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本文翻译自Nathan Simington《美国事务》杂志2024年秋季刊，只是展示一部分或许并不那么常见的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仅供参考。

作者认为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面临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美国企业过去几十年系统性地将核心产业外包海外，导致本土工业潜能丧失。根本原因在于华尔街/资本市场对股东回报的过度追求，使得企业倾向于轻资产和劳动力外包，背离了美国的长期安全与发展利益。相比之下，中国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将资源投入制造业和硬科技，成功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所以，作者主张美国应学习中国的产业政策，加强国内企业、资本、金融的监管和引导，以实现“再工业化”，并从国家长期发展利益出发，形成共识和一体化的国家战略。
P.S. 下文中的“我们”指的是美国或美国人，阅读的时候需要先“调整下视角”。

引言
如果美国在贸易战中失利，何时才能察觉？
我们的金融体系活力与灵活性掩盖了我们正生活在一场中国贸易战胜利的余波中这一事实——在这场胜利中，中国不仅成功地使发达国家面临贸易竞争，还推动了发达国家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去工业化。然而，这并非仅仅是一个敌对外国势力的恶意行为。中国从我们自身的非受迫性错误和经济扭曲中获益。我们产能的丧失和外国出口市场的流失表明，一个天真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视角不足以应对日益强硬的中国领导层对国际体系构成的挑战。

即使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已经陷入危机。我们渴望拥有白领工作，华尔街则不鼓励公司持有可能拖累投资者股本回报的资产，因为这些资产会累积监管责任或变得过于昂贵而难以维护。一方面，几代人严酷的工业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对资产轻量化企业结构的新关注，共同创造了将生产外包的强大动力。我们现在条件反射地将生产外包，重复着关于劳动力成本和监管灵活性的过时理由——即使这样做会损害国家经济利益。

相比之下，中国实现了不可能的目标，根据其国内外政治目标重塑了世界。七国集团（G7）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并不具有指导意义，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制造业和出口的中心。与此同时，旧的华沙条约组织从未成功生产出除了原材料以外的任何令人向往的产品。二十年前，分析师们没有预见到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制造商的出现，也没有预见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国会高效地使数亿公民从贫困状况中城市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应该被视为人道主义的胜利，证明了昨日的全球主义者。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G7国家的制造业能力被侵蚀，同时失去了熟练工人和辅助产业。G20国家被降级为中国的卡车农场和采矿营，损害了它们自己的工业化前景，并巩固了它们作为经济殖民地的地位。

世界上每个国家，甚至美国，都看到无数的中国依赖在其供应链中出现。通常，我们在技术上有能力生产相关产品，但没有潜在的国内制造商能够获得融资来这样做；相反，我们必须在进一步削弱我们的能力或以中国价格的多倍浪费性地补贴国内制造商之间做出选择。

G7分析师通常将此归因于劳动力成本。这些无疑是一个因素，中国的制造业工资通常在每小时2到4美元之间。然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薪资，顾名思义，也在同一范围内，而这些国家在供应链和产品类别中明显缺乏中国享有的杠杆作用；它们是国际体系中的“接受者”，而不是“制造者”。这些国家不能指出三十年的高平均增长（无论起点多么贫穷），同样也不享有中国在原材料加工、供应链、港口和物流以及先进制造技术方面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没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拥有如此不平衡的贸易平衡或如此明确的计划来实现其竞争对手的去工业化。简而言之，中国制造业突出的廉价劳动力解释严重误导了今天中国增长的驱动因素。它假设了国际贸易中金融中介的稳态，这是虚幻的。

在1990年代，全球主义者相信开放中国市场将为G7制造商带来丰厚的回报。在某些方面这是真的；例如，无线移动公司在几年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许多G7进口商获得了廉价、专业的制造，同时保留了知识产权和分销。但总体而言，尽管中国消费部门太大，G7公司无法忽视，但贸易平衡极大地偏向中国，G7国家通过债务和技术转移为制造业的消费节省付出代价。
这种情况最终出现，是因为中国经济形成了西方金融体系的黑暗反映。因此，我们必须选择是致力于维持这个腐蚀性的体系，还是做出最初痛苦的政策调整以实现我们自己的社会目标。我们必须尽快做出选择，因为危机已经在进行中，我们解决它的窗口正在迅速关闭。

