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子青】

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条奔流至今的万古江河，那么夏商西周就是它的洪流巨源。与后世的春秋战国、汉唐盛世等激动人心的历史阶段相比，这一时期显得悠长而缓慢。但是，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血缘关系浓厚的家族形态、君主政体、贵族官僚制、复合制国家形态、人文主义、民本思想、历史理性、华夏民族、汉字、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泛神信仰、丝绸之路等等，这些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特质、影响中华文明演进的要素，均肇端或定型于此。作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要继承并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展开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追根溯源，回到距今四千到三千年前的三代，了解那个时代的基本风貌，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是谁，进而更好地判断我们该向何处去。

根据最新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大约5万年前，起源于东非的晚期智人开始进入东亚南部地区，随着冰河期的结束逐渐北迁，遍及东亚大陆，成为今日中国人的主要祖先。[1]到了距今约1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开始，东亚大陆出现了稻作农业（江西万年的仙人洞遗址）、制陶技术（仙人洞遗址和广西桂林的甑皮岩遗址）、小规模的聚落和简单的家族制度。在这之后，东亚大陆陆续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例如辽河地区的新乐-兴隆洼-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老官台-仰韶-马家窑-齐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北辛-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珠江-赣江流域的樊城堆与石峡文化等。

它们以黄河中游地区的裴李岗-仰韶-中原龙山文化为中心，层层环绕，犹如一个花朵的重重花瓣，既彼此辉映，又互相交融，在农耕方式、手工业技术、聚落形态、氏族制度、礼器型制等方面存小异而趋大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最初的多元一体格局。到了距今5000-4000年前，即新石器时代的最后一千年，东亚大陆开始涌现出大量的都邑邦国。国家——这一文明的重要标志开始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一些大邦的统治者不仅在本国集族权、神权、军权于一身，而且在邦国联盟中，执掌内政、外交、祭祀等事务，兴建规模浩大的公共工程，并发动对外战争。这些战争一方面造成了杀戮和破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各个区域文化的融合，加速了新时代的到来。传世文献中的五帝时代大致对应的就是这一时期。

按照传世文献的记载，五帝时代的结束与一场在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密不可分。面对这场巨大的天灾，尧、舜等联盟首领屡治不克。这时，来自有崇氏的禹肩负起治水的使命，在十三年的战天斗地中，调集民力，深孚人心，不仅治水成功，而且获得了超过尧舜的权力和威望，最终受禅成为联盟首领。大禹去世后，他的儿子启得到四方首领们的拥戴，继承大位，开创了日后四千年“家天下”的王朝传统。

夏王朝共历四百多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夏朝“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所谓无王，指的是太康失国之后，东夷族的羿、寒浞先后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太康之弟仲康的孙子少康成功复国，延续禹祀。直到桀的统治时期，夏朝被子姓商族的首领成汤所灭，共历十四世十七后。商族是一支活跃于华北地区的古老部族，从始祖契相传辅佐大禹治水而受封于商，一直到主癸，共历十四代先公。

根据考古发现，晋冀交界一线的下七垣文化应为先商时期的殷人文化，表明殷人可能沿太行山东麓南下，进入中原。灭夏之后，殷都五迁，先后有毫、嚣、相、庇、奄等，原因至今不明。到了盘庚将国都迁殷后，商人的核心统治区域大致稳定在今安阳一带。到武丁时期，国势大振，征伐四方，无所不胜，显示出中兴的气象。到帝辛（纣）时期，商朝为周人所灭，共历十七世三十一王，享国约六百年。

取代殷商的周人同样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始祖弃相传为大舜时期的后稷之官，主管农事。子孙则流落至戎狄中间，到公刘时迁徙至豳，重操农业，之后经过九世到古公亶父时，迁徙至周原，如绵绵瓜瓞，发展壮大，到周文王时期，由于文王的文韬武略，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

到武王时期，周人在牧野一战克商，定都镐京，建立西周王朝。此后，周人平三监，征东夷，营洛邑，封邦国，建官制，作礼乐，历经成康之治、昭王南征、穆王巡狩、国人暴动、宣王中兴，至幽王亡国，除去中间十三年的共和行政，共历十二王，约三百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国都于洛邑，建立东周王朝，为戈矛纵横、纷披灿烂的春秋战国时代拉开了序幕。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定型期。在此之前，东亚大陆上的先民驯化动植物已有长达近六千年的历史，培育出稻、粟、大豆等本土作物，以及鸡、家猪等本土家畜，发明了种桑养蚕技术，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三代时期，先民们又陆续驯化了可能来自中原以外的小麦、大麦、马、牛、羊等动植物，不仅丰富了本土的农业文明，也加速了整体文明的进程。与此同时，先民们还继承了前人观测星象物候的知识，制定了夏历、殷历和周历，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并利用初步的地理和工程知识，建立起较为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但是，总体而言，三代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比较落后。

