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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城改造方案,毛主席与梁思成分歧的本质是什么?
送交者:  2020年01月10日20:01:06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老北京城改造方案,毛主席与梁思成分歧的本质是什么? 点击:599  作者:梁孝    来源:红色小兵  发布时间:2020-01-10 11:46:43

 


      1972年1月9日 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逝世。

梁思成,1901年生。广东新会人。中国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近代思想家、历史学家梁启超之子。1946年以后一直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兼主任。1947年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顾问。194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等建筑设计作出了贡献。著作有《清代营造则例》、《宋营造法式》、《中国建筑史》等,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今天,北京成为超大城市,有些人有些怨声。而梁思成(林徽因夫妻)保护老北京城的事,为人们津津乐道,成为哀婉的“传奇”。不时有文章谈论此事。但这些文章给人的印象,都是执拗武断的执政者,刚愎自用,压制梁思成,毁了老北京千年古城,风华绝代的林徽因郁郁而终,梁思成抱恨终生。

这类文章的文艺风格总是集中于梁思成的方案(又称梁陈方案)被否决,梁思成的无奈和伤感,老北京城的格局被破坏,以及各种文化人如何怀念老北京的古韵。但是,这些文章却不谈,或者很少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梁思成主张另建新城,保护老城原貌。这么好的提案,北京市政府为什么不采纳?市政府是怎么决策的?经历什么过程?

首先,梁思成是否没有说话的机会呢?

北京是首都,城发展定位事关重大。北京城发展决策实际上是经过充分讨论的,是民主决策的。在1950年,当时有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方案,提出要在临近复兴门以西建立新行政区,保护老城,老城发展旅游、教育文化。被称为“ 梁陈方案”,非常有影响。与此相对的是苏联专家的方案。它是利用莫斯科建设的经验,利用老城,老中建新。其优点是考虑了当时经济情况。缺点也明显,肯定要破坏老城。同时,也有其他方案。

梁思成自然极力反对这个方案。双方争论也是极为激烈,梁思成为此找过彭真,上书过周总理。最后毛泽东拍板,确定了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这实际是选择苏联专家的方案,否定了“梁陈方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城市建设方针经过详细讨论,各方充分阐述了自己意见,是民主讨论,民主决策的,并非领导人简单拍脑袋的产物。梁思成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政治“处罚”。(1953年以后,梁思成在城市规划上的发言权才被削弱。这是因为,在北京城建设方针已定的情况下,不管什么会议,梁先生一张嘴就是“行政区不应建在老城”,老是纠缠在这个老问题上。如果学术讨论,也无不可。可是,行政部门这样做,根本没法工作。最后,彭真绕开梁先生,单独成立机构。不听我的就不行!梁先生这种做法,不能说没有问题吧?)

其次,“梁陈方案”就真的完美吗?

现在文章多说苏联专家方案的问题,很少说“梁陈方案”的问题,这就有失公允。“梁陈方案”的问题也很多。

先说建新行政区。建筑专家朱涛对这个问题做过细致研究,有专著《梁思成和他的时代》。他对这个方案提出了质疑。其一,“ 梁陈方案”是一个规划的概念草图,不是一个完备的规划图。其二,这个方案的面积太大,每个行政人员是40到45平方米,整个行政区占地比比旧城还要大很多。这个行政区相当于新建城市。其三,它的功能非常单一,全是办公室,没有商业、没有文化,只有一点宿舍和一个文化礼堂。为此,还要为大部分行政人员在西郊建新居住区,在西南郊建商业区。其四、在梁思成的设计中,这个办公区不建高楼,全是四合院,所以占地庞大。

实际上,梁思成的方案是把古建筑审美的情趣标准摆在第一位,而不是办公效率。行政区毕竟不是园林,这个规划如果实施,面临的问题也不会少。

不过,梁思成忽略了三个问题。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把国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起,被美国突然袭击怎么办?这是当时必须考虑的。所以,当时决定行政机构分散布局。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所突出的生态问题。北京西北郊上风上水,靠近西山,空间有限。按照梁思成的规划,在这里建新城和新居民区,将对生态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现代城市建设研究者的批评。还有一个就是政府财政问题。

再说老城。“梁陈方案”中的老城维护也是困难重重。核心问题是,老城重要?还是老城中老百姓重要?北京老建筑专家孔庆普50年参加工作,亲眼目睹北京变迁,据他回忆:

 “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那城里头近40 万人的出行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从前是什么样。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的就没吃得运出去啊。那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一挑水先是一分钱、二分钱,几分钱,后来一毛钱,再变成一千块钱了(一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一毛钱)。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简单,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清理。”(《无法割舍的情怀——访著名建筑专家孔庆普》,《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第三期)

如果从四十万人的衣食住行出发,梁思成的方案明显脱离实际。

再次,“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 北京城市建设的这个方针是否有它的道理呢?

