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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送交者:  2019年11月07日07:32:37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为什么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双石                                时间:201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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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331日《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对西路军的失败作出了结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80多年来,这个结论经过质疑与反质疑、批判与反批判的冶炼、锻打,愈加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一、渡河西进的确是出自张国焘的意图和策划,而且不止一次

有人曾以西路军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经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150天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告诫陈昌浩、徐向前严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错误。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

这个置疑是很难成立的!理由如下:

其一路线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纲领性的问题,其作用体现为对有关当事人在思想上认识上行动上所产生的影响力,而不能仅仅是看主导这个路线者是否在有关部署文电上署名!比如,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博古、李德都没有在军事部署电报上署过名——署名者多为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更遑论远在莫斯科的王明,难不成这些失败不应该由这些人主导的路线负责?反而是该由根据博古、李德等三人团决策和指令作出的有关部署文电上单独署名的朱总司令负责了?

其二,这个时期以朱张联署的有关部署文电,至少有一部分是有被署名代署名之嫌的,而张国焘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难以掩盖的前科的!其三,且不说张国焘在破坏宁夏战役海打战役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进问题上的直接责任,就说他向偏僻地域退却以逃避民族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不相信阶级力量有变动和重组的可能、不相信统一战线有成功的可能等等机会主义思想和路线,不是继续对西路军的抉择和行动发生着重要影响么?从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进期间,他企图从齐哈玛渡河西进,到19369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进期间他制造甘南风波,企图从临夏、循化渡河西进,他可是不止一次要把他的意图付诸实施啊!

关于这一点,他在海外撰写的回忆文字中,也是毫不讳言的:

……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

……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2]

在张的蛊惑之下,在没有完全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不少领导人是有意或无意受到了这种思想影响的。比如渡河时欲渡而不欲战,不愿执行党中央先南后北打击南敌的计划;渡河急欲西进而不是北进等。对此,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本人也并没有讳言,他在晚年谈到党中央还没有明令终止宁夏战役计划的情况下自己的选择时称:

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3]

渡河后的一系列的西进行动,都是西路军首长根据这个意图而实施的。党中央反复询问东返是否可能时,西路军首长要么是不回答,要么是力陈西进之利。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要求西路军可否东返时,他们提出的是有条件东返,仍然坚持西进。

这都是有大量往来文电为证的。

所以,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确应该是西路军覆灭的主要原因”:张国焘路线的主要实质是逃避斗争寻求偏安之局,凭手中枪杆子的多少与党中央闹独立性,而西路军从西渡黄河到最后失败的过程中,这种路线的影响始终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西渡之初,置中央三令五申的先南后北于不顾,只想渡河不愿打仗,甚至要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致使海打战役计划流产,给河东河西都造成了相当被动的局面;渡河之后,又孜孜于西进,执意独立自创局面,企图在另一方敌人薄弱的地区,保存或展开他的实力,还向中央索要独立行动的名义,却对中央东返之询不作只字答复;西安事变后,对党的统一战线是没有胜利信心,对和平局面的争取和实现是悲观地,不愿意参与他们认为败北性大的剧烈战斗算定东渡的牺牲必大于继续西进的牺牲”[4],对中央东返之议预设难以企及之条件而仍然执意西进,待到发现西进困难时又将责任归咎于中央,而中央再度指示西路军东返并给予行动方向自决之权后,却又游疑徘徊乞求于外力相助,直至全军覆没之时仍然孜孜于斯……

这不都有国焘路线的影子么?

更何况,早在西路军渡河西进之初,张主席可是明明白白要他们独立地不受一切牵制开创甘北新局面来着,再联系到他们此后不管不顾执意西进,对中央的征询和指示屡屡作出选择性的取舍,能说是没有国焘路线的影响么?客观而言,如果真正克服了国焘路线的影响,虽然西进打通国际的行动仍然有可能难以成功,但也有可能会获得知难而退的机会,全军尽没的结局还是有可能避免,重要的基干力量也或有得以幸存的机会!蛊惑西路军领导层走上这条独立不受一切牵制之路,张国焘本人的直接责任,也在所难逃!

二、党中央决议中为什么不说“执行张国焘路线”?

笔者认为,党中央决议中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是一种非常谨慎和节制的表述。

理由如下:

㈠西路军渡河乃至渡河后的行动,的确有党中央基于既成事实乃至西路军自请任务后的认可和批准,简单地说成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确不妥。

㈡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尽最大可能缩小党内斗争的波及范围,保护在这个问题上有过错误的大多数同志。

既或如此,仍然有人拿着西路军黄河以西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来发难。

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月)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4]”,这篇文章原本是毛泽东193612月开始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而关于西路军的这句话应该是在西路军失败清算国焘路线时增加进去的——因为193612月西路军还没有失败,而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就这个课题的演讲也有多次,直到19375月才最后定稿。

随着《历史的回顾》推翻了陈昌浩当年的反思与总结,毛泽东的这句话也作为不实之辞遭到了非议。但笔者认为,这句话是基于以下基本史实道出的,是不容质疑的:

基本史实一:张国焘欲借打通国际的任务让红四方面军西进河西走廊另创局面,以与中央分庭抗礼,这是张国焘流亡国外后也婉转承认了的事实!

