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一词刍议：英国侵略中国西藏的产物

[摘要］“西藏问题”一词是英国侵略中国西藏的产物。一直以来，我们笼统地使用“西藏问题”一词，这存在很大的弊端。文章在扼要剖析“西藏问题”一词的由来、含义变化及其实质等相关问题的基础上，认为今后我们须慎重使用“西藏问题”这一笼统的概称。

一般地，人们习惯于从“问题意识”角度言“Ｘｘ问题”，并习惯于字面理解。然而，受历史、现状、立场、利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西藏问题”一词远非如此。近代英国侵略中国西藏至今一个多世纪以来，英美等西方侵华势力先后侵略西藏、制造支持“西藏独立”，企图分裂中国西藏的行径，在其殖民思维、霸权思维的政治语境中一概被有意轻描淡写地称之为“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篡改和干涉，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在针锋相对地反侵略反分裂斗争中却常常使用“西藏问题”一词，在中西方之间对“西藏问题”一词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两种认知的情形下，我方使用“西藏问题”一词，显然存在很大的弊端。再者，当今西藏在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中难免产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宗教、环境等诸多问题，这是一类与前者性质完全不同的“西藏问题”，两类性质截然不同的“西藏问题”，极易给不了解西藏特殊区情的广大群众造成认知上的误区。一直以来频频笼统地使用“西藏问题”一词的上述严重弊端并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在扼要剖析“西藏问题”一词的由来及其实质演变等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今后我们不宜继续使用“西藏问题”一词。“西藏问题”一词是英国侵略中国西藏的产物。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以印度为跳板展开了对中国西藏的蚕食，于1888年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此后不久时任英印总督寇松（ＬｏｒｄＣｕｒｚｏｎ）企图与西藏地方“直接交涉”，遭到西藏地方拒绝。1903年，寇松在向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认为所谓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乃是一种宪法上的虚构”，企图以“宗主权”否认清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年底又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1904年，侵藏英军逼迫西藏地方与之签订有损中国主权的“拉萨条约”后，清廷坚决反对，未予批准。后经艰难谈判，1906年中英双方在北京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规定：“英国国家应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一切内治”，并规定拉萨条约”的第九款第四节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在发动侵藏战争亦未实现其预期目的的情况下，英国的侵藏手法改为拉拢扶持西藏上层亲英分子，企图策划“西藏独立”。

英国外交部档案《英国政府有关西藏事务函电》（Ｆ．0．535）、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英国印度事务部涉藏档案》（ＩＯＲ），细致地记载了英国第二次武装侵藏至民国时期对西藏的侵略。笔者在参与翻译《英国印度事务部涉藏档案》时注意到，充当侵藏急先锋的英印政府在与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以及其驻北京领事馆等相关机构之间的往来函电中，一般均以“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来指称其侵藏的具体事项，尽管在具体表达上还有“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ｉｂｅ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ｏｌｉｃｙ＂等不同形式，然而站在其侵略立场上，其侵略语境中所谈的各个具体侵藏事项被统称为“西藏问题”。比如，1903年10月19日，时任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给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的函电中的一句：

Ｉ ｈａｖｅ ｒｅｆｒ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ｓｋ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ｔａｄｖｉｓ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ｍｅｔｏｄ ｉｓ ｃｕｓｓｔｈｅ Ｔｈｉｂｅｔａ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Ｌｉｔｔｌｅ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ｈａｖｉｎｇ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ｙｏｕｒ Ｌｏｒｄｓｈｉｐ＇ｓ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Ｎｏ．162  ｏｆ ｔｈｅ 3ｒ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此句中，萨道义说他“最好尽可能少的同中国政府讨论西藏问题”，这里所说的“西藏问题”具体指的是荣赫鹏积极准备第二次侵藏战争，在“干坝会议”中无理取闹的问题。

1920年5月21日，《艾斯顿先生由北京致印度事务大臣寇松伯爵的第365号绝密函》中的一句：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Ｗａｉ－ｃｈｉａｏ－Ｐｕａｒｅ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ｓｉｎｃ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ｉｒ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ｈｏｐｅｔｏｄｅａｌｉｔａｆｔｅｒａ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ｔｕｎｇｉｓｓｕ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ａｃｈｅｄ．