NO.1
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曾经意味着廉价、多余的劣等品。现在，中国生产从2美元的背包到高端汽车，超现代的微芯片，以及世界上一半的船舶。

中国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世界工厂”；中国外交官高志凯最近告诉英国记者安德鲁·马尔，中国是世界的主要制造商，并不认为英国是一个足够重要的竞争对手，构成威胁。考虑到中国贸易的巨大体量——以及这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造成的巨额贸易赤字——这一言论并非空穴来风。中国产品现在对世界上最先进的供应链至关重要。在一些重要的产品类别中，中国公司现在是关键输入的唯一供应商。

这一发展是近期的事情。邓小平著名的“南巡”，为外国投资中国制造业打开了闸门，发生在比尔·克林顿成为总统的大约一年前，自那以后的三十年里，中国更多的是工作马产品而非先进产品的来源。七国集团似乎相信，中国要么会民主化，要么会停止攀登增长和复杂性的阶梯。因此，中国的生产应该受到庆祝。它将通过降低消费品的成本，为西方生活方式带来好处。它将刺激中国对西方商品的需求。它将增加中国与西方的接触，而中国人民将摆脱可怕的贫困——也许在此过程中还会采纳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

这些信念在1992年或许是合理的，甚至在2012年也许仍然合理，但在2024年必须被视为完全过时。中国在没有自由化的情况下实现了现代化。中国是西方公司的大市场，但这个市场远小于西方市场对中国公司的市场。西方国家发现自己正在去技能化，失去了必要的工业能力。此外，中国构成一个永久性的安全威胁，因为它出售给西方的一些产品被广泛认为充斥着间谍软件和杀手开关。

当前的趋势是灾难性的。中国准备在电动汽车和电信领域的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拥有压倒七国集团国家的制造能力，并且经济深度足以在美军工产业基础下降的同时增加其军事能力。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结果将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将从其他发达国家流向中国。这对当前的安全秩序是一个军事风险，对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金融和贸易风险，对发达国家数亿工人来说也是一个生存风险，他们将发现自己在临时和服务业工作中，这些工作的生产率不足以支持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在2024年，我们必须面对一些艰难的问题，关于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中国打算做什么，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重新夺回阵地并超越他们。

NO.2
到了该严肃回应的时候了

首先，诊断。
在金融和会计领域，美国过度学习了1960年代至90年代的教训。当时的有远见的公司，从达因到伯克希尔·哈撒韦，都认为有效利用企业资本是区分优秀经理人和平庸经理人的关键。不可否认，当时资本往往分配不当，企业领袖们自此通过提高股东回报来建立自己的声誉（和财富）。然而，对尽可能高资本效率的追求，最终创造了奇怪的激励机制。华尔街的理想公司变成了一个没有资产、利润无限可扩展的公司。像造船或钢铁制造这样的以制造业为基础、资本密集型的美国伟大公司，被鼓励并最终被迫将他们的制造业务外包海外——不是为了节省劳动力成本或提高产量，而仅仅是因为将制造业务外包给外国第三方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更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他们无法离岸外包，他们就完全放弃产品类别，这意味着美国完全失去了这些行业和能力。在审视过去三十年华尔街的趋势时，很难不得出这样一个反常的结论：在华尔街看来，资本最有效的使用方式是将其投入到金融资产或软件公司的估值中。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一直采取了另一种赌注。中国显然相信，拥有硬资产和制造能力是有益的，不仅因为它们直接的经济回报，还因为它们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协同效应：一个高度熟练的工业劳动力队伍、更快的原型设计周期和对供应链的掌握。三十年过去了，真的有人能说中国赌错了吗？

其次，治疗。
美国及其其他西方七国集团盟友不能再依赖一个单一的“友敌”来运作。任何合理的处方都必须振兴美国工业以减少贸易不平衡，将关键制造业带回美国本土，并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护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安全。幸运的是，美国不必从头开始学习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一些策略可以复制，不仅来自我们最成功的竞争对手的产业政策，也来自美国自己的过去。

