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航展參觀與大灣區企業調研有感

註：本文為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域外》月報2024年十月期的院長點評文章

2024年11月12日，兩年一次的珠海航展盛大開場。受空軍有關單位的邀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組團參加了今年的航展及其配套的國際交流論壇。我還邀請了來自外交和軍隊等多個系統的一批資深專家和老領導們同行。既然來到了粵港澳大灣區，我們也安排了一系列調研考察，走訪了十多家代表性企業，了解新質生產力、新質戰鬥力和當前宏觀經濟變遷的微觀基礎。基於調研，我們還召開了閉門研討會，大家思想碰撞、所獲頗豐。本期的院長點評，我重點談談個人在此行中的所思所感。

首先，正如很多評論所說的那樣，此次展出武器的規模和先進度都是令人嘆為觀止的，這說明中國的工程師紅利與製造業產業集群的威力相互疊加，國防工業開始初露崢嶸。全球每年將近四成的理工科畢業生都在中國，而國有軍工體系和巨大的本土製造業提供了實踐和研發的機會，許多年輕工程師嶄露頭角，形成了軍用和軍民兩用技術百花齊放的局面。全球最大最高效的產業集群正展現其規模效應，各種零部件的生產和研發成本都被壓縮到極致。在前年和去年的多次演講中，我都說過一個觀點：中美各項國力對比中，中國最先超過美國的，可能不是經濟規模、而是軍事力量。看過今年航展的朋友，估計會越來越贊同我的這個預判。

第二，軍民融合已經做了十幾年，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實際效果與期望值還是有不小差距。軍工體系的相對封閉性，形成了民企對中國軍隊及其採購體系的疏離感。中國的軍隊採購體系，在企業的資質和條件上設置了不少門檻，在實踐中阻礙了眾多民企的參與。另外，在美西方的制裁威脅之下，有實力的民營企業並不願意做涉軍業務。這次大灣區考察過程中的一件小事，讓我頗有感慨。這次我組織的考察團中，既有地方的老同志，也有空軍的一些現役將領。有一家著名的公司，該公司有相當比例的銷售額和更大比例的利潤來源於美西方市場。這兩年他們受到了美國聯邦政府制裁，市場空間明顯受限。在前期溝通中，他們坦率地向我們表態，可以接待地方的老同志，但是恕不接待現役軍人。原因在於，最近他們正在對美國政府有關部門發起訴訟，要求解除涉軍指控和相關制裁。此時正是官司的關鍵時期，很大可能已經派了人潛伏到該公司搜集證據、羅織罪名。

此事給我們提了一個醒：某種場景下，某些中國企業完全可能會為了美西方的市場而配合制裁中國政府、政黨和軍隊。為什麼？因為企業是市場和利潤導向的，沒有利潤它就難以生存下去。當一個企業的主要利潤來源於美西方的時候，即便這是一家血統純正的中資企業，它也可能身在曹營心在漢。對於這種潛在風險，我覺得可能需要軟硬兩手來解決：軟的一手，是向有實力的重點民企充分開放軍品採購市場，主動降低門檻、放下身段去追求他們；而硬的一手，則是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對於那些在關鍵領域表現特別消極、後果特別嚴重的企業，予以適當的警示和懲戒。

我們不能簡單地責怪企業沒有愛國精神，要鼓勵大家的愛國行動，需要軟硬兼施的規範和激勵機制。軍民融合是一個關乎國運的重大戰略問題，一定要想辦法讓民企中的佼佼者儘快融入到軍工體系中來。只有這樣，在大幕徐徐拉開的大爭之世中，我們才能獲得較大的生存發展機會。

第三，中國軍工出口的大發展，還需要在對外大戰略層面上改變多年來的理念和傳統。我請教了相關專家，到目前為止，中國在軍品出口的標準上把控較嚴：一是怕先進的武器裝備流向潛在的對手乃至敵人，二是怕武器出口會破壞中國的外交關係和國際形象。但是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考量都不足以否定和限制中國企業，尤其是民企的軍品出口：不賣武器，別人就無法搞清楚你裝備的門道了嗎？少出口武器，咱們的國際形象就能改善了嗎？全球最大最先進的軍工體系，如果掌握在中國這樣的愛好和平而且不走極端的國家手中，對於人類來說是一種福分。

從邏輯上講，此前的出口管制政策，是在和平與發展作為主題的時代設定的，它適應的是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需要。此前的出口管制政策，也是在中國軍工遠比美俄歐日落後的背景下設定的。如今，大時代變了，二十大報告將之界定為“動盪變革期”和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整體產業能力上我強敵弱，製造規模上民企強於國企。這種格局之下，軍品和兩用技術的出口政策應該與時俱進。

我們需要大力競爭海外軍品市場，把軍工和兩用技術當作戰略性產業來扶持，不僅要給研發補貼，還需要給出口退稅和賣方信貸，更要在外交政策上保駕護航、多開綠燈。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對於產業的發展和繁榮而言，需求側的拉動力量遠大於供給側的推動力量。產業要發展、科技要進步，光靠政府的扶持和補貼並非長久之計，歸根結底是能搶到儘可能大的、持續成長的消納市場，讓前期的投入獲得合理的回報，之後還要靠消費者、使用者的多輪反饋來不斷改進。

