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戴笠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组织力量破获了一起事关整个国家国防安全的最高军事机密泄密案。

1937年8月5日，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举行了“卢沟桥事变”以来最机密的一次最高军事会议。会议决定:贯彻“制敌机先”战略，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以前，向日军主动进攻，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各港口和江面上的日军舰艇与商船，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蒋介石签署命令:加强江阴要塞岸炮的火力，破坏江阴一带长江水面上的船路标志，在江面通道立即布置沉船使之堵塞，并布设密集水雷，相关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然而，蒋介石的这个命令还没有来得及传达到有关部队，就出现了令蒋介石震惊不已的情况:8月6日、7日，重庆、宜昌、武汉、九江、南京等各港口的日本军舰、商船，均全部开足马力驶往长江下游，冲过江阴要塞。

各港口城市的日本侨民也突然停止一切工作，随商船逃离。日本侨民们逃离得如此匆忙，以至有的家里电扇都没有来得及关，有的家里桌上的饭菜还在冒热气……

这两天，冲过江阴要塞的日军军舰、商船大约有30艘，国民党海军仅扣留了两艘日本小商船长阳号、大贞号。显然，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内容已泄露给了日本人。

8月25日，最高军事会议又制订了一项绝密计划:蒋介石赶到上海作抗战的军事部署，第二天，英国驻中国大使许阁森也将因事乘轿车前往上海。

根据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建议，蒋介石的车将随许阁森大使的车一起到上海，因许森的车上有英国国旗，日军不会对英国使馆的车采取什么行动。这在当时情况下，确实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办法。

第二天，蒋介石因有要事临时取消了上海之行，许阁森大使按原计划前在上海。在轿车沿嘉定路爬行时，两架日本飞机凌空而至，对准许阁森的车扔下几颗炸弹，准确地击中了目标，小轿车被烧毁，许阁森大使身负重伤。

蒋介石闻讯，一掌重重地击在桌上，恼怒地骂道:“要不是我军务在身，不也成了一具尸体!”显然，有人又将蒋介石要到上海的计划泄露给了日本人。

8月30，按预定计划，蒋介石将在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话。可是，仪式还没有开始，担任总值日官的军校学生总队长惠济却突然发现校里出现了两名可疑人员。来人乘坐的是行政院的车，但拒绝例行检查，随后掉头逃跑。来人的目的很可能是意在行刺蒋介石。

接二连三的事说明蒋介石身边混入了日本间谍，军统戴笠、中统徐恩曾、宪兵司令谷正伦等奉命破案。

戴笠经过分析，被泄露出去的机密都是当时国家最重大的核心机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与闻。而且事先知道蒋介石行踪的人也为数极少，只要把能够与会或接触到这些机密情报的人进行过筛排队，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和可疑对象。

果然不出所料，经过一番严密的过筛排队，一个可疑的人出现在戴笠面前。

黄浚，字狄岳，福建侯官人。现任行政院机要秘书兼最高军事会议记录员。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国后长期在北洋军政府中供职，与清朝遗老、北洋宿将多有来往。北洋政府垮台后，黄浚转而参加国民党。

黄浚与日本驻南京领事馆领事须磨是大学同学。黄的儿子也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在外交部工作。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其经济来源可疑。

据此，戴笠下令对黄浚父子进行日夜监视，中统、宪兵也密切配合。监视发现，黄浚经常独自一人常去两个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店；一个是玄武湖公园。于是，戴笠派特务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周密的设点监视，终于发现这是黄浚向日本人传递情报的地点。

真相大白后，戴笠设计将所有黄浚一案中的日本间谍诱入黄浚家中，然后派军统特务会同宪兵一起，在谷正伦的亲自率领下，闯入黄家，将日本间谍一网打尽。

原来，须磨出任日本驻南京领事馆领事后，受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指令，用重金收买了黄浚。黄浚成为日军高级间谍后，又将其儿子发为日本间谍。随后，黄的司机、参谋本部高参曹思成、军政部秘书王必贵、海军司令部部员李龙海也先后被黄浚拖下水，堕落为日本间谍。

经军事法庭会审，黄浚供认全部罪行。南京沦陷前夕，军事法庭将黄浚父子及其他间谍全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至于披着外交官外衣、与黄浚交换情报的日军特务小河次太郎，被戴笠命令军统特务装在麻袋中，扔进了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