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本文翻譯自Nathan Simington《美國事務》雜誌2024年秋季刊，只是展示一部分或許並不那麼常見的美國人眼中的中國，僅供參考。

作者認為美國在與中國的經濟競爭中處於劣勢，面臨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美國企業過去幾十年系統性地將核心產業外包海外，導致本土工業潛能喪失。根本原因在於華爾街/資本市場對股東回報的過度追求，使得企業傾向於輕資產和勞動力外包，背離了美國的長期安全與發展利益。相比之下，中國通過有效的產業政策，將資源投入製造業和硬科技，成功改變了世界經濟秩序。所以，作者主張美國應學習中國的產業政策，加強國內企業、資本、金融的監管和引導，以實現“再工業化”，並從國家長期發展利益出發，形成共識和一體化的國家戰略。
P.S. 下文中的“我們”指的是美國或美國人，閱讀的時候需要先“調整下視角”。

引言
如果美國在貿易戰中失利，何時才能察覺？
我們的金融體系活力與靈活性掩蓋了我們正生活在一場中國貿易戰勝利的餘波中這一事實——在這場勝利中，中國不僅成功地使發達國家面臨貿易競爭，還推動了發達國家和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的去工業化。然而，這並非僅僅是一個敵對外國勢力的惡意行為。中國從我們自身的非受迫性錯誤和經濟扭曲中獲益。我們產能的喪失和外國出口市場的流失表明，一個天真的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視角不足以應對日益強硬的中國領導層對國際體系構成的挑戰。

即使在中國成為製造業大國之前，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就已經陷入危機。我們渴望擁有白領工作，華爾街則不鼓勵公司持有可能拖累投資者股本回報的資產，因為這些資產會累積監管責任或變得過於昂貴而難以維護。一方面，幾代人嚴酷的工業工作條件，另一方面，對資產輕量化企業結構的新關注，共同創造了將生產外包的強大動力。我們現在條件反射地將生產外包，重複着關於勞動力成本和監管靈活性的過時理由——即使這樣做會損害國家經濟利益。

相比之下，中國實現了不可能的目標，根據其國內外政治目標重塑了世界。七國集團（G7）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經驗並不具有指導意義，因為中國現在是世界製造業和出口的中心。與此同時，舊的華沙條約組織從未成功生產出除了原材料以外的任何令人嚮往的產品。二十年前，分析師們沒有預見到中國作為一個主要製造商的出現，也沒有預見到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中國會高效地使數億公民從貧困狀況中城市化。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發展到上中等收入國家的標準應該被視為人道主義的勝利，證明了昨日的全球主義者。但從另一個意義上說，這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是一場災難。G7國家的製造業能力被侵蝕，同時失去了熟練工人和輔助產業。G20國家被降級為中國的卡車農場和採礦營，損害了它們自己的工業化前景，並鞏固了它們作為經濟殖民地的地位。

世界上每個國家，甚至美國，都看到無數的中國依賴在其供應鏈中出現。通常，我們在技術上有能力生產相關產品，但沒有潛在的國內製造商能夠獲得融資來這樣做；相反，我們必須在進一步削弱我們的能力或以中國價格的多倍浪費性地補貼國內製造商之間做出選擇。

G7分析師通常將此歸因於勞動力成本。這些無疑是一個因素，中國的製造業工資通常在每小時2到4美元之間。然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薪資，顧名思義，也在同一範圍內，而這些國家在供應鏈和產品類別中明顯缺乏中國享有的槓桿作用；它們是國際體系中的“接受者”，而不是“製造者”。這些國家不能指出三十年的高平均增長（無論起點多麼貧窮），同樣也不享有中國在原材料加工、供應鏈、港口和物流以及先進製造技術方面的優勢。更重要的是，沒有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擁有如此不平衡的貿易平衡或如此明確的計劃來實現其競爭對手的去工業化。簡而言之，中國製造業突出的廉價勞動力解釋嚴重誤導了今天中國增長的驅動因素。它假設了國際貿易中金融中介的穩態，這是虛幻的。

在1990年代，全球主義者相信開放中國市場將為G7製造商帶來豐厚的回報。在某些方面這是真的；例如，無線移動公司在幾年內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許多G7進口商獲得了廉價、專業的製造，同時保留了知識產權和分銷。但總體而言，儘管中國消費部門太大，G7公司無法忽視，但貿易平衡極大地偏向中國，G7國家通過債務和技術轉移為製造業的消費節省付出代價。
這種情況最終出現，是因為中國經濟形成了西方金融體系的黑暗反映。因此，我們必須選擇是致力於維持這個腐蝕性的體系，還是做出最初痛苦的政策調整以實現我們自己的社會目標。我們必須儘快做出選擇，因為危機已經在進行中，我們解決它的窗口正在迅速關閉。

