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的中国与世界

1919年1月，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静候一次国际会议的开幕。

巴黎和会会场

会议将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问题。和庄严、华美的宫殿式会场相呼应的，是同样“庄严”“华美”的会议理念：“公理战胜强权”，“废除秘密外交”。这些“义正辞严”的话语，像巴黎郊外即将到来的春天一样，带给人们无穷的希望。

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为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拒绝。

中国代表又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种特殊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然而，日本代表却无理地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殊权益，应该无条件让于日本。

4月29日至30日，英、法、美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这样，日本夺取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的“既成事态”，便被明文肯定下来。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指出，“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并对和会的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但是，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中国人民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的进程。可以想见，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将激起怎样的愤慨。

01

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

美国南北战争时曾任联邦军队总司令，后当选为总统的格兰特曾评价：“中国大害在一弱字。”“国家譬如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中国，一个有着辉煌的古代文明，曾在封建社会长期领跑的大国，当时又是怎样沦落成一个丧失尊严，听凭欺凌和摆布的弱国的呢？

这一切，要从1840年英国战舰驶向中国海岸说起。

彼时的中国，看上去田园牧歌，自给自足，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保持近乎迟滞不前的巨大惰性，封建统治者坚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对反映时代技术进步的东西采取排斥态度。殊不知，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地球的另一端的英国，到19世纪中期就不仅仅只有静谧的乡村画卷了。一场与封建农业生产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革命已经席卷了整个国家。在这被后世称为“工业革命”的变革中，蒸汽动力、机器得到了广泛应用，“乡村建起了灰暗的厂房，城镇竖起高耸的烟囱，工厂里回荡着机器的轰响，高炉前喷发出铁水的光亮”。

工业革命使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也使占全世界人口2%的英国几乎拥有相当于全世界潜力40%至50%的现代工业能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这时的英国人有了更好的条件满足他们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就一直蠢蠢欲动的征服新世界的渴望。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制造的织袜机

当用先进工业成果武装起来的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轻易击毁古老的刀矛弓矢时，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政府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也不得不面临资本主义入侵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

此时，世界风云变幻，法国、美国、德国先后赶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迅速崛起，并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东方。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自明治时代以后，也在实行维新改革，宣称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于是，1840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这些国家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种种特权，不断加深侵略。到20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然保持独立，但实际上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一个名叫宋教仁的中国人在1904年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

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

这是先进中国人满心悲愤的血泪呐喊。

屈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发奋图强。比如这位长歌当哭的宋教仁，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辛亥革命的猛将，一个试图在荆天棘地中闯出生路的革命者。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还经历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起义等，不同的社会阶层为“救亡”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疾风骤雨般的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

然而，就在人们热切期盼能开始和平建设，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之时，却遭遇了巨大的“反转”——中华民国成立后，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十多年的野蛮的北洋军阀统治。便如宋教仁，也在组织政党、探索民主共和的途中，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派人暗杀。

知识分子吴玉章这样回忆道：“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啊！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

五四运动的前夜，就是在这个黑暗的深渊里徘徊。

02

那是一个内乱频仍，外患紧逼，时局险恶，政局动荡的年代，是一段令人消极、苦闷、彷徨的时期。

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复辟、曹锟贿选，小丑跳梁般的一幕幕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混战，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现实，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动乱中；再加上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和外国在华资本的压迫，社会生产力难有喘息之机；复古倒退之思想逆流大肆泛滥。

而世界格局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掀起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美国、德国等后起之秀由于采用新科技成果，迅速赶上和超过英、法等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俄国、日本等顺势而动，经济实力也有明显增强，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跻身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

随着经济实力消长的变化而来的，是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划分实力范围的要求。血雨腥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四年。早就对德国在华利益垂涎三尺的日本，乘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场厮杀的“天赐良机”，展开妄图独霸中国的行动。

1914年8月，日本号称“对德宣战”，两万多士兵不是开赴欧洲战场，而是直指中国的山东半岛。10月占领济南，11月攻陷青岛，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势力范围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便是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起源。