从生产工具看，虽然当时已迈入青铜时代，但是农具中的绝大多数以木、石、骨、蚌等材质制成，只有极少数使用青铜，更无冶铁；从劳动力看，虽然当时已驯化大型家畜，而且畜牧业已有规模，但是畜力尚未普及，二人耦耕，以及几十上百，甚至“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诗经·周颂·良耜》）的集体耕作才是劳动常态。这种生产力状况延续了近两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深刻地影响了三代时期的家族形态、政治制度、国家形态和思想文化。

就家族形态而言，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家族社会的奠基期。恩格斯曾经指出，“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诚如斯言。由于生产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个人及个体家庭无力独立地改造自然，从事生产，因此大型的血缘共同体——家族成为夏商西周时期一直存在的社会基层组织。

到了周代，这一组织发展出一套严密的制度，即宗法制。这一制度以“严嫡庶之辨”为原则，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原则，划定族人的等级，分配给相应的财产，防止族人之间围绕地位和资源展开争夺。在宗法制的规约下，家族以父家长权为核心，衍生出庞杂的宗族宗法体系，并且以祖先崇拜为精神纽带，维系家族组织和家族秩序，将个人的权利、义务、命运与家族的兴衰荣辱紧紧绑定，把每个人变成了“家族的动物”。[2]

也正因为如此，三代时期，尤其是西周时期，社会总体上呈现出一派温情脉脉的人道色彩。一方面，家族共同体中的自由人构成了国家人口的主体，他们与族人一起集体劳作，耕种家族的土地，创造着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没有给残酷的奴隶制留下太多的发展空间[3]；另一方面，阶级分化、地域差别长期笼罩在血缘关系中，使得阶级斗争、地域关系在三代时期的国家形成之路上，没有起到像在雅典、罗马那样如此明显的作用。可以说，家族形态是解开中西上古文明演进道路差异之谜的关键。[4]从更长的视角看，这种家族形态一直延续至今，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制度、道德伦理的社会基础。

就政体而言，三代时期的政体脱胎于此前都邑邦国的首长制和邦国联盟的盟主制，并升级为世袭君主制。在其权力结构中，王权具有无可争辩的核心地位。王因为出身正统的家族血统而具有天然的统治合法性，并由此继承、掌握最高军权、祭祀权和立法权，对治下的自然资源和民众拥有最高的主权和分配权。所谓的“家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正是对这一政体本质高度而形象的概括。

与君主政体形成配套的是贵族官僚制度。这一制度有四个特点：首先，就权力的来源和属性看，官僚从君主手中获取职位、权威，反过来对君主效忠、负责，是王权的延伸和附属。

第二，就职能的分化看，三代时期的官僚种类、层级均日渐繁多，所管辖的事务渐趋精专，出现了理性行政的萌芽。夏代的情况已不可考。商代前期似乎已经出现了事务性官员（师、保）和神职官员（巫咸、巫贤）的分化；商代后期则发展出一套较为复杂的“内服”官职（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百姓里居[君]），主管中央和王畿地区的地方事务。到了周代，官职的分化更为明显：在王廷，官僚分化为太史寮和卿事寮两大系统，前者以太史为首，下辖各级史官，负责起草宣布册命、传达王命、整理保存典籍、参与或主持礼仪等事务；后者以太师、太保为首，下辖“三事大夫”（司徒、司马、司空），负责人事、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国家事务。在王畿地方，则有百生（姓）、里君、里人、者（诸）尹等官员，负责民间事务。此外，周王还会向诸侯国派出督查官员，并随时派遣一些司官，管理个别临时性的事务。

第三，就出身看，官僚均出身贵族，在血缘上往往是王族的直系和旁支，或者是异姓家族的显赫人物。在商代，担任多尹、多君等王朝卿士的主要是被称为“多子族”的子姓贵族，与王族关系密切。在西周，担任各级官职的也都是姬姓或异姓贵族。

第四，就选官方式看，夏商两代的情况不明。到西周时期，随着宗法制的明确，经周王确认的世袭成为主流。世代公卿的周公家族、召公家族等自不待言，例如《史墙盘》记载的身为殷遗的微史家族，四代人效忠六位周王（武王至共王），《逨盘》记载的姬姓单氏家族，八代人辅佐十二位周王（文王至宣王），均是世卿世禄，代代荣华。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在夏商西周时期，君主往往只能控制到贵族这一层，而无法像后世的皇帝控制编户齐民一样直接控制其族众，即所谓的“民不可料也”（《国语·周语》）。因此贵族们能够凭借自身的产业实力、族众势力或者与王的亲缘关系制约王权，甚至驱逐君主，使得三代时期的王权与后世的皇权相比，专制的程度较轻。但是，从长时段的视角看，三代时期的君主政体和贵族官僚制度从根本上确立了王权的天然合法性和官僚制的框架，为秦朝及其之后的历代皇权政体和官僚制度打下了根基，确保了后世的王权、皇权和官僚制虽历经政权下移、王朝嬗代，却总是能够回归常态，重振活力，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性。[5]