NO.1
中國製造 MADE IN CHINA

“中國製造”曾經意味着廉價、多餘的劣等品。現在，中國生產從2美元的背包到高端汽車，超現代的微芯片，以及世界上一半的船舶。

中國自豪地宣稱自己是“世界工廠”；中國外交官高志凱最近告訴英國記者安德魯·馬爾，中國是世界的主要製造商，並不認為英國是一個足夠重要的競爭對手，構成威脅。考慮到中國貿易的巨大體量——以及這在所有發達經濟體中造成的巨額貿易赤字——這一言論並非空穴來風。中國產品現在對世界上最先進的供應鏈至關重要。在一些重要的產品類別中，中國公司現在是關鍵輸入的唯一供應商。

這一發展是近期的事情。鄧小平著名的“南巡”，為外國投資中國製造業打開了閘門，發生在比爾·克林頓成為總統的大約一年前，自那以後的三十年裡，中國更多的是工作馬產品而非先進產品的來源。七國集團似乎相信，中國要麼會民主化，要麼會停止攀登增長和複雜性的階梯。因此，中國的生產應該受到慶祝。它將通過降低消費品的成本，為西方生活方式帶來好處。它將刺激中國對西方商品的需求。它將增加中國與西方的接觸，而中國人民將擺脫可怕的貧困——也許在此過程中還會採納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

這些信念在1992年或許是合理的，甚至在2012年也許仍然合理，但在2024年必須被視為完全過時。中國在沒有自由化的情況下實現了現代化。中國是西方公司的大市場，但這個市場遠小於西方市場對中國公司的市場。西方國家發現自己正在去技能化，失去了必要的工業能力。此外，中國構成一個永久性的安全威脅，因為它出售給西方的一些產品被廣泛認為充斥着間諜軟件和殺手開關。

當前的趨勢是災難性的。中國準備在電動汽車和電信領域的革命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擁有壓倒七國集團國家的製造能力，並且經濟深度足以在美軍工產業基礎下降的同時增加其軍事能力。如果這些趨勢持續下去，結果將是不可避免的：資本將從其他發達國家流向中國。這對當前的安全秩序是一個軍事風險，對國際經濟體系是一個金融和貿易風險，對發達國家數億工人來說也是一個生存風險，他們將發現自己在臨時和服務業工作中，這些工作的生產率不足以支持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在2024年，我們必須面對一些艱難的問題，關於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中國打算做什麼，以及我們能做些什麼來重新奪回陣地並超越他們。

NO.2
到了該嚴肅回應的時候了

首先，診斷。
在金融和會計領域，美國過度學習了1960年代至90年代的教訓。當時的有遠見的公司，從達因到伯克希爾·哈撒韋，都認為有效利用企業資本是區分優秀經理人和平庸經理人的關鍵。不可否認，當時資本往往分配不當，企業領袖們自此通過提高股東回報來建立自己的聲譽（和財富）。然而，對儘可能高資本效率的追求，最終創造了奇怪的激勵機制。華爾街的理想公司變成了一個沒有資產、利潤無限可擴展的公司。像造船或鋼鐵製造這樣的以製造業為基礎、資本密集型的美國偉大公司，被鼓勵並最終被迫將他們的製造業務外包海外——不是為了節省勞動力成本或提高產量，而僅僅是因為將製造業務外包給外國第三方使他們的資產負債表看起來更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他們無法離岸外包，他們就完全放棄產品類別，這意味着美國完全失去了這些行業和能力。在審視過去三十年華爾街的趨勢時，很難不得出這樣一個反常的結論：在華爾街看來，資本最有效的使用方式是將其投入到金融資產或軟件公司的估值中。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中國一直採取了另一種賭注。中國顯然相信，擁有硬資產和製造能力是有益的，不僅因為它們直接的經濟回報，還因為它們帶來了許多有價值的無形資產和協同效應：一個高度熟練的工業勞動力隊伍、更快的原型設計周期和對供應鏈的掌握。三十年過去了，真的有人能說中國賭錯了嗎？

其次，治療。
美國及其其他西方七國集團盟友不能再依賴一個單一的“友敵”來運作。任何合理的處方都必須振興美國工業以減少貿易不平衡，將關鍵製造業帶回美國本土，並在可預見的未來維護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安全。幸運的是，美國不必從頭開始學習這一點。我們已經有一些策略可以複製，不僅來自我們最成功的競爭對手的產業政策，也來自美國自己的過去。

