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历史上总有那么多的汉奸内贼出现呢?纵观我们的历史，不管在任何朝代的更替变迁过程中，导致执政王朝彻底溃灭的原因多不是外部敌人绝对势力的强大，而多是由内部奸贼与外部敌人勾结所致。
君若以为不然，仅举几例聊加说明。 明王朝的覆灭，人们多以为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所致。事实如何呢?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确实以摧枯拉朽之势，风卷残云，一路狂飚，一路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在明代诸皇帝中虽算不上出类拔萃者，但也算得上一个很勤勉的好皇帝。他在位十七年，宵衣旰食，呕心沥血，很希望以自己的丝毫不懈怠和铁手腕能够将已处呼啦啦倾覆之势的帝国大厦重新支撑起来。
他采纳邹元标等人建议，登基伊始就为万历新政的发起与领导者张居正平反昭雪，铁腕惩治已经濒于腐朽溃烂的吏治。他希望以自己踔厉奋发的施政手段，一扫沉迷颓废之气，使萎靡不振的大明王朝重新恢复开国之初昂扬奋发的气象。然而，彼时的大明王朝正如一个极其严重的糖尿病患者，各种并发症一起发作，崇祯的努力，顾不了此，也失了彼。食朝廷俸禄的衮衮当朝诸公们，一个个醉生梦死，争权夺利，以自我为中心，心理全无江山社稷。偌大一个朝廷，冠盖铺满京华，可几无可用之人。就是最要紧的边关要塞，也缺少能为国守边的干城之将。大明王朝到了那般时候，早已繁华不再，只能苟延残喘。官员们一个个大腹便便，养尊处优，私室之内管弦歌舞，妻妾成群;箱箧之中珠宝金银，落落大满;一日三餐山珍海味，酒绿灯红。卖官鬻爵成风，国家大事旁落;构陷挤兑忠诚官员之气弥漫，与外敌暗送秋波之行频仍。
也难怪崇祯被后人誉为最具猜忌心的皇帝。试想，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不要说崇祯，即便汉武帝、唐太宗再世，面对混乱朝政，恐怕也难辨真伪，能绝对对哪一个属下放心大胆使用。那个看似老成谋国的洪承畴不是曾经的忠诚表率吗?他在与清军血战中，尽管也曾表现出出生入死，不屈不挠之概。可被俘以后，难以抵挡利益诱惑，很快就暴露了贪生怕死的本质。清兵并未对他即刻问斩，以成就他所谓的忠烈美名，而是以怀柔之策最终将其收归囊中。可恨就是这样一个头等叛贼，害得期初不知真相的崇祯皇帝误以为他早已为国捐躯。
为了弘扬其所谓的忠诚精神，提振满朝濒临颓废状态之上下士气，崇祯帝一边为其修建神祠让黎民百官供奉祭祀，一边亲自为其撰写祭文颂扬其不朽功德。可想而知，真相大白后，面对如此荒唐滑稽的讽刺与打击，如何不让崇祯皇帝恼羞成怒，心生疑忌呢? 面对如此国情，也难怪崇祯帝后来动辄对自己的臣下心生疑忌，草木皆兵。其实，李自成带领的义军陷落北京之后，崇祯皇帝已经逃出皇宫。如果他不再返回宫内，径直奔向距离京城二百多里的吴三桂之处，重整兵马，与敌周旋，即便形势不利，再移至江南，以京城陷落之辱警示所有朝臣，激励举国百姓，那么胜负之数，存亡之理，还真或未可知呢。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也从来就假设不成。逃出京城的崇祯鬼使神差一般又返回故宫，命尚在身边的太监敲响上朝钟声。可钟声一如往常的悠扬回响，他期许中的朝臣们却无一人闻声上朝。那时刻，极度失望的崇祯痛悔不已，却也无可奈何。义军的呐喊之声以隐约传入耳中，故宫已绝对不可再留，完全沦为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只好带着唯一随身的太监王承恩从玄武门仓皇出走。他们一路凄惶地来到寂无一人的景山之上，带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伤之情，最后回望一眼繁华不再的故宫，君臣二人相互间一个不言而喻的示意之后，便自挂东南枝了。悲愤之极的崇祯皇帝，临死前没有忘记发泄心中的怨气，也没有忘记作为一国之君最后的责任，他为李自成留下了这样的话：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历史不管如何评论崇祯皇帝，就他在位时的勤政作为，以及他临死前对李自成的殷殷嘱托，我们也应该对他投以赞赏目光。
其实，以大明王朝当时残余的势力，并不足以很快亡国。都城的沦陷，虽然政治影响很大，但并不能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彻底覆灭。崇祯之所以放弃了最后的奋斗，从他临终遗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内心极度的忧愤与失望。萎靡的官场，贪腐的官员，早已没有了最起码的仁义礼智与忠孝廉耻。当李自成一路逼近京城之时，沿途的明朝官员几乎全都望风归顺，几无有谁挺身而出，奋力抵抗，愿意为国捐躯的。及至李自成攻占了北京，所有明朝遗留官员无不卑躬屈膝，趋附新政，以图苟延残喘。 然而李自成兵败如山倒，很快就被清兵干出了北京城，仅仅过了一年就兵败湖北九宫山并殒身于此。那些前明官员们，看到刚依附的大顺政权的前明官员们，很快便如丧家之犬一般改换门庭，委身于大强王朝麾下，卑躬屈膝，苟延残喘。这些人，几乎没有哪一个念及皇恩，更没有谁念及国家民族，只要能保住性命，只要能继续过安逸舒适的生活，什么仁义礼智，什么忠信孝悌，什么修齐治平，什么家仇国恨，统统弃之如敝屣。 还有那个真守山海关手握十几万重兵的吴三桂，如果他心中还有丝毫加过之念，他就不可能在李自成兵临北京城时不勤兵护主，他就不可能为争一个陈圆圆与李自成反目，不顾民族大义而委身投靠清军。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奇诡，崇祯皇帝逃出故宫后，如果直奔吴三桂守地，历史就有可能改写。