事实上，中国显然已经将工业化视为五十多年的安全问题。中国对外投资占GDP的比率在1985年之前从未超过0.54%，在1990年之前从未超过0.88%。只有在1992年，当中国开始有意识地欢迎外国投资时，这一比例才飙升，到1994年达到5.99%。5而且，当它这样做时，这样的外国投资几乎完全在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加工行业，而其他大多数行业和活动都受到严格保护。6这使得中国既能发展世界领先的出口产业，又能使其产品本土化，而不会通过破坏无数的工作岗位和社会安排来破坏中国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简而言之，中国的工业化不仅仅是其银行贷款账簿盈利能力的副产品。这是一个在结构上封闭和保护主义的经济体中有意识、有针对性的选择。它故意避免了休克疗法。我们应该像中国领导层那样思考利润的成本。

第三，中国的计划。
尽管有关中国人深不可测和其政党秘密性的愚蠢刻板印象仍然存在，但中国有一个活跃且健谈的媒体，而且经常公开讨论。对于西方来说，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中国一直公开、反复地将其所有筹码都押在通过获得技术和生产力的至高无上来彻底改变国际秩序上。这样的声明是由高层领导人在重要的党和政府活动中用中文发表的，同时也在内部使用的政策文件中，所以没有必要寻找虚招：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由于中国显然打算追求这些计划，无论我们对它们的看法如何，它们都是当今大国竞争的关键。我们不必认为它们是最优的，才能接受它们激励中国政府的行动和选择。

NO.3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术语，如果你关注的是手段而不是目标。如果我们认定中国确实通过努力成为制造业大国实现了一些经济成果和政治目标，那么我们就会同意中国拥有有效的产业政策。审视中国的目标将开始解释中国选择的手段。

当产业政策有效时，它通常从土地改革开始。不是布尔什维克那种，将私有庄园合并成巨大（而且效率极低）的集体农场，而是原始资本主义那种，将多余的土地或旧贵族种植园转化为密集耕作的家庭农场，比如那些由小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实际上是数百万新成立的小企业。这培养了一个能够为国内工业提供需求的消费者市场。事实上，中国在1970年代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当时很明显集体农场完全无法满足其自身城市的食物需求。

与此同时，受到贸易壁垒的保护但受到出口纪律的约束，国内工业被迫不断改进、提升技能，并制造或购买资本货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政府会拒绝他们获得外汇、出口补贴或运营贷款，而支持在出口市场成功的国内工业。

美国在19世纪也有自己的粗略土地改革，当时国会向数百万小农民开放西部土地进行定居。在1850年到1930年这关键的几十年里，不仅是美国，还有英国和法国的城市劳动力都吃美国的粮食。这些剩余收入意味着美国中西部可以支持一个消费者经济，不仅仅是勉强维持生计。这种动态创造了生产和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并推动了美国世纪。

令人震惊的是，今天美国部分回归到了一种可能被称为后现代自给自足经济的状态。的确，很少有人用砍刀砍甘蔗，但同样的事实是，数百万美国工人已经陷入了零工和零售工作，这些工作与任何更复杂的生产力形式惊人地脱节。在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向我们保证，高价值的服务业工作将取代在垂死的制造业中的大规模就业。（对于这种在里根时代后如何普遍，电影《原色》中的比尔·克林顿角色在1991年建议朴茨茅斯海军造船厂的造船工人应该学习编程，因为“肌肉工作将去肌肉劳动力便宜的地方——而这里不是。”）现在很明显，这一承诺永远不会实现；相反，我们似乎把每个人都推到了服务业——并不是因为它总是比制造业好，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提供。

在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变体是，从国家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工人进入卑微工作是个体理性的，尽管这并不理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强制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如果五岁的孩子在幼儿园而不是擦鞋和兜售报纸，我们会更好。大多数试图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最终都会退回到某种卑微的服务业经济。在最初的四十年里，中国没有理解这一点，并在农民的背上以低水平的自给自足为代价。现在我们必须问这对美国工人和美国制造业意味着什么，在一个系统地不鼓励对生产设备进行资本投资的环境中。

