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一詞芻議：英國侵略中國西藏的產物

[摘要］“西藏問題”一詞是英國侵略中國西藏的產物。一直以來，我們籠統地使用“西藏問題”一詞，這存在很大的弊端。文章在扼要剖析“西藏問題”一詞的由來、含義變化及其實質等相關問題的基礎上，認為今後我們須慎重使用“西藏問題”這一籠統的概稱。

一般地，人們習慣於從“問題意識”角度言“Ｘｘ問題”，並習慣於字面理解。然而，受歷史、現狀、立場、利益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西藏問題”一詞遠非如此。近代英國侵略中國西藏至今一個多世紀以來，英美等西方侵華勢力先後侵略西藏、製造支持“西藏獨立”，企圖分裂中國西藏的行徑，在其殖民思維、霸權思維的政治語境中一概被有意輕描淡寫地稱之為“西藏問題”。西藏主權歸屬中國的歷史與現狀篡改和干涉，然而一直以來我們在針鋒相對地反侵略反分裂鬥爭中卻常常使用“西藏問題”一詞，在中西方之間對“西藏問題”一詞存在截然相反的兩種立場、兩種認知的情形下，我方使用“西藏問題”一詞，顯然存在很大的弊端。再者，當今西藏在實現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中難免產生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宗教、環境等諸多問題，這是一類與前者性質完全不同的“西藏問題”，兩類性質截然不同的“西藏問題”，極易給不了解西藏特殊區情的廣大群眾造成認知上的誤區。一直以來頻頻籠統地使用“西藏問題”一詞的上述嚴重弊端並未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有鑑於此，本文在扼要剖析“西藏問題”一詞的由來及其實質演變等相關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今後我們不宜繼續使用“西藏問題”一詞。“西藏問題”一詞是英國侵略中國西藏的產物。18世紀中葉以後，英國以印度為跳板展開了對中國西藏的蠶食，於1888年發動了第一次侵藏戰爭。此後不久時任英印總督寇松（ＬｏｒｄＣｕｒｚｏｎ）企圖與西藏地方“直接交涉”，遭到西藏地方拒絕。1903年，寇松在向英國政府的報告中提出：“我們認為所謂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乃是一種憲法上的虛構”，企圖以“宗主權”否認清政府對西藏的主權，年底又發動了第二次侵藏戰爭。1904年，侵藏英軍逼迫西藏地方與之簽訂有損中國主權的“拉薩條約”後，清廷堅決反對，未予批准。後經艱難談判，1906年中英雙方在北京簽訂《中英續訂藏印條約》，規定：“英國國家應允不占並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國國家亦應允不准他外國干涉藏境及一切內治”，並規定拉薩條約”的第九款第四節各項權利“除中國獨能享受外，不許他國國家及他國人民享受”？。在發動侵藏戰爭亦未實現其預期目的的情況下，英國的侵藏手法改為拉攏扶持西藏上層親英分子，企圖策劃“西藏獨立”。

英國外交部檔案《英國政府有關西藏事務函電》（Ｆ．0．535）、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英國印度事務部涉藏檔案》（ＩＯＲ），細緻地記載了英國第二次武裝侵藏至民國時期對西藏的侵略。筆者在參與翻譯《英國印度事務部涉藏檔案》時注意到，充當侵藏急先鋒的英印政府在與英國外交部、印度事務部以及其駐北京領事館等相關機構之間的往來函電中，一般均以“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來指稱其侵藏的具體事項，儘管在具體表達上還有“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ｉｂｅ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ｏｌｉｃｙ＂等不同形式，然而站在其侵略立場上，其侵略語境中所談的各個具體侵藏事項被統稱為“西藏問題”。比如，1903年10月19日，時任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給英國外交大臣蘭斯多恩的函電中的一句：