事實上，中國顯然已經將工業化視為五十多年的安全問題。中國對外投資占GDP的比率在1985年之前從未超過0.54%，在1990年之前從未超過0.88%。只有在1992年，當中國開始有意識地歡迎外國投資時，這一比例才飆升，到1994年達到5.99%。5而且，當它這樣做時，這樣的外國投資幾乎完全在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加工行業，而其他大多數行業和活動都受到嚴格保護。6這使得中國既能發展世界領先的出口產業，又能使其產品本土化，而不會通過破壞無數的工作崗位和社會安排來破壞中國高度社會化的經濟。簡而言之，中國的工業化不僅僅是其銀行貸款賬簿盈利能力的副產品。這是一個在結構上封閉和保護主義的經濟體中有意識、有針對性的選擇。它故意避免了休克療法。我們應該像中國領導層那樣思考利潤的成本。

第三，中國的計劃。
儘管有關中國人深不可測和其政黨秘密性的愚蠢刻板印象仍然存在，但中國有一個活躍且健談的媒體，而且經常公開討論。對於西方來說，這可能看起來很奇怪，但中國一直公開、反覆地將其所有籌碼都押在通過獲得技術和生產力的至高無上來徹底改變國際秩序上。這樣的聲明是由高層領導人在重要的黨和政府活動中用中文發表的，同時也在內部使用的政策文件中，所以沒有必要尋找虛招：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由於中國顯然打算追求這些計劃，無論我們對它們的看法如何，它們都是當今大國競爭的關鍵。我們不必認為它們是最優的，才能接受它們激勵中國政府的行動和選擇。

NO.3
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術語，如果你關注的是手段而不是目標。如果我們認定中國確實通過努力成為製造業大國實現了一些經濟成果和政治目標，那麼我們就會同意中國擁有有效的產業政策。審視中國的目標將開始解釋中國選擇的手段。

當產業政策有效時，它通常從土地改革開始。不是布爾什維克那種，將私有莊園合併成巨大（而且效率極低）的集體農場，而是原始資本主義那種，將多餘的土地或舊貴族種植園轉化為密集耕作的家庭農場，比如那些由小土地所有者擁有的，實際上是數百萬新成立的小企業。這培養了一個能夠為國內工業提供需求的消費者市場。事實上，中國在1970年代最終得出了這個結論，當時很明顯集體農場完全無法滿足其自身城市的食物需求。

與此同時，受到貿易壁壘的保護但受到出口紀律的約束，國內工業被迫不斷改進、提升技能，並製造或購買資本貨物。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的政府會拒絕他們獲得外匯、出口補貼或運營貸款，而支持在出口市場成功的國內工業。

美國在19世紀也有自己的粗略土地改革，當時國會向數百萬小農民開放西部土地進行定居。在1850年到1930年這關鍵的幾十年裡，不僅是美國，還有英國和法國的城市勞動力都吃美國的糧食。這些剩餘收入意味着美國中西部可以支持一個消費者經濟，不僅僅是勉強維持生計。這種動態創造了生產和資本之間的良性循環，並推動了美國世紀。

令人震驚的是，今天美國部分回歸到了一種可能被稱為後現代自給自足經濟的狀態。的確，很少有人用砍刀砍甘蔗，但同樣的事實是，數百萬美國工人已經陷入了零工和零售工作，這些工作與任何更複雜的生產力形式驚人地脫節。在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者向我們保證，高價值的服務業工作將取代在垂死的製造業中的大規模就業。（對於這種在里根時代後如何普遍，電影《原色》中的比爾·克林頓角色在1991年建議樸茨茅斯海軍造船廠的造船工人應該學習編程，因為“肌肉工作將去肌肉勞動力便宜的地方——而這裡不是。”）現在很明顯，這一承諾永遠不會實現；相反，我們似乎把每個人都推到了服務業——並不是因為它總是比製造業好，而是因為我們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提供。

在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變體是，從國家人力資本的角度來看，工人進入卑微工作是個體理性的，儘管這並不理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強制教育：作為一個國家，如果五歲的孩子在幼兒園而不是擦鞋和兜售報紙，我們會更好。大多數試圖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最終都會退回到某種卑微的服務業經濟。在最初的四十年裡，中國沒有理解這一點，並在農民的背上以低水平的自給自足為代價。現在我們必須問這對美國工人和美國製造業意味着什麼，在一個系統地不鼓勵對生產設備進行資本投資的環境中。