此函在民国政府命甘肃督军张广建派李仲莲、朱绣等入藏，与西藏地方磋商川藏各事之后。李、朱二人此行取得了川藏停战及联络感情的积极成果，这是英方极不愿看到的。上面艾斯顿的“（民国政府）外交部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一句反映出在其侵略思维中，民国政府维护在藏主权反倒成了“西藏问题”。

当时，英国在对内对外的公开表述中，把其对中国西藏的侵略说成是“西藏问题”，而绝口不提“侵略”，在当时中国没有国际话语权的情势下，“西藏问题”一词在国内成为“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代名词；而英国及西方社会，使用“西藏问题”一词则便利了掩盖其侵略西藏的真相。尽管受掌握英方档案资料的限制，我们目前尚不能确定他们最早使用“西藏问题”一词的具体时间’不过按其当时殖民思维逻辑及侵略西藏的具体行径等因素看，其至少在1888年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时，就已经使用。

从上述档案看，英国所使用的“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有时指其侵藏中的某件具体事项，而多数时候则是其侵藏的总体性含义，总体性含义是随其侵略中国西藏的手法的变化而变化。以其侵略西藏手法的变化为界，其侵略思维及话语中“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在前一阶段的总体实际意思是“侵略西藏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一次侵藏战争的问题、企图与西藏地方“直接交涉”的问题、与西藏划界及通商的问题、第二次侵藏战争的问题等大的问题以及实施其侵略行动的具体问题等；第二阶段的总体实际意思是“策划西藏独立的问题”，具体包括企图以“宗主权（ｓｕｚｅｒａｉｎｔｙ）”的概念否认中国对西藏主权（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的问题、拉拢培养西藏上层亲英分裂势力问题、召开西姆拉会议以及避开中国中央代表勾结西藏上层亲英分裂势力划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旳问题、挑起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矛盾的问题、煽动西藏地方成立“外交局”的问题、教唆西藏分裂势力制造“驱汉事件”的问题、支持西藏上层分裂势力阴谋“西藏独立”的问题等。可以看出，英国所使用的“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包含了太多的具体意思，在其侵略西藏的具体过程中，或许能明白确指，而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就未必能清楚到底确指那一个具体侵藏事项。

英国当时把其侵略中国西藏的行径一概以“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来表达的原因是显而易见。其一，英国不可能自己把对中国西藏的侵略说成是“侵略”，并且以“西藏问题”来指代其侵略西藏的事实，极易使其国人接受“西藏独立”。其二，英国侵藏期间，其海外有许多殖民地，特别是英印政府经营着南亚多个殖民地，英印政府在与其上述各机构之间就侵略西藏事务的报告、请示、指令等相关函电以“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标明，是为了明确函电内容是有关侵略西藏的，而不是“印度问题”、“尼泊尔问题”、“锡金问题”等。其三，英国在面对庞大的殖民地和正在侵略的中国西藏问题上，毎一个地区的所有具体问题，在其全盘视域中均以“Ｘｘ问题”概称，这是其殖民思维及话语特征的体现。其四，使用概称是函电、公文业务处理的一般技术要求。英国殖民势力被逐出西藏后，其侵略西藏的所有图谋成为泡影，然而因其殖民思维的延续，企图支持“西藏独立”之心不死，“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被继续使用，不过其含义转变为“支持西藏独立的问题”。

侵藏头目以“西藏问题”一词来表述其侵略中国西藏的事实，极大地蒙蔽了西方人，使不少西方人从一开始接触西藏便形成了事实颠倒的认知。为了政治目的，英国殖民势力侵入西藏的同时，竭力通过媒体和学术渠道向西方社会制造“西藏印象”。寇松、荣赫鹏、贝尔、黎吉生等殖民分子以及一批“知名学者”，甚至没有去过西藏，都在大肆著书立说，编造西藏“独立王国”的“人间天堂”形象，使得西方人形成了“西藏独立”的印象，至今仍有西方人把一个繁荣发展的西藏想象为“人权地狱”。郝时远先生指出，在“西藏印象”造成西方社会的“集体失忆”和想象状态下，一些人的确不能或者不愿意分清达赖喇嘛政教合一的身份，就像他们至今没有意识或者意识到了而不愿意承认英国殖民势力制造“西藏印象”的政治目的一样。同时指出，中国的西藏地区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是一个真实的地域，被继续编造和包装的“西藏印象”及其在西方社会所造成的失忆和想象，既改变不了旧西藏黑暗残酷的历史，也改变不了新西藏繁荣发展的现实。杨公素先生指出：这些鼓吹所谓的“宗主权”、“独立”、“自治”等谬论，以混淆世人视听，其用心之深、手段之诈、危害之大，至今仍令人警惕。？在失忆与想象状态下，至今西方人自欺欺人的“西藏印象”没有改变，他们所使用的“西藏问题”一词的实际意思不言而喻。