Ｉ ｈａｖｅ ｒｅｆｒ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ｓｋ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ｔａｄｖｉｓ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ｍｅｔｏｄ ｉｓ ｃｕｓｓｔｈｅ Ｔｈｉｂｅｔａ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Ｌｉｔｔｌｅ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ｈａｖｉｎｇ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ｙｏｕｒ Ｌｏｒｄｓｈｉｐ＇ｓ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Ｎｏ．162  ｏｆ ｔｈｅ 3ｒ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此句中，薩道義說他“最好儘可能少的同中國政府討論西藏問題”，這裡所說的“西藏問題”具體指的是榮赫鵬積極準備第二次侵藏戰爭，在“干壩會議”中無理取鬧的問題。

1920年5月21日，《艾斯頓先生由北京致印度事務大臣寇松伯爵的第365號絕密函》中的一句：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Ｗａｉ－ｃｈｉａｏ－Ｐｕａｒｅ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ｓｉｎｃ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ｉｒ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ｈｏｐｅｔｏｄｅａｌｉｔａｆｔｅｒａ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ｔｕｎｇｉｓｓｕ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ａｃｈｅｄ．

此函在民國政府命甘肅督軍張廣建派李仲蓮、朱繡等入藏，與西藏地方磋商川藏各事之後。李、朱二人此行取得了川藏停戰及聯絡感情的積極成果，這是英方極不願看到的。上面艾斯頓的“（民國政府）外交部對西藏問題的態度”一句反映出在其侵略思維中，民國政府維護在藏主權反倒成了“西藏問題”。

當時，英國在對內對外的公開表述中，把其對中國西藏的侵略說成是“西藏問題”，而絕口不提“侵略”，在當時中國沒有國際話語權的情勢下，“西藏問題”一詞在國內成為“英國對中國西藏的侵略”代名詞；而英國及西方社會，使用“西藏問題”一詞則便利了掩蓋其侵略西藏的真相。儘管受掌握英方檔案資料的限制，我們目前尚不能確定他們最早使用“西藏問題”一詞的具體時間’不過按其當時殖民思維邏輯及侵略西藏的具體行徑等因素看，其至少在1888年發動第一次侵藏戰爭時，就已經使用。

從上述檔案看，英國所使用的“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有時指其侵藏中的某件具體事項，而多數時候則是其侵藏的總體性含義，總體性含義是隨其侵略中國西藏的手法的變化而變化。以其侵略西藏手法的變化為界，其侵略思維及話語中“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在前一階段的總體實際意思是“侵略西藏的問題”，具體包括第一次侵藏戰爭的問題、企圖與西藏地方“直接交涉”的問題、與西藏劃界及通商的問題、第二次侵藏戰爭的問題等大的問題以及實施其侵略行動的具體問題等；第二階段的總體實際意思是“策劃西藏獨立的問題”，具體包括企圖以“宗主權（ｓｕｚｅｒａｉｎｔｙ）”的概念否認中國對西藏主權（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的問題、拉攏培養西藏上層親英分裂勢力問題、召開西姆拉會議以及避開中國中央代表勾結西藏上層親英分裂勢力劃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旳問題、挑起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矛盾的問題、煽動西藏地方成立“外交局”的問題、教唆西藏分裂勢力製造“驅漢事件”的問題、支持西藏上層分裂勢力陰謀“西藏獨立”的問題等。可以看出，英國所使用的“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包含了太多的具體意思，在其侵略西藏的具體過程中，或許能明白確指，而在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就未必能清楚到底確指那一個具體侵藏事項。