曾經是主要製造商的公司已經變成了主要是合同買家，以削減資產到極點。美國勞動力已經分化為（a）公司的設計和財務專業人員，以及（b）零售業的零工工人；生產工人只是作為一種必要的惡被勉強容忍，如果有的話。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核心公司資產也是由投資者而不是運營公司擁有。為了獲得資本，你必須讓華爾街分析師相信，考慮到多樣化、流動性、風險和時間範圍，投資於你將提供良好的回報；再次，我們看到華爾街推動公司儘可能多地從資產負債表上剝離，結果，擁有並自己僱傭製造資源往往會因資本饑渴而受到影響。

如果我們只談論國內情況，或許“資產輕量化”可以作為一種企業美德。但一個假設只能和證據一樣好，而中國系統在使用不同的好公司標準時取得了成功。最終的處方，就像嘗試從中國的投資和會計中學習我們能學到的東西，以及對中國經濟運作方式的公正分析——這可能需要拒絕一些先前接受的關於它應該如何運作的想法。

最近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下比較預算約束的工作認為，資本主義下的硬預算約束確保只有立即有利可圖的項目獲得資金，而社會主義下的軟約束則資助了高質量、低質量和長期項目的混合。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的失敗是眾所周知的。然而，這種失敗並不表明在資本主義下軟預算約束沒有總體上的好處，即使許多現在的軟預算約束，特別是在聯邦政府中，需要立即進行嚴格的審視。我對發展經濟學文獻的閱讀表明，由有效的金融監管和出口紀律支持的軟預算約束正是漢密爾頓或李斯特模式的產業政策旨在實現的。如果能夠阻止資本湧入房地產和交易資產，而是轉向工業能力，那麼長期工業目標是可以實現的。如果這聽起來令人懷疑，只需看看過去三十年的中國工業歷史。

NO.4
失敗意味着什麼？
在底特律的固特異標誌牌上，不斷宣告着1982年災難性的汽車生產數據，這個壞消息可能比看上去的還要糟糕。這可能不僅僅意味着日本人製造了更好的汽車，他們擁有更新的工廠，工人與管理層之間的關係更好，而且意味着日本社會，憑藉其更大的和諧性，對基礎教育更深的信念和紀律，更有限的個人自由，更準備好迎接即將到來的世紀。那才是真正的危機，是籠罩在美國上空更加嚴峻的危機。

—大衛·哈伯斯塔姆，《清算》如今，許多訪問中國的遊客都會對其“現代”和“高科技”的感覺印象深刻——假設他們沒有去過雲南或貴州那些貧窮的傳統村落。
即便如此，2004年、1984年或1964年的任何一位美國人都不會對任何一部分中國有這種印象。但是，即使是一個落後的國家也可以有幾座摩天大樓。要評估中國真正的高科技意義，最好還是看看汽車。

2024年北京車展以前所未有的電池能力、令人震驚的低價格點和令人驚嘆的複雜電子設備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美國人讀到這個展覽的報告時，可能會驚訝地想知道吉利汽車何時變得如此出色，或者手機公司小米是如何成為汽車製造商的。他們也可能感到不安，因為一個先進的汽車公司平行宇宙在美國媒體上幾乎沒有評論就出現了。我們可能短期內在美國看不到比亞迪或小鵬汽車的經銷商，但如果中國汽車繼續變得更好、更便宜，我們將目睹世界出口市場在我們眼前溜走——不僅僅是對通用汽車或福特，還有標緻、大眾和豐田。全球汽車產業的年營業額約為3萬億美元，迄今為止是最大的消費產品類別，中國公司已經從無到有，成為競爭者。

這部分是運氣。中國從未生產過一流的國內汽車內燃機（ICE）。長期以來，內部ICE一直被認為是汽車行業的試金石，因為汽車傳動系統是製造汽車中最困難的部分。沒有自己的ICE設計，汽車公司只不過是一個套件組裝店。ICE是機械加工、精密部件供應鏈和電子控制的頂峰。掌握它確立了汽車公司的獨立性，因此，也確立了其母國作為國際汽車出口國的地位。

然而，隨着電動汽車（EV）行業的大規模出現，中國未能掌握ICE幾乎變得無關緊要。電動汽車不需要變速箱或燃燒動力傳動系統，但它們確實需要令人難以置信的複雜電池和動力系統。在電池方面，中國是王者。因此，EV轉型使中國公司能夠跳過迄今為止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汽車工業的主要限制；這肯定是自2014年以來出現了不少於五個只生產電動汽車的中國汽車製造集團（合眾、蔚來、零跑、小鵬和小米）的一個重要因素。

