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天，美国每天增加10000名确诊病例，美国这个上升速度已经是全球第一了。
根据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截至当地时间3月24日下午3点的数据，美国确诊感染病例为51542，比一天前的41708增加了近一万例，累计死亡人数674。其中，光是纽约州确诊病例超2万人。而纽约州州长表示，这还只是开始而已。
在“抗疫队长”福奇公开质疑现在的应对措施后，美国联邦政府还有什么遏制疫情的“有力措施”？
从目前看，华盛顿多次强调加快疫苗研制。特朗普在3月7日曾说：“很快，我们就有（疫苗）。”
如果孤注一掷，把所有赌注都压在疫苗上，真的会成功吗？
44年前，福特政府遭遇了一场惨败，而且很多情形跟今天华盛顿面临的很相似。
１．白宫眼里的法宝
尽管许多国家的科学家正努力开发COVID-19病毒疫苗，但事实上目前并没有相应疫苗诞生。科学家现实地表示，至少要到明年年中病毒疫苗才会面世。目前，疫苗的动物测试已经开始，还有对人类志愿者进行病毒疫苗的测试，但要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奏效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特朗普政府面对持续每天10000确诊病例的增长，压力山大！股市接连熔断，表明美国金融和经济的信心出了大问题。以股市上涨和经济成绩，当做自己执政成果的特朗普政府当前又面临这大选，怎么办？
所以，COVID-19病毒疫苗在白宫眼里已经不是疫苗了，已经成了“强心针”“万灵药”。
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展开了两手：一方面加快本国的病毒疫苗研制，另一方面不惜与盟友撕破脸，挖德国的“墙脚”抢夺疫苗的拥有权。
不久前，美国媒体称，“全球疫情恐慌之下，这一次希望是真的来了”。全世界第一支COVID-19病毒疫苗，3月16日打出了第一针，而接受疫苗的是一位已经两个孩子的中年妈妈。
在美国疫情十分严重的西雅图市，“凯撒医疗集团华盛顿健康研究中心”进行的疫苗试验中，43岁的Jennifer Haller成为了第一个接种疫苗的人。代号为mRNA-1273的疫苗已经被媒体报道了多次。
作为首个接种疫苗的人，Jennifer只是45个自愿者之一。最终将向45名志愿者相隔一个月注射两次剂量。
不过，绝大多数公共卫生官员表示，疫苗可以让人具有免疫力，因此不会生病。但是，任何疫苗的效力都要花上12个月到18个月才能证实。包括针对COVID-19病毒的疫苗。
因为通常这几个步骤是必不可少的：第一阶段，疫苗上市前先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动物试验；第二阶段，再在志愿者身体上进行试验。但最近，美国当局允许研究人员直接进行疫苗人体试验。
虽然，疫苗的研究正在以空前的速度进行着，然而不少专家警告说，这并不能保证它一次就能成功。同时，如果这个疫苗是针对全球范围的，还要进行更大面积的接种试验。所以，就算一切顺利、疫苗可以在12-18月之间完成，理论上这已经是最短时间了，但对于当前的疫情来说，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２．44年前的一场疫情
有人说，如果美国的疫情飙升，人数超过20万以上，白宫会不会孤注一掷，人为加快疫苗的研制？从目前看，有这个可能。
但是，44年前美国就是这样做的，结果惨败！当时福特总统面临的，跟今天有很多相似之处。突然发现神秘的致命病毒，当年就要进行大选，怎么办？
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也是福特总统雄心勃勃准备竞选连任的关键年。
1976年1月，美军的迪克斯堡大型训练营又迎来一批美国陆军的新兵。那一次，约有1.9万名军人驻扎在这里，其中有32%都是新兵。
2月5日，一名18岁的新兵戴维·刘易斯在训练后感到疲乏虚弱。第二天，他的症状更加明显了，感到头晕、恶心、无力、发烧、肌肉疼痛。这些都是流感的典型病征。在新年那几天阴冷、潮湿的一周，几个同来的新兵也表现出同样的病症。
但是，那里的美军指挥官显然没有当回事。毕竟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个流感应该是小问题。军医让他休息48小时，然后在观察一下。不过，这名新兵觉得自己没问题。继续参加了寒冷的冬季的整夜行军。尽管发着烧，他依然强迫自己前进。
可是，他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致命代价。训练完后，他的流感就转变成肺炎。第二天，当基地觉得他的症状开始变得更严重，把他送到条件更好的医院后没几个小时，这个新兵就不治身亡。
由于刘易斯很年轻，而且身体健康，不应该死于一般性的感冒，他的死亡引起美国疾控中心（CDC）专家的注意。难道他感染了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流感？
美国每一年都会暴发流感，特点是使成千上万的人得病，但是伤亡的一般只是60岁以上的老人和身患其他疾病、免疫功能减退、体力衰弱的人。很少见到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死于流感。