軍品之於政治家，就如同毒品之於癮君子、醫美之於中年富婆一樣，是會致癮並產生依賴的。採購先進軍品往往會引發相鄰國家，尤其是敵對國家之間的焦慮和競賽，導致雙方不斷加碼，欲罷不能。美歐和當年的蘇聯都是以軍工優勢控制了大量小國，賣不賣先進武器裝備、賣多少、什麼時候賣，都可以成為外交籌碼。

大力發展軍工產業出口的戰略意義，在我看來至少有以下三點：一是更大的銷售額有助於本國軍事實力和兩用科技水平的持續提升；二是搶占儘可能多的國際市場，有助於抑制對手及潛在對手的軍事和科技實力的提升速度；三是讓廣大中間地帶國家的軍政集團對我形成依賴，從而在越來越分裂的世界市場體系中，為我們的高端民用產品保住儘可能多的全球市場份額。試想一下，如果歐洲的國家安全依賴主要由我們提供的先進軍工體系，他們還會以“國家安全”為藉口把華為清除出歐洲市場嗎？

第四，為了搶占外部市場，我們應主動邀請美、俄、歐等軍工強國一起來搞“軍品大比武”。有人說，中國軍工出口的大爆發，還缺一場實戰來證明自己。根據中國的外交政策理念，我們當然不能為了賣產品而專門發動一場戰爭。既然不能“武比”，不妨來“文比””，大家“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各種性能是否可靠，各種指標有沒有摻水，全球軍工集團都可以放到比武場上向全世界直播，而不是光在那裡做靜態展示。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戰爭的爆發還與雙方對各自實力對比與戰爭意志的認知差異有關。軍備競賽和公開比武，還有助於減小誤判，從而減小戰爭風險。

對於衰落中的守成大國美國而言，他們的軍工出口仍然獲益於帝國巔峰時期所形成的光環和威望，參與這樣的公開比武，其潛在風險和損失將遠大於收益，所以美軍和美國軍火商有相當大概率拒絕。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反覆邀請並公開喊話，更不妨礙我們邀請那些購買了美軍武器裝備的第三方國家帶着他們的美式裝備來參加比武大會。這種買家秀，通常是出售假冒偽劣產品的商家最懼怕的事情。長期以來，軍備競賽是一個負面詞彙，往往與戰略失衡、衝突升級等概念聯繫在一起。但如今，我們應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是儒家傳統的一種美好的理想主義，但在無政府的國際秩序中，更現實的做法恐怕還是韓非子所說的，“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

第五，中國軍工發展正在經歷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三階段。第一個三十年是對蘇系軍工的仿製。在50年代初的156項對華援助中，主要是軍工和重工業項目。56式半自動步槍就是源自蘇聯的AK47這款經典產品，蘇聯提供了全套生產線和圖紙，而中國仿製後列裝的首批部隊即是西南方向。這批武器在1962年的對印反擊作戰中大顯神威。第二個三十年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學習和對標美系裝備，對於歐洲和以色列裝備也有借鑑。兩個師傅各有特點：蘇俄的裝備，細節處粗糙，但是整體上布局合理，短於局部而長於系統；美式裝備的着眼點則通常在某些單項指標實現壓倒性優勢，比如射程、隱身性、探測距離等等，一招鮮，吃遍天。中國軍工擅長逆向工程，先依葫蘆畫瓢，自己仿製出來一個簡易平民版，實現人有我也有，跟跑不掉隊。

後金融危機時代，隨着中國工業能力和整體科技水平的大幅提升，中國軍工的發展進入第三階段，即在此前兼收並蓄的基礎上，不斷自主創新，實現對師傅們的超越。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朋友們提及這樣的橋段：美國軍火商公開宣傳自己產品的某項關鍵指標達到A水平，中國軍工專家們信以為真，對標A值發憤圖強，最終超過他們達到B值。結果等到雙方一對標，才發現美國軍火商說的A是營銷需要，把理想當作現實去宣傳，其實至今還沒有真正實現，而中國軍工則後來居上。這樣的案例，根據媒體的報道，在電磁彈射、高超音速導彈、電磁炮、雷達、無人機等等方面，都出現了上述現象。

我不研究軍工，也算不上軍迷，對於上述領域的具體情況所知甚少，但是我一位多年好友的父親則的確是其中一個經典案例的主人公。建國後第一個三十年，我們為支援世界革命和第三世界的解放，曾經對外贈送軍火。有一位老將軍給我繪聲繪色地講述過，當年他如何千里單船跑到非洲去送軍火，並且跟蘇聯人競爭剛獨立不久的非洲兄弟的革命友誼。第二個三十年，小平同志說，軍火商我們還是要做的，這個階段的中國的確對外出口了一些，但是數量其實很有限，因為軍火出口的增長空間遠比民品的出口量小，不但交易量不穩定，還受限於外交政策考量。因此這個階段，中國大量軍工企業為了活下去，不得不轉產很多民品，比如電視機和監控攝像頭等。如今的新三十年，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正在發生系統性變化，我們恐怕不得不爭當全球最大軍火商了。這不是為了掙錢，而主要是為了擠壓戰略強敵的軍工企業的國際市場空間。

歐洲古人說，要想實現和平，就需要準備戰爭。我們今天則可以說，要想保持體面而持久的和平，就需要確保軍工產業的持續優勢。但願世界更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