每个历史时期有自己的中心任务。建国之初,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生产,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同时还要供应未完成的解放战争。北京市、南京市有大量人口,其中有很多达官贵人,还有他们的家人、仆从。这些城市工业不多,属于畸形的消费城市。普通老百姓自生自灭。解放后,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原国民党机关人员的就业问题,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等等,都摆在政府面前。这种畸形的消费城市,很难解决老百姓就业问题。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北京、南京的发展方向是生产城市,而不是以显贵为中心的消费城市。原来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回忆过这件事。在北京开会时,毛主席一再叮嘱他,只有发展成生产城市,才能解决大面积就业,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增加政府财政,才能解决一系列问题。

 “梁陈方案”把老城保护,建成文化旅游之城,在今天或许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如何解决几十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

选择发展生产、发展工业,服务人民,实际上是政权人民性质的体现。

生产城市的目标一确定,后面就好理解。北京城当时40万人口,而且人口迅速增加,生产物资、生活物资、各种垃圾,甚至水和黄土都要运,再加上人员流动,北京城墙成了紧箍咒,阻碍城市生产生活。北京市政府先决定开几个口子,不断增多,不断扩大,北京城逐渐消失。

还有一点,就是财政问题。

政府办事也要花钱,政府的钱也是有数的,不得不分轻重缓急。政府只能办财政能力以内的事。

可以设想“梁陈方案”,把北京城四十万人甩在老城里,在北京郊区再盖一个新城,既包括中央政府,又包括北京市政府,以当时的中央财政、北京财政能否承受的住?想想当时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再加上已经开始的工业化,而当时还是农业社会,财政大头来自农业。放着北京城里现成的原政府机构不用,用紧缺的财政盖新城。设想一下,把老城几十万人甩在一边,国家各级干部在新城工作,在新居民区生活,在新商业区娱乐购物。这是个什么情况?如果北京市政府真施行“梁陈方案”,那才真有问题!可以做一个意思的思想实验,如果这个方案真的实施,现在一些喜欢抹黑历史的人,又会怎么说呢?

因此,可以反过来问,梁先生和林先生夫妇单纯地从建筑美学视野出发思考问题,是不是也存在问题呢?

最后,对待历史问题的原则是“同情”。

前几年去皖南绩溪龙川古镇。江南水乡古镇,窄街深宅,韵味深远,使人忘掉城市的喧嚣和紧张。正游览时,忽然发现街尾有几处房子被翻盖成现代建筑,破坏了街道的整体性。有位朋友惋惜不已。不过,一位同行的当地朋友不以为然说,这地方,早就住够了,夏天时不见阳光,潮得难受,被褥长毛。有的老头还老早预备棺材,架在房上,可受不了。新房子要好得多。

看风景的人和在风景中生活的人关注点是不一样的。看风景的是超脱利益去审美,而生活在风景中的人正在解决困扰自己的问题。

历史研究中,有个最容易犯的错误,被称为“旁观者的幻像”。历史当事人都面临着最紧迫的棘手问题,而且解决问题的手段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忽视这些,把自己关心的问题放到历史人物头上,问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而历史人物可能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些问题。这就如同我们在古镇旅游,我们惋惜新房破坏古镇神韵,而小镇居民却要生活得更舒服一些。

也因为这个原因,历史研究强调还原历史情境,对历史人物进行同情式理解。

从施政来说,梁思成先生没有思考,或者不愿意思考,当时的市政府最头疼的事是什么?有什么资源?收到什么制约?如何解决?梁思成一直坚持建筑美学立场。实际上,他成了施政的“旁观者”。

今天,回顾五六十年前的历史,我们也像观光客一样,匆匆而过,不经意间,把自己的兴趣点硬加给历史,比如,对古城生活的向往,对黑烟囱的厌恶,但是,却忽略了,那一代人,有他们要面对的历史问题,有他们的历史任务。一代人只能做属于那代人的事情。

……

本文发表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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