然而，機遇總是青睞有準備的人。如今中國汽車電池產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最不起眼的根基：為外國消費電子產品（如攝像機和掌上電腦）製造售後市場電池。但中國做出了重大決定，將資源投入到電池行業，超出了當時一個小而不成熟出口加工行業所需的資源。自1990年代以來，一些城市已經強制使用電動公交車，十五年來，中國企業和政府一直專注於控制用於鋰離子電池的鋰加工。事實上，他們走得比自由市場本身可能建議的更遠，甚至採取了從其他礦物的困境礦商手中收購，從而在澳大利亞創造一個鋰採礦業的非凡舉措。自然，由此產生的研究和加工被轉移到了中國本土。

簡而言之，三十年來，中國一直在尋求從任何未來的EV轉型中最大化收益。中國已經連續十六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汽車市場，因此其國內市場有足夠的深度，可以單方面轉向新技術，完全自給自足。此外，它已經將其國內基礎設施定位，以便EV轉型將得到充分支持，運營中的EV充電站約有180萬至270萬個，而美國為162,000個。

相比之下，美國汽車工業得益於對國內市場的嚴格控制，但出口下降。美國專門生產免受燃油經濟性閾值影響的車輛，這構成了一個重要的非關稅壁壘，製造商附屬的經銷商系統也是如此。2024年5月14日宣布的對中國汽車100%的關稅是對貿易的明確保護。但無論中國公司最終是否進入美國市場，也許通過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國家組裝，似乎不可避免的是，中國的出口將在其他地方增加。

如今，通用汽車在北美製造的汽車數量與1982年一樣多，這比五十年前年度最高產量低，大約是豐田2023財年產量的60%。然而，產量數字卻不成比例地反映了美國國內市場，因為通用汽車北美公司只出口了約六萬輛汽車；總體而言，通用汽車在全球的銷量約為豐田銷量的60%，所有子公司的國際銷量約為150萬輛。相比之下，中國在2020年出口了約100萬輛汽車，在2023年出口了約500萬輛。北美出口表現的下降由通用汽車在中國的銷售下滑所說明，與2014年的峰值相比，盈利能力下降了約80%，市場份額下降了40%。考慮到定量和定性證據，似乎不太可能美國汽車製造商在近期的出口市場中發揮領導作用。如果這是真的，可以公平地說，美國是一個受保護的市場，本土品牌在全球經濟中越來越缺乏競爭力。這種情況開始類似於馬來西亞的普羅頓，而不像過去的美國巨頭。

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含糊其辭：這是一場即將發生的災難。美國汽車工業僱傭了大約300萬工人，占整個私營部門勞動力的5%。1970年代和1980年代汽車工業的縮減摧毀了無法估量的財富——從人口大量減少的大型城市和貶值的房地產和工業資本，到無數熟練工人的流離失所，以及我們失去了他們幾十年的潛在生產力。也不能忽視與家庭破裂和暴力犯罪激增的聯繫。讓我們認定1970年代的美國汽車工業需要改革。但沒有辦法，它的硬着陸導致了幾代人的不安、救助和價值毀滅，代表了最佳可實現的結果。

在考慮歷史類比時，謹慎很重要，但很難避免想到底特律對大型、盈利豐厚的汽車的偏好，以及在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不願現代化設計，與我們當前的情況有相似之處。然而，中國的EV公司比五十年前的任何日本汽車公司都有更大的規模和更多的國家支持。簡而言之，中國的科技優勢不是關於應用程序或光彩奪目的新城市的華麗航拍照片。相反，它是關於成為世界汽車工業的主導者，並在此過程中摧毀一個主要的美國產業。認為這是創造性破壞或自由貿易通過無形之手分配資本——這是可笑的——顯然有可見的手在使這一切發生。

NO.5
在硬科技上全力押注

在規模或複雜性方面，汽車工業並不是中國高科技出口工業中的特例。中國不僅是美國，而且是世界大部分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人們普遍認為，中國作為出口國的突出地位主要是由於低工資、糟糕的環境和安全標準以及貨幣操縱。人們可能會合理地質疑，這些因素本身是否足以支持在尖端汽車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但無論如何，汽車只是整個畫面的一小部分。

《金融時報》最近報道，儘管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但2023年中國安裝的工業機器人數量大約是美國的七倍。這與其他主要工業國家的採納率相比遠遠不相稱；事實上，中國單獨安裝的工業機器人就超過了世界新安裝工業機器人的一半。通常情況下，當自動化的邊際成本低於勞動力成本時，自動化就會替代勞動力。然而，中國的機器人投資遠遠超過了中國工資水平所預測的水平。如果說它們與任何地方的自動化投資相符，那麼它們處於也在南韓、日本明顯的趨勢的極端端。