曾经是主要制造商的公司已经变成了主要是合同买家，以削减资产到极点。美国劳动力已经分化为（a）公司的设计和财务专业人员，以及（b）零售业的零工工人；生产工人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恶被勉强容忍，如果有的话。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核心公司资产也是由投资者而不是运营公司拥有。为了获得资本，你必须让华尔街分析师相信，考虑到多样化、流动性、风险和时间范围，投资于你将提供良好的回报；再次，我们看到华尔街推动公司尽可能多地从资产负债表上剥离，结果，拥有并自己雇佣制造资源往往会因资本饥渴而受到影响。

如果我们只谈论国内情况，或许“资产轻量化”可以作为一种企业美德。但一个假设只能和证据一样好，而中国系统在使用不同的好公司标准时取得了成功。最终的处方，就像尝试从中国的投资和会计中学习我们能学到的东西，以及对中国经济运作方式的公正分析——这可能需要拒绝一些先前接受的关于它应该如何运作的想法。

最近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下比较预算约束的工作认为，资本主义下的硬预算约束确保只有立即有利可图的项目获得资金，而社会主义下的软约束则资助了高质量、低质量和长期项目的混合。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失败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种失败并不表明在资本主义下软预算约束没有总体上的好处，即使许多现在的软预算约束，特别是在联邦政府中，需要立即进行严格的审视。我对发展经济学文献的阅读表明，由有效的金融监管和出口纪律支持的软预算约束正是汉密尔顿或李斯特模式的产业政策旨在实现的。如果能够阻止资本涌入房地产和交易资产，而是转向工业能力，那么长期工业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如果这听起来令人怀疑，只需看看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工业历史。

NO.4
失败意味着什么？
在底特律的固特异标志牌上，不断宣告着1982年灾难性的汽车生产数据，这个坏消息可能比看上去的还要糟糕。这可能不仅仅意味着日本人制造了更好的汽车，他们拥有更新的工厂，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更好，而且意味着日本社会，凭借其更大的和谐性，对基础教育更深的信念和纪律，更有限的个人自由，更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纪。那才是真正的危机，是笼罩在美国上空更加严峻的危机。

—大卫·哈伯斯塔姆，《清算》如今，许多访问中国的游客都会对其“现代”和“高科技”的感觉印象深刻——假设他们没有去过云南或贵州那些贫穷的传统村落。
即便如此，2004年、1984年或1964年的任何一位美国人都不会对任何一部分中国有这种印象。但是，即使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有几座摩天大楼。要评估中国真正的高科技意义，最好还是看看汽车。

2024年北京车展以前所未有的电池能力、令人震惊的低价格点和令人惊叹的复杂电子设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美国人读到这个展览的报告时，可能会惊讶地想知道吉利汽车何时变得如此出色，或者手机公司小米是如何成为汽车制造商的。他们也可能感到不安，因为一个先进的汽车公司平行宇宙在美国媒体上几乎没有评论就出现了。我们可能短期内在美国看不到比亚迪或小鹏汽车的经销商，但如果中国汽车继续变得更好、更便宜，我们将目睹世界出口市场在我们眼前溜走——不仅仅是对通用汽车或福特，还有标致、大众和丰田。全球汽车产业的年营业额约为3万亿美元，迄今为止是最大的消费产品类别，中国公司已经从无到有，成为竞争者。

这部分是运气。中国从未生产过一流的国内汽车内燃机（ICE）。长期以来，内部ICE一直被认为是汽车行业的试金石，因为汽车传动系统是制造汽车中最困难的部分。没有自己的ICE设计，汽车公司只不过是一个套件组装店。ICE是机械加工、精密部件供应链和电子控制的顶峰。掌握它确立了汽车公司的独立性，因此，也确立了其母国作为国际汽车出口国的地位。

