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3月在山东胜利油田摆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画面上毛主席语录的美术字都是我当时现写的,然后贴到墙上我认为合适的位置”,许林介绍说。

　　李振盛35年前拍的《又是一口优质井》的原图。他使用了两只闪光灯,制造了阳光灿烂的假象,电话是用细铁丝绑到窗台上的。为了看起来更真,后来把露馅的上窗框和电话下部裁掉,然后发表和参加摄影展。

上世纪70年代许林在笔记本上记录自己学习摆拍的经历

　　1974年5月许林在陕西省南泥湾摆布导演拍摄的《南泥湾五七干校》。“摆布中,我尽量注意细节:老农的羊角巾、人物背后的草帽、手中的笔记本、脖子上的毛巾、桌子上的水杯、水壶以及人物坐姿的高低错落等等。这哪里是拍新闻照片,简直就是在演戏!”

　　1975年10月许林在河北遵化摆拍《老、中、青三结合好》

　　明天，3月20日，第四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就要在上海开始了。至今，首届华赛金奖作品《广场鸽注射禽流感疫苗》是否造假依然没有官方结 论。最早质疑并一直强烈抨击《哈尔滨日报》记者张亮这幅照片涉嫌造假的《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部副主任许林，痛恨如今新闻摄影界依然 存在的摆拍、合成等造假现象，近两天在博客上把自己以前在《人民日报》当摄影记者时摆拍的故事详细加以披露。

一张摆拍照的出炉

　　至今，许林都还为那100多张照片而感到后悔。

　　那是许林在1971年到1976年期间拍摄的新闻照片。100多张，全是摆拍，用许林的话说，都是“自己导演的虚假照片”。

　　许林用“S”形弯道来形容自己的那段经历：“‘抓拍’―‘摆拍’―‘摆中抓’―‘抓中摆’，摇摆着一路走来，不知对错”。

　　1971年5月，在《人民日报》担任摄影记者的许林第一次单独出差，到浙江绍兴上旺大队茶场采访。“当时不知道怎样拍照片，采访过程中，看到浙江省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摄影师用箩筐排队、大摆特摆茶叶丰收的场面，我明白了――新闻照片还可以这样拍。”许林说。

　　许林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次见识后，我开始热衷于摆拍。不光学习别人的经验，自己还不断研究、分析和总结如何摆拍。”

　　学习摆拍的过程中，许林说自己成了“导演”：“肩上的扁担怎么摆，裤子要卷多高，有人物的场面如何摆布、主要人物如何突出，这些方面都得下很大工夫。”

　　1974年5月，经历过“五·七干校”锻炼的许林去了陕西的南泥湾，“拍摄一组反映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照片”。

　　在南泥湾的一个农场，许林又一次当上了“导演”。

　　“照片得看出是在陕西，窑洞是必不可少的，我就找了最漂亮的一间。喊来几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两位老农是当地的村干部，我让他们戴了羊角巾，其他人有的背着草帽，有的脖子上挂着毛巾。我让他们踊跃发言，营造出学习的热烈气氛。”

　　摆布中，许林尽量注意细节：学习要拿着笔记本，加上；讨论得围着桌子，加上；口渴了要水杯和水壶，也加上……

　　另外，人物坐姿要高低错落，还要突出中间拿笔记录的老干部……

　　照片《南泥湾五七干校》就此出炉了。

　　许林说当时还比较得意：“那张照片出来后就被《人民画报》刊登，影响巨大。”

　　“身不由己”的摆拍

　　在那个年代，许林说拍这些照片是“身不由己”，“那是一代人的无奈，也是永远抹不去的无奈”。

　　在博客里，许林写道：“那时，你不‘造假’就办不成报纸，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你不干，报社总编辑也要让你干，报社‘第一读者组’的报纸检查人员也要逼你干。……如果真坚持不那样做，我们恐怕早就‘人间蒸发’了！”

　　“写什么稿子，就要拍什么照片。我明白摆拍照片违反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在那个政治环境里，根据报纸宣传功能的需要，急需某人的照片，还是要靠摆拍。”

　 　“病根很简单。”许林解释，“这种错误的拍摄方法源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向苏联学习的时候，当时新闻有‘客里空’(前苏联话剧《前线》中一个造假记者 的名字，后来成为新闻中虚构胡编的代名词)的毛病，无论是文字作品还是摄影作品，都要求‘高、大、全’，摆拍就应时而生。”

　　许林忧心忡忡地说：“这个坏毛病延续到现在，还没改掉”。

　　“一钱不值！”“觉得恶心！”许林这样评价自己拍的那些“摆拍照”。

　　许林说：“希望我的这些摆拍经历能成为一面镜子，大家要吸取我的教训，少走弯路。”