基本史实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之时,违背中央先南后北意图,欲渡而不欲战,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甚至还要让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破坏了中共中央打击南敌的计划,导致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与河东主力被敌人隔断,宁夏战役濒临流产,河东主力被迫东移,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则陷于进退失据的被动局面,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三:张国焘违背自己同意过的海打战役部署,擅调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撤离战场,致使海打战役流产,造成河东河西红军被动态势进一步加剧,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四: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尚未得知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并且中央尚未明令终止宁夏战役之时,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将行动方向左旋90度,要他们以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开展新局面,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五:西路军西进后张国焘和西路军首长先是信心满满,而被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尾后却大为紧张,认为西路军太孤立,欲置他们自己几天前还打包票要建立的根据地于不顾,还是事实!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史实,我们有理由设问:不把二马放在眼里,却总想避开国民党中央军以寻求偏安之所,不要根据地,孤注一掷依赖远方援助,这算不算是被敌人吓倒退却主义?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是不是在事实上使张国焘失去了继续推行国焘路线的最后机会?

有历史当事人称:西安事变开始解决,内战风云仍甚嚣张,中央曾电西路军令停止待命,继令东进。徐陈认为东进不好,向中央请求继续西进,中央许可了。高台事变以后,迭向中央告急,中央复令东进,比回至西洞堡,又被阻于敌,最后中央指示或东或西均可——一切中央的指示,并没有限制西路军的机断专行,且事前都征求了徐陈的同意。”[6]

有人认为,这个路线破产的结论,使西路军广大将士受了伤害,蒙了冤受了屈。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反问一句,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不是也有……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第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7]的结论么?这是不是就让中央红军全体红色战士们都蒙了冤受了屈哩?这样的逻辑,说得通么?

三、红西路军的形象从来都是正面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的建国以来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中,红西路军从来都是正面形象1957年以后,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出版发行。其中《星火燎原》第3辑为长征专辑,收入红军老战士有关长征的回忆文字72篇,其中6篇为西路军将士所撰,这6篇回忆文字分别为——

程世才(中将):《血战河西走廊》

秦基伟(中将):《苦战临泽》

周纯麟(少将):《最后几匹战马》

李天焕(中将):《走出祁连山》

戴克林(大校,后晋为少将):《回到党的怀抱》

程世才(中将):《历史的结论》

同时期的《红旗飘飘》第3辑(19577月出版)共收入关于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回忆文字42篇,其中3篇为西路军将士所撰——

秦基伟(中将):《苦战临泽》

李天焕(中将):《陷入绝境以后》

肖永银(少将):《从祁连山到陇东》

19591月,《红旗飘飘》第10辑出版,原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中将的回忆文章《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被刊用,该文编者按这样写道:

在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西路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西路军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指战员,是忠实干革命事业的,他们历尽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同残暴的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苦战,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正当西路军濒临绝境之际,他们收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电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耐心教育下,迅速地回到了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并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光荣的作用。

李天焕同志的气壮山河,写的就是19361937年间,西路军远征新疆那些激励人心的英雄故事。[8]

其实,中央政治局早在西路军失败仅仅14天后就有言在先:

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9]

19427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专门发出了《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

(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既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经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该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见错误不指出,或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坦白诚恳的关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不合事实,是对干部的团结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军政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

(六)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㈦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中共中央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在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的1949124日,毛泽东还在中央军委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上批示道:

荣臻同志并告李涛:

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11]

新中国成后,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原西路军将士有63人,他们是:

元帅:徐向前;

大将:王树声;

上将:朱良才、李聚奎、郭天民;

中将:方强、毕占云、杜义德、李天焕、吴先恩、欧阳毅、郑维山、饶子健、徐立清、秦基伟、晏福生、陶勇、程世才、温玉成、彭嘉庆;

少将:王世仁、王定烈、方震、方子翼、吕仁礼、吕黎平、朱火华、任思忠、刘鹤孔、李家益、吴彪、何柱成、余品轩、汪乃贵、宋承志、张力雄、张行忠、陈明义、陈宜贵、林乃清、周纯麟、周学义、赵正洪、赵承丰、姚运良、贺健、袁彬、徐斌、徐国夫、徐明德、黄鹄显、萧永银、喻新华、程业棠、傅绍甫、谢良、潘峰、蔡长元、黎锡福、戴克林、魏传统、况玉纯、幸元林等。

