务部门长期存在税务纠纷，而印度税务体系的低效，又导致税务纠纷不断积压，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当印度政府受到内外部负面因素影响，如遭遇经济低迷、财政紧张、地缘政治博弈等问题时，就会进一步施压下属税务职能部门加大税务征收工作。而税务职能部门在面对来自上级的压力时，倾向于采取抓大放小的手段以完成KPI。
这种做法很容易被国际舆论理解为印度政府在施展对外资的铁拳，进而产生了诸如“税务恐怖主义”、“印度挣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的舆论印象。但在印度政府看来，这种稽查税收是理所应当的正常工作，以至于又给外界留下印度政府似乎并不担心“外资铁拳”会影响印度对外招商引资的想法。
如果印度政府不在简化税务征收体系及降低财政赤字方面做出根本性的改善，恐怕印度政府对外资企业进行税务稽查和罚款，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