這似乎很難用美國的投資理論來解釋。事實上，美國的本土機器人投資僅約為工資水平單獨預測的70%，這表明在美國，用自動化替代工資是勉強進行的——也許是出於對形象的考慮，也許是因為上文討論的對資本投資的偏見。但中國真的對這些問題不敏感嗎？是否有其他因素像它們推動中國在電池領域的戰略投資一樣推動這一點？

自由經濟學和自由貿易無法解釋中國在機器人技術方面的投資，但產業政策可以開始解釋。今年3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度會議上發表了年度《政府工作報告》，這是一份優先事項和方向的聲明。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它不僅優先考慮了人們預期的擴大國內需求，而且還優先考慮了(a) 工業系統的現代化和開發新的優質生產力，以及(b) 通過科學和教育加強中國，以鞏固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和能夠推動人類邁向新技術前沿的科學機構。這份報告讓“西方觀察家感到難以置信”，因為該國多年來的封鎖和嚴重的房地產泡沫導致需求低迷。然而，正如我們所見，對中國產業政策的押注有着可疑的記錄。

2016年，一份頂級的規劃文件宣布了使中國成為“世界領先的科學強國”的目標。對於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來說，這通常不是優先事項，甚至是不可能的，這個國家的中等教育完成率低於50%，農村學校的孩子們通常沒有眼鏡，並且患有寄生蟲病。坦納·格里爾和南希·余指出，當代中國知識文化被清朝未能現代化的失敗所困擾，導致巨大的內亂和“百年屈辱”。此外，他們引用了政治局成員和著名知識分子王滬寧1991年的聲明，即“如果要超越美國人，必須做一件事：在科學技術上超越他們。”在國家安全有抱負者的官方教科書中也有類似的聲明。對於自1812年戰爭以來一直在國境內享有安全、並且已經在享受70年美國和平的美國人來說，這種語言可能聽起來既偏執又狂妄。中國人沒有享受到這樣的安全，任何關於他們意圖嚴肅性的問題都應由中國領導人突出、公開和明確的聲明來解決。即使在不那麼好戰的中國知識分子中，中國的發展計劃也被視為美國和中國系統之間競爭的決定性向量。

值得注意的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幾乎所有受到中國政策青睞的技術都是物理技術，而不是軟件。事實上，中國2020-22年對軟件公司的監管“打擊”被西方媒體視為“任性”，西方媒體已經將技術與軟件等同起來。當我們說“大型科技”時，我們並不是在談論通用電氣或雷神公司。但當中國領導人談論先進技術時，如人工智能、材料科學、遺傳學、神經科學、量子計算、綠色能源和航空航天工程，他們也意味着物理技術。例如，即使是中國的人工智能也專注於工業應用，並且是與計算機科學分開的獨立學科。再一次，中國不能再清楚地告訴我們，它成為技術至高無上意味着在超前的物理科學和製造技術方面至高無上：最硬的硬資產。

在不削弱這一雄心壯志的同時，我們還必須考慮這一使命聲明將如何解決中國的國內政治關切。即使真的中國的政治階層將其未來押注在利用技術上，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獲得領先地位，他們仍然需要維持民眾支持。在中國技術現代化的修辭中，一個明顯沉默的術語是人力資本。

人們非常關注中國人口的下降，這一下降始於2022年。這導致一些評論員預測，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期必須很快結束，因為中國將“在變富之前變老”（這是至少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一個現在流行的表達）。一個尚未富裕且人口老齡化的中國將比繁榮時期的中國有更高比例的退休人員與工人。這在“肌肉工作”不可避免退休的製造業經濟中是個壞消息。但至少明確地說，對教育水平及其對實現全面發展的影響或其在推動中國追求技術至高無上中的作用的關注較少。

NO.6
中國的兩幅面孔

一張展示中國各地人均GDP的地圖可能會讓許多美國人感到驚訝。北京的人均GDP超過28,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47,000美元）；上海接近27,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44,000美元）。然而，在中國33個行政區中，有10個地區的人均GDP低於10,000美元，甘肅最低，不足7,000美元。中國的貧富差距比美國更為顯著，約有3.88億中國人生活在經濟水平相當於紐約州與密西西比州之間的地區。

此外，中國貧困地區的居民往往缺乏一項許多美國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機會：自由地在全國範圍內居住。中國的戶籍制度在法律上限制了個人在原籍省份以外長期居住的權利，也限制了他們在外地擁有財產、接受教育或享受其他公共服務的能力。春節期間，中國城市工人的大規模返鄉遷徙令美國人驚嘆。這不僅是傳統，對許多農民工來說，這可能是他們一年中唯一一次與父母和孩子團聚的機會，因為他們的家人可能無法合法地在他們工作的城市長期居住。因此，中國的“大遷徙”是有限制的。