英國當時把其侵略中國西藏的行徑一概以“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來表達的原因是顯而易見。其一，英國不可能自己把對中國西藏的侵略說成是“侵略”，並且以“西藏問題”來指代其侵略西藏的事實，極易使其國人接受“西藏獨立”。其二，英國侵藏期間，其海外有許多殖民地，特別是英印政府經營着南亞多個殖民地，英印政府在與其上述各機構之間就侵略西藏事務的報告、請示、指令等相關函電以“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標明，是為了明確函電內容是有關侵略西藏的，而不是“印度問題”、“尼泊爾問題”、“錫金問題”等。其三，英國在面對龐大的殖民地和正在侵略的中國西藏問題上，毎一個地區的所有具體問題，在其全盤視域中均以“Ｘｘ問題”概稱，這是其殖民思維及話語特徵的體現。其四，使用概稱是函電、公文業務處理的一般技術要求。英國殖民勢力被逐出西藏後，其侵略西藏的所有圖謀成為泡影，然而因其殖民思維的延續，企圖支持“西藏獨立”之心不死，“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被繼續使用，不過其含義轉變為“支持西藏獨立的問題”。

侵藏頭目以“西藏問題”一詞來表述其侵略中國西藏的事實，極大地蒙蔽了西方人，使不少西方人從一開始接觸西藏便形成了事實顛倒的認知。為了政治目的，英國殖民勢力侵入西藏的同時，竭力通過媒體和學術渠道向西方社會製造“西藏印象”。寇松、榮赫鵬、貝爾、黎吉生等殖民分子以及一批“知名學者”，甚至沒有去過西藏，都在大肆著書立說，編造西藏“獨立王國”的“人間天堂”形象，使得西方人形成了“西藏獨立”的印象，至今仍有西方人把一個繁榮發展的西藏想象為“人權地獄”。郝時遠先生指出，在“西藏印象”造成西方社會的“集體失憶”和想象狀態下，一些人的確不能或者不願意分清達賴喇嘛政教合一的身份，就像他們至今沒有意識或者意識到了而不願意承認英國殖民勢力製造“西藏印象”的政治目的一樣。同時指出，中國的西藏地區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是一個真實的地域，被繼續編造和包裝的“西藏印象”及其在西方社會所造成的失憶和想象，既改變不了舊西藏黑暗殘酷的歷史，也改變不了新西藏繁榮發展的現實。楊公素先生指出：這些鼓吹所謂的“宗主權”、“獨立”、“自治”等謬論，以混淆世人視聽，其用心之深、手段之詐、危害之大，至今仍令人警惕。？在失憶與想象狀態下，至今西方人自欺欺人的“西藏印象”沒有改變，他們所使用的“西藏問題”一詞的實際意思不言而喻。

二

在晚清帝國主義侵略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西藏的戰略地位以及地緣政治被列強所覬覦。以傳教、遊歷、經商等各種名義進入中國西藏的各色西方人，自覺不自覺地成了列強侵藏的先行軍，先後侵略干涉中國西藏的列強所使用的“西藏問題”一詞的具體含義因其各自的立場、利益不同，各有所指。其一，列強在其國內語境中所謂地“西藏問題”一詞的含義實際上是其企圖侵略西藏的問題。其二，各列強之間因侵略西藏利益發生衝突時，“西藏問題”一詞的含義實際就是其各自侵藏利益進行斡旋的問題。其三，列強為侵略西藏向中國中央政府的各種發難時，“西藏問題”一詞實際是其逼迫、要挾中國政府出讓對西藏主權的問題。隨着各列強實力的此消彼長以及其侵略程度的不同，其各自所謂的“西藏問題”一詞的具體所指亦隨之在變。

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除英國外，俄國是侵略中國西藏的另一大列強。俄國使用的“西藏問題”一詞實際上當然是其侵略中國西藏的問題，不過，因俄國的“南下”目標與英國的“北上”目標中都有中國西藏，兩大列強之間存在利益衝突。所以，當他們就各自侵藏利益進行斡旋時，所使用的“西藏問題”一詞實際上就是置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顧，調節各自侵藏利益的問題。比如，1907年，英俄雙方簽訂的《西藏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退出了帝國主義陣營，因其立場的變化，其所謂的“西藏問題”一詞的含義也隨之變化。

