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A按：

网评员虽然未必是最好的办法，但一定就是错的？中国人均素质不高，又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期，对舆论的控制和引导是必要的。好好读读这篇转贴，看看土工以前是怎么干的，自己想想干得对不对。

对历史的无知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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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谣言（rumor），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信息”。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一概括过于简略甚至片面。学者一般认为美 国社会学家法因(Gary A.Fine)的解释概括了谣言的基本特征。法因认为：谣言是一种最松散、最自由的、缺乏根据的信息传播方式，它既是一种传播过程，也是这一传播过程的产 物；它多数带有一种明显的个人目的性；它的基础是毫无根据的信息，一般是在信息缺乏、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由此可见，谣言实际上是舆论的否定形式，其 消极作用趋向往往是更为主要的方面。在国内，关于古代直至近代谣言问题的研究都有不少成果，2003年SARS事件后也曾经掀起关于谣言的研究热潮，但从 历史的角度对建国之后的谣言调控机制进行研究的并不多。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各类相关的谣言一度在各地产生和传播。基于此，当时的中国 政府在谣言调控方面进行了多方面努力，并很快取得了预期效果，这是中国共产党具有高超执政能力的反映。由此所体现的高效型谣言调控机制，可以为今天危机事 件中的谣言调控提供宝贵的历史性借鉴，因此非常值得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全面的总结。本文的研究也正是尝试在此方面作一努力

一、谣言传播：民众心理与民众行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根据当时的资料显示，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一度出现“谣言较多，思想混乱”的状况，不少地方尤其是落后的农村地区甚至是“谣言蜂起”、“谣言猖獗”。根据传播的内容，这些谣言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关于台湾及东北形势问题。陕西许多地区谣传“要变天了，国民党要回来了。”“东北已失守，美军在上海登陆，美国在朝鲜投了两枚原子弹，所以冷的 早。”等等。在江苏和湖南等地谣传“美国已占领台湾，美国兵舰已开进了吴淞口。”“太平洋与中国沿海各地都由麦克阿瑟来指挥，台湾不可能解放了。”“麦克 阿瑟发火啦！已由日本调去五百架飞机，由台湾调去三支军舰……。”“美国与蒋介石已收复海南岛，林彪牺牲啦！”浙江、山东一些地区则流传着以下种种谣言： 如“国民党在广东、大连登陆！”“人民解放军（指四野）回东北准备战争。”“形势紧张了，街上都戒严啦！”“东北已打到海城，上海已打到吴淞。”“蒋经国 已经到了上海，坐汽车进行秘密活动。”“世界四十二个国家打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军队二百万向长沙进攻。”“民兵要抽去打台湾，乡干部要抽到广西去工 作。”“我们打台湾伤亡很重。因美国放毒瓦斯，我们部队许多人被弄坏了眼睛。长沙和邵阳城里来了很多瞎子兵，衡阳亦有五千多瞎子兵躺在屋子里不外出，不让 老百姓知道。”“现在盐涨价了，火车不通运其他东西，专运兵到台湾去，驻耒阳的四0六团也要去台湾。”等等

第二种是关于朝鲜战争形势问题。江苏一些地方谣传“金日成要向李承晚投降，李已拒绝，金日成已逃到北京了，有的说已逃到莫斯科了。”“到朝鲜去的几千几万 的解放军，都被消灭了，美国报纸上登了许多解放军做俘虏的照片。”“共产党要逃到苏联去了”。浙江一些地区则谣传“平壤被炸完，北朝鲜不行啦！”“林彪在 八月八日被炸伤死了，现灵柩已到达长沙。”“国民党随美军已由东北过了鸭绿江，共产党在此的时间不长了。”“东三省已失守，不久杭州也要被轰炸了。”江西 谣传“苏联在朝鲜的部队被炸垮了，人民军已投降，朝鲜人民政府已迁往安东。”“林彪在安东前线被炸身亡，金日成无法自杀了。”“毛主席派沈钧儒去台湾拉拢 蒋介石，毛主席想骗北方干部去朝鲜作战。” 湖南一些地区谣传“沈阳被美国占掉了三十几县了，在东北的解放军被美国围了几万人。美国有三千万支兵舰，现在还只拿三千支出来就这样凶了。”等等