与上述几个历史过程相伴随的，是“内服-外服”相结合的“复合制国家”[6]形成过程。夏代的情况已不易知，但是商代的国家形态应该由夏代的继承演变而来。在商代，整个国家是由多层次政治实体构成的。它的中心是商族的王邦，即王畿之地，被称作“内服”，是多子族和王朝百官的聚居之地；王畿的四方则是许多附属的邦国(属邦或称庶邦),还有很多氏族、部落、酋邦之类的“前国家”的政治实体，被称作“外服”。商王作为“天下共主”,既直接统治着王畿地区,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他的邦国。前者犹如王朝中的“国上之国”，后者则是“国中之国”。[7]

但是，从总体看，夏商两代的“复合制国家”较为松散，更类似于方国联盟；王邦对天下的掌控多有赖于属国的归服，显示出“内聚”的性格。与此不同的是，周人在经历了三监之乱的教训后，决心变“内聚”为“开放”，贯穿宗法制的原则于分封制之中，将出身旁支的王族子弟分封到北至燕山、南至长江的广大地域中，使得姬姓邦国如开枝散叶，尊周王为天下的大宗，“由是天子之尊，复非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8]。正因为如此，周人能够建立起定期朝觐、述职考核、君王篾历（勉励）、天子巡狩等制度，确立了诸侯协助天子的义务，并宣扬周天子“受天有大命”的神圣形象，以此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诸侯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周人还册封姻亲盟邦、夏商之后、上古帝裔、边境四夷，利用同姓不婚的原则，促进各国、各族之间彼此通婚，结成一家之天下，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华夏文化的发展，并由此开始孕育统一的历史文化认同。

这些特点使得周代的“复合制国家”比起夏商两代更显凝聚紧密、宏阔有机，为秦汉及之后的更高水平的大一统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古代中国开辟了一条与同期西方帝国模式迥异的大国形成之路。然而，这套制度也存在天生的缺陷：首先，分封制的运作原理是通过授予贵族以土地人口来获得他们尽忠的义务，即所谓的“恩惠换忠诚”[9]。但是，土地资源终究有限，贵族们却可无限繁衍。这一无法调和的矛盾导致王室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诸侯们（尤其是封疆大侯们）却开疆拓土，日渐坐大；王室与贵族、贵族与贵族之间的资源争夺愈加激烈。其次，实施宗法制的初衷在于确立周天子的大宗地位，以血缘维系各国的秩序与和平。但是，经过二百多年的推移，诸侯们的血缘早已被利益的冰水稀释，亲情已然变得疏离。这套制度在历经春秋时代的大崩塌后，最终被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所扬弃，即便在后世皇朝中屡次还魂，也始终未能成为地方行政制度的主流。

在“复合制国家”内，小邦周取代大邦殷，造成的不仅是一次王朝的鼎革，更是一场巨大的思想震动。自恃天命的殷商为何会被天命抛弃，而被小小的周邦打败？天命既然是会变动的，那么它变动的原因是什么？周人该怎么做，才不会像殷人那样，被变动的命运所抛弃？

正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困惑和反思，周人发现“天棐忱辝，其考我民”（《尚书·大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昭公元年引《尚书·泰誓》）。原来天命是根据民心变化的，只有获得民心，才能获得天命保佑，反之则会被天命抛弃。但是，周人的反思不止于此。他们更进一步发现，失去民心的原因在于“不敬厥德”（《尚书·召诰》）。只有“敬德”，才能得民心，进而获得天命。[10]由此，周人认识到：政权转移和历史变化之理在于人自身，而不在于鬼神。

带着这种对人的道德主体性的觉醒、对民心的重视、对历史之理的敬畏，周人一扫殷人狞厉质野的崇神祭鬼之风，编典籍，兴文教，制礼乐，在一派工歌金奏、揖让周旋的优雅氛围中，增进人的学识，陶冶人的美感，升华人的道德，开创了华夏民族的人文主义传统；培育了华夏民族中和敦厚、雍容正大的性格气质[11]；发展出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确立了 “重治道”而“轻政体”的思考取向；发展出在变动的时间维度中探究人类社会变迁规律的历史理性，孕育了“以史为鉴”的思维方式，树立了中国古代历史学的思考对象和价值关怀。这些文明成果贯穿了日后中国三千余年的历史，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它文明的独特标识，也成为今日我们继承的重要文化遗产。