19世紀末，美國提出了對華“門戶開放”政策，也開始關注中國西藏，不過當時其羽翼未豐，在其他列強侵略中國業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中難以插手，然而其已經開始注意英國、俄國侵略西藏的態勢。1903年，英屬印度總督寇松任滿後，給英國印度事務大臣漢密爾頓（ＬｏｒｄＧｅｏｒｇｅＦ．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的述職報告中，提出要將西藏變成“大清帝國與印度之間的緩衝國”。目睹英國侵略西藏的“前進政策”及加緊對西藏武裝侵略計劃的美國，擔心影響其在華利益，因而提出強烈異議，表示美國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十分關注中國的領土完整，不能同意寇松對西藏的地位所做出的新的界定。與此同時，英國注意到“俄國視西藏為中華帝國的一部分，並注意於中國的完整”。在此情勢下，漢密爾頓給寇松的回覆是：“處理西藏問題必須考慮其他列強的態度”。儘管事實證明，當時美國的干涉並未改變英國侵藏的計劃，但是，美國對英俄角逐中國西藏的態勢更為關注，其所謂的“西藏問題”一詞實際上就是干涉英國、俄國侵略西藏的問題。此後至二戰前，美國出於自身利益，視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反對英國否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和獨占西藏。所以其所謂的“西藏問題”主要是干涉英國支持教唆西藏地方挑起與中央政府關係的矛盾、製造“西藏獨立”的問題。二戰期間，“美國幾乎公開了與英國在西藏問題上分歧，支持中國國民黨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然而，“美國派員入藏，直接與西藏地方當局建立聯繫的做法，已經損害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成為日後其以西藏干涉中國西藏的始端”。無疑，此間因美國態度的變化，其所謂的“西藏問題”的含義與此前相比已經開始發生變化。

中國解放戰爭期間，美國對西藏的立場與其全球戰略、遠東政策，特別是與國共內戰緊密相關。隨着美國支持下的國民黨的敗退，美國竭力遏制中共，企圖阻止中國統一，對西藏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西藏和平解放後，美國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此後，美國政治中的“西藏問題”一詞的含義隨之轉變為支持“西藏獨立”，以遏制中共、千涉中國內政的問題。至今，美國仍有人一方面企圖以支持西藏分裂勢力為抓手，遏制阻撓中國的和平發展；另一方面，欲以插手西藏為其南亞戰略服務。這是其霸權思維延續的體現。儘管後來西方繼英國創造的Ｔｉｂｅ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之外，新創造了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ｉｂｅｔａｎｉｓｓｕｅ兩種表達形式，但無論哪一種“西藏問題”的表達形式，都充滿了殖民色彩、霸權色彩，是殖民思維、霸權思維的話語體現。

獨立後的印度，一直企圖繼承英印殖民當局侵略干涉西藏的“遺產”，其所謂的“西藏問題”的含義不僅包含跟隨美國支持“西藏獨立”，還包括邊界爭端問題，但絕口不提其豢養西藏分裂勢力的問題。除上述西方國家外，日本、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所謂的“西藏問題”亦是語義各有所指，不盡相同。綜上，西方話語中的“西藏問題”一詞的含義，是由其各自立場、利益決定的，在侵略、干涉中國的各個階段，具體含義不同。今天，他們所謂的“西藏問題”一詞已經幾乎完全成了支持“西藏獨立”的問題，西方以“西藏問題”一詞指代其支持“西藏獨立”的罪狀，這一詞不達意的話語伎倆，表明其企圖歪曲歷史、否認“西藏獨立”是由其一手製造的用心。

三

西藏地方主權歸屬中國是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演進中造就的。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3世紀中葉西藏成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統轄下的一個行政區域，至英國侵略西藏之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從來沒有異議。清末，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中，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邊疆危機，朝野對此予以了高度關注。1904年英國迫簽“拉薩條約”後，西南邊疆危機加劇，清廷面臨着抵禦英國侵略、加強中央在藏權威的嚴峻形勢，最終作出派張蔭棠“前往西藏查辦事件”的決定。由此，清廷把抵禦英國侵略西藏、加強中央在藏權威的一攬子事務統稱為“查辦藏事”，顯然這與英國使用的“西藏問題”一詞是針鋒相對的。此後民國時期中央政府把應對英國製造“西藏獨立”的一攬子事務常以“藏事”概稱。

