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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谈谈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我认为苏俄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后者的背叛和否定。马克思明确指出革命应该发生在生产力相当发达的西欧老牌工业国家，这些国家发达的经济基础创造了革命的必要条件。当时的俄国与中国不具备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远未达到马克思所认为的能够产生革命的物质条件水平。有人说这两个国家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感召之下，觉悟飞跃了，所以能跳过资本主义，抄近路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那么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大大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这种做法恰恰是马克思所一直强调反对的“唯心主义”：以某种人脑里的观念，理想来激发革命，建立社会新秩序乃至于“计划”经济生产等等。不可否认，苏俄与老毛的革命与计划经济的确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问题是这些看似不可能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恰恰是在“革命理念和激情”的感召之下完成的，这违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
马克思认为世界是唯物的，人是由物质组成的，而人的意识活动源自于复杂的物质组成和运动。物质是因，意识是果。意识的变化反映 了物质的运动；人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塑造人的意识形态。比如说中世纪人们的世界观，法律，社会风俗反映了中世纪特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的，社会的意识 形态是“上层建筑”，它客观忠实地反映了决定它塑造它的“底层建筑”：经济关系。物质的经济的力量是历史的第一推动力，而任何把意识形态或者说“精神”当作历史第一推动力的学说都是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理论。 意识形态是表象，而经济活动是本质。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物质现象，有其特定的活动规律，只有研究和把握了经济规律及其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作为表象的意识形态规律和历史。
经济的力量在历史中不断地辨证地发展，而意识形态则被动地反映这一发展。当经济关系发生革命性变革而意识形态出于惯性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的时候，旧的意 识形态就成为反动的力量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产生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脱胎于并反映了新的革命性经济力量的新意识形态必然会对旧意识形态进行颠覆，这种颠覆在历史中具体表现为暴力革命。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理论中的首要地位。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理论家，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了意识形态而不是反过来。革命只能产生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业已成熟并对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后，而不是之前。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将在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
马克思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科学”这一词汇在19世纪的含义与今天的略有不同。当时的科学是一种“决定论”的概念，就是指事物之间有着绝对的必然的因果关系，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一绝对必然的内在规律。牛顿的物理学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必然关系，也 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家们提供了典范。马克思就是其中一位试图在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领域里建造类似于牛顿经典物理学般的社会科学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体系里面，经济是本质，决定了意识形态。而揭示经济规律就是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 经济规律就像物理规律一样，遵循着一种客观的自身的逻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人类社会称之为“必然王国”，这里的必然就是指共产主义之前的人类社会就像天体运行一样被客观经济规律“必然地”决定了。 人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自由”。一个统治阶级的个人“必然地”被经济规律驱使着去扮演统治阶级的角色，而被统治阶级也“必然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历史的进程中，在劳动力上升发展的辨证过程中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缺一不可。所以说在“必然王国”里，人，不过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们都只不过是历史的棋子，他们之间不间断的纠纷斗争只不过是历史发展的手段。具体的个人行为，比如资本家的贪婪工人的抗争，其实是被其所代表的经济状况阶级立场所决定了，而其本人在本质上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被经济力量的车轮卷入了滚滚历史洪流之中。所谓旧社会的恶不是由于具体某些人的贪欲和邪恶，而是这种经济关系不可避免地使其扮演着这种角色。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对地主资本家右派的批斗其实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庸俗的理解。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极高的水平，人的各种必要的需求完全被满足之后，人才能摆脱经济力量对人的束缚，进入“自由王国”。而在这之前，不管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没有自由。
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它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明确的科学唯物主义态度，即社会自然规律决定了社会发展阶段，人的主观意志不能影响客观历史进程。毛泽东的革命试图以大跃进式的浪漫主义“信念”来“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就必然违背了科学唯物主义的原则。如果说人能够通过“信念”来改变历史的必然，那么历史就没有规律可言，那么就不可能存在“科学”；如果历史中存在着规律和科学，那么人只能遵循这种规律而不能改变它。
我们可以看到，苏俄与中国的革命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唯心主义”的背叛。本文不是试图维护正统马克思理论，也不是试图否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成就；而是试图揭示马克思主义体系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