果然，两个星期后，CDC宣布刘易斯死于一种新的猪流感，是H1N1型病毒的变种，官方将其命名为“A/新泽西/1976”猪流感。
一种全新的流感病毒？这让当时的美国很紧张，因为年底就要大选了。这种病毒的传染性到底有多厉害？大选的造势拉票活动都是大规模的人员聚集，会不会有传染的风险？这种病毒造成的致死率会不会很高？
幸运的是，当时整个迪克斯堡训练基地只有刘易斯身亡，与他一起有过近距离接触的其他４名士兵，在经过隔离检查后均安然无恙。美国CDC的判断是，病毒并未传播开。但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通知全美所有医院警惕任何猪流感病例。
按理说，3月份是流感季节结束的日子，而且只有一个死亡病例，其他地方也没发现感染，为什么美国当时如此紧张呢？
原因主要是美国医学界和政界一直不能安心。当时美国医学界流行“十年周期律”的说法。即从大流感暴发的周期来看，流感病毒的传染机理大约每10年或更长时间就产生一次大的改变，这经常导致一种新型流感病毒的产生，几乎无人能对这个新“魔鬼”免疫。
美国在１９４６年、１９５７年（全美死亡６万人）和１９６８年发生的流感疫情都符合这种发作模式。所以，７０年代美国著名的流感专家埃德温·吉尔博恩就持这一观点，即流感的全国流行约以１１年为周期。
在CDC确认迪克斯堡出现新型猪流感病例的当天，吉尔博恩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流感大暴发恰好以11年为间歇期，根据上一次流感暴发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下一次流感大暴发可能是在1979年，这意味着关注公众健康的部门必须毫不迟疑地准备应对下一场迫在眉睫的自然灾难。”
这种言论让美国医学界和政界十分紧张，当时美国媒体都在谈论即将到来的新型猪流感。迪克斯堡突然发生的疫情无疑相当于一枚“重磅炸弹”，将人们的担忧提前引爆了，美国人对流感大暴发极其恐惧。
随后，1976年3月13日，当时的美国CDC主任戴维·森瑟尔向国会提交报告，申请拨款，以研制足够多的疫苗来为至少80%的美国人接种，以防这种新型猪流感的扩散。
当时美国的福特政府和议会，对此计划表示一致支持。因为1976年对美国而言是一个特殊年份。这一年不仅是美国建国200周年，也是总统大选年。另一方面，胡志明在一年前实现了对越南的统一，这表明当时美国对越南政策已经全盘泡汤。
志在连任的福特总统因为越南问题，导致民意支持率比预想的要低。而如果眼瞅着新疫情暴发，福特的支持率明显会再度降低，连任无望。另一方面，在野党则希望抓住建国２００周年的民众爱国热情，做点成绩博得公众的好感。
所以，府院一致认为，必须提早应对这场新型猪流感疫情，不能影响大选和建国200周年的氛围。
３．为什么会是一场惨败？
当年3月24日，福特邀请美国有关医学专家前往白宫对如何应对这场可能暴发的疫情进行一场内部会议。福特的问题是：“美国是否面临猪流感的暴发？需要进行全民疫苗接种么？”在座的美国顶尖专家们都回答：“是的。”
会后，总统福特召开记者会，他已经做出一个决定，敦促国会拨款1.35亿美元研制针对新型猪流感的疫苗，以实现全民接种免疫。
谁知，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非常支持福特（共和党）的决定，一下通过了1.8亿美元的拨款。当年的４月15日，福特迅速签署了这一法案。而且，当时白宫对媒体宣称，根据权威专家的看法，迪克斯堡猪流感堪比1918年大流感（美国当时死了67.5万人），因此要在大选前的1976年10月进行全民接种免疫。
注意，正因为在当时所谓的猪流感恐慌中展开了竞选，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会表现出比以往更加积极负责的态度，以显示他们对民众的利益更加关心。所以，他们比以往更加积极地推动疫苗的研制和生产。
当时的福特认为，如果推迟大选对自己不利。于是政府支持尽快赶制出疫苗，并计划在大选前一个月开始大规模推广进行接种免疫。
但是，当年7月，美国医学界的态度发生了一些转变，不少专家认为新型猪流感病毒并不想之前预想的那么厉害，几个月来并没有多少人感染，因此这种流感疫情不会导致100万美国人死亡。
而且，病理学家也站出来说，从刘易斯身体中提取的流感病株，毒性远不如1918大流感留下的病株致命。此外，当时医学技术和能力在处理流感暴发方面，要比一战时美国的医疗资源好得多。
不过，就因处在大选前期，美国两党都想展现自己“更加负责”，所以并未理会专家的提醒，只是轮番对制药企业进行施压，督促他们加快流感疫苗的研制，必须赶在1976年10月能够进行大量接种免疫。
当时，美国制药企业认为，要研发出合格的疫苗至少需要几年时间的试验和相关临床试用，让企业研制和推出一种未经充足试验的疫苗，实在是有风险。不过，在府院压力之下，制药企业说：“如果疫苗出了问题，企业能免于诉讼的话，就可以成倍加快推出速度。”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坎，当时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对此予以拒绝。药企与国会之间的僵局，一直持续到8月初。