李振盛：《红色新闻兵》

　　“ 那些造假照片我早就公之于世了。”3月24日上午，旅居美国纽约的李振盛老师通过越洋电话接受了《周末》记者的专访，他在电话中说，“我对摄影的反思始于8年前，自2000年开始在纽约编辑我的《红色新闻兵》画册和环球影展时，我就讲述了在‘文革’中制造假照片的故事。”

　　3月7日，网友在李振盛的博客中看到一张题为《又是一口优质井》的照片，李振盛明确告诉网友这是35年前的一张摆拍又造假的老照片。他让网友们猜哪些地方有假。

　　3月15日，李振盛公布了答案：当年为了拍这张照片，使用了两支闪光灯，制造了阳光灿烂的假象，电话是用细铁丝绑在无窗台的窗框上。

　　由于最近新闻照片特别是获奖照片频繁被质疑造假，人们看到这位老摄影家如此“赤裸裸”地公布自己当年造假的经历后，不免将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

　　“荒唐的岁月”

　　《周末》：你在博客里公布这些假照片是否因为最近频频发生假照片事件？

　　李振盛： 2000年，我就公开讲述了这些造假照片的故事，其中有《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五七战士”与贫农大娘学毛选》和另一幅“换头术”的造假照片等三组图片。

　 　为什么说我不是专门针对“张鸽子”呢？因为这些PS(原是图像处理软件PHOTOSHOP的简称，后来发展为网络语言，意即用电脑进行图片“修改”或者 “合成”)造假的照片都是近期发生的事情，而我早在8年前就开始做“文革”摄影的反思了。2006年8月中旬，我把这些假照片发表在大旗网的博客中，并为 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专门拟定一个栏目叫“摄影反思录”，后来又把它们搬到博联社的博客里。

　　《周末》：网上有人质疑你公布自己当年造假的照片是为了炒作自己，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振盛：我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68岁)，犯不上赶时髦炒作。我想告诉大家当年是怎么摆拍，是怎么修改照片的，用亲历来述说一段历史。我认为在历史的长 河中，每个人都是一部书，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可替代的财富，我作为经历过“文革”的老新闻人，想让后人知道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曾经有一批记者是怎样工作 的。

　　《周末》：是不是当年一定要造假呢？

　　李振盛：在“文革”十年里，从事新闻工作是“政治需要”，记者们被逼无奈地造假，而且造假招数频出，用电影里的台词就叫 “各村都有高招”。我当年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压着翻拍的各种各样的大小不一的角度不同的毛主席像，这就是用来做背景造假的“素材”。当年这么做完全是出于无奈，不这么做就会丢掉饭碗，就无法生存，有时连“扛大个”(苦力)的活儿都找不到。

　　“跟搞特工一样”

　　《周末》：许林老师在博客中说，您拍摄的反映从四清运动到“文革”浩劫时社会生活实况的底片有近10万张，有那么多吗？

　　李振盛：这将近10万张的底片数字，是按照当时报社每个月定量发给摄影记者的胶卷数量估算出来的。10万张，乍听起来好像是多得不得了，其实要是把它分解到10年中的每一个月里去计算，这数字并不令人吃惊。

　　《周末》：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您怎么想到要拍摄这些照片的？

　　李振盛：当时我是《黑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用相机歌颂“文革”，是我的职责。但不久。我对这场运动逐渐产生了疑惑，因为有太多的好人被打倒，有太多文化被践踏。此时，我在采访中开始有意识地拍摄那些报纸上不准发表的被称之为是“没有用的照片”。

　 　“文革”初期，我的大学初恋女友因母亲被指责是地主成分而自杀，她惟恐给我带来“政治影响”而决意提出分手。一年后，新婚妻子的父亲因忍受不了造反派的 迫害而悲愤自杀。后来，我本人在报社也遭到批斗、抄家，并且，夫妻双双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我开始憎恨“文革”了。

　　《周末》：那些照片您是怎么保留下来的呢？

　 　李振盛：当时，报纸上发表的全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正面报道的文字和照片，不允许记者拍摄那些破“四旧”、抄家、批斗和折磨人的“负面”照片。后 来，上级下令要求各报社摄影记者要上交那些给“文革”“抹黑”的底片。不少摄影记者听从命令，上交了这类底片，被一把火烧掉了。而我则在同事们下班回家以 后，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冲胶卷，然后赶快放进电热箱烘干，剪下那些“没有用的底片”藏起来。

　　起初我将这那些所谓“负面”的底片存放在办 公室抽屉里自己设计的一个暗藏隔层里，后来又转移到家中。跟搞特工一样，我在家中书桌底下的木地板上，锯了一个书本大小的洞口，再将锯下的木地板块重新放 回去，然后系上一根小绳，以便能打开。当时还没有塑料胶布，只好用为孩子接尿的黄油布将底片包好藏在地板下。然后，再压上“一头沉”的书桌。后来，当“革 命小将”去抄我的家时，这些藏在地板下面的底片总算躲过一劫。