第三种是关于世界大战问题。山东不少地区谣传“朝鲜失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国民党要登陆作战。”“美国直接出兵台湾及朝鲜就是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打起来首先难看的是中国共产党。”“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佬与日本鬼子还出了兵。东北已打起来”。浙江也谣传“听说安东与沈阳的人民都在预备逃难，三次大战 已开始。美国有二万架飞机在朝鲜，东北已与美帝开火了。”一些地区甚至还出现了“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五国出兵朝鲜以及'签名'就是'迁民'，蒋介石与毛泽 东已经讲和，因蒋介石不信任毛泽东，故此毛泽东叫百姓签名”等近似荒诞的谣言

第 四种是关于原子弹和和平签名问题。一些地方谣传“原子弹是美国制造的，哪国也没有，力量非常大，五个原子弹能炸几百里，解放区扔几个就完了。”“人家的原 子弹爱什么时候扔就扔，我们签名管什么用。”“这次签名的人都得受他们的害。”“美国要用原子弹炸苏联，才叫大家签名，向美国要求和平。现苏联向八路军要 几百个师的军队，八路军正赶着想办法实行签名，秋后就要抓去当兵。”陕西谣传“半月前美国在北京东北近郊投了一颗原子弹，近来北京人心惶惶。政府将迁都兰 州，金日成将军的政府早已搬到我东北。”等等

第五种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挑拨群众与干部关系”的谣言。苏南一些地区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解放军败下来，眼前起劲的人，将来要先杀头。”湖南一 些地区则谣传“日本打来时，也曾天旱过，日本来到这里不上一年就败走了；如今，八路军来了又是天旱，所以八路军也站不久的。”无锡、苏州等地谣传“世界大 战已爆发，蒋介石要来过年，共产党守不住，要逃走的。”“你是替共产党做事的，美国和国民党来了就要杀头，家属也要杀。”等等

在建国初期正常的信息传播渠道尚不健全、民众对信息的认识能力较低的条件下，这些谣言加重了一些民众的恐慌不安心理，造成了当时许多民众的非理性行为

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著名词学家夏承焘1950年10月30日的日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谣言传播所造成的民众行为：“日来以朝鲜美军大胜，上海谣言甚 盛。机关中旧穿列宁装者，多改穿西装。”一些工人则说：“反正蒋介石就要来了，现在工会费不必交了，缴得越认真，将来吃苦头越重。”在山东，由于受谣言的 迷惑，农村群众特别是新解放区的一些农民不敢积极参加土改，有的不敢接受土地，或不敢在新分到的土地上耕种。在当时的平原省，有的农民分的土地不上肥，不 敢把分地打的粮食和自己的放在一起。在距离朝鲜较近的东北地区，一些民众听信谣言，认为要“变天”了，有部分民众“搬家逃跑”，一些技术人员借故要求回南 方，“人心大为浮动”。 有的工人逃避不上工，部分工人家属波动较大。为防空备战而进行的工厂疏散被谣传为“要撤退”，因此有个别党员要求退党，有的工人新被批准入党，又要求不入 了，在沈阳市的工厂疏散中共逃跑了19个党员。有的地区部分群众因怕“变天”，“生产情绪低落，甚至大吃大喝”，如河南新乡县五区李村农民，半道街半个月 吃粉菜800余斤。一些地区的农民“有买地的不买了，要盖房不盖了，思想波动极大”。在江苏，一些职员被谣言所迷惑，连总工会都不敢去，在大街上看到熟悉 的干部也不敢打招呼，怕以后国民党来会吃亏。由于地主造谣，一些农民怕国民党再来，不敢分田。已分得田的又不敢下麦种，分配的房子也不敢住，藉口重阳时节 不能搬家，实际上怕吃苦头。在西北地区，据当时的调查，由于“一时谣言充塞”、“谣言猖獗”，抗拒、破坏土改的活动嚣张，在农民群众中也发生了怕“变天” 的思想，不敢起来斗争。一些民众听信“东北已失守”、“中央政府已迁往西安”、“政府征收公粮是要逃到边远山区”的谣言，往山中藏粮食，“怕蒋匪来了抢 粮”；一些学校的部分中学生退学，怕“抓兵”。因为“害怕原子弹”，一些地区出现了干部不敢继续工作而要求回家，一些青年团员要求退团的情况