然而，随着电动汽车（EV）行业的大规模出现，中国未能掌握ICE几乎变得无关紧要。电动汽车不需要变速箱或燃烧动力传动系统，但它们确实需要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电池和动力系统。在电池方面，中国是王者。因此，EV转型使中国公司能够跳过迄今为止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工业的主要限制；这肯定是自2014年以来出现了不少于五个只生产电动汽车的中国汽车制造集团（合众、蔚来、零跑、小鹏和小米）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如今中国汽车电池产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最不起眼的根基：为外国消费电子产品（如摄像机和掌上电脑）制造售后市场电池。但中国做出了重大决定，将资源投入到电池行业，超出了当时一个小而不成熟出口加工行业所需的资源。自1990年代以来，一些城市已经强制使用电动公交车，十五年来，中国企业和政府一直专注于控制用于锂离子电池的锂加工。事实上，他们走得比自由市场本身可能建议的更远，甚至采取了从其他矿物的困境矿商手中收购，从而在澳大利亚创造一个锂采矿业的非凡举措。自然，由此产生的研究和加工被转移到了中国本土。

简而言之，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求从任何未来的EV转型中最大化收益。中国已经连续十六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汽车市场，因此其国内市场有足够的深度，可以单方面转向新技术，完全自给自足。此外，它已经将其国内基础设施定位，以便EV转型将得到充分支持，运营中的EV充电站约有180万至270万个，而美国为162,000个。

相比之下，美国汽车工业得益于对国内市场的严格控制，但出口下降。美国专门生产免受燃油经济性阈值影响的车辆，这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非关税壁垒，制造商附属的经销商系统也是如此。2024年5月14日宣布的对中国汽车100%的关税是对贸易的明确保护。但无论中国公司最终是否进入美国市场，也许通过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组装，似乎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出口将在其他地方增加。

如今，通用汽车在北美制造的汽车数量与1982年一样多，这比五十年前年度最高产量低，大约是丰田2023财年产量的60%。然而，产量数字却不成比例地反映了美国国内市场，因为通用汽车北美公司只出口了约六万辆汽车；总体而言，通用汽车在全球的销量约为丰田销量的60%，所有子公司的国际销量约为150万辆。相比之下，中国在2020年出口了约100万辆汽车，在2023年出口了约500万辆。北美出口表现的下降由通用汽车在中国的销售下滑所说明，与2014年的峰值相比，盈利能力下降了约80%，市场份额下降了40%。考虑到定量和定性证据，似乎不太可能美国汽车制造商在近期的出口市场中发挥领导作用。如果这是真的，可以公平地说，美国是一个受保护的市场，本土品牌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缺乏竞争力。这种情况开始类似于马来西亚的普罗顿，而不像过去的美国巨头。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这是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美国汽车工业雇佣了大约300万工人，占整个私营部门劳动力的5%。1970年代和1980年代汽车工业的缩减摧毁了无法估量的财富——从人口大量减少的大型城市和贬值的房地产和工业资本，到无数熟练工人的流离失所，以及我们失去了他们几十年的潜在生产力。也不能忽视与家庭破裂和暴力犯罪激增的联系。让我们认定1970年代的美国汽车工业需要改革。但没有办法，它的硬着陆导致了几代人的不安、救助和价值毁灭，代表了最佳可实现的结果。

在考虑历史类比时，谨慎很重要，但很难避免想到底特律对大型、盈利丰厚的汽车的偏好，以及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不愿现代化设计，与我们当前的情况有相似之处。然而，中国的EV公司比五十年前的任何日本汽车公司都有更大的规模和更多的国家支持。简而言之，中国的科技优势不是关于应用程序或光彩夺目的新城市的华丽航拍照片。相反，它是关于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的主导者，并在此过程中摧毁一个主要的美国产业。认为这是创造性破坏或自由贸易通过无形之手分配资本——这是可笑的——显然有可见的手在使这一切发生。

NO.5
在硬科技上全力押注

在规模或复杂性方面，汽车工业并不是中国高科技出口工业中的特例。中国不仅是美国，而且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作为出口国的突出地位主要是由于低工资、糟糕的环境和安全标准以及货币操纵。人们可能会合理地质疑，这些因素本身是否足以支持在尖端汽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但无论如何，汽车只是整个画面的一小部分。

《金融时报》最近报道，尽管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但2023年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大约是美国的七倍。这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采纳率相比远远不相称；事实上，中国单独安装的工业机器人就超过了世界新安装工业机器人的一半。通常情况下，当自动化的边际成本低于劳动力成本时，自动化就会替代劳动力。然而，中国的机器人投资远远超过了中国工资水平所预测的水平。如果说它们与任何地方的自动化投资相符，那么它们处于也在南韩、日本明显的趋势的极端端。