二

在晚清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西藏的战略地位以及地缘政治被列强所觊觎。以传教、游历、经商等各种名义进入中国西藏的各色西方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列强侵藏的先行军，先后侵略干涉中国西藏的列强所使用的“西藏问题”一词的具体含义因其各自的立场、利益不同，各有所指。其一，列强在其国内语境中所谓地“西藏问题”一词的含义实际上是其企图侵略西藏的问题。其二，各列强之间因侵略西藏利益发生冲突时，“西藏问题”一词的含义实际就是其各自侵藏利益进行斡旋的问题。其三，列强为侵略西藏向中国中央政府的各种发难时，“西藏问题”一词实际是其逼迫、要挟中国政府出让对西藏主权的问题。随着各列强实力的此消彼长以及其侵略程度的不同，其各自所谓的“西藏问题”一词的具体所指亦随之在变。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除英国外，俄国是侵略中国西藏的另一大列强。俄国使用的“西藏问题”一词实际上当然是其侵略中国西藏的问题，不过，因俄国的“南下”目标与英国的“北上”目标中都有中国西藏，两大列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所以，当他们就各自侵藏利益进行斡旋时，所使用的“西藏问题”一词实际上就是置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顾，调节各自侵藏利益的问题。比如，1907年，英俄双方签订的《西藏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退出了帝国主义阵营，因其立场的变化，其所谓的“西藏问题”一词的含义也随之变化。

19世纪末，美国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也开始关注中国西藏，不过当时其羽翼未丰，在其他列强侵略中国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中难以插手，然而其已经开始注意英国、俄国侵略西藏的态势。1903年，英属印度总督寇松任满后，给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汉密尔顿（ＬｏｒｄＧｅｏｒｇｅＦ．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的述职报告中，提出要将西藏变成“大清帝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国”。目睹英国侵略西藏的“前进政策”及加紧对西藏武装侵略计划的美国，担心影响其在华利益，因而提出强烈异议，表示美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十分关注中国的领土完整，不能同意寇松对西藏的地位所做出的新的界定。与此同时，英国注意到“俄国视西藏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并注意于中国的完整”。在此情势下，汉密尔顿给寇松的回复是：“处理西藏问题必须考虑其他列强的态度”。尽管事实证明，当时美国的干涉并未改变英国侵藏的计划，但是，美国对英俄角逐中国西藏的态势更为关注，其所谓的“西藏问题”一词实际上就是干涉英国、俄国侵略西藏的问题。此后至二战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视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反对英国否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和独占西藏。所以其所谓的“西藏问题”主要是干涉英国支持教唆西藏地方挑起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矛盾、制造“西藏独立”的问题。二战期间，“美国几乎公开了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分歧，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然而，“美国派员入藏，直接与西藏地方当局建立联系的做法，已经损害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成为日后其以西藏干涉中国西藏的始端”。无疑，此间因美国态度的变化，其所谓的“西藏问题”的含义与此前相比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对西藏的立场与其全球战略、远东政策，特别是与国共内战紧密相关。随着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的败退，美国竭力遏制中共，企图阻止中国统一，对西藏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西藏和平解放后，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此后，美国政治中的“西藏问题”一词的含义随之转变为支持“西藏独立”，以遏制中共、千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至今，美国仍有人一方面企图以支持西藏分裂势力为抓手，遏制阻挠中国的和平发展；另一方面，欲以插手西藏为其南亚战略服务。这是其霸权思维延续的体现。尽管后来西方继英国创造的Ｔｉｂｅ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之外，新创造了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ｉｂｅｔａｎｉｓｓｕｅ两种表达形式，但无论哪一种“西藏问题”的表达形式，都充满了殖民色彩、霸权色彩，是殖民思维、霸权思维的话语体现。