8月2日，两名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参加完该协会在费城召开的大会后，就神秘地死于一种特别的呼吸道疾病。很多报道将这两个人的死亡，与新型猪流感病毒联系了起来。这个消息让美国国会议员们坐不住了。
如果此时他们限制了药企的提速研发，万一新的流感大暴发，那么舆论的批评和指责会把他们淹死。民主党要想赢得大选也基本没戏，因为福特政府会把所有责任推给民主党控制的议会。届时民主党大选候选人卡特也将会受到连累。
在这种政治因素的盘算下，美国国会紧急同意，在疫苗安全问题上为制药企业豁免责任。
1976年8月5日，福特总统签署了国家流感免疫计划。这份计划要求对至少80％的美国人接种，同意在“疫苗出现问题时”为制药企业承担赔偿责任。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民免疫行动拉开序幕。
然而，当那一年10月1日，美国国家流感免疫计划正式开始执行时。福特政府没有意识到，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已经埋下。
从10月1日到10月11日，大约4000万美国人接受注射新研制出来的流感疫苗。当时，总统福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这个计划的顺利开展很满意，然而11日晚间就传来消息，匹兹堡市的３位老人在接种后当即死亡。
这只是那次国家免疫计划遭遇的第一个打击，随后几天里，美国各地都有出现接种疫苗后死亡的案例。总共因为接种而死亡的人数大约是34人。此外，还有数百人因为接种了这种疫苗而出现了其他症状的身体伤害（比如格林-巴利综合征）。
大面积的副作用，导致这个疫苗成为众矢之的。在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下，美国公众不再相信政府的免疫计划，他们认为这个计划“使老人致死，使孩子致残”。当年的12月16日，这个计划正式被终结。
美国政府对新型猪流感的应对，变成了一场惨败。
新型猪流感最终并没有袭击美国，但有数百人抱怨疫苗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了持久的损伤。这也是导致福特竞选失败的原因之一。如今，很多美国人不愿接种流感疫苗，就是因为44年前留下的——“疫苗比流感杀死了更多美国人”的黑色记忆。
哈维·芬伯格（Harvey V Fineberg）是美国华盛顿医学研究所所长。他曾于1997年至2001年任哈佛大学教务长，此前13年则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他在2009年对1976年这次黑色记忆发表了一些看法。
他认为，在决策方面，仓促间决定加快疫苗研制、测试、生产、接种等一系列工作，导致了最后的惨败。所有这些，都是在1976年3月同时决定和宣布的。后来的决策者吸取了这一重大教训：在掌握相关信息之前，将很多重要决定分开处理。例如，可能着手研制疫苗，但并不需要同时决定是否进行接种，接种范围有多大以及优先考虑哪些接种者。
另外，芬伯格认为，美国CDC在这个事情上也有重大责任。在着手工作后，没有制定审查和重新审视情况的依据。在事实逐步显现后，例如没有新的病例，该中心继续推行原定策略为全民接种，日益引起争议，并损害了其长期声誉。
分析完44年前的例子，再回到当下的疫情。目前在美欧疫情仍在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华盛顿把疫苗当做控制疫情的法宝，希望依靠加速研制疫苗，迅速解决疫情。为此，美国加快研制并挖德国的墙脚。
因此，有人说中国研制疫苗的速度慢了，应该抢在美国前头搞一场竞赛。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其实从现在中国疫情的发展来看，我们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外部输入压力增大，所以目前工作的重点仍是做好防控。我们不需要在疫苗研制上跟着美国的节奏走。
媒体报道，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自抵达武汉以来，就集中力量展开在疫苗研制方面的应急科研攻关，3月16日，陈薇院士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获批启动展开临床试验。
可见我们的疫苗研制是按部就班的，积极稳妥的。疫苗的研制，需要经过多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必不可少。在临床试验方面，也需要对广泛的人群，和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进行针对性的试验。如果急于求成，可能会在某些环节忽略，从而埋下了隐患。
美国1976年的这次惨败带来的教训，我们必须警惕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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