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两件事，可能深刻影响美中关系走向。第一件事是基辛格访华，第二件事是CIA局长威廉·伯恩斯提拔进入内阁。
基辛格在52年前秘密访华，打开了通往中国之路。他的历史功绩无人可比，但他以百岁高龄老将出马，力图把美中关系重新拉回正轨，这是出人意料的。
基辛格离开美国政界已久，甚至有早已过气的说法。确实，在人走茶凉的美国政界，还把他当回事的政客和媒体已经没有多少了。
直到现在。
现在有什么特别呢？
特朗普四年是美国“蛮干派”当政。他们只相信直觉，崇拜蛮力，风格业余，遭到可耻的失败。拜登重用学院派，但精致反华的才子党同样不接地气，美中关系恶化得美国自己都害怕了。在官方、民间的沟通渠道都失灵的现在，只能祭出基辛格这个本应留存于历史文献的老人，因为只有他才在中国说得上话。
确实，基辛格可能是历史上唯一在同一次访华中先后会见中国国防部长、中央外办主任、国家主席和总书记的外国人。估计他在中国想见任何人，中国都会买他的面子。在美国“求见”李尚福而不得的现在，基辛格首先会见李尚福尤为可贵。
中国当然不放过机会，高调接待不仅大超规格，也传达了诚意：中国不怕斗争，但中国更愿意合作。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之间也是搬不走的邻居，共存是唯一的选择。习近平主席在接待盖茨的时候说到，他是今年会面的第一个美国朋友，传达的也是类似的意思。美国可能也听懂了，沙利文开始嘟嘟囔囔长期共存了。
其实基辛格传的话，中国可能对布林肯和沙利文也说过了。但在中美高度对抗、缺乏互信的情况下，所有的外交对话都被看作话术，要么过度解读，要么不当忽略。基辛格作为中美都相对信任的老人，可能加重双方对传话诚意的认同。
布林肯（估计还有其他美国高官）期待与基辛格会面，听取他的访华见解和传话，应该不是夸张之言。实际上，只要基辛格还有精力，排队求见的可能还有一溜，包括沙利文、奥斯汀、伯恩斯等。布林肯也谈到，在基辛格出发前，他已经与基辛格深谈过。所以基辛格是双向传话的。他有这个资格。
事实上，到底是基辛格自己提出要访华，还是美国政府暗示他访华，还是中国政府暗示“让基辛格来，别人我们都信不过”，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未来回顾中美关系史的时候，基辛格必定是一章，这可能是其中有意思的一段。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基辛格亲自出动，意味着白宫和国务院都意识到在中国彻底失去信用，中国都没兴趣和美国谈了。沙利文还抱怨说，中国对护栏和安全带缺乏兴趣，因为中国认定不解决安全开车理念问题的话，绑上安全带、加上护栏后，只会鼓励更加疯狂地开快车。
不明白沙利文有什么好抱怨的。美国在做的本来就是疯狂和肆无忌惮的探底，安全带或者护栏只可能导致更加疯狂和肆无忌惮的探底。渣男的保证值得花时间认真吗？
美国重新启用基辛格作为沟通渠道，说明已经意识到学院派路线也破产了。
基辛格代表的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路线。也就是说，外交与安全方针的出发点是“能做到的”。另一路是理想主义国际政治路线。也就是说，外交与安全方针的出发点是“想要做到的”。
谁都喜欢不战而屈人之兵，谁也都喜欢在经贸中赚的钵满盆溢。在力量对比接近或者弱势的时候，现实主义占主流，“政治归政治，经贸归经贸”。在力量碾压的时候，理想主义占主流，“人权超越主权，经贸服从价值”。
美国一直认为碾压中国，即使在已经碾压不动的时候，依然幻想能推行理想主义路线。搬出基辛格不仅因为他的人脉，也因为被迫承认到了重回现实主义的时候了。
这也从威廉·伯恩斯“晋升”到内阁看出来。
CIA局长是重要职位，但在911之后，地位下降了。美国情报系之复杂，世所罕见。CIA在组建的时候，肩负整合美国情报系统的重任，但能够整合的实际上只有对外情报系统，联邦调查局从来不在CIA的领导之下，NSA也是后来才有的。
911暴露了美国情报系统的裂隙，CIA、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等各自为战，导致关键恐袭预警落入三不管地带，最终造成911。为此，美国重组情报系统，建立国家情报总监职位，统掌政治、军事、司法情报系统。
但在反恐重要性滑落、大国竞争重回国际政治舞台中央的现在，CIA的重要性徒增，伯恩斯秘访莫斯科和北京，更是重拾OSS故技。
最重要的是：白宫对于沙利文和布林肯对美中大势和中俄实力的判断已经失去了信心，需要CIA局长直接坐在会议桌上，提供直接和无偏的评估。
伯恩斯是老资格外交官。在小布什末年和奥巴马早期，他是政治副国务卿，他的前任是尼古拉斯·伯恩斯，就是现任住中国大使，继任则是温迪·舍曼，在拜登时代再次出任这个职务，负责中国事务，并为布林肯-王毅会谈打前站。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他出任副国务卿，继任就是布林肯。
外交和情报是通的，外交官本来就是公开身份的情报官。不过作为情报官，重点在于情报的完整、准确、无偏，而没有外交官向对方政府和公众（实际上是上层）传递信息的任务，所以较少受到政策导向的“主观滤镜”影响。
白宫把CIA局长直接拉上内阁的决策桌上，是意识到本来负责汇总和提出综合判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被自己的“主观滤镜”带偏了，致使决策依据偏差，导致政策被动。
美国重回现实主义的外交和安全路线与实事求是的对华评估未必带来对中国有利的政策变化，但至少是更接地气的。
中美必有一战吗？这是复杂的问题。中美都不想打这一仗，这一仗也很可能波及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谁都不想打这一仗。
中国敢打吗？美国敢打吗？这则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大战从来不是因为敢打而打起来的，也不会因为不敢打而能避免。战争的爆发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几乎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还记得历史唯物主义吗？不记得的话，回去翻翻书，或者问问中学老师。
当然，在战争没有爆发之前，对这个“命”的解读各有不同，人们也会尽力避免战争的爆发。你可以把这看作无谓的“改命”，也可以看作避免对“命”的误读导致历史错误。历史唯物主义像“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历史前进，但常常只能“事后诸葛亮”，事情过后才能看清历史到底是往那里走的。没办法，人不是神。
但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历史神秘主义。从历史经验，人们是可以解读出一定的历史发展轨迹的。很重要的一条是：历史的前进从来不是靠复刻先来者的成功，“英国、美国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中国不能？”这不是好问题。历史进入每一个新纪元，都是因为领导国家或者地区在文明和经济发展上做出榜样性的重大新贡献，而不仅是GDP。“江山轮流坐，今天到我家”，这是说笑，不是为国之道。
中国是否能重登世界文明顶峰，取决于中国对世界文明和发展的新贡献，取决于中国是否成为榜样和明灯。GDP重要，几千几万核武器重要，但推动文明和发展才是最重要的。中国在做，做得很多，但需要把全社会的能量都聚焦到这上面。上下同欲者胜。
反过来，历史也不因为先来者曾经先进而停止。
但回到现实，这永远是一切理性决策的基础。
军事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