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十四年抗战【议和的意图】就太多了，即便只看八年抗战，也是有的。

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日方议和七项条件，　蒋公严词拒绝，称如果不能恢复七七之前状态，绝不接受日本任何要求。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记载了　蒋公掏心窝的话：

假如他【按：　蒋公】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垮台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从来不投降的。

其实这时　蒋公态度已不包括光复东北，可以认为已有意图妥协议和。然而两个半月后，1938年1月27日，经　蒋公斧正，外交部口头答复陶德曼，同意以37年11月初日方条件为“讨论之基础”。在这个口头答复中，对于11月初之后日方追加的更为苛刻的条件，国府也未采坚拒态度，而是提出日方新要求【内容空泛】，希望日方【明晰】后【研究及决定】。显然　蒋公放弃了恢复七七之前状态的立场。

为配合议和，按郭汝瑰回忆，　蒋公随后下令取缔“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口号，不许提【到底】。

武昌东湖的珞珈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每逢春暖花开时节，这里百花争艳，雀鸟齐鸣，夏季又为避暑之胜地，武汉会战以前，大约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六月，蒋介石在这里举办了“珞珈山干部训练团。”这时十四师在武昌补充训练。我被派到训练团学习，这次训练没有什么特殊例外，主要是打气、宣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军事讲课内容均与日作战有关，周恩来同志时任政治部副部长，他曾来训练团给我们上课，讲的题目是“游击战”，那时候，抗战气氛很浓，训练团内，到处都贴满了宣传抗日的标语。在训练团的大门口，其中有一幅“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横幅标语特别引入注目。可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发现这幅标语突然不见了，我感到奇怪，一打听，才知道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共产党提出这幅标语有暗示，意即：“你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我就支持，你蒋委员长不抗战到底，我就反对。”共产党所持这种态度本无可非议，然蒋介石却做贼心虚，令人将标语取下，并规定，以后凡要写这类标语，就只能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二字不准再用。从这件事上，我已预感国共合作潜伏着危机，同时，也说明蒋介石要对日妥协并非谣传。陈诚的参谋长郭忏就曾对我说：“武汉失守后，抗战还打不打下去就是一个问题了，我听有关方面说过。”他对我讲这话时很机密，并千嘱咐，万嘱咐要我绝对保密。郭忏是陈诚的参谋长，而陈诚则是蒋介石的亲信，这个话事出有因，自然是一目了然的。由此看来，武汉会战确实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是投降或再继续打下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