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这种想法的人和活动人士现在忧心忡忡，因为侯任总统拜登几十年来一直处在美国旧对华政策的核心。例如，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曾在许多场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抱着他称之为“战略上的同理心”能够赢得习近平支持美国立场的希望——但这个策略未能遏制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野心。
像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这样的人认为，重返华盛顿共识将是个错误。黎智英是香港亲民主运动的
热情支持者，也是
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
“拜登将试图通过妥协来取得进展，但这在过去并不成功，”黎智英最近在电话中对我说。“特朗普已经用强硬手段取得了成功。”
例如，黎智英指出，特朗普大幅
增加了对台湾的武器销售。台湾是一个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的自治岛屿，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美国卖给台湾武器可能有助于威慑大陆向台湾发起攻击。过去几届美国政府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小心翼翼，以免惹恼北京，这种做法无疑削弱了台湾的防御能力。
但这些外交问题对许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是次要的，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美国的文化战争，一些人在文化争论中看到了中国限制言论自由的映像。考虑到美国的公开讨论如何之活跃，这种比较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它表达了许多有思想的中国人希望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保持自由的强烈愿望。
政治正确的问题尤其对他们有吸引力，因为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一种令他们不安的映现，这些人有在言论受到严重限制的社会生活的经历。他们把特朗普视为他们梦想的那种未经过滤的言论自由的体现，同时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偏离了其核心价值观。
中国知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去年发表在微信上的
一篇文章中提出理由说，虽然美国的政治正确最初是为了避免侮辱人和促进平等，但它已帮助将一套可争辩的信念变成了近乎教条的东西——移民、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无可非议地好；少数族裔几乎都是受害者；大国有责任维护世界秩序。孙立平写道，政治正确如今已让美国“背上的包袱越来越重，它的行动越来越束手束脚”。
孙立平补充道，“特朗普对政治正确的冲击”，“非常类似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那场冲破思想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他指的是毛泽东意识形态在20世界70年代对中国人思想的禁锢。
特朗普在本月的大选中败选，并未减少这些中国自由派人士对他的支持。清华大学社会学家郭于华最近转发了
特朗普的一条推文，预言“我们会赢”，还配上了表示感谢的抱拳、合掌表情符。郭于华是中国的贫困农民和被拘禁学者的坚定支持者，她称赞特朗普是现实主义者，不按照某些美国左翼人士中流行的
“乌托邦”政策行事，比如收入再分配。
少数中国自由派人士不认为特朗普恰当地代表了自由主义信念。其中一位是历史学家许纪霖，他
最近在微信上发文说，特朗普2016年的当选是过去100年里破坏性民粹主义崛起的四大例证之一。
另一名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他
批评中国自由派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这样的自由市场思想家过于痴迷，以至于他们错误地认为，所有右翼美国政客都是自由的捍卫者。
“这场误会不仅会让我们失去反极权的同盟军，而且已经产生了自由派内部的价值观混乱，甚至可能改变‘自由派’本身的底色，”张千帆上个月在一篇
博客文章中写道。
“如果中国式‘自由主义’反对平等、反对‘一人一票’、反对政教分离和世俗国家、基于宗教理由至少反对某些自由（如同性婚姻），主张某种特定信仰成为国家正统，那它还剩下什么呢？”他问道。
政治学家林垚今年早些时候在《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mtemporary China)杂志上发表的
一篇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林垚写道，许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是他称之为“灯塔主义”的受害者。灯塔主义指的是对美国盲目崇拜，把来自美国的想法视为指路明灯。林垚警告说，后果之一是，在这些自由派人士为争取人权而战时，他们也反映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态度。
一些中国自由派对特朗普2017年颁布的禁止某些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的政策表示同情。在
《开放时代》2018年的一场关于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
讨论中，中国法律学者田飞龙为特朗普的禁令进行辩护，称其意在“维护美国的民族特性，反对无限开放的多元化立场对美国文化与社会的侵蚀和消解”。
拜登的当选不太可能减弱许多中国自由派对美国保守主义的支持。
许多中国自由派对美国左翼政客，如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持批评态度。郭于华在Twitter上转发用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演讲时的夸张动作拼凑的视频集合时加的
评论是，“好像在中国某场景中见过。”她指的是文化大革命。
学者之间的这些激烈争论反映了中国学术景观中的狂想，同时也暗示，调整新的对华外交政策对华盛顿来说，可能比与中国的异见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接触更容易，虽然拜登政府最想帮助这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