离开军界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有: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带领420多人到达新疆,建国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主席)

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离开部队后曾回老家,建国后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达新疆,建国后任中宣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到达新疆,建国后任商业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长黄火青(到达新疆,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被俘后被营救出来,建国后任纺织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绕道返回延安,建国后任农业部副部长)

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建国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总部通讯局局长宋侃夫(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委书记)

对此,李先念在《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中也予以了肯定:“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12]。

1958711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朱德到西宁视察,在听取了当地领导同志关于西路军失散人员情况的汇报后,曾作出指示:

对(西路军)这些失散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予以解决。

(这些同志的失散和被俘)他们没有错误。当时战斗打得很激烈,很艰苦,损失很大,光师级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不少。

对牺牲的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你们一定要搞清他们的情况。把牺牲同志的情况搞清楚,师军级指挥员,每人要写出个简历材料,如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牺牲地点、时间、表现;把失散后活下来的同志调查登记起来,如果没有重大叛党的行为,都应该承认他们是红军,生活上要给予照顾,安排适当工作。

(对马步芳杀害红军的)万人坑要好好清理一下。还应将马步芳如何杀害红军的罪恶记下来,纪念革命烈士,教育子孙后代。[13]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失散人员身份履历的核实和生活安排安置,是全国范围内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是局部性的问题,并不只是西路军存在,就是包括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在内的各路红军中也都存在。这类问题处理和落实,政策性很强,调查、核实和落实的工作量和难度也相当大。在国家财力并不富裕的时代,这些工作都是很难做到尽如人意的。

《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是笔者上小学时的启蒙读物——正是从那个时候起,笔者开始知道了西路军,知道当年这样一批革命前辈艰苦卓绝的转战历程。而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天焕将军在《走出祁连山》中那个经历失败后的悲怆之句:谁能相信这是红军的队伍?谁能相信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主要成员就是当年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三十军呢?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14]”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笔者就把他们镌刻在了自己心灵中的英雄星座上了!

20多年后,当西路军蒙冤平反之说沸沸扬扬之时,笔者根本就反应不过来: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注释:

[1]《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中陈铁键语,《北京日报》2011年3月28日第20版。

[2]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505~第510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徐向前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节录)(1982814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4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7月第1版。

[4]欧阳毅《关于西路军问题》(1937926日手稿),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5]《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㈠》第7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6]《原西路军总部作战科长潘同在迪化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2月11日)》。

[7]《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第2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红旗飘飘》第10辑第7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1月版。

[9]《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0]《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19427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第405~第40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月第1版。

[11]《关于应注意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的批语(1949年12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1949.10~1950.12)》第1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12]《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83225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6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7月第1版。

[13]《朱德关于安排西路军失散同志生活和工作的指示(1958年7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2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4]李天焕《陷入绝境之后》,《红旗飘飘》第3辑第22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7月第1版;李天焕《走出祁连山》,《星火燎原》第3辑第444页(丛刊第9期第112页)。

相关阅读:

齐得平:关于西路军史的两条文献资料

(一)

1972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报告中讲到四方面军主力和五军团渡河及其失败的情况时说:“张国焘到了西北以后,又变了计划。这个人因为是个坏人,他是动动摇摇的,总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个阴谋家。他又下令给四方面军主力和五军团西渡黄河。这时已经快到陕甘宁边区了,六盘山的左右了。他忽然又分兵,他先把四方面军总部调过去,向前同志他们过去了,然后许多军队也过去了,五军团也过去了。幸好当时有一个军队挡住了,就是关麟征的部队。关麟征也是归胡宗南指挥的,是那个时候跟我们在甘宁地区作战的部队之一张国焘一听说关麟征是胡宗南的部队,他就停了,他就没进,否则他也过去了。又加上朱德同志刘伯承同志在一起,所以还是把他接到陕甘宁这边来了。已经过去的就受苦了。渡过黄河以后,在甘肃的那个弄堂里头,就是凉州、甘州、肃州一带,祁连山之北,不顾长途跋涉和马家骑兵的袭击(因为那个地方是宁夏、甘肃、青海马家骑兵出入的地方),地形又不熟,就在那个狭窄的胡同里行动。他的目的,仍要往西逃跑,打通苏联的道路……因为他反中央,另立新中央,所以他不愿意再回到主力红军一起,想跑到西边去。结果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李先念同志率领的三、四百名红军到达新疆那个时候只有三、四百人。那时我们已经可以同莫斯科通点消息,通知了莫斯科,就派陈云同志、滕代远同志去接李先念同志,以后接到新疆。当时新疆盛世才跟我们还有关系,他那时反蒋,跟苏联有关系。这样他们就到了新疆。经过训练以后,经过休息以后多数都回到陕北了。