二、谣言：从产生到传播的逻辑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相关谣言传播的描述，不是为了展示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的消极面，相反，本文的展开正是为了说明，在建国之初面临如此 之类诸多困难、诸多复杂局面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却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稳固全国的局势，为此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奠定基础，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具有高超执 政能力的反映，也正是值得今天进行全面总结与借鉴的方面

根据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它是“社会环境投射的影子”，而非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同时，谣言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 背后经常有一些隐含意义，而且这些隐含意义所体现的内涵“可能比它表面上所讲的要多，隐含的意义可能更重要、更确切”。正因如此，研究某一时期的谣言及隐 含意义可以为我们提供揭示当时历史真实的切入口。关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谣言，其产生到传播的具体脉络，目前确实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综 合性的分析，梳理出当时的谣言从产生到传播的逻辑，而这一点是我们对当时的谣言调控机制进行总结与评价的基础

第 一，新中国成立所造成的社会剧烈变革与朝鲜战争爆发的交织，是当时谣言产生与传播的深层次原因。社会心理学认为，谣言在社会剧烈变动或发生特殊事故的情况 下，特别容易发生和流行，造成社会动乱，甚至会引发严重的事件。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时，社会秩序开始紊乱，各项事态的发展变化迅速。人们凭直觉感到社会将 发生重大事变，普遍处于一种焦虑、躁动不安的状态。人们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将做出种种猜测，于是到处议论纷纷，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以讹传讹的流言和谣言将 四处扩散。建国初期的情况正是如此，尽管新中国的成立造成了划时代的历史巨变，但在革故尚未完成，鼎新有待继续的形势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局势的全面 掌控，民众从感情上、心理上对于新政权的切实认可，确实需要一个转变与巩固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刚刚开始的时候，朝鲜战争的爆发，又进一步刺激了民众 脆弱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民众心理失去了稳定感，在民众心理的“恐惧”、“波动”、“混乱”、“不稳定”中，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就有了深厚的基础

第二，社会变革受冲击者的恶意介入，是当时谣言产生与传播的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的开始。一般来说，在 社会的大变革中，那些受冲击者即利益受损害者，多少都会利用机会进行反抗，而制造和传播谣言正是他们反抗的手段之一。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一些地区就有不同 类型、不同程度的谣言流传。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外局势骤然紧张，在“人心大为浮动”、民众社会心理失去稳定感的情况下，那些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主要是 各地残存的匪特和地主恶霸分子等等，乘机加紧活动，大肆进行怀有不良目的的反动宣传和散播政治谣言。例如，据资料显示，在当时的西北地区，在朝鲜战争爆发 后谣言四起的情况下，各地就发现了不少反动传单。在中南地区，朝鲜战争爆发后，“各地情势突现紧张，世界大战的谣言甚嚣尘上”、“少数地区甚至爆发了新的 暴乱”。无锡的一贯道也趁机造谣：“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上海是血地，无锡是白地，人都要死光，快些参加一贯道，可以避免劫数。”等等