除了上述的几个方面外，还有几个方面是由三代时期奠定并延续至后世的。首先，作为中华文明的承载者，华夏先民们在历经新石器时代和夏商两代的交融后，到西周时基本形成一个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上高度相同的族群——华夏族，而且人口众多、分布广泛，保证了其日后在与其它族群的冲突、融合过程中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

其次，就文明的重要载体——语言文字看，从商代出现甲骨文开始，汉字纵有形态变化，但不离其宗。而且，汉字作为一种表意功能强大的符号，在传播信息的时候能够超越方言乃至语系的限制，让各文化圈的人通过共同的文字，形成共同的概念和思想，凝聚成“想象的共同体”。商周两代以及日后中国历代大一统国家能够保持和延续巨大的规模，与汉字的这一特性密不可分。

第三，就文明的精神核心——信仰体系看，虽然三代的文化风貌有文质之别，但是先民们始终没有改变以天或上帝为最高神的泛神信仰以及祖先崇拜。这种具有开放性的信仰体系绵延千年，至今不绝，在思维方式上赋予了中华文明以博大的包容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使其与发源于近东地区的一神教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四，就文明的对外交往看，三代时期，中原地区就已与内亚地区有了较为密切的技术贸易往来。除了前面提到的动植物，还有诸如造车技术、青铜冶炼技术、和田玉、海贝等，可能均经内亚草原传至中原，最终极大地改变了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手工业、交通、战争、祭祀、艺术和商业的面貌。据此可以推测，早在夏商西周时期，先民们就已穿梭往来于戈壁沙漠、草原绿洲之间，为汉唐丝绸之路开辟了前路，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连为一体。

第五，由于三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肇启文明的“神圣”地位，因此后世的人们经常出于各种目的，引用、改写、伪造三代的历史，为当下服务（周人可能就已经如此对待夏朝和商朝的历史），使得三代成为一个不断被再阐释、再书写的“当代史”。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受容过程同样是三代给后世留下的重要遗产，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体现，值得今人进一步重视和研究。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夏商西周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它所奔淌出的文明之水，却化作百代之流，不断地“会乎当今之变”，在持续的损益扬弃中，重获新生，与天不老。在这个意义上，三代既是过去，也是现在，既属于古代中国，亦属于少年中国。因此，作为今人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了解三代，传承三代，创造性地转化三代，让古老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走向未来，成为全人类的文明财富。而这正是年轻的中国人对伟大祖先的最好怀念和最高敬意。

参考文献：

[1] 相关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参见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收录于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0-151页。

[2]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3] 近20年来，中国学者通过对古代中西方奴隶制的实证研究，修正了学术界原来的许多观点。在先秦时期，奴隶主要源于战俘，且人数和创造的财富均不占社会的主流，因此很难说先秦时期的中国社会达到了奴隶制社会的程度。在古希腊，除了斯巴达等少数城邦采用奴隶制，以雅典为代表的多数城邦以自耕农生产为主。古罗马在共和前期也是以自耕农生产为主。到了共和国后期，由于对外迅速扩张，大量战俘奴隶涌入意大利半岛成为主要劳动力，罗马才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参见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在同时期的古希腊，具有明显东方王权色彩的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600-前1200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摧残。人口急剧下降。孤立和隔绝的环境使得全新的政治模式建立成为可能。黑暗时代（公元前1200-前800年）开始后，希腊人恰恰赶上了铁器从小亚细亚传入，能够利用铁器开垦原先难以开垦的土地，维持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实现独立。独立的小农使得血缘团体的规模很小，以小家庭（oikos）和小家族（genos）为主；族权不彰；共同体成员和王之间没有血缘上的尊卑亲疏关系，彼此独立。由于疆域小、人口少、民众独立性强，因此共同体的事务相对简单，官僚系统、财税系统、常备军不发达，全体自由民参加国家管理的直接参与体制成为可能，王权也很难发展到三代时期中国君主的高度。概言之，后世的希腊城邦是在铁器农具时代的自耕农小家庭基础上形成的，而中国的都邑邦国、邦国联盟和复合制国家是在石器、木器农具时代的大家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从战国时期开始进入铁制农具时代。但与希腊不同的是，从三代到战国，中国没有经历从迈锡尼到黑暗时代那样的文明断层。几千万战国的自耕农在手持铁器，赶着耕牛，从大家族中独立出来后，非但不像黑暗时代的希腊农民那样摆脱了宫廷和官僚的统治，反而处于国君和官僚的直接控制下。君权也由此扭转了自春秋时代以来的颓势而重振威力，最终演变为秦帝国的专制皇权。关于黑暗时代的希腊社会形态，参见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5]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6页。

[6] 关于“复合制国家”的概念与相关研究，参见王震中：《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7] 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8]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9页。

[9] 关于西周分封制度的崩溃原因，参见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6-163页。

[10] 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11] 罗新慧：《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