这似乎很难用美国的投资理论来解释。事实上，美国的本土机器人投资仅约为工资水平单独预测的70%，这表明在美国，用自动化替代工资是勉强进行的——也许是出于对形象的考虑，也许是因为上文讨论的对资本投资的偏见。但中国真的对这些问题不敏感吗？是否有其他因素像它们推动中国在电池领域的战略投资一样推动这一点？

自由经济学和自由贸易无法解释中国在机器人技术方面的投资，但产业政策可以开始解释。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发表了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份优先事项和方向的声明。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不仅优先考虑了人们预期的扩大国内需求，而且还优先考虑了(a) 工业系统的现代化和开发新的优质生产力，以及(b) 通过科学和教育加强中国，以巩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能够推动人类迈向新技术前沿的科学机构。这份报告让“西方观察家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该国多年来的封锁和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导致需求低迷。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押注有着可疑的记录。

2016年，一份顶级的规划文件宣布了使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科学强国”的目标。对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这通常不是优先事项，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的中等教育完成率低于50%，农村学校的孩子们通常没有眼镜，并且患有寄生虫病。坦纳·格里尔和南希·余指出，当代中国知识文化被清朝未能现代化的失败所困扰，导致巨大的内乱和“百年屈辱”。此外，他们引用了政治局成员和著名知识分子王沪宁1991年的声明，即“如果要超越美国人，必须做一件事：在科学技术上超越他们。”在国家安全有抱负者的官方教科书中也有类似的声明。对于自1812年战争以来一直在国境内享有安全、并且已经在享受70年美国和平的美国人来说，这种语言可能听起来既偏执又狂妄。中国人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安全，任何关于他们意图严肃性的问题都应由中国领导人突出、公开和明确的声明来解决。即使在不那么好战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中国的发展计划也被视为美国和中国系统之间竞争的决定性向量。

值得注意的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受到中国政策青睐的技术都是物理技术，而不是软件。事实上，中国2020-22年对软件公司的监管“打击”被西方媒体视为“任性”，西方媒体已经将技术与软件等同起来。当我们说“大型科技”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通用电气或雷神公司。但当中国领导人谈论先进技术时，如人工智能、材料科学、遗传学、神经科学、量子计算、绿色能源和航空航天工程，他们也意味着物理技术。例如，即使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也专注于工业应用，并且是与计算机科学分开的独立学科。再一次，中国不能再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成为技术至高无上意味着在超前的物理科学和制造技术方面至高无上：最硬的硬资产。

在不削弱这一雄心壮志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这一使命声明将如何解决中国的国内政治关切。即使真的中国的政治阶层将其未来押注在利用技术上，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获得领先地位，他们仍然需要维持民众支持。在中国技术现代化的修辞中，一个明显沉默的术语是人力资本。

人们非常关注中国人口的下降，这一下降始于2022年。这导致一些评论员预测，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期必须很快结束，因为中国将“在变富之前变老”（这是至少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一个现在流行的表达）。一个尚未富裕且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将比繁荣时期的中国有更高比例的退休人员与工人。这在“肌肉工作”不可避免退休的制造业经济中是个坏消息。但至少明确地说，对教育水平及其对实现全面发展的影响或其在推动中国追求技术至高无上中的作用的关注较少。

NO.6
中国的两幅面孔

一张展示中国各地人均GDP的地图可能会让许多美国人感到惊讶。北京的人均GDP超过28,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47,000美元）；上海接近27,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44,000美元）。然而，在中国33个行政区中，有10个地区的人均GDP低于10,000美元，甘肃最低，不足7,000美元。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更为显著，约有3.88亿中国人生活在经济水平相当于纽约州与密西西比州之间的地区。

此外，中国贫困地区的居民往往缺乏一项许多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机会：自由地在全国范围内居住。中国的户籍制度在法律上限制了个人在原籍省份以外长期居住的权利，也限制了他们在外地拥有财产、接受教育或享受其他公共服务的能力。春节期间，中国城市工人的大规模返乡迁徙令美国人惊叹。这不仅是传统，对许多农民工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年中唯一一次与父母和孩子团聚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家人可能无法合法地在他们工作的城市长期居住。因此，中国的“大迁徙”是有限制的。