独立后的印度，一直企图继承英印殖民当局侵略干涉西藏的“遗产”，其所谓的“西藏问题”的含义不仅包含跟随美国支持“西藏独立”，还包括边界争端问题，但绝口不提其豢养西藏分裂势力的问题。除上述西方国家外，日本、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所谓的“西藏问题”亦是语义各有所指，不尽相同。综上，西方话语中的“西藏问题”一词的含义，是由其各自立场、利益决定的，在侵略、干涉中国的各个阶段，具体含义不同。今天，他们所谓的“西藏问题”一词已经几乎完全成了支持“西藏独立”的问题，西方以“西藏问题”一词指代其支持“西藏独立”的罪状，这一词不达意的话语伎俩，表明其企图歪曲历史、否认“西藏独立”是由其一手制造的用心。

三

西藏地方主权归属中国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造就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3世纪中叶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统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至英国侵略西藏之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从来没有异议。清末，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朝野对此予以了高度关注。1904年英国迫签“拉萨条约”后，西南边疆危机加剧，清廷面临着抵御英国侵略、加强中央在藏权威的严峻形势，最终作出派张荫棠“前往西藏查办事件”的决定。由此，清廷把抵御英国侵略西藏、加强中央在藏权威的一揽子事务统称为“查办藏事”，显然这与英国使用的“西藏问题”一词是针锋相对的。此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把应对英国制造“西藏独立”的一揽子事务常以“藏事”概称。

张荫棠“查办藏事”前后，民间知识精英们掀起了关注“藏事”的高潮，当时的各大报纸刊发了他们大量介绍西藏风土人情以及藏事改革的进展情况等报道，并常常有他们的“筹藏”建议。民国时期，英国的制造“西藏独立”的行径更加激发了广大国人的爱国热情，仅1926—1935年，短短10年间就先后有谢彬、王勤堉、华企云、秦墨哂、陈健夫5人以《西藏问题》为名的著作问世。通览5部同名的著作，其主旨均是阐述英国侵略中国西藏的来龙去脉，揭露其侵略罪行，以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并为应对英国积极建言献策。5本以《西藏问题》为名的著作，足以反映出民国时期英国制造“西藏独立”问题的突出，导致知识界以“西藏问题”言西藏的边患问题。再者，清末以来，蒙古、新疆、东北边患问题突出，时人以常以“蒙古问题”、“新疆问题”来概称，以“西藏问题”言西藏边患问题，在当时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紧张地局势下，反映出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于1951年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此后不久，帝国主义在藏侵略势力被肃清。然而，西方侵略之心未泯，1959年3月，西方反华势力唆使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事件。此后，流亡到印度的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组成“流亡政府”，在西方反华势力的煽动下不断制造企图谋求独立的事端。由此，1959年以后，西方反华势力上述不同表达形式的“西藏问题”一词的含义实际上是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分裂中国的问题。“流亡政府”则附和西方反华势力，在国际场合宣讲颠倒是非的西藏地位、人权、宗教、文化等诸多问题时，往往亦称之为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或Ｔｉｂｅｔａｎｉｓｓｕｅ。比如，2001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欧洲答记者问时，就使用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和Ｔｉｂｅｔａｎｉｓｓｕｅ。“流亡政府”在国际上宣扬的“西藏问题”，其实质是企图西藏独立的问题。受此影响，有西方研究中国西藏的学者指出：“‘西藏问题’是中国和‘流亡政府’之间争论不休而引起世界关注的问题”。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问题不容置疑。在党的民族、宗教等精神指导下，西藏实现了百万农奴翻身当家做主、成立自治区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中，中央更是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先后召幵了5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在中央的关心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务院先后发表的《西藏主权归属及人权状况》（1992年）、《西藏自治区的人权发展》（1998年）、《西藏文化的发展》（2000年）、《西藏的现代化发展》（2001年）、《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2003年）、《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2004年）、《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2008年）、《西藏民主改革50年》（2009年）、《西藏的发展与进步》（2013年）白皮书，向世人充分展示了新西藏的面貌。从国务院发表9份白皮书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务是具体事务具体表述。然而，由于西藏分裂势力的长期存在以及西方反华势力对其的支持，他们常以“西藏问题”为主旨在国际场合发声，制造扰乱视听的分裂言论，抑或是为了进行针锋相对地回应，中国政府有时亦使用“西藏问题”一词。比如，1992年的白皮书中，两次使用“西藏问题”；2001年的白皮书中，三次使用“西藏问题”，且次日的《中国日报》在报道中把其翻译为“Ｔｉｂｅｔａｎｉｓｓｕｅ＂？0其实，这两次白皮书中出现“西藏问题”一词之处，完全可以用具体的表述，比如，2001年的白皮书的中有一句：“长期以来，达赖集团和国际敌对势力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西藏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阻挠现代化与推动现代化的斗争”？，完全可以不需要出现“西藏问题＂，换一个表达方式来阐述相同的意思。不仅国务院的白皮书中出现“西藏问题”的表述，相关党政机关的公文亦时有出现。一直以来，国内学者对西藏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热情，涌现出了一大批成果，特别是在有关西藏近现代史的成果中频频笼统地使用“西藏问题”一词，并且给出了诸多定义，当然一般均是从侵略与反侵略、分裂与反分裂角度进行解读的。