張蔭棠“查辦藏事”前後，民間知識精英們掀起了關注“藏事”的高潮，當時的各大報紙刊發了他們大量介紹西藏風土人情以及藏事改革的進展情況等報道，並常常有他們的“籌藏”建議。民國時期，英國的製造“西藏獨立”的行徑更加激發了廣大國人的愛國熱情，僅1926—1935年，短短10年間就先後有謝彬、王勤堉、華企雲、秦墨哂、陳健夫5人以《西藏問題》為名的著作問世。通覽5部同名的著作，其主旨均是闡述英國侵略中國西藏的來龍去脈，揭露其侵略罪行，以喚起國人救亡圖存的愛國熱情，並為應對英國積極建言獻策。5本以《西藏問題》為名的著作，足以反映出民國時期英國製造“西藏獨立”問題的突出，導致知識界以“西藏問題”言西藏的邊患問題。再者，清末以來，蒙古、新疆、東北邊患問題突出，時人以常以“蒙古問題”、“新疆問題”來概稱，以“西藏問題”言西藏邊患問題，在當時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緊張地局勢下，反映出國人的愛國熱情和憂患意識。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於1951年達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此後不久，帝國主義在藏侵略勢力被肅清。然而，西方侵略之心未泯，1959年3月，西方反華勢力唆使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了蓄謀已久的武裝叛亂事件。此後，流亡到印度的西藏上層分裂分子組成“流亡政府”，在西方反華勢力的煽動下不斷製造企圖謀求獨立的事端。由此，1959年以後，西方反華勢力上述不同表達形式的“西藏問題”一詞的含義實際上是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分裂中國的問題。“流亡政府”則附和西方反華勢力，在國際場合宣講顛倒是非的西藏地位、人權、宗教、文化等諸多問題時，往往亦稱之為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或Ｔｉｂｅｔａｎｉｓｓｕｅ。比如，2001年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歐洲答記者問時，就使用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和Ｔｉｂｅｔａｎｉｓｓｕｅ。“流亡政府”在國際上宣揚的“西藏問題”，其實質是企圖西藏獨立的問題。受此影響，有西方研究中國西藏的學者指出：“‘西藏問題’是中國和‘流亡政府’之間爭論不休而引起世界關注的問題”。

西藏和平解放後，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問題不容置疑。在黨的民族、宗教等精神指導下，西藏實現了百萬農奴翻身當家做主、成立自治區政府，改革開放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中，中央更是高度重視西藏工作，先後召幵了5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在中央的關心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務院先後發表的《西藏主權歸屬及人權狀況》（1992年）、《西藏自治區的人權發展》（1998年）、《西藏文化的發展》（2000年）、《西藏的現代化發展》（2001年）、《西藏的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2003年）、《西藏的民族區域自治》（2004年）、《西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2008年）、《西藏民主改革50年》（2009年）、《西藏的發展與進步》（2013年）白皮書，向世人充分展示了新西藏的面貌。從國務院發表9份白皮書可以看出，黨和國家對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事務是具體事務具體表述。然而，由於西藏分裂勢力的長期存在以及西方反華勢力對其的支持，他們常以“西藏問題”為主旨在國際場合發聲，製造擾亂視聽的分裂言論，抑或是為了進行針鋒相對地回應，中國政府有時亦使用“西藏問題”一詞。比如，1992年的白皮書中，兩次使用“西藏問題”；2001年的白皮書中，三次使用“西藏問題”，且次日的《中國日報》在報道中把其翻譯為“Ｔｉｂｅｔａｎｉｓｓｕｅ＂？0其實，這兩次白皮書中出現“西藏問題”一詞之處，完全可以用具體的表述，比如，2001年的白皮書的中有一句：“長期以來，達賴集團和國際敵對勢力與中國政府和人民在‘西藏問題’上一直存在着分裂與反分裂、阻撓現代化與推動現代化的鬥爭”？，完全可以不需要出現“西藏問題＂，換一個表達方式來闡述相同的意思。不僅國務院的白皮書中出現“西藏問題”的表述，相關黨政機關的公文亦時有出現。一直以來，國內學者對西藏的研究給予了極大熱情，湧現出了一大批成果，特別是在有關西藏近現代史的成果中頻頻籠統地使用“西藏問題”一詞，並且給出了諸多定義，當然一般均是從侵略與反侵略、分裂與反分裂角度進行解讀的。