中国的流动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免受社会冲击的影响，例如被迫居住在城市贫民窟或与原籍村落脱节，但同时，他们的发展机会也受到限制。人们可能会将这一制度与美国的情况进行比较，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论中国的制度是否更差或存在不公平，而是指出，中国的农村生活和教育在发展程度上普遍落后于城市。政策是原因之一，但也不能忽视的是，就在一两代人之前，中国还是一个更加贫困的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劳动力完成了中等教育。

通常，教育水平有限的国家发展前景受限，因为它们很难在价值链上攀升，往往停留在低水平的制造业，如血汗工厂或加工厂。这种产业虽然生产力高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但几乎没有机会发展技能和技术基础以升级到一个完全发达的经济体。许多中国观察家曾预期，1990年代新开放的中国大陆会停留在这个水平，或者说至少会停滞一段时间，直到它的教育水平达到与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爱尔兰等已经全面发展的经济体相当的水平。没有人能确定中国会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事实上，它只是在某些地区实现了目标。但考虑到政府的力量、根深蒂固的户籍制度和流动劳工制度，中国承受区域不平衡的能力要强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尽管如此，人们仍然需要考虑这一体系的长期稳定性。

中国可以继续对内陆省份进行现代化投资，但改变劳动力状况需要很长时间。即使中国能够立即实现18岁年龄组100%的中学毕业率，并确保之后每一届都能达到同样的水平，将劳动力的未完成率从40%减少到30%（仍然不理想），也仍然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个时间表仍然达不到提升人口教育水平所需的节奏。

回到中国的产业，我们应该注意，中国在许多领域的生产能力至少与其他任何竞争对手一样先进。这不是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因为典型中等收入国家内部的资本化、教育水平和生产复杂程度差异很小。相反，中国是一个高度差异化的国家，它有比安哥拉还要贫穷的地区，也有与波兰或葡萄牙相当的地区，还有能经常性生产大量科学研究和连续六年获得数学奥林匹克金牌的地方。更不用说“X因素”，如海外华侨，他们能够贡献专业知识和数十亿美元的私人资本；天文数字般的贸易顺差，以及对海外资源生产的深度参与。

总之，只要对中国人口结构和区域差异有所了解，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方面大力推动技术和制造业的发展，一方面又让软件公司的市值减少了一万亿美元，同时这些行动又不影响中国在电信、芯片设计或出口制造方面的持续发展。中国政府认为，保持制造业和出口的领先地位是关乎其生存的根本利益，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进一步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劳动力的生产力水平尚无法达到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水平，因此，它决定将智力资源和投资资本从软件和金融领域转移到它认为能够人为提高普通中国工人生产力的应用领域——如果没有这种干预的话，许多普通中国工人的最佳选择实际上是停留在低附加值的血汗工厂和装配车间。这是一种形式最为高级（同时风险也最高）的产业政策。它揭示了中国领导层对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和“正和博弈”国际贸易的态度。如果将经济交由市场自由体系，将无法为中国政府在国内实现经济发展成果。而作为中国社会的管理者，国内经济发展成果又是中国政府维系公信力和可持续能力的根本因素。

NO.7
美国的两幅面孔

是美国承认面临中国问题的时候了。你不必相信另一个行动者的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就能相信它激励着他们真诚地行动，并会根据它行事。然而，美国领导人未能这样做。

关于“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抱怨肯定和贸易本身一样古老。目前，随着美国和欧洲国家提高汽车关税，我们正在看到新一轮的抱怨。西方国家以中国工业补贴为由为其关税辩护，而中国则称西方的关税和出口管制不公平。与其试图在某种宇宙正义法庭上解决这个难题，不如问问各方应该希望实现什么。