第三，谣言某些方面的内容与民众心理的共鸣是当时谣言产生与传播的社会心理因素。在社会心理学的框架内，谣言是舆论传播的特殊形式，是在信息传播失真的情 况下形成的。同时它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反映着许多社会问题和群体心理，正如学者所说，“它可能是某些人为某种特定的目的而故意制造，也可能只是 传闻或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扭曲、变异，但不管怎样都真实地体现了传谣者和信谣者对于某事物或社会现象的态度，往往是他们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和宣泄。”朝 鲜战争爆发后的谣言有相当一部分确实是政治上怀有不良目的的反动分子制造的。但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当时的谣言为何能够“猖獗”？这就和对谣言传播者的分 析联系在一起。谣言的传播者是谣言“滋生蔓延的土壤”，没有传播的土壤，再有破坏性的谣言也没有多少存在的意义。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谣言的传播者在 心理上的共同企望，是其能够并愿意接受谣言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谣言的流传是与参与者思想上的“共鸣”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谣言是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信 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共同的要求，寄托共同的希望，宣泄共同的情绪，表达共同的担忧和恐惧，许多传播者就会不能、不愿、也不屑于考虑这些信息的真 伪，而宁愿坚定不移地确信它的可靠。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出现的谣言，有许多正是和当时民众的种种心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国民 党要反攻大陆”等谣言之所以能够流传，正是与当时民众畏惧战争、渴望和平的心态产生共鸣的结果

第四，朝鲜战争爆发后的谣言盛行也和当时民众的文化素质密切相关。“谣言止于智者”，愚昧与落后是谣言传播的重要条件。当时的谣言得以盛行，与建国初期民 众各方面素质尤其是文化素质很低的情况不无关系。当时的“谣言猖獗”大多发生于农村偏远落后地区的现象，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据统计，1949年中国人口 中80%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思想对普通民众的有着重要影响，当时的一贯道等反对会道门组织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进行造谣惑 众。另外，文化素质的低下也决定了许多民众相应政治、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知识的缺乏。根据当时的调查，直到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之后，许多群众不知道朝鲜在哪 儿，“朝鲜是小岛”、“是我们的地方”、“在东北九省”等等说法都有。甚至一些党员也以为“朝鲜大概在我国南边”，许多“不知道金日成和麦克阿瑟”。在一 些偏远、落后地区，有的农村妇女甚至提出了“朝鲜是男人还是女人”的问题。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朝鲜战争爆发后各种谣言甚至是一些今天看来近乎荒诞的谣言都 能够在民众中找到生存的土壤，就毫不为怪了

三、党和政府的努力：一种谣言调控机制的运作

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关于朝鲜战争的谣言与其他方面的谣言是混杂在一起的，仅就与朝鲜战争直接相关的谣言来说，其中别有用心的政治性谣言与中性化的普通谣 言又是混杂在一起的。这就大大加重了谣言调控的复杂性与困难性。这种局势如任其发展，各种谣言的传播与民众的恐慌不安心理就会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恶性循 环，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因此，当时的党和政府在谣言调控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从而展示了一种谣言调控机制的运作轨迹