面对中国政府的抗议，日本不仅置若罔闻，甚至变本加厉，提出了被称为中国“亡国条约”的“二十一条”。此后，又有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协定事件，日本在中国东北获得了重要铁路的修筑权，并且可以以“共同防敌”的名义进入中国领土和领海。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等倒行逆施时，先后发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却均如昙花一现，没能完成“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重任。各种“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也一一宣告失败。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毛泽东这样描述道：“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正是中国多难，长夜难明，风雨如磬。

暗夜里，是谁读起了普希金的诗：灾难忠实的姊妹——希望，正在阴暗的地底潜藏，她会唤起你们的勇气和欢乐，大家期望的时辰不久将会光降。

03

历史学者金冲及曾说：“历史发展的迂回曲折，不仅表现为人们沉浸在欢乐中时，随着出现的却是严重曲折；还表现为当局势仿佛已走到山穷水尽的黯淡地步、许多人心灰意冷时，却又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五四风暴来袭之前的社会状况，是这段评价的生动注脚。

当军阀政客忙于纷争与混战时，他们视线之外的世界却在悄悄发生变动，从涓涓细流逐渐汇合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强大洪流。

1917年11月，彼得格勒“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一声炮响，越过高耸的乌拉尔山脉，穿过寒冷的西伯利亚，惊醒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随着这震古烁今、振聋发聩炮声的回响，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以“翘首以迎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来形容闻得消息之时的快慰心情。这一划时代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它唤醒了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伟力，让它们像蕴藏在地下的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

在欧洲，1917年11月开始，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革命风暴席卷多个国家。

在美国，仅1918年，就发生1500多次罢工事件。

在日本，1918年下半年，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自发斗争“米骚动”，持续时间达50多天。

在东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已久的当地人民斩木揭竿，掀起了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充分暴露的社会危机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开始破除对欧风美雨的盲目崇拜。

曾把伦敦看作“世界之缩影”，于1921年渡过英吉利海峡求学救国的周恩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

他由此坚信：“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毛泽东说得更明白：“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那些后来成为坚定共产党人的青年人，很多就是在对各种强国之路的比较选择中确立起自己的信念的。

比较选择，当然也包括对辛亥革命的痛定思痛。人们终于意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必须有文化的觉醒。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

《新青年》 

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撰稿人的疾呼下，无数有志的中国青年“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而猛醒，而振奋。

中国由此兴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使得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与思想革命并行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些政策法令，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清政府时期束缚民族资本发展的障碍。

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之全国为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的有力推动，使得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民族资本，在1912年至1922年的10年间，呈现出发展的势头。

经济的发展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促进了新生革命力量的增长。产业工人的人数急剧增加，斗争性也不断加强。

由此，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开始意识到人民群众的磅礴之力，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尝试着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些新变化虽然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主流，但它预示着，人们已经开始告别歧路彷徨，越来越走近一片新天地了。

尾声

当巴黎和会的噩耗传入中国，举国激愤。希望与失望的强烈反差，近代以来长久累积的受伤的民族感情，抗争中暗自孕育不断成长的民族力量，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爆发。这就是：五四运动！

青年学生站起来了！他们愤而组织反帝爱国斗争，要求“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

中国工人站起来了!他们诘问：“签字而山东亡，山东亡而全国随之，亡国大难迫于眉睫。吾同胞忍坐视家国之亡而甘心作奴隶乎?”他们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掀起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给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以极大的震撼和打击。

先进的知识分子，各界的爱国群众，还有海外的华侨代表，纷纷站起来了！正所谓：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一时间，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最终，北京政府迫于群众的愤怒和威力，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亲日派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在民众的大联合之下，这场斗争获得胜利。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

《五四运动》浮雕

万事开头难。

好在坚冰已经打破，征帆已经悬起，烈火已经点燃。中国从沉睡中苏醒了，正在焕发出青春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