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美国智库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发布报告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速急剧下降，高收入者收入持续强劲增长。9月，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了最新的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数据。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较2017年明显上升。虽然美国居民家庭收入中位数达到新高，但收入差距扩大至过去50年里的最高水平——基尼系数从1967年的0.397升至2018年的0.485。这表明，近几十年美国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趋势已经愈演愈烈。本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有关学者。

不平等问题加剧

美国伊利诺伊州国会众议员简•夏考斯基（Jan Schakowsky）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近期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谈到，美国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且正处在本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但美国的财富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他们并没有为全社会作出足够的贡献。在富裕人群变得空前富有的同时，其余美国人的生活却日益艰难。税收收入不足导致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教育、住房、基础设施、减缓气候变化方案等关键的民生项目和公共服务资金匮乏。

巴黎经济学院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联合主任卢卡•尚塞尔（Lucas Chancel）的研究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富裕国家变得更加富裕，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变得更加贫穷。1970—2015年，美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财富净值总额从占国民收入的略超300%升至500%，但公共部门财富净值从占国民收入的50%以上降为负数，这限制了政府投资公共服务的能力。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2018年美国联邦政府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达到194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州和地方政府投资降幅相对较小，但也从20世纪60年代末占GDP的3%降至现在的不足2%。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投资对经济繁荣至关重要，公共投资缺乏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格外大，将导致不平等恶性循环下去。

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爱德华•N. 沃尔夫（Edward N. Wolff）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最富裕的1%美国人拥有美国财富的40%。这个计算结果得到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认可，但也有研究得出略低的比值。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梅丽沙•S. 科尔尼（Melissa S. Kearney）认为，无论确切数字是什么，已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财富集中程度很高且在持续上升。这反映出美国经济体系偏重奖励受教育程度高、技能水平高的劳动者，并给予阶梯顶端的人赢者通吃型（winner-take-all）的奖赏，但向落后群体包括面临长期经济困境或生活在绝望中的人提供的帮助太少。

消除不平等困难重重

夏考斯基表示，不平等不仅扭曲了美国经济，也削弱了非富裕人群的政治力量。2012年大选期间，最富裕的1%美国人贡献了捐款总额的42%；2014年中期选举期间，仅32000名富裕捐款人就提供了近三分之一的捐款。2018年，美国商人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和妻子为共和党捐款1.23亿美元，这样的数额显然能够换来政治人物的关注，普通选民则“支付不起”竞选人的注意力。

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内森•J. 凯利（Nathan J. Kelly）认为，财富集中创造了一种自我延续的金权政治（plutocracy）或“不平等陷阱”。少数人在控制着大部分经济资源的同时，还掌握着超出应有比例的政治力量。他们赞助一系列旨在令选民相信减少不平等是不明智的、不符合普通美国人利益的政治活动，花费重金聘请游说团体影响国会、总统和州政府以减慢或停止改革。经济不平等在政治体系中主要有四种自我加强的方式：一是使加剧不平等的政策更易出台；二是使政策不作为（policy inaction）的结果更加不平等；三是使支持改善再分配的政党（在美国即民主党）更难赢得选举；四是使特定的选民群体形成更加保守的政策偏好。

凯利发现，美国不平等程度较高时，民主党在选举中表现较差，共和党表现较佳，2016年总统选举就符合这一模式。2016年大选时，美国的财富鸿沟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她还表示，不平等程度较低时，政策不作为对不平等影响微弱；不平等程度较高时，政策不作为会加剧不平等。然而，在具有多个否决点（例如参议院、众议院、总统都拥有对改变现状的行动的否决权）、倾向于维持原状和寻求共识的美国政治体系下，出台新政策一向困难。而且，当前美国的政策讨论常常是混乱的，反对改善再分配的人有充分的时间在讨论中掩饰其主张的负面影响。

不平等加剧政治风险

据尚塞尔介绍，尽管近三四十年里发达国家都出现了不平等加深的现象，但是美国的情况比欧洲更严重。经济学家常将不平等加剧归因于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增长，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和欧洲都经历了新技术革命，都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所以美国不平等程度高于欧洲主要还是与政策选择有关。

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方式主要有预分配（predistribution）和再分配两种。预分配通过投资于医疗和教育、制定严格反垄断法和劳动力市场监管法规、增强工会力量等方式，使未来的收入分配更平等；再分配通过累进税（对富人征税税率更高）、政府支付转移等方式，来减少当下的收入不平等。自1980年起，美国和欧洲的税收政策都朝着对富人更有利的方向倾斜，不同的是欧洲的预分配政策（如最低工资、劳动者保护、医疗和公立教育服务）更加有效。

根据尚塞尔与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教授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等人主持编写的《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显示，1980—2016年，收入前10%的美国成年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从11%以上升至20%以上，收入前10%的西欧国家成年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从10%升至12%；同一时期，收入后50%的美国成年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从20%以上降至13%，收入后50%的西欧成年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从低于24%降至低于22%。报告作者认为，美国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源于显著的教育不平等以及所得税累进性的大幅降低，而2000年以来资本性收入在高收入美国人收入中占比大幅上升；欧洲国家所得税累进性降幅较美国小，且教育和工资政策对中低收入群体更为有利。

夏考斯基强调，美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不平等在以失控的态势扩大，普通劳动者家庭正在承担代价。但是，公众的态度正在变化。直到不久以前“对富人征税”还被视为激进的左翼观点，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敢于提出要对富人征税，民众对不平等问题的政治意识和寻求改变行动的激进性已达到最高峰。

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副教授埃里克•兹维克（Eric Zwick）对本报记者表示，政策制定者必须对美国严峻的不平等现状作出反应。即使他们之间意见不一，也应给出理由。不作为的风险是，一批持有不公正想法的政治人物或将就此发声，并获得本不应获得的支持。至于哪些政策将产生预期效果，取决于对不平等的根源和后果的“诊断”是否正确。因此，政策制定者可通过组建专门委员会、举行公开听证会等方式进行“事实搜寻”，旨在增进人们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原因、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不平等对后代经济机会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的了解。政策制定者必须选择最合适的解决方案，避免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作出极端的、可能造成意外后果的政策反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