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印度改国名是个玩笑, 没想到真有重大隐情”｜文化纵横

　　Catherine Clémentin-Ojha

　　法国社会科学高度研究院（EHESS）

　　禾木隹 (编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迦然 (审校)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近期，“印度要改国名”一事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在近期举行的G20峰会上，印度总理莫迪的座位桌签上写着“BHARAT”（婆罗多，或译为“巴拉特”）。而三年前，印度最高法院曾驳回印度改名的申请，强调宪法已明文规定“印度”（India）就是“婆罗多”（Bharat）。为什么印度宪法要把婆罗多和印度相提并论？这一命名方式带来何种后果？

　　本文考察了印度独立后，其制宪会议将印度等同于婆罗多的历史过程和当代影响。作者指出，婆罗多一词源于古印度的梵文经典，描述的是一定空间中的社会秩序，属于“宇宙论”范畴，而非政治实体。在殖民时期，通过宣称婆罗多是印度的古名，印度知识分子为其赋予政治化内涵，借此对抗殖民者提出的“印度”概念。出于同样目的，在独立运动中，莫卧儿帝国期间产生的“印度斯坦”（Hindustan）也被用于凝聚爱国共识。

　　作者指出，印度独立后的制宪会议围绕国家命名有过激烈辩论。与会代表希望建构一个新兴的世俗国家，最终“印度斯坦”被抛弃，“婆罗多”因其历史文化传统得以保留，但被“印度，即婆罗多”这一特定司法-政治概念所限定。这一历史，折射印度本身巨大的文化政治张力。

　　不过，宪法的颁布，并不意味着印度“命名政治”的终止。事实上，命名政治的遗产仍在发酵，一直有人推动重改国名，坚持要用婆罗多取代印度，成为唯一合法名称；至于要不要启用印度斯坦，也意见不一。一旦出现新的情况，为了赋予印度民族性新的内涵，所有这些名称都将被继续阐释。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盛行和莫迪政府意欲重改国名的动作，就是最新例证。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系列之三，编译自《“印度，即婆罗多......”：一个国家，两个名字》（'India, that is Bharat…': One Country, Two Names），原载South Asia Multidisciplinary Academic Journal。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化纵横新媒体编译此文，为读者了解相关问题提供资料参考，请读者审读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3年第35期  总第140期

　　“印度，即婆罗多......”：

　　一个国家，两个名字

　　▍导言

　　1942-1946年被囚禁期间，尼赫鲁写下《印度的发现》一书。书中写道：“我常常不停地从这个会议奔到那个会议，向听众们讲我们的印度（India）、印度斯坦（Hindustan）和婆罗多（Bharat，译者注：Bharat或Bharata，还可译为“巴拉特”）。”

　　《印度的发现》发表时，印度次大陆上同时存在着印度斯坦、婆罗多、印度这些名称。尼赫鲁和其他政治领袖一样，喜欢在演讲结束时喊出“印度胜利”（Jai Hind）的口号。今天，要理解这些词语的差别，并非易事。这让我们意识到一个虽然简单却经常被遗忘的事实：词语有其自身的历史，在时间的推移中，它们的含义并不会始终保持一致。我们用来命名现实的词汇，反过来也参与了对现实的构建，影响着我们对现实的感知。

　　以“印度”为例，自古以来，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写作者用这一名称分别描述不同的地区。至于“印度斯坦”，在公元前三世纪，波斯用它来指印度河以外的土地。而一旦对比18、19世纪的英国地图就会发现，被标示出来的印度斯坦，其范围和政治名称已发生变化。另外，印度斯坦（Hindustan）是复合词，由于Hindu发生变化，解释起来就更加困难。正如19世纪晚期流行的一句口号：“印地语、印度教徒、印度斯坦”（Hindi, Hindu, Hindustan），Hindu从一个地理和种族术语变成宗教术语，使得民族身份与语言、宗教派别和领土联系起来。