中國的流動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上免受社會衝擊的影響，例如被迫居住在城市貧民窟或與原籍村落脫節，但同時，他們的發展機會也受到限制。人們可能會將這一制度與美國的情況進行比較，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爭論中國的制度是否更差或存在不公平，而是指出，中國的農村生活和教育在發展程度上普遍落後於城市。政策是原因之一，但也不能忽視的是，就在一兩代人之前，中國還是一個更加貧困的國家，只有不到一半的勞動力完成了中等教育。

通常，教育水平有限的國家發展前景受限，因為它們很難在價值鏈上攀升，往往停留在低水平的製造業，如血汗工廠或加工廠。這種產業雖然生產力高於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但幾乎沒有機會發展技能和技術基礎以升級到一個完全發達的經濟體。許多中國觀察家曾預期，1990年代新開放的中國大陸會停留在這個水平，或者說至少會停滯一段時間，直到它的教育水平達到與以色列、韓國、新加坡、愛爾蘭等已經全面發展的經濟體相當的水平。沒有人能確定中國會走出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事實上，它只是在某些地區實現了目標。但考慮到政府的力量、根深蒂固的戶籍制度和流動勞工制度，中國承受區域不平衡的能力要強於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國家，儘管如此，人們仍然需要考慮這一體系的長期穩定性。

中國可以繼續對內陸省份進行現代化投資，但改變勞動力狀況需要很長時間。即使中國能夠立即實現18歲年齡組100%的中學畢業率，並確保之後每一屆都能達到同樣的水平，將勞動力的未完成率從40%減少到30%（仍然不理想），也仍然需要一代人的時間。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這個時間表仍然達不到提升人口教育水平所需的節奏。

回到中國的產業，我們應該注意，中國在許多領域的生產能力至少與其他任何競爭對手一樣先進。這不是一個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因為典型中等收入國家內部的資本化、教育水平和生產複雜程度差異很小。相反，中國是一個高度差異化的國家，它有比安哥拉還要貧窮的地區，也有與波蘭或葡萄牙相當的地區，還有能經常性生產大量科學研究和連續六年獲得數學奧林匹克金牌的地方。更不用說“X因素”，如海外華僑，他們能夠貢獻專業知識和數十億美元的私人資本；天文數字般的貿易順差，以及對海外資源生產的深度參與。

總之，只要對中國人口結構和區域差異有所了解，就能明白為什麼中國政府一方面大力推動技術和製造業的發展，一方面又讓軟件公司的市值減少了一萬億美元，同時這些行動又不影響中國在電信、芯片設計或出口製造方面的持續發展。中國政府認為，保持製造業和出口的領先地位是關乎其生存的根本利益，在此基礎上，中國政府進一步認為，目前中國大多數勞動力的生產力水平尚無法達到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水平，因此，它決定將智力資源和投資資本從軟件和金融領域轉移到它認為能夠人為提高普通中國工人生產力的應用領域——如果沒有這種干預的話，許多普通中國工人的最佳選擇實際上是停留在低附加值的血汗工廠和裝配車間。這是一種形式最為高級（同時風險也最高）的產業政策。它揭示了中國領導層對自由貿易意識形態和“正和博弈”國際貿易的態度。如果將經濟交由市場自由體系，將無法為中國政府在國內實現經濟發展成果。而作為中國社會的管理者，國內經濟發展成果又是中國政府維繫公信力和可持續能力的根本因素。

NO.7
美國的兩幅面孔

是美國承認面臨中國問題的時候了。你不必相信另一個行動者的意識形態的真實性，就能相信它激勵着他們真誠地行動，並會根據它行事。然而，美國領導人未能這樣做。

關於“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抱怨肯定和貿易本身一樣古老。目前，隨着美國和歐洲國家提高汽車關稅，我們正在看到新一輪的抱怨。西方國家以中國工業補貼為由為其關稅辯護，而中國則稱西方的關稅和出口管制不公平。與其試圖在某種宇宙正義法庭上解決這個難題，不如問問各方應該希望實現什麼。

中國的利益顯而易見。如果中國成為國際汽車貿易的主導者，它希望為其國內參與者確保一個巨大的市場，使它們在國際貿易中不可或缺，並使世界上每條道路上都充斥着裝有傳感器、無線電和固件的數億輛汽車成為常態。僅就情報利益而言是不可估量的，但控制這樣的市場還將削弱中國經常稱之為其地緣政治對手的國家，使它們因經濟錯位而陷入內部衝突，並為中國在被確定為國家優先事項的技術領域繼續工業學習提供資金。