第一，对制造和散布谣言者予以打击。关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中的谣言问题，当时是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予以定性，提出“谣言是完全非法的，造谣惑众的人 便是人民的敌人。”认为谣言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经燃烧到我国门”的情况下，“反革命分子”受到“很大鼓励”，“向我们发动了各种各色的谣言攻势， 加紧破坏经济建设”。因此，1950年10月《中央公安部关于全国公安会议向中央的报告》提出：“对付反革命谣言，必须实行讲、驳、追三个字的政策，即加 强宣传，对谣言正面加以驳斥，以及追究谣言的来源等。除配合宣传、驳谣外，追谣主要是各级公安部门的责任。”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反对反革命宣 传的指示，提出要利用各种形式加强反对反革命的宣传，并加强反对谣言的斗争。指示指出：“现时农村城市谣言均甚猖獗，主要是因为我们未予严厉的反击，望各 中央局分局及各省市委即行总结过去经验，商定有效对策。根据已有经验，为了肃清谣言必须：(甲)对时事和政府法令及时宣传，县以上各级党委宣传部应按时召 集宣传会议，编印宣传材料，指定支部中有能力的党员担任宣传员，给以训练和经常指示，并通令全体党团员和干部人人负责向群众作宣传。(乙)遇有重要的的确 属反革命的谣言发生，各级党委宣传部即与公安部门通力合作，穷究根源，务使制造谣言者受到惩办（轻则当众悔过，重则依法判刑）传播谣言者受到警戒。但普通 的揣测附会传闻失实不在此例。”这了指示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当时进行谣言调控的具体思路。1951年1月19日，在与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统战工作人员的谈 话中，毛泽东也强调：“在宣传上应当采取攻势。对特务造谣，镇压一下好。”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进一步把相关政策法律化。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 刑。在相关精神的指导下，对制造和散布谣言者予以打击成为当时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要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秩序尚未稳 定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这种对于谣言的定性和所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最为关键的是，当时党和政府把打击面主要集中于变革中的受冲击者，一方面可以 避免打击面太大，另一方面可以起威慑作用，这对于在短时间内迅速肃清谣言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加强与北朝鲜和苏联的联系与沟通，以保证相关信息的准确性与及时性，为相关舆论的调控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做了大量工 作，积极加强与北朝鲜和苏联的联系与沟通。1950年6月30日，周恩来派原定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工作的柴成文先以使馆参赞的名义去朝鲜，以便保持 与朝鲜的联系，在柴成文一行出发前，周恩来特别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 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后，中国政府与苏联和北朝鲜方面的沟通 日益增加。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勘察地形，以便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9月18日周恩来约见苏联大使，要求苏联政 府能够迅速提供有关朝鲜战局的更加准确的和及时的情报。在相关谣言盛行，舆论急需理性引导的情况下，保证相关信息的准确性与及时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 节。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工作，中国方面对于朝鲜战局发展的相关信息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这就为此后的谣言调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针对流传的相关谣言的内容， 政府在此之后对群众的时事宣传就许多具体性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舆论引导，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可以肯定朝鲜一定抗战到底？朝鲜人民最后胜利的条件是些什 么？美帝已扩大侵略冒险，今天世界人民的力量，能不能制止大战的爆发？世界人民力量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对比如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了什么变化？特别是 1949年以来的一年中起了什么大变化？和平为什么要努力保卫？为什么怕战争反而不能得到和平？原子弹为什么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等等。在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参战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为主要阵地，及时地全面地向群众介绍有关国内形势、国际局势及朝鲜战场战况的各种信息。美国学者奥尔波特认 为，流言或者是谣言的产生与信息的模糊程度有重要关联，信息缺乏、传播渠道（尤其是大众传播渠道）不畅是流言或者谣言产生的重要条件。因此，在保证相关信 息准确性与及时性的基础上，保障大众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使普通民众对于相关信息有及时的、全面的、深入的了解，对于谣言的调控与消解，实际上具有釜底抽 薪的效果

第三，加速建立宣传网的工作，为谣言 调控提供组织保障。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党和政府就非常重视宣传网的建设工作，其中包括新闻网、报刊网、出版网、广播网、收音网的建设。以广播收音网的建设 为例，到1950年10月初，全国各地除西康、宁夏两省，皖南、川北两行署区以及内蒙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由于还没有广播台而尚未进行建立收音网之外，其 他地区已经全部开始建立，在华东和中南两区且已全部完成，这为此后的宣传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在此基础上，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 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决定》提出，“必须有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即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 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根据这一决定，“目前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忽视对于人民群众进行经常的宣传工作，以至有许多错误的和反动的宣 传和谣言经常在人民群众中流传，遇不到我们党及时的、应有的和致命的打击，党的政策与主张，没有及时地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因此，大大地损害 了人民事业。”是当时决定建立宣传网的重要原因。按照决定的规定，宣传员的任务是“在党的组织的领导之下，经常向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用简单通俗的形式进行 关于国内外时事，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人民群众的任务特别是当时当地的直接任务，以及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中的模范经验的宣传解释，批驳各种反动 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鼓动人民群众学习模范经验，积极完成任务，并经常将人民群众中的情况向党的组织报告，以便帮助党的组织决定各个时期的 适当的宣传内容和宣传方法。”由此可见，“批驳各种反动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