吴三桂如在北京城沦陷之际，依然出兵，既是不能抗住义军之势，起码也能救君主于危难之中，那样的话历史也会改写;倘如吴三桂与李自成二人中有一人能够以民族大局为重，他就应该摈弃争斗，携起手来地址大家共同的敌人关外清军，那历史也同样会改写。然而，历史不能改写，也不容假设。假设的历史，许多让人感到惋惜与痛心。真实的历史总是残酷的，残酷之中虽然隐含着些许温情，可那些温情总是多半与泪水搅拌。 明朝无可挽回的灭亡了，尽管那个所谓的南明小朝廷在陆秀夫等人的无望挣扎中苟延了一段时日，可那种就是一种精神与气节的勉强延伸，抵挡不了清兵铁蹄的践踏，挽不回历史潮水的东流之势。那股不灭的精气神，最终在崖山之下的大海里，随着呜咽的波涛，成为悲情的历史记忆。 历史的包袱有时候集中一点的时候，总是那样悲愤而沉重。
由明朝往前追溯，那个在中国历史上说不清是强大繁荣还是懦弱悲催的宋朝又何尝没有令人悲愤的记忆呢? 北宋的覆灭依旧来自北边的沙漠。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得北宋的科技文化达到了封建王朝时期的巅峰，可脆弱的国防却频遭周边近邻的频繁袭扰。正因为缺少范仲淹那样文韬武略兼备的治世之才，北宋的边关随时都能被人撬开。为了求得安宁，泰太过富裕的北宋王朝边拿钱来求安宁。可以肉饲狼，不仅不能使狼安定下来，反而会激发狼的贪得无厌。
于是乎，日渐崛起的金人便用铁蹄狠狠教训了北宋。连番的攻击与掠夺，富庶的北宋早已国将不国了。徽钦二帝接连被金人俘虏，国家的颜面损毁殆尽。今人并不就此罢休，终于有一天铁蹄踏碎汴京城，无奈的大宋王朝只好向南逃窜，最后凭借长江天堑，求得半壁河山，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朝廷的堕落并不意味着朝臣个个也都跟着堕落;朝臣中有忠贞报国的忠义之士，也不乏卖国投降的之属。难逃临安的南宋王朝新君赵构，一旦尝到了当皇帝的无上荣光和至高权力之时，他便把富国的念头一股脑儿抛之脑后，一个劲儿的醉生梦死，直把杭州作汴州。为了压服口声，他不得不在表面上天天喊着不忘国耻，报仇雪恨，迎合以岳飞为代表的忠贞之士的呼吁，起兵北伐，看似以期收复河山，还都旧京。其实他心里早已在打着小九九，一旦抗金成功还于旧都，徽钦二帝必将回来。一旦他们回来，他的皇帝梦就在也做不下去了，于是乎支护应付，心口不一，便成了宋高宗的政治权术。
岳飞他们在前线越是捷报频传，赵构越是心神不安。当岳飞在朱仙镇大败金兀术，收拾旧山河的号角即将吹响黄龙之时，与今人暗通款曲的奸贼秦桧便在赵构耳边不断捣鼓，于是乎一天之中十二道金牌命岳飞迅速班师回朝，无奈的岳飞只好眼看着唾手可成的复国大业顷刻间毁于一旦，不得不按照王命偃旗息鼓，依依不舍的离开了足以使他完成复国大业的战场，回到了充满玄机的京城。 秦桧其人是南宋朝金榜题名的状元，其学识出众，面孔伪善，给人的感觉温文尔雅，宽容大度。他每与人言必引经据典，每行事必循规蹈矩，活脱脱儒雅君子做派。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是南宋朝的头号内奸。他明知道南宋最终抗不过势头正旺的金人，于是便私下与敌国互通款曲。明面上处处维护着皇帝的利益，实际上是他把准了皇帝的脉搏，因势利导，陷害忠良，暗中资敌。正是有了这样的人成为皇帝宠臣，国破家亡的命运才时时笼在南宋臣民头上。岳飞的功亏一篑，全是秦桧的主谋;岳飞父子魂丧风波亭的悲剧，全是秦桧一手制造。那个有秦桧定罪岳飞的莫须有概念，也便从此成为一道历史的记忆，一种卑劣伎俩的生动写照，一曲残害忠良不尽的挽歌。 顺着历史的长河依势而下，卖国的奸贼们根脉不断。时间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东洋倭寇的铁蹄再次踏破中华万里山河。国难当头，虽然奋起反击的中华健儿层出不穷，可投敌卖国的汉奸贼子也大有人在。 头号汉奸汪精卫，是国民革命时期很受孙中山先生其中的得意弟子，也是曾受到过万人长松敬仰的反清义士。
可就是为了权力之争，也为了一叶障目，就大摇大摆的当了汉奸。做汉奸是不光彩的，汪精卫深知这一点，他说死也不说自己是汉奸，而把自己的投敌卖国行为说成是曲线救国。他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完全丧失信心，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中日对抗，中国必败。就是带着如此灰暗自私的心理，他轻易就丢弃了早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豪气，永远把自己钉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悲的是，这样的中国人实在太多，汪精卫前后，甘愿充当罕见的人仍大有人在。在伪满洲国当什么康德皇帝的溥仪，在华北甘当日本人走狗的梁弘志，连早年英姿勃发引领一代文风的大作家周作人也自愿依附在日本人膝下充当奴才。
