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一直在为中国苦苦寻求一条发展之路，他们为选择哪种政治体制而争论不休。
五花八门的政治体制，无论选择哪一种？归根结底都是要让中国变得独立，强大，富裕，让人民不再被列强奴役，让财富不再任人掠夺，让子孙后代能够有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吗？否则，何必争论？浑浑噩噩便是了。
今天，有的“姿势分子”总想把所有火力，大到国际博奕，小到随地吐痰，引到体制之上，甚至奥运金牌拿多了，也是体制弊端。
如果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一百年多来存于世上的所谓“先进体制”，没有中国不曾尝试过的，也没有一个成功的，直到1949。
胡适迷信杜威，呼吁民主，蒋介石不爱听，胡适就改为“开明的专制”“好人政府”，梁漱溟公开警告道：若是中国现在就开始实行民主，这个国家将进一步削弱，恶化不安定的状况。
蒋廷黻说的更不寻常：只有专制，才能把中国转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蒋廷黻论据是：如果没有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就不可能有精神和物质上结为一体的大英帝国。还有法兰西的波旁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必须经过专制这一历史过程，把各民族结为一体。
然后，胡适怼蒋廷黻肤浅，而哈佛大学的法学家钱端升为蒋廷黻辩护，他在1934年说： 我不能不对这样一种政府形式感兴趣，即这种政府组织良好，富有理想，并且是能够为民众利益考虑，哪怕这种政府是个专制政府。
陈之迈（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驻美公使），则声称：我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旧式的西方思想，我们应立即抛弃对民主的迷信。
张奚若（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说胡适的观点才恰恰是幼稚的。
知识界就这么怼来怼去，那些民国粉以为“民国大师”都是民主派，翻翻当年那些争论，专制派占绝大多数。
高校中的教授，他们有着最出众的政治敏感性。从意识形态上看，他们可分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
除了理论上的争论，中国也进行过各种政治实践。
模式探寻
中国百年政治剧变令人眼花缭乱，最有影响力的有三次：
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成立南京政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清王朝以为自己可以抢救一下，被迫去进行了一些变革，试图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建立全国统一的新式教育体系，禁绝鸦片，发展经济，建立全国交通网络（铁路，公路，水路），恢复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君主立宪制，在光绪皇帝与改良派之间达成妥协，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不仅仅受到清廷保守派极力反对，更孕育出了加速满清覆灭的新力量。
君主立宪制目的是让中国能在技术上赶上西方，实现工业化，但保留封建体制。
工业化道路，决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
技术，以中国人的智慧，问题不大，1867年“同文馆”就增设了天文，算数，化学，物理，生物，冶金，机械，医学，政治，经济，万国公法等新式学科。1872年开始派出留美童生，还有一些人去欧洲接受技术训练。
1905年废除科举制，从改良派角度看，这是为了得到现代技术和现代行政管理手段，但科举一废，清王朝再也无法拥有知识分子对它的忠诚。
自隋以来，历朝历代读书人，想要成为社会管理者，只有科举一条路，因此他们必须依附现存的封建制度，才能出人头地。当依附关系消失之后，他们必定会做出另一种政治选择。
清王朝六年之后就覆灭了，中国也告别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君主立宪派失去了基础。
但是1911年之后的行政机构效率比清王朝更无力，袁世凯抱怨他当总统的权力还不如当直隶总督的时候。
也就是说，虽然共和建立了，中央集权却削弱了，各省督军表面上拥戴总统，实际上军事和财政全部独立。
这时的中国，有总统，有参议院，有地方议员，1912年3月11日颁布《临时约法》，以宪法来限制袁的权力，政治体制又变成了法国式的内阁制。
1912年到1927年，中国正式宪法和宪法草案多达六部，够民主吧？够宪政吧？结果还是乱成一团，孙中山的支持者们还动不动搞一下“护法运动”。
政治上一盘散沙，经济上举步维艰，中国错过了当时最佳发展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全部回到欧洲打架。