美國的利益也是顯而易見的。短期內，它是保護主義，這在政治上總是狹隘地受歡迎。我們希望這不會最終成為對競爭力不足的產業的貪婪保護主義，從長遠來看，這總是失敗者，而是標誌着開始一個解決美國社會潛在危機的產業政策。

在談論中國的工業學習和產業政策時，我們不能不接受美國技能流失和北京政策的鏡像效應。我們必須誠實地問自己，製造業就業的下降是否掩蓋了技能組合和工業能力的損失，而這些是國家利益所在。如果這些在岸技能不容易在資產負債表上捕捉到，我們應該問自己，我們是否故意將這些工作外包，或者我們是否將外包歸因於市場的結果。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問自己，美國是否有一個隱含的，甚至可能是偶然的去工業化政策，以及這在多大程度上對我們國家的前景是一個糟糕的選擇。

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回顧，美國是世界上第二大出口國，同時指出美國出口是大量原材料、尖端高科技產品和服務的奇怪混合。我們可以通過說以前從未考慮過可交易的經濟部門現在已經被我們交易來概括這一點，美國設計超高端高科技設備的能力仍然很強。同時，我們的進口和出口狀況都不能說是健康的，因為我們擁有許多不良的進口依賴。

因此，下一任政府面臨的主要挑戰，無論哪個黨派，將是確定我們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將生產重新轉移回國內，以實現國家利益的目標。如果美國是一家企業，我們會說它在單一供應商關係中的過度集中是災難性的，必須找到多樣化的方法，以免在經濟上被芬蘭化。沒有一個負責任的行為者會選擇處於這種情況，也沒有一個成功的政府會允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許多亞洲國家一樣，我們需要規範我們的資本和商業機構，以免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走向地主主義、裙帶資本主義或災難。

NO.8
這個時代的挑戰

中國不僅追求產業政策，還明確宣布了一個地緣戰略計劃，該計劃在國家機構和場所用未翻譯的中文宣布，旨在通過在多項技術革命中取得卓越地位來顛覆世界秩序。中國明確打算利用貿易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槓桿。中國自身的國內政治需求不利於進口成品，而有利於進口原材料，以便將其加工成增值出口。美國領導人和專家將這些發展解釋為無形之手的產物，以及對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補貼。如果說這曾經是真的，那麼現在不再是真的了。我們已經開始考慮國防影響，從而開始了消除這些危險趨勢的工作；然而，除非我們也認識到這對國家能力和人力資本的影響，否則任務無法妥善完成。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我們制度的缺陷，這些缺陷使我們自己的機構渴望破壞我們的國家實力和健康。與此同時，美國和其他七國集團國家正遭受軍事工業能力的明顯缺陷。這些缺陷在舊經濟技術如炮彈製造和造船等技術上尤為明顯。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我們無法開發先進的無人機或飛機——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無法快速製造炮彈（或無人機），儘管像朝鮮這樣的流氓國家卻可以。和平時期與軍事生產之間存在明顯的連續性，因此這應該被視為我們製造能力不足的一個跡象。對於冷戰時期的美國來說，從華沙條約組織獲取物流和電信的關鍵組件是不可想象的。我們從未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因為蘇聯沒有生產任何西方國家想要購買的成品。但如果他們有，將它們整合到基本社會功能中將被認為是太荒謬而不值得認真對待。然而，我們與中國長期的和平關係使我們不知不覺地進入了這種不可接受的依賴狀態。對中國內部話語的任何嚴肅的美國觀察者都痛苦地清楚，只有當我們穩定貿易並恢復實力時，才能維持與中國的和平。因此，任何新上任的政府都必須準備實施一項再工業化計劃，該計劃遠遠超出臨時補貼，以解決我們最初失去工業能力的問題。該計劃應將關稅和豁免作為戰略產品和行業的精確工具，但還必須解決促成反工業投資環境的稅收、會計和財務規則的更大問題。最後，該計劃必須以重新分配聯邦支出的意願實施，以通過美國的實力促進世界和平。過去五年，我們在電信、物流和運輸等主要工業類別中看到了巨大的國際重新定位。現在是時候我們認真對待這些變化的範圍了。是時候讓美國人民要求解決方案了。現在是時候向世界展示一個由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的貿易和工業模式了，以免我們的朋友和盟友因為我們未能提供替代方案而被迫投入中國的懷抱。失敗的社會成本，在這裡和國外，將給尚未出生的一代人的生活帶來陰影。

我們能迎接挑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