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的经典小品《卖拐》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在这部小品中艺名“大忽悠”的赵本山，通过造势误导恐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等伎俩，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将一位好端端的范伟忽悠得神魂颠倒，一会功夫没病的腿生出大病来，不仅掏空腰包买下对自己毫无用处的一双破拐，还心甘情愿地把自行车搭了进去。更为经典的是结尾处，范伟还满怀感激之情说声“谢谢啊”！

本人前文已经指出二氧化碳全球暖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超级大骗局，下面我们看看西方发达国家如何用赵本山卖拐类似的手法把二氧化碳的紧箍咒加在中国头上。

1.造势

在 二氧化碳全球暖化大骗局里，西方利益提供偏向研究基金，只支持认为二氧化碳对环境有害的研究，不支持持反对观点的研究者，于是在此研究领域内只剩下他们认 同的研究者，这些人便能在科学界高层刊物上发表文章，甚至把戈尔等推上诺贝尔奖的宝座上，同时也把一些既不是气候学家，也不是能源学家的二氧化碳限排支持 者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推上能源部部长的位置，这些“神医”便以权威的名义忽悠对诺贝尔奖非常重视的中国院士和领导。同时西方媒体全力运作形成主流媒体对温室效应几乎一面倒的立场，这些舆论对 占温室效应95%分量的水的作用选择性失明，对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因素太阳的周期性变化视而不见，因为这两项不是人导致的，却把本来在温室效应里只占约 3.6%的分量的二氧化碳忽悠成全球暖化的罪魁祸首，就如赵本山把跟脚关系不大的面部肌肉僵硬忽悠成腿有毛病一样，把本来大自然的周期性现象归罪于人造的 二氧化碳排放。由此造成的效果同好莱坞大片差不多： “成百上千的科学家的研究证明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导致地球变暖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在这种大气候下，“每个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全球暖化是真的”，这是被科学家证实了的”……等等等等充斥西方媒体，并强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这种价值观念。

2. 恐吓洗脑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亲自上台拍演记录片《不愿接受的真相》，用歪曲误导的方式给出“温室效应会毁灭地球”的可怖前景。好莱坞的科幻影片《后天》，更让观众身临其境地体验了地球末日的恐惧； “触目惊心的照片：北极冰川融化！”；而地球变暖的后果就是人类毁灭。所以人类要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处方就是二氧化碳减排。这种恐吓就如赵本山小品里“神医”告诉“病人”，如果不及早治疗，前期骨头坏死，后期就成植物人了；如果拄拐拄晚了就会得后遗症了。

戈尔更进一步鼓吹：“限制二氧化碳排放，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如果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只是一个科学争议，对中国没什么影响，可是如果二氧化碳排放是道德问题。那影响就不一样了，去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排放最多的国家，如果二氧化碳排放是道德问题，那么中国当然是全世界最不道德的国家。

碳税，是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个热门词汇。征收碳税 被视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手段。早在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挪威统计局联合进行的《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研究预测，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亦曾在2007年上海召开的“贸易、气候变化和全球竞 争力”国际研讨会上表示：“现在考虑征收碳税是不现实的……虽然从长远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征收碳税 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经济代价十分高昂。”

仅仅过了几年，在西方发达国家洗脑式的宣传教育下，碳税在中国已由一个几乎不能触及的话题变成一个被各界人士不断提出的减排 方案。“碳税肯定是越早征收越好。”《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的主要研究者之一、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傅志华告诉《科学新闻》，“但是征收碳税肯定是会对 GDP有所影响，所以我们提出在资源税改革之后进行征收。”

而两年前还认为碳税开征时机未到的姜克隽，在今年9月份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也表示，中国今后应该征收碳税。碳税因其名字中有“碳”字，使得征收碳税有两层其他减排手段通常所不具备的意义，一是对企业而言，起到了导向的作用，碳税的征收将引导企业想办法进行减排，进而改变中国的能源结构；二是将会对外树立国际形象。看看这就是戈尔等在国家上制造二氧化碳排放是道德问题的作用。

“大家一看，呦，中国都征收碳税了！这样国际上都会认为中国是一个积极减排的国家。”傅志华风趣地说。看看这就是受戈尔影响的中国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

3.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在建立好以上二氧化碳必须减排的整体构架后，下个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各国开始讨价还价，中国已经是处于不得不买拐的形势下了。相关部门已经被忽悠得不知道二氧化碳 浓度增加其实对增加中国人维持生命所需粮食的增产非常有利的事实，被忽悠得能忍受二氧化碳减排非常不利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事实，不设法从根本上推翻这个二氧化碳全球暖化的骗局，而是在骗局里讨价还价，耍小聪明，看看下面报道的被二氧化碳温室效应洗了脑的中国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谈判代表说的什么“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脚步已经比美国迈得更大。因而美国被广为批评”。美国虽然自己忽悠得厉害，但参议院只同意到2020年二氧化碳浓度减4%。 那是因为美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能源需求稳定下来，而技术的提高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就是不要求，也会自然下降，所以在布什时期美国坚决不签京都 协定，但到奥巴马时期美国开始考虑减排。而欧洲国家如英法德等二氧化碳排放则早就开始下降，所以他们觉得亏了，漫天要价，要求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减排，因为二氧化碳减排的背后是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现在世界上的化石燃料就那么多，你用了，我就没得用。只要发展中国家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他们目的就已经达到。 看看中国这些谈判的发言，看来这个拐不但买定了，而且还要如被赵本山忽悠的那位可怜虫一样，不但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还把自行车都搭上了。最终结果是：“这是一个指挥棒，企业要去适应”。也就是说中国企业今后的发展要为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受限制。