　　在国家独立之初，婆罗多、印度和印度斯坦等名称并存，用来指印度次大陆。像尼赫鲁一样并列使用的人，了解它们彼此的差异，也知道如何解释它们不同的用法。由于词语各有复杂的历史，使用者没有就差异达成一致。但他们都同意，这些词语的含义和用法，非常依赖上下文语境。

　　1950年，在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发表四年后，宪法起草人确定了这个国家的称呼。印度宪法开篇写道：“印度，即婆罗多，将是一个邦联”。在这句话中，印度，与即将结束殖民统治的外国人有关；婆罗多，源于古代梵文文献，被认为是本土概念。此后，除这两个名称外，法律上不得再使用其他名称。这也意味着，在印度宪法规定的司法-政治概念中，印度和婆罗多是可以互换的。

　　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该如何看待印度宪法把婆罗多和印度相提并论的做法？这种双重名称的等价公式，是如何形成的？我认为，制宪会议的决定是漫长历史进程的结果，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而且宪法的颁布，也不意味着这一进程就此结束。

　　要探究婆罗多如何等同于印度，关键在于梳理关于婆罗多以及印度斯坦的定义，它们分散于不同文本中。在第一部分，我将尤其侧重介绍《往世书》（Purāṇas，译者注：是一类古印度文献的总称，汇集了古代印度的历史、传说、神话和故事。往世书主要歌颂毗湿奴、湿婆神和大梵天，包含丰富的宗教和哲学理论，兼有百科全书性质）中的定义。接着，我会考察从《往世书》书到殖民时期，婆罗多含义的转变。在殖民时期，受到外来政治和地理概念的影响，这个古老的地名被指作是国家的“本土”名称。研究还考察了印度斯坦一词在独立前的命运。在第二部分，我将分析为新国家命名时，制宪会议代表们的发言。最后，根据当代纸质媒体和互联网上的信息，我对国家命名议题作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时至今日，对印度人来说，制宪会议的决定仍然令人费解。

（本文发表截图）

　　▍婆罗多是一个本土名字，但它的本土指向什么？

　　婆罗多的确是一个古老的名字。在《往世书》和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其他梵文文本中，它指的是婆罗门社会制度盛行的超区域和次大陆地区。它似乎吸收了《摩奴法典》（Laws of Manu）对更古老、空间范围更窄的土地的描述。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能证明，婆罗多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在什么情况下，以及由谁使用。相比之下，我们对其宗教和文化想象能了解更多。这是因为，诵读《往世书》属于寺庙展开的精神教育，所以接触婆罗多的描述不仅是文化界的特权。它们流传数代，一直延续到殖民时期。

　　《往世书》中描述了一个封闭的婆罗多。这种封闭性有两种表现：一个是空间层面，另一个是社会层面。在书中各不相同的描述中，它的形状无法得到确认。婆罗多虽然不是一个岛屿，但它与大陆被一座高山隔开，四周环海。从空间上看，婆罗多是一个天然有边界的区域。另外，它也被特定的社会秩序所组织。这里的时间观念遵循宇宙时代（cosmic ages (yuga)，译者注：关于宇宙的演化，古印度“婆罗门教”将其分为四个世代，即四个yuga，每个时代都是宇宙创造和毁灭的完整循环），“救赎论”的世界观主导着人们的生活模式。

　　因此，婆罗多指的是空间中的社会秩序，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但印度斯坦和印度都与政治制度相关。前者产生于莫卧儿帝国时代（1526-1857），后者是英国殖民的产物。著名的历史学家P. V. Kane回溯梵文原文后指出：

　　婆罗多表达某种爱国主义，但不是西方世界宣称的那种爱国主义......毫无疑问，许多世纪以来，所有作家都从宗教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对其抱有浓厚的情感。当中并不存在由统一的政府统治所构成的现代民族性。

　　因此，婆罗门教传统中的婆罗多属于“宇宙论”的范畴。它将人类活动置于一个宏大的时空框架中，描述了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如何理解人类及其处境和经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它从未指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婆罗多成为印度的传统国名？