四

“西藏問題”一詞是英國侵略中國西藏的產物。以上分析可知，由於時代變遷以及各方立場和利益的不同，即使在西方，“西藏問題”一詞所指的具體含義亦各不相同，更為甚者，西方語境中的“西藏問題”一詞還常常包含“中國入侵西藏”的意思。任何西藏的事情都是中國內政的問題，我們行使對西藏的主權與西方敵對勢力支持“西藏獨立”，是兩種截然相反的立場和態度，一直以來我們使用西方充滿殖民色彩和霸權色彩的“Ｗ藏問題”一詞，顯然存在諸多嚴重弊端。

其一，西方敵對勢力支持“西藏獨立”的形勢將長期存在，他們依然將此稱之為“西藏問題”，這是其霸權思維的延續。二戰後，世界各地出現了諸多熱點、焦點、難點問題，在國際政治語境中，這些問題習慣性地被稱之為“Ｘｘ問題”，如巴以問題、中東問題、阿富汗問題等等，在霸權話語中這些問題常與“西藏問題”並列，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不容任何勢力干涉。民國以來，西方敵對勢力一直企圖把其支持“西藏獨立”的問題引向國際化，如果我們跟隨其把支持“西藏獨立”稱之為“西藏問題＂，則有便利西方敵對勢力企圖把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問題引向國際化地嚴重弊端。

其二，“西藏問題”一詞在西方各個國家各個時期有不同的指代，如果我們不加以區分，在揭批西方侵略干涉中國西藏中有失針對性。

其三，隨着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特別是在中國文化崛起的當今，我們需要構建自己的國際話語體系；如果繼續使用殖民體系、霸權體係為侵略中國西藏、干涉中國內政所創造的“西藏問題”一詞，就是順應了西方敵對勢力有意掩蓋其侵略罪行的霸權政治話語，不利於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構建。

其四，對了解西藏、研究西藏的一小部分國人來講，我們言“西藏問題”一般指堅決反對西藏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的問題。然而，從問題意識角度言，在當前西藏面臨嚴峻地反分裂鬥爭形勢的同時，西藏在實現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進程中，如同其他地方一樣，難免產生諸多問題，比如西藏經濟問題、西藏農業問題、西藏文化問題、西藏人口問題、西藏環境問題等等。2008年“3＿14事件”後，引發了當前國人關注西藏的高潮。然而多數國人未必完全清楚歷史的來龍去脈與國際鬥爭的複雜性，對廣大不了解西藏特殊區情的人而言，如果給他們一個高度概括的“西藏問題”，極易把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的這一性質截然不同的問題與之混淆，以致造成認識不清、是非混亂，危害甚巨。

其五，從西藏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的嚴峻形勢而言，我們籠統地使用“西藏問題”一詞，不利於劃清意識形態的界限。

因此，筆者認為：學者的研究、媒體的報道、國家相關職能部門特別是外交部等的官方文件中，須慎重使用“西藏問題”這一籠統概稱。對堅決反對西藏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的問題，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中產生的問題，具體問題進行具體的、明確的表述，兩類性質截然不同的問題要加以嚴格區分。特別是在堅決反對西藏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的問題的表述上，不應繼續使用西方敵對勢力話語中的“西藏問題”一詞，須在話語權上明確地劃清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