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时代，陈炯明在广东提出“联省自治”，大家各自发展，划下地界，互不打仗，中国表面上可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联省自治”都有人倡议，中国还有什么体制模式没玩过？
1923年，曹锟“竞选”总统，议员们玩失踪，不去北京，让国会无法取得法定选举人数。这样，逼得曹锟掏钱买票，只要你们来北京投票，一人5000元。奉系皖系军阀又想把议员拉到上海，甚至想把国会迁沪，以图控制政局。
想拿曹锟钱的议员没关系，来上海，我们这边再给你每月300元补贴，聪明的议员就让人把图章拿去北京，钱嘛可以打五折，2500元盖章支持曹锟。
北洋政府在网络“历史真相”写手键盘下，很美好，那个是自由时代，各位大佬淳朴善良，吃斋念佛。
接下来，更美好的时代来了，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到1937年这段时间被称为“黄金时代”。
军阀时代名义上结束了，但除了南京控制的那点地盘之外，地方实力派仍保有军事和财政独立。而县一级政权全部落到乡绅手中，经济由买办集团操纵。
蒋介石强调革命，连军队都叫革命军，反对革命是有罪的，很多人以为“反革命罪”是1949年以后才有的，“反革命罪”就是南京政府设立的。
但蒋介石非但是个假革命，还是个反革命，他也没有找到一个新的有效的政治体制。
南京十年，国民党政府的特点是效率低下，派系林立，腐败横行，南京当官，上海生活，是最成功的当官体验。
1931年设立监察院，是为了惩治贪官，严肃国民党纪律，结果，监察院成了元老的养老院，于右任当院长。
六年时间，调查过的涉贪案件有69500起，走司法程序免职入狱的贪官只有13人，还不如蒋介石在程序之外亲自下令枪毙的多。
于右任每天写书法，画图画，他不想办案吗？想办也办不了，1934年铁道部长顾孟余涉嫌侵吞公款，于右任想办他，结果汪精卫出面干涉，办不下去，蒋介石这边的人更加办不下去。
大家都有靠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挺好吗？
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大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又是土地问题，政治上依附地主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南京政府，根本不敢去真实触碰土地问题。
南京政府预算80%用在军事和偿还外债上，对农村投入不到13%，以自生自灭的态度对待农民，那么，注定农民也是这样对待国民党。
在政治体制上，国民党还尝试过法西斯主义，在三十年代初，法西斯主义并不是现在臭名昭著的概念。
法西斯对国民党的影响，主要是1928年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到来，负责人马科斯.鲍尔上校与希特勒关系密切，1929年鲍尔死后，接替他的克瑞伯中校更是纳粹狂热份子。（这方面材料国民党基本没有保存）
克瑞伯1923年不但跟希特勒一起参加过慕尼黑啤酒馆暴动，还跟希特勒关在同一所牢房，在他们推动之下，仅1930年中国就派出176位军官前往德国和意大利学习。
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蒋介石对德国兴趣大增，他想要的不仅仅是党卫军的资料，而是整个纳粹的资料。这是“蓝衣社”组织兴起背景，接下来就是1934年开始搞了三年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其实是法西斯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社会运动，不但拒绝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连武汉都不能搞通宵娱乐，卡巴莱餐厅被关闭，半夜跳舞的会被“蓝衣社别动队”泼硫酸。
不过，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路线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只学到了反共两字。不过，康泽，戴笠，贺衷寒等十三太保都是这段时期冒出的。
以上体制选择，都以失败告终，有人再想回到那个时代，装模作样思考，能有出路吗？
从“五四”运动兴起的民主思潮和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政治体制变化相伴相随，但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答案在哪里？人们都在思考。
一位来自湖南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用理论和行动告诉了教授们最终答案。
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落后挨打地位，让中国在最短时间内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历史必将永远铭记。
【后沙月光，察网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