　　在传统文本中，婆罗门指的是海洋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所有地区。虽然这是对空间的描述，但它并不指向一个边界明晰的地域。因此，一个事实很容易被忽视，对当代人来说相当熟悉的印度地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即便是受过教育的印度公众也没有看过。现代地图首次将印度与形状轮廓清晰的空间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此时的地图，已不仅仅是地理空间，还代表着殖民者划定的边界与政治空间。这一新的国家空间的诞生，与“国家”概念的出现直接相关。

　　Manu Goswami指出，在特定条件下，以新的方式看待印度的过去，是完全可能的。在殖民时期，印度知识分子为婆罗多赋予新的内涵。婆罗多被视为是一种社会秩序，这一空间由特定的社会关系，以及共同的道德秩序所维系；而英属印度则指向一种政治秩序，意味着通过单一的中央集权和专制治理体系控制领土。

　　尽管英国人从空间和政治的统一性上，强势宣推“印度”概念，但古老的本土名称婆罗多，却能有助于民族事业的展开。“婆罗多”之所以能保持其效力，不仅是因为《往世书》的持续传播，还因为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东方学家将其政治化，即宣称婆罗多是印度的“古名”。

　　1893年，德国东方学家Gustav Oppert指出：

　　我倾向于将印度命名为婆罗多人的土地......这一名称将弥合目前分裂印度教徒的巨大社会鸿沟，或许还能将自古以来就相互对立的“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的印度”原住民团结起来......接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尊贵名称作为民族称谓，印度的民族团结将迈出一大步。

　　事实上，“婆罗多”已经在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Bipin Chandra Pal是一位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在孟加拉分治后因参与组织swadeshi运动而闻名（译者注：swadeshi的含义是自产，在印度独立运动中，甘地号召印度人用传统手纺布取代英国进口的机器织布，以此保护印度本土传统手工业。印度独立后，“swadeshi”逐渐被保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吸纳。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莫迪政府时期，印人党的政治经济战略调整都离不开对“swadeshi”的实用主义采纳）。在1911年发表的《印度之魂》中，他宣称婆罗多是唯一真正的本土名称。与当时的许多印度教改革派一样，他将民族主义与印度教中的宗教象征意义结合起来，进而彻底摒弃了印度教传统的基本内容。

　　▍婆罗多？印度斯坦？印度教徒？

　　与婆罗多的命运类似，印度斯坦也要为新兴国家的诞生服务。

　　印度斯坦的政治意义与莫卧儿帝国有关，因此能被强调是殖民时期之前的产物。Bipin Chandra Pal指出，与《往世书》中的婆罗多不同，印度斯坦与政治主权和行政集权联系在一起。

　　印度的统一......既不是种族的，也不是宗教的，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行政的。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统一，用文化来形容最为恰当......我们在历史早期，就已经充分认识到，土地和人民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背后，存在着一种非常深刻而又复杂的有机统一......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继承了印度教徒的宝贵遗产......除了原有的社会宗教生活和理想社区，行政和政治的统一又帮助吸纳了伊斯兰教徒......所有人不分种姓或社区，都平等地遵守法律和义务......因此，在莫卧儿的统治下，我们拥有了比以前更加团结、更加有机的民族生活和意识。英国人来到的是这样一个印度，而不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意识、没有发展的混乱实体。有鉴于此，如果有人说，印度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多民族的混乱集合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民族，是部落和种族、家庭和种姓构成的不连贯的异质集合体，那会是不可原谅的无知。

　　正是在莫卧儿统治时期，印度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强化了婆罗多文化的统一性，印度人形成了不分宗教信仰的共同归属感。

　　1904年，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用乌尔都语写下著名的爱国诗歌《我们的国家》。诗歌将印度斯坦与广大印度人及其多元的宗教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一民族主义内涵，使得歌曲在反英集会上广为流传。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当天，人们庄严地高唱此歌，一同传唱的还有泰戈尔创作的《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