四

“西藏问题”一词是英国侵略中国西藏的产物。以上分析可知，由于时代变迁以及各方立场和利益的不同，即使在西方，“西藏问题”一词所指的具体含义亦各不相同，更为甚者，西方语境中的“西藏问题”一词还常常包含“中国入侵西藏”的意思。任何西藏的事情都是中国内政的问题，我们行使对西藏的主权与西方敌对势力支持“西藏独立”，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和态度，一直以来我们使用西方充满殖民色彩和霸权色彩的“Ｗ藏问题”一词，显然存在诸多严重弊端。

其一，西方敌对势力支持“西藏独立”的形势将长期存在，他们依然将此称之为“西藏问题”，这是其霸权思维的延续。二战后，世界各地出现了诸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在国际政治语境中，这些问题习惯性地被称之为“Ｘｘ问题”，如巴以问题、中东问题、阿富汗问题等等，在霸权话语中这些问题常与“西藏问题”并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势力干涉。民国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一直企图把其支持“西藏独立”的问题引向国际化，如果我们跟随其把支持“西藏独立”称之为“西藏问题＂，则有便利西方敌对势力企图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问题引向国际化地严重弊端。

其二，“西藏问题”一词在西方各个国家各个时期有不同的指代，如果我们不加以区分，在揭批西方侵略干涉中国西藏中有失针对性。

其三，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崛起的当今，我们需要构建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如果继续使用殖民体系、霸权体系为侵略中国西藏、干涉中国内政所创造的“西藏问题”一词，就是顺应了西方敌对势力有意掩盖其侵略罪行的霸权政治话语，不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

其四，对了解西藏、研究西藏的一小部分国人来讲，我们言“西藏问题”一般指坚决反对西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然而，从问题意识角度言，在当前西藏面临严峻地反分裂斗争形势的同时，西藏在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进程中，如同其他地方一样，难免产生诸多问题，比如西藏经济问题、西藏农业问题、西藏文化问题、西藏人口问题、西藏环境问题等等。2008年“3＿14事件”后，引发了当前国人关注西藏的高潮。然而多数国人未必完全清楚历史的来龙去脉与国际斗争的复杂性，对广大不了解西藏特殊区情的人而言，如果给他们一个高度概括的“西藏问题”，极易把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这一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与之混淆，以致造成认识不清、是非混乱，危害甚巨。

其五，从西藏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的严峻形势而言，我们笼统地使用“西藏问题”一词，不利于划清意识形态的界限。

因此，笔者认为：学者的研究、媒体的报道、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特别是外交部等的官方文件中，须慎重使用“西藏问题”这一笼统概称。对坚决反对西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明确的表述，两类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要加以严格区分。特别是在坚决反对西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的表述上，不应继续使用西方敌对势力话语中的“西藏问题”一词，须在话语权上明确地划清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