中国国在毛泽东时代怕什么“广被批评”？ 在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暖化进而毁灭世界因此二氧化碳减排是道德问题这个大框架下，中国买二氧化碳减排这只不需要的拐是买定了，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中国 要做的是整个从根本上推翻二氧化碳对世界不利的概念，联合全球严谨正直的科学家，说明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实际影响不大，并实际上对粮食生产和植物森林的 生长有利。二氧化碳放得越多，世界会变得越绿。

附：哥本哈根会议上的中国牌

12月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在即，本报从多处获悉，中国有可能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或会议中，公布中国旨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碳强度指标。

　　上周，《中国日报》引述一份智库的报告亦称，“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向中央政府提交建议称，“如果实现每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4%－5％的目标，那么中国将在2050年前削减75%－85％的碳强度。”该委员会主席为国家副总理李克强，国合会其他成员均为国际国内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领域要员。

　　但知情人士告知本报记者，在国合会给中国政府的正式建议中，碳强度具体指标已经删去。另有业内专家称，清华大学、国家气候中心、发改委能源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均在研究碳强度指标，到时候会比选出一个数字，由中央决定。

　　“碳强度的指标并不难计算，但是因为中国经济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包括明年经济形势如何，所以碳强度会有好几个数字，最终中央来决定。”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告诉记者。

　　碳强度数字“雄心勃勃”

　　对于公布碳强度这一指标，在11月12日召开的“节能减排与气候变化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曾有暗示，他说这一具体指标将写入“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外界将在“十二五”发展规划公布或者稍早的时候，得知这些指标。

　　“这个数字是很雄心勃勃。”解振华在9月23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但是碳强度如何来做，国内有很多种猜测，比如说直接将指标分给企业，还是先分解到行政区域再分解给企业？

　　国家发改委CDM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杨宏伟说目前还没有倾向性的方案。“我们正在开展一些研究，在国家主管部门公布以前，要听决策部门统一部署。”杨宏伟说。

　 　前述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也告诉记者，中国提出碳强度概念是很有讲究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2012年碳排放总体上要比 1990年至少减少5%。哥本哈根会议上要讨论2012年发达国家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相比1990年，至少减排40%，是绝对 量的下降。

　　中国则有三个情况：一个是处于发展阶段，人均碳排放比较低；另一个是发展的速度比较快，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还是会合理增加，不能限制发展中国家绝对量合理上升；第三，发展中国家也要为保护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碳强度正是反映发展过程中碳排放减缓的指标”。

　 　他解释，二氧化碳强度的下降就是标志着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要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是一个相对指标，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减缓碳的努力，也不是绝对 量控制指标，不会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比如，中国从1990年到2005年，GDP碳强度下降了47%，但2005年与1990年相比，二氧化碳总的排放量 仍然是增长的。

　　杨宏伟说，如果国家正式发布碳强度指标，企业应该要根据市场的规则，增强核心竞争力，扬长避短，“这是一个指挥棒，企业要去适应”。

　　在他看来，碳强度减少有几个措施：一是优化经济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低排放成分，依赖于先进的技术；二是结构不变情况下，提高效率，也依赖技术进步；三是优化能源结构，多使用无碳和低碳电力等。

　　哥本哈根会议中国代表团不完全名单

　　在气候变化谈判上，中美一直都是互相比对，互有博弈。此次，美国参众两院出现两个版本气候法案，奥巴马访华期间也是多谈清洁能源合作，回避减排指标问题。

　　接近环保部的一位专家说，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博弈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去年，美国希望和中国建立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伙伴关系，变成利益共同体，但中国并没有同意。但现在，中美最近举行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成立能源研究中心，实质上已经是伙伴关系，只不过没有达成正式协议。”

　　“伙伴关系的实质就变成既然我要减的话，也要拉你一起减，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他说，但现在，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脚步已经比美国迈得更大。因而美国被广为批评。

　　“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分配日渐稀缺的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如果说几个世纪以前对国家疆土的分割已大体结束，对环境容量资源的分割刚刚开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前中国气候谈判代表邹骥说。

　　“根据气候公约公布的数字，2007年发达国家整体的碳排放数字比1990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多。”中国气候谈判代表杨宏伟说——杨他们正在积极筹备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

　　杨表示，中国代表团会一如既往推动气候谈判进程，核心的是按照巴厘岛路线图在2009年底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即2012年国际气候谈判。

　 　他介绍说，本次哥本哈根谈判任务很重，丹麦哥本哈根是第15次缔约方大会，也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大会，同时还有两个附属机构的大会，谈判的议题也比较 多，两个附属机构的会议往常是开2周，这次是压缩到3天，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完成巴厘路线图双轨制的谈判，即发达国家拿出怎样的减排指标，另外就是长期合 作行动，相应的代表团都会增加一些人数。

　 　本报获悉，哥本哈根会议中国代表团具体名额没有下来，但变化不会太大。按照目前谈判轨道，京都议定书特设组，由外交部主管，长期行动计划下面有 4个小组。比如过去财政部会牵头资金问题谈判；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负责，现在移交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王灿博士；减缓气 候变化问题则分为两块，发达国家减排一部分由外交部牵头，发展中国家行动由国家发改委负责；适应气候变化问题过去由原国家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 都负责，现在交由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李玉娥负责；而共同愿景部分则由国家发改委CDM中心杨宏伟主任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