　　“人是骂不倒的”

　　《周末》：我在您的博客中也看到一些网友在跟帖中骂你，有的还很难听，你怎么看待这些骂人帖？

　 　李振盛：的确有人在骂我，有的人骂我沾了“文革”的光，有的人骂我哗众取宠，有人骂我在国际上办影展是“家丑外扬”的“汉奸”，这些人连真名实姓都不敢 留下，只能用匿名方式恶意攻击和谩骂，这些跟帖我都不删。鲁迅说过，谩骂不是战斗。人是骂不倒的。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拍的照片中的确有摆拍的，也有用画笔涂 抹 “PS”的，但那都是奉命为政治服务的无奈之举。尽管如此，现在也应当反思。所以我在博客中说，以前造过假的应自省，尚未造假的当自律，惟有如此方能 维护新闻摄影的尊严。

　　《周末》：你为什么把博客取名叫 “ 无为斋 ” 呢？

　　李振盛：可以解释为我是一个没啥大本事，没啥大作为的人，只是一个老照相的而已。也可解释为人的一生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意思。

　　人物介绍：

　 　李振盛，原黑龙江日报社摄影记者，英国菲顿出版社以十余种文字出版其《红色新闻兵》画册，2003年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2004年获美国海外记 者俱乐部“最佳摄影报道奖”。2005年入选1855年以来150年间“世界54位新闻摄影大师”行列，牛津大百科出版的《牛津摄影指南》单独列出他的简 介词条；2006年秋，他的作品《虔诚者》在中国首场影像拍卖会上以19.8万元成交。

　　《“五七战士”与贫农大娘学毛选》

　　1968年11月，我跟随首批插队落户的“五七战士”到农村去拍摄照片，这张《“五七战士”与贫农大娘学毛选》就是在这次插队落户活动中拍摄的。

　　但是，当我把图片发回报社后，这张照片出了问题。在最后审稿时，正巧碰上在报社“支左”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女队长也在场，她看完后很严肃地说：“这张照片上的人物表情还不错，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广大革命群众学毛著的热情。可是，照片上的毛主席像为什么模糊呢？毛主席是虚的这可不行！”

　　“看问题要讲政治，虚啥也不能虚毛主席！……”工宣队女队长说话斩钉截铁。她把话拉到“纲”上“线”上了，我也无法再分辩。于是，我对照片开始了加工：

　　第一步，从资料照片中挑选一张毛主席像，剪掉一小角贴到背景的“虚”像上，还故作被遮挡的透视状；

　　第二步，用水粉调合成与照片背景灰色相似的色调，把人物身后的土墙上的杂乱影像涂抹得干干净净；

　　第三步，裁掉画面右边夺视线的明亮窗户，用120相机对着修改后的照片翻拍，就获得一张新的底片；

　　第四步，用翻拍的底片再放大出一张新的造假照片，画面中的毛主席像就由“虚”变“实”了。

　　这样一来，这张《“五七战士”与贫农大娘学毛选》就完全合乎政治标准了，后来入选“文革”中举办的“东北三省摄影艺术展览”。

　　《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8月12日，哈尔滨市几十万群众走上街头，举行欢呼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的大游行。这张新闻照片，就是我站在中共黑龙江省委门前的花园街上拍下的。

　　这张现场气氛很浓的新闻照片，冲洗放大出来并写好说明文之后，却发现这张照片的画面中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

　　其一，照片前面的人们振臂高呼口号时，高举的拳头正巧重叠在后面的两幅毛泽东像上，这种“挥拳打向毛主席”的效果，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

　　其二，照片中人们所举的毛泽东像是红漆木制镜框镶着的，用黑白胶卷拍摄，冲洗出来的照片就变成“黑框”了，这是绝对不行的！敢给毛泽东像“加黑框”，该当何罪？

　　其三，照片画面里人们高举的“最高指示”语录牌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革”两个字，被前面挥舞的小彩旗遮挡了，成了“文化‘牛’命”。如果这样见报，起码也会被定为“恶毒窜改最高指示”。

　 　怎么办？改！――用黑白颜色的水粉调制成适当的色调，在照片上涂抹描绘，先涂抹掉那些影响画面完整的不该有的影像，诸如：重叠在毛泽东画像上的拳头，遮 挡标语牌的三角小红旗。再把毛泽东画像上的衣服画出来，还要把那个“黑”相框抹涂成白色的宽边，再把标语牌上不完整的字写上去。

　　有些影像是无法用笔修出来的，比如这张照片的左后方那个大幅的毛泽东画像，被前面喊口号的人举起的几个巨大的拳头“打到毛主席的脸上和头上”，把他老人家光辉形象的主要部位都给遮挡住了。

　　40年前，像这种细微问题只能靠画笔来修改，实在无法做到天衣无缝，只好忍痛割爱了，用裁刀把左边的毛泽东像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