是建立宣传网的重要目的之一。根据以上决定，各地加速了建立宣传网的工作，从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开始，到当年10月全国的宣传员就已超过155万人。这为当时的谣言调控提供了组织保障

第四，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以有效控制舆论导向。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0年10月发出关于反对反革命宣传的指示，提出要利用各种形式加强反对反革命的宣 传，并加强反对谣言的斗争。在此之后，根据指示，各地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在此过程中，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几乎一切可能的宣传工具、宣传形式、宣传机 构、宣传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形成全民动员反对谣言的氛围。当时的动员工作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动员各种宣传媒介对民众进行广泛的时事宣传教育。例如，当时的《人民日报》以专版刊登“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专刊”，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改为 《抗美援朝专刊》，运用资料、漫画、专刊等多种新闻体裁，用各种生动的形式向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教育。许多城市都组织了宣传队、工作队走上街头，深入工 厂进行宣传。当时的河北省指示全省各地强调：“由于美帝扩大侵略朝鲜，侵略军进逼中朝边境，已造成目前严重而紧张的形势。反革命分子则乘机进行各种破坏活 动，并大量放散谣言，企图予美帝侵略行为以有力配合。在这一情况下，领导群众开展一个广泛深入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并结合贯彻中央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 示和有效的扑灭谣言，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及我之思想阵地，已成为各级党委当前严重的政治任务。”一些地方政府以召开各级干部会的形式，“揭发反动分子的阴 谋，告诉群众，美、蒋特务制造谣言的企图，要群众提高警惕。同时，对群众讲解时事和科学知识，破除其对时事之迷惘和迷信思想。”在河南郑州地区，政府及时 指示各县“加强治安工作，主动进行侦察破案；教育群众，警惕匪特捣乱”。并印发了三千多本宣传手册，三万份宣传品。指示下达后，“各县皆召开全区主要干部 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然后分小区召开群众大会与各种座谈会，除宣传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外，并讨论当地群众思想情况，讲解时事、揭露谣言等。”尤 其是在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之后，反谣言工作被视为与抗美援朝运动一样同等重要的政治任务，而抗美援朝运动则被一些地区视为“动员群众粉碎美帝国主义 侵略及敌特造谣破坏的一个尖锐斗争”。在许多地区宣传教育工作的进行中，抗美援朝的宣传与镇压反革命、揭穿谣言的宣传工作是密切结合进行的。在各种形式的 宣传中，基本的原则是使民众在以下方面统一认识：其一，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省的侵略；其二，美国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武装干涉是对朝鲜人民的直接 侵略行为；其三，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其四，越南、菲律宾、日本和亚洲其他被压迫民族，现在也都在展开反对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侵略的斗 争

二是动员普通民众积极参与，提高民众的谣言防范意识。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即作出决定，把7月1日至7日定为拥护世界和平 大会常设委员会《和平宣言》的签名运动周。7月1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说到和 平宣言签名活动》的广播词，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参与这一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8月初，已动员近6000万人在和平宣言上签字。8月13日，中国保卫世界和 平大会发出《关于扩大征集和平签名工作给各人民团体的通知》，提出要“争取一万万五千至两万万人在保卫和平宣言上签名。”7月1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 从17日起，在全国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活动，并以各团体为基础组成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7月 14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大城市人民团体立即建议建立各地的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运动及其以 后的相关工作。7月17日，全国各地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运动开始。8月1日，全国各大城市动员民众举行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大会与示威游行。抗美援朝运 动开始之后，动员普通民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更是进一步呈现出声势浩大的趋势