中华民族历史上有无数领后世子孙子豪骄傲的英雄豪杰，但也有多如恒河沙数一般的汉奸内贼。整个抗战过程中，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汉奸人数大于入侵者人数的国家。无数的汉奸内贼，一个个耀武扬威，在日本人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在骨肉同胞面前凶狠残暴无恶不作，他们对同胞的狠有时候一点也不亚于侵略者的狠。如果没有这么多汉奸的助纣为虐，日本人如何也难以在中国的土地上那般猖獗残忍。
例子无需再多，仅这些就足以令人悲不胜悲了。我们的民族何以在危急存亡关头如此这般的出现不屑子孙呢?根源就在于消极的明哲保身哲学影响，到了近现代更多了崇洋媚外思想的渗透。 堂堂一个大中华，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五千年文明不间断国度。他缘何能如此这般坚韧顽强?用鲁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生价值观，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英雄豪杰气概，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大义凛然与决绝豪迈，吉鸿昌“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侠肝义胆与视死如归，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人生至高境界与誓死追求。这都是我们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精神昭示和根源写照。被鲁迅先生誉为民族脊梁的人，才是民族大厦最根本最关键的支撑者。
日月之食终究遮掩不了它们的光华普照，汉奸败类只能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更大更多的灾难，终究也抵挡不了民族之河浩浩荡荡，奔流向前。 历史上一次次的惨痛教训，往往就发生在看似国泰民安的和平时期。南北宋朝的覆灭，并不是因为由于自然人为灾害导致的民不聊生，全是来自升平日久后官场的溃烂和政治的腐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平的生活，最容易消耗人们的意志，使其滋生出千奇百怪的享乐奢靡之风。一旦国难当头，外敌临境，上至最高统治阶层下至黎民百姓，就很难唤起斗志，与侵略挣一决雌雄。在此关头，苟且保命便成为官贵阶层的首选，充当汉奸内贼的念头也就自然而然产生。
这也许就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不乏汉奸内贼的基本缘由吧? 如今，我们国家经历了七十年太平无虞的生活，虽然期间与邻国之间发生过几次小的武力摩擦，但都无涉国体的安定，普通民众觉察不到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冲击。也只是在建国之初那场立国之战中，党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后，才牵一发而动全身，举国上下一时间表现出百年未曾有过的众志成城同仇敌忾风貌，最终打败了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帝国主义。其它几次小型摩擦根本就算不了什么真正的战争，充其量只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偶然擦枪走火罢了。 事实一再证明，我们这个民族越是遇到巨大危急关头，民族精神越是容易焕发出来。承平日久，各种俗气就会与日俱增，这是至为惨痛的教训，必当时时汲取，免得事到临头手忙脚乱，没有了分寸。
要想扫除我们民族身上固有的惯性俗气，国家就应该采取强制措施，对国民提出严格要求，摒弃任何消匿意志的低迷风气，强化国情教育、意志教育，多弘扬正能量，坚决打击任何消融民族斗志的人事物及其存在形式。颂扬自古以来的民族英雄，坚持不懈地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只有这样，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才有所依托，才有望成功。
201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