(二)

1936年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陈)对今后行动提出“全军西渡”意见的电报。电报说:三十军“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向发展。”尔后“五、四军续渡北岸,最后以两[]军向兰州、平番[即永登]方面活动,全部主力至少三个军向中卫、宁夏发展”;并“建议一、二方面军另由靖远以北抢渡”。

1936102516时,张国焘“朱张彭”名义复电“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

10月26日,徐陈致朱张彭电:“我们即遵25号提议之电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今17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总部有何指示,望速告。” 10月26日17时,朱张致徐陈电:“同意你们布署”。 四方面军两万多人及总部,就是这样遵照1936年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的那个电报西渡黄河。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朱玉却说:“部队过河,完全是根据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和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事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第16页)朱玉把1936年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电作为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命令,使不了解情况的人信以为真。

事实告诉我们,部队过河完全是根据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和1936年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的那个电报行事的,和《十月份行动纲领》相悖,更无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这是清清楚楚的。

作者是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自1961年起专做毛泽东、刘少奇手稿的保管和研究)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350页。

 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840页。

 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843页。 

 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843页。


 关于一封电报的考证

齐得平

摘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收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这份电报是张国焘盗用了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出的。张国焘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兜售其逃跑主义路线,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收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这份电报需要鉴定和诠释。请看电文:

中央军委、贺、任、关、刘、徐、陈:

甲、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乙、我们的意见:

一、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以从王堆子渡河为次要,必要时可从五佛寺渡河。

二、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三、我军若以一部在海固线以南活动,可维持较宽活动区。若让海固线给东北军,可缩小胡敌进攻正面,发生阻挡胡敌前进作用。究以何者为宜,上述三点请中央军委指示。

丙、纲领:

根据中央军委历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活动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扩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斗(略)目的。

丁、布置:

一、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左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二、二方面军除四师向七营开进,接替一方面军任务,另外主力应以海原东二十里之马营和其西之靖西、安州为重点,组成若干支队,在硝河城、将台堡、王家河、新营、赵化川、孙家原一带,为有力之活动。目前应尽量保持单家集、平峰镇在我手中。该军目前部署、当面敌情、地区情况,应否经常电告。该军应设法吸引敌人于自己阵地前方,如敌不进应在海固直到西兰大路这一地区开展工作,情形适应以运动防御迟滞之。

三、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桥堡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其在海原附近之七十五师,应俟二方面军接防后开始归还建制。

戊、上述任务约于十一月十七号前完成,执行方法,另以个别命令指示之。关于政治、军事、对内对外各项工作,仍按照中央关于十月作战纲领电所指示继续执行。诸同志有何意见,请即电告。

朱、张、彭

经考查,这个电报的作者只是张国焘本人,其内容与中央的战略决策相反(中央要打他要走)。张国焘盗用了朱德和彭德怀的名义。

当时(10月22日)蒋介石已到西安督战,毛炳文、王钧、胡宗南等部,正由南向北大举进攻。张国焘上述电文表明,在他看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此外别无出路。他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来兜售其逃跑主义的路线,引诱红军走入歧途。可是,张国焘的算盘和伎俩,没能逃过毛泽东的明察。毛泽东看过张国焘的电文,立即(10月26日21时)打电报给彭德怀,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这也就是说,张国焘以“宁夏战役”为名,实际上是避战逃跑。彭德怀随后(10月27日)给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电,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了:

甲、大帅(指张国焘—编者注)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池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找徐陈面谈。

丁、前廿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彭德怀上述电文中的“发后才给我看”等文字,明确无误地澄清了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电乃是张国焘盗用朱、彭名义的“一种阴谋式的”行为。

中央的正确决策同张国焘的避敌退却是泾渭分明的。事情很凑巧,恰好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等,提出“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然后再集中向北。这才是中央正确的决策。彭德怀电文中的朱德等同志“拥护中央”,说的就是拥护中央“击破南敌”的英明决策;说张国焘“以各种方式……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指的也就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

(注:1936年10月25日此电是张国焘逃跑主义的代表作,是历史铁证。朱玉等把它冒充为中央军委的命令。此文击中了朱玉伪论的要害。所以,这篇文章一发表,朱玉他们曾到中央去闹。馆领导要我检讨。我当即写信给馆长,说明我是根据周恩来总理要用档案印证历史的指示,根据档案文献为广大读者和党史研究工作提供准确的依据,这是我作为一个档案工作者、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原载《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作者是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自1961年起专做毛泽东、刘少奇手稿的保管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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