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遏制中国失败的代价高昂

正如扎卡里亚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立场的核心是，拜登政府与北京“管理竞争”的政策是华盛顿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为应对军事复兴的苏联而采取的失败的“缓和”政策的翻版。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危险的政策，因为它会滋生美国人民的自满情绪，并向北京发出软弱信号，而此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煽动国际混乱，推进敌视民主国家的全球愿景。

最近的事件证明了我们的观点。与扎卡里亚最近声称的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紧张局势实际上已经缓和”的观点相反，拜登政府的和解做法实际上遭到了北京方面的敌意。中国向俄罗斯出售了数量猛增的重要物资，用于其在欧洲的战争，并向伊朗及其恐怖分子代理人（例如哈马斯）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外交支持。正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的那样，习近平政府对非法芬太尼贸易供应公司提供补贴，这些公司造成了芬太尼吸毒过量，目前已成为18 岁至 49 岁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甚至引用了“企图”的新证据。影响并可能干预”美国选举。

扎卡里亚先生反对我们的政策愿景，即谴责北京对美国及其盟国造成的伤害并让其付出代价。他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太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太高，罗纳德·里根主导的冷战政策无法发挥作用，美国的盟友更愿意安抚北京，而不是对抗它。他认为这一策略会面临挑战，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我们认为他高估了成功的难度，而低估了成功的好处。

冷战期间，苏联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57%，略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估计，即中国经济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但美国在冷战期间经常高估苏联的经济增长，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来说几乎肯定也是如此。

正如扎卡里亚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和美国的双边贸易规模确实比美国与苏联的双边贸易规模大得多，而且中国（与苏联不同）拥有“私营和公共部门混合”的公司。但苏联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量比许多人记忆中的要多。中国的半私营、执政党领导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不应该阻止我们奉行强硬的政策，就像20世纪30年代德国出奇相似的经济模式不应该让我们陷入瘫痪一样。

至于我们的一些盟友不愿遏制我们的主要对手的论点：还有什么新鲜事？里根对一些西欧国家——尤其是西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增加了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依赖深感沮丧。这并没有阻止里根。最终，欧洲国家效仿华盛顿的做法，利用苏联对其市场的依赖为自己谋取优势——就像工业化民主国家今天可以使中国对市场准入的过度依赖成为北京的负担一样。

除了这些实质性分歧之外，扎卡里亚先生专栏的其余大部分内容都将我们的文章讽刺为提倡对中国实行政权更迭战略之类的东西。这是一个不幸的转移，特别是因为我们明确否认这样的政策。

鉴于北京正在为俄罗斯在欧洲的战争提供决定性的物质支持，我们希望扎卡里亚先生不要反对我们的首要目标，即劝阻中国领导人不要试图在与美国及其朋友的热冲突或冷冲突中获胜。对伊朗在中东的代理人战争提供外交和宣传支持，并采取行动夺取美国盟友菲律宾管理的南中国海领土。

我们质疑为什么他会认为对我们或任何美国人来说“鲁莽”和“危险”，表示希望中国公民有一天能找到灵感，探索不依赖国内镇压的新发展和治理模式以及在国外的强迫性敌意，就像我们在外交事务中所做的那样。这是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大多数美国总统的目标——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这是美国的一个基本理念。

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威斯康星州绿湾。

马特·波廷格 (Matt Pottinger)，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

加拉格尔先生是威斯康星州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曾担任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主席。波廷格先生是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的主席，也是即将出版的新书《沸腾的护城河：保卫台湾的紧急步骤》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