　　在激进政治活动家V. D. 萨瓦卡尔1923年出版的《Hindutva》中，梵文Hindusthāna指的是印度教徒的土地。作为当代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的奠基人，萨瓦卡尔试图将“印度斯坦”这一名称印度化，这深刻影响了宪法对国家命名的选择。他将印度人称作印度教徒，并且指向的是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锡克教徒，而不是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这种强调宗教差异的印度观，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当中仍然具有影响力。

　　▍关于国家命名的宪法辩论

　　1947年8月14日午夜，印度独立。两周后，1947年8月29日，由B. R. Ambedkar担任主席的制宪会议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从1948年2月到1949年11月，制宪会议成员审查了草案，提出并讨论了近2500项修正案。

　　1949年11月26日，制宪会议最终通过了印度宪法，并于1950年1月24日签署了该宪法。1950年1月26日，印度宪法正式生效，制宪会议成为印度临时议会，直至1952年第一次大选。

　　众所周知，在宪法起草之前印度发生了分裂，新生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因此受到质疑。宪法中的“联盟的名称和领土”这一部分直到1949年9月17日才得到审议。命名问题在较晚时间才确定，不知道是因为命名与身份认同有关，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但第一条的棘手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该条规定：“印度，即婆罗多，应是一个邦联。”与会代表就此产生了分歧，第二天他们对第一条进行了彻底审查。主要涉及两点：1）“印度”和“婆罗多”这两个词的关系；2）“联盟”和“联邦”这两个词的政治和行政含义。其中关于第二点的争论，不仅在那次会议上，而且在整个漫长的制宪过程中都是最激烈的。在此，我只讨论关于第一点的争论。正如所料，人们对新崛起的国家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

　　记录在案的主要发言人有：Seth Govind Das和Kamalapati Tripathi，国大党的两位领导人；代表中央邦的Shri Ram Sahai ，代表北方邦的Hargovind Pant ，国大党中的左翼、全印前进联盟领导人Hari Vishnu Kamath。

　　在介绍第一修正案时，P. V. Kamath 提议将“印度，即婆罗多，应是一个邦联”改为“婆罗多，或用英语说，印度，应是这样”。他说这受到了1937年通过的《爱尔兰自由邦宪法》的启发，该宪法第4条规定：“国家名称为Eire，或用英语说，Ireland”。

　　Seth Govind Das提议修改为：“婆罗多，在外国也被称为印度”。

　　Kamalapati Tripathi提议修改为：“婆罗多，即印度”，而不是“印度，即婆罗多”。

　　Hargovind Pant提出，他代表的印度北部地区的人民“只想要Bharatvarsha（婆罗多之地），其他别无所求”。

　　可以肯定的是，代表们无法认同上述提议，因为这与建构一个新兴世俗国家的愿景相冲突。这些提议虽然都没有被接受，但“婆罗多”还是被保留了。正如Ram Sahai强调的：即便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但我们还是很乐意接受婆罗多这个名字。

　　Kamalapati Tripathi的宣称表明，婆罗多代表的国家观念确实会带来分裂的风险。

　　一个国家一旦被奴役，就会失去灵魂。在一千年的奴役中，我们的国家也失去了一切。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声望，我们的人性，我们的自尊，我们的灵魂，事实上，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形式和名称。今天，在被奴役了一千年之后，这个自由的国家将重新获得它的名字，我们确实希望，在重新获得它失去的名字之后，它将重新获得它的内在意识和外在形式，并将在灵魂的激励下开始行动。它的灵魂迄今为止一直处于沉睡状态，它确实将重振其在世界上的威望。

　　这段国大党领导人的单方面历史叙述，表明在印度的过去和未来问题上，党内并不是一条心。K. Tripathi对新印度的设想是近乎族群主义的，其他倾向于“婆罗多”的代表们，似乎更热衷于传统的印度教立场。

　　在Hargovind Pant看来：

　　议员们似乎对“印度”这个词有些执着，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知道，这个名字是外国人给我们起的。他们听说了这片土地的富饶，受到诱惑，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获取了我们的财富。如果我们还坚持使用这个外来统治者强加给我们的侮辱性词语，那只能说明，我们并不以此为耻。真的，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词。