中国的利益显而易见。如果中国成为国际汽车贸易的主导者，它希望为其国内参与者确保一个巨大的市场，使它们在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并使世界上每条道路上都充斥着装有传感器、无线电和固件的数亿辆汽车成为常态。仅就情报利益而言是不可估量的，但控制这样的市场还将削弱中国经常称之为其地缘政治对手的国家，使它们因经济错位而陷入内部冲突，并为中国在被确定为国家优先事项的技术领域继续工业学习提供资金。

美国的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短期内，它是保护主义，这在政治上总是狭隘地受欢迎。我们希望这不会最终成为对竞争力不足的产业的贪婪保护主义，从长远来看，这总是失败者，而是标志着开始一个解决美国社会潜在危机的产业政策。

在谈论中国的工业学习和产业政策时，我们不能不接受美国技能流失和北京政策的镜像效应。我们必须诚实地问自己，制造业就业的下降是否掩盖了技能组合和工业能力的损失，而这些是国家利益所在。如果这些在岸技能不容易在资产负债表上捕捉到，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是否故意将这些工作外包，或者我们是否将外包归因于市场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问自己，美国是否有一个隐含的，甚至可能是偶然的去工业化政策，以及这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国家的前景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回顾，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出口国，同时指出美国出口是大量原材料、尖端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奇怪混合。我们可以通过说以前从未考虑过可交易的经济部门现在已经被我们交易来概括这一点，美国设计超高端高科技设备的能力仍然很强。同时，我们的进口和出口状况都不能说是健康的，因为我们拥有许多不良的进口依赖。

因此，下一任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无论哪个党派，将是确定我们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将生产重新转移回国内，以实现国家利益的目标。如果美国是一家企业，我们会说它在单一供应商关系中的过度集中是灾难性的，必须找到多样化的方法，以免在经济上被芬兰化。没有一个负责任的行为者会选择处于这种情况，也没有一个成功的政府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我们需要规范我们的资本和商业机构，以免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地主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或灾难。

NO.8
这个时代的挑战

中国不仅追求产业政策，还明确宣布了一个地缘战略计划，该计划在国家机构和场所用未翻译的中文宣布，旨在通过在多项技术革命中取得卓越地位来颠覆世界秩序。中国明确打算利用贸易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杠杆。中国自身的国内政治需求不利于进口成品，而有利于进口原材料，以便将其加工成增值出口。美国领导人和专家将这些发展解释为无形之手的产物，以及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补贴。如果说这曾经是真的，那么现在不再是真的了。我们已经开始考虑国防影响，从而开始了消除这些危险趋势的工作；然而，除非我们也认识到这对国家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否则任务无法妥善完成。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制度的缺陷，这些缺陷使我们自己的机构渴望破坏我们的国家实力和健康。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七国集团国家正遭受军事工业能力的明显缺陷。这些缺陷在旧经济技术如炮弹制造和造船等技术上尤为明显。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无法开发先进的无人机或飞机——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快速制造炮弹（或无人机），尽管像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却可以。和平时期与军事生产之间存在明显的连续性，因此这应该被视为我们制造能力不足的一个迹象。对于冷战时期的美国来说，从华沙条约组织获取物流和电信的关键组件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从未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苏联没有生产任何西方国家想要购买的成品。但如果他们有，将它们整合到基本社会功能中将被认为是太荒谬而不值得认真对待。然而，我们与中国长期的和平关系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种不可接受的依赖状态。对中国内部话语的任何严肃的美国观察者都痛苦地清楚，只有当我们稳定贸易并恢复实力时，才能维持与中国的和平。因此，任何新上任的政府都必须准备实施一项再工业化计划，该计划远远超出临时补贴，以解决我们最初失去工业能力的问题。该计划应将关税和豁免作为战略产品和行业的精确工具，但还必须解决促成反工业投资环境的税收、会计和财务规则的更大问题。最后，该计划必须以重新分配联邦支出的意愿实施，以通过美国的实力促进世界和平。过去五年，我们在电信、物流和运输等主要工业类别中看到了巨大的国际重新定位。现在是时候我们认真对待这些变化的范围了。是时候让美国人民要求解决方案了。现在是时候向世界展示一个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贸易和工业模式了，以免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因为我们未能提供替代方案而被迫投入中国的怀抱。失败的社会成本，在这里和国外，将给尚未出生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阴影。

我们能迎接挑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