以上一系列工作的进行，对于有效控制舆论导向、大力消除谣言和稳定民众心理起了重要作用

四、总结：建国初期的谣言调控机制

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自古至今的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文化形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谣言的踪迹。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察发现，人类历史的 大部分时间是在对各种谣言作出反应，与之互动。许多人曾经认为，随着现在传媒的高度发达，谣言将不再具有生存的基础，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尽管谣言可以作 为一种大众情绪发泄的渠道，但其作用更多地体现为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因谣言而导致社会恐慌甚至动乱的先例不胜枚举。因此，通过加深对 谣言的系统研究，以利于建立科学的谣言调控机制，对于任何社会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毫无疑问，党和政府当时对谣言的调控是非常成功的。据当时反映，经过各方面努力，极短的时间内，在各种公开场合中，“反动谣言渐趋消形匿迹”，“城市与乡 村几无谣言出现”。许多地区很快出现了“人心振奋，谣言平息，社会秩序安定”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对谣言进行调控的过程中，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始，毛泽 东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根据以上指示精神，各地纷纷以把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地普及和深入到每一农村、每一机关、每一学校、每一工厂、每一商店、每一街道和每一民族聚居区域”作 为重要工作目标，要“把反美爱国教育认真地普遍深入到山沟小庄，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教育运动，以一些全新的 政治概念的输入为起点，以发动民众投入各种各样的运动为媒介，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知识和政治意识启蒙教育。这不仅 为普通民众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中有效抵制谣言尤其是政治谣言的传播打下了一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它真正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化的大门， 成为中国社会走向政治现代化的全新起点，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对相关谣言的调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建国初期的谣言调控机制。对这种具有高效性的谣言调控机制进行总结，确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总体上来说，建国初期的谣言调控机制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是党和政府是控制与消解谣言的主体。以各级党和政府为中心，自上而下地调动和指挥整个机制 的运转，积极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权，这一点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政府的优势。因为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往往是以一些重大事件的刺激为前提，而任何一起重大事件都会 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只有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才能使各相关部门协同配合，迅速、准确地控制社会舆论、消解相关谣言，从而为社会趋向稳定提供 保障。在一些影响范围大、后果较为严重的危机事件中，这一点更是至关重要的。2003年中国政府对非典的成功应对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是以各种形式的宣 传教育来完成谣言调控中的信息传播。在危机事件发生以后，往往会出现民众心理和社会舆论的波动，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而信息缺乏，传播渠道（尤其 是大众传播渠道）不畅是谣言产生与传播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中，一定要从大局考虑，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以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来完成谣 言调控中的信息传播，不仅可以牢牢把握住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且可以保证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三是通过群众运动的开展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反谣言工作。这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方面。一方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迅速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形成迅速控制社会舆论、消解谣言的整体氛围。与此同时，群众参与的过程也成为信息传播的 过程，这对于引导民众心理和社会舆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从而迅速控制与消解谣言、稳定和恢复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当时的谣言调控机制也存在消极的方面。其一，当时的这种以各级党和政府为中心的谣言调控不是以完善的体系为基础，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 度环境中形成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相应成本，也影响到调控机制本身的制度化。其二，以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来完成谣言调控中的信息传播，由于宣传教育 方式的单向性和受众的被动性，在此过程中信息传播的全面性可能会受到影响。其三，群众运动作为具有浓重革命色彩的动员方式，可以迅速带来轰轰烈烈的参与场 景，但它也有无法形成持久性动员绩效的方面。具体来说，如果把谣言的控制分为社会控制与个人控制两个层面，当时的群众运动方式在谣言的社会控制层面较为成 功，但在个人控制层面，则没有体现出持久性绩效。因为就个人层面而言，个人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的提高，是抵制谣言传播的重要因素，而这些远非一场运动所能 完成。以上这些谣言调控机制的消极方面，也正是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的方面

总而言之，以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对相关谣言的调控为个例所体现的建国初期的谣言调控机制，给今天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方面，把这些有益的方面纳入今天 的相关应对机制中，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而在这一过程中，辩证地调整和完善其中具有消极性的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