　　Pritam Singh认为，婆罗多一词在宪法开篇中具有象征意义。它暗示了在数百年的外国统治后，印度实现了自治，印度教重获对新印度的所有权，印度教徒重建了对政府和国家的认同感。这里浮现出一个基本问题，即当一个人的思考和行动是从自身的内部传统出发，那又该如何将宗教与文化分开处理？事实上，大多数印度教徒在民族斗争期间就正面遭遇过这一问题，甘地同样如此。史密斯指出：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从印度古老的文化传统中汲取部分灵感，而这些传统主要是印度教的。印度是印度教徒唯一的家园，以大多数印度教徒的名义提出的任何爱国要求，自然都是印度民族主义的表现。

　　这一点在决定国名时格外明显，正如上面引用的代表们的发言，它们都是在世俗政治的框架内调用已有的资源。

　　人们可能会对“印度斯坦”的去向感到好奇。事实上，“印度斯坦”在制宪会议期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在宪法最终通过的前两天，Mohammad Tahir发表了评论：“我们的宪法无法为我们的国家确定一个名称，这是一个耻辱。如果有人被问到祖国在哪里，他原本可以自豪地回答说，属于婆罗多、印度或印度斯坦。但现在，他不得不这样回答：我属于印度，即婆罗多。”

　　这就好像比赛开始时有三个名字，但最后有两个被放在了同等的位置，剩下的一个被抛弃了。但就在第二天，“印度斯坦”又出现了。只是，不是为了讨论整个国家的名称，而是讨论某些邦的改名要求。

　　即便制宪会议决定将印度命名为“婆罗多”，印度人也从未抛弃“印度斯坦”。事实上，人们如果仔细阅读了制宪会议上的辩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不是在审议国家的名称问题，一旦谈论自己的国家，代表们最自然而然想到的两个名字，一是“印度”，二是“印度斯坦”。但当涉及到命名问题时，婆罗多是第一个出现的名字，印度斯坦从未被考虑过。

　　1950年1月24日，制宪会议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起立庄严歌唱泰戈尔的《人民的意志》。然而，他们没有像两年半前那样唱伊克巴尔的诗歌，而是吟唱了查特吉创作的《致敬母亲》（Vande Mataram）。同一天，鉴于它们在争取印度自由的斗争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泰戈尔与查特吉的作品一并被选为新印度的国歌（译者注：印度国歌被定为两种，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中的穆斯林问题关系密切。其中，《致敬母亲》的基调充满反穆色彩，遭到了穆斯林的强烈反对。印度制宪会议期间，尼赫鲁建议以《人民的意志》取代《致敬母亲》，未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一国歌安排越来越遭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伊克巴尔被追授为巴基斯坦的民族诗人。

　　▍国家命名：至今仍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自宪法第一条通过以来，对国名的含义进行重构的尝试就还在继续。最后一节将根据互联网上的英文信息，介绍一些当下出现的普遍要求和说法。一种要求是，在宪法中完全删除“印度”一词，印度教民族主义盛行之地最有可能这样提议。V. Sundaram是印度国家科学院（India Academy of Sciences, IAS）一名退休成员，同时是以印度教倾向著称的自由撰稿人。他在2005年7月的文章中指出：宪法起草者认为“婆罗多”过于印度化，所以才引入了“印度”一词，以保证少数族裔的权利。但这是一种误解，“婆罗多”一词没有任何族群主义的色彩，因此它应该是国家的唯一正式名称。然而，目前对“南亚”（South Asia）的用法启发了他，他也希望保留“印度”：

　　在历史、文化或地理上，用印度这个笼统的名称来称呼我们国家是不正确的。巴基斯坦也是印度，孟加拉国也是印度，我们国家也是印度。从更广泛的地理意义上讲，这三者加在一起也可以合法地称作印度。将来，巴基斯坦、锡兰（Ceylon，译者注，印度以南的岛国，现已更名为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印度和缅甸等国很有可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印度联邦。这一对印度名称的未来设想，很有可能在将来变得有意义。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印度和婆罗多之间存在基本的哲学区别。带着这种理解，在评论德里刚刚发生的骇人听闻的轮奸案时，RSS（译者注：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是印度重要的社会政治组织，其宗旨是保护印度教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复兴古代印度教国家。作为右翼代表，其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厚）领袖说：“这种罪行几乎不发生在婆罗多，但却经常发生在印度。”

　　事实上，并非只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婆罗多是唯一的合法名称。2012年8月9日，国大党议员Shantaram Naik 提议对宪法作出三项修改：1）在宪法序言中，用“婆罗多”取代“印度”；2）用“婆罗多”一词替换宪法中的短语“印度，即婆罗多”；3）将宪法中出现的“印度”一词，用“婆罗多”代替。他宣称：

　　“印度”是一个领土概念，而“婆罗多”的含义则不止于此。当我们赞美自己的国家时，我们会说“Bharat Mata ki Jai”，而不是“India ki Jai”。将国名改为“婆罗多”能激发爱国主义情怀，能使人民倍感振奋。

　　用“婆罗多”取代“印度”的看法，不仅限于族群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政治框架中，它还出现在反英或反西方十字军东征的背景下。例如，2004年4月，印度社会党提议在宪法中采用唯一的名称“婆罗多”，为保护国家身份，禁止进口奢侈品，并采取其他适当的经济和政治措施，结束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所助长的文化堕落。2012年10月，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B. S. Yeddyurappa同样提议，在宪法中采用唯一的名称“婆罗多”，并宣布启动耗资50亿卢比的语言推广计划，扩大卡纳达语这一古典语言的应用。事实上，他们的言论在伦理层面带有沙文主义色彩，意在强调，国内产品在道德上优于任何进口产品。

　　就“印度斯坦”这一名称而言，一些人认为它太冒犯非印度教徒，因此不同意使用。“印度斯坦”即使带有波斯语后缀，“印度教徒的土地”之意也容易被认为有宗教倾向。相比之下，“婆罗多”不容易造成分裂，强调对内部差异的包容，因而更可取。词语确实有自己的生命！有人认为，印度人应该避免使用“印度斯坦”，因为在巴基斯坦，这个词被用来指代印度。古吉拉特邦的部落更喜欢用“婆罗多”而不是“印度斯坦”，因为他们不是印度教徒。相反，也有赞同者认为，使用“印度斯坦”正是为了强调印度的印度教特征。2003年2月，VHP（译者注：Vishva Hindu Parishad，世界印度教大会，成立于1964年，由RSS领袖创立，掌握着印度北部的印度教寺庙网络）要求将印度更名为“印度斯坦”，以恢复印度教（徒）国家的荣誉。

　　2011年7月还在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后来成为印人党主席的苏布拉玛尼安·司瓦米（Subramanian Swamy）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还建议：实施民法典，强制要求学习梵文和演唱《致敬母亲》，非印度教徒只有在承认印度教血统的情况下才被允许投票。

　　▍结论

　　命名政治（the politics of naming）是国家进行社会生产的过程，其结果由广泛的社会政治条件所决定。本文采用文化史的视角，研究了印度命名的话语。首先，在19世纪之前，“婆罗多”指的是一个文化空间，而殖民者以“印度”来定义一个地理、政治和行政实体，施行的是一项国家工程。其次，在独立时，印度、婆罗多与印度斯坦一样，在国家诞生时面临着重构。

　　命名政治的遗产依旧在当代发酵，即便宪法用双语等式为国家命名：“印度，即婆罗多”，但这一做法仍在引发争论；“印度斯坦”虽然被宪法抛弃了，但依旧被广泛使用。可以想见的是，一旦出现新的情况，为了赋予印度民族性新的内涵，所有这些名称都将被继续阐释。这是一个持续的、无止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