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治国策》作者:陈本亮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毛泽东的浓厚“中国特色”，使得他易于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中去寻找思想借鉴的材料和依据，从二十四史中和《资治通鉴》之类的历代政治典籍中去寻求治国安邦之道。受此影响，毛泽东的治国理念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大同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平均主义的伦理准则，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的政治手段。

一是大同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追求

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30]由于新中国从旧中国所继承下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古老的传统的东西，所以，像“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这种“古已有之”并随历史的发展日益凝固的东西， 被带到新社会中来是必然的。而且这种稳固的经济文化心态 ，也不可能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在顷刻之间发生根本变化，绝不会在一朝一夕消失殆尽。中华民族内倾型的思维方式、封闭型的文化结构，使之具有极强的同化外来文化的功能，往往把西方学术思想看成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当社会主义学说随着近代“西学”思潮被卷入中国后，人们也是以中国传统学说(这里主要指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为主体和中心，去比附、理解和介绍它的。以致社会主义学说在形式上被许多人比附为“大同说”。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解和宣传上，也常常把共产主义与大同主义混淆起来，将中国“古已有之”的“共产主义”――大同主义历史经验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现实生活，加以“古为今用”。特别是在以“农村道路”和“农民战争”为主要特征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强调将马列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从而“中国化”(与大同主义相联系)和“大众化”(与平均主义相联系)的结果，又助长了大同主义“古为今用”倾向，这些无疑成了后来人民公社之“共产风”的潜在思想基因。毛泽东对战争年代在农村和农民群众中实行的“共产主义”生活是十分赞赏和留恋的。如毛泽东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说: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不是靠发薪水取得胜利的，而是靠政治挂帅和供给制取得胜利的。靠供给制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行了呢？因此，他主张把过去在农村革命中实行的“共产主义”生活的成功经验很好地加以应用。[31]

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的试验，显然是与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群众传统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心理背景相适应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的社会理想和试验，而随着新中国现实条件的进一步优化，国民对这种理想生活的渴望更加强烈。毛泽东曾说过: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的，不是我们提倡的，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我们在成都会议上没有料到的。毛泽东还曾说过:“中国有一名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他也主张“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1958年12月，毛泽东曾写批语向干部推荐《三国志？张鲁传》，对汉末农民起义搞“吃饭不要钱”的“共产”生活和平均主义思想表示赞赏。[32]他认为，“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中国古代的大同主义理想和尝试，对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和治国理念方面有着重要影响。毛泽东不只一次地提到“大同”理想和“大同境域”，并为康有为没有找到一条实现“大同”的道路而叹惜。以上表明，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主义理想生活试验的间接经验，还是革命战争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实践的直接经验，都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消弥的印记，构成了他的现代共产生活尝试的潜在思想基础。而这种潜在的东西能否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这种经验的现实合理性的判断。

事实上，毛泽东不是认为这些经验已经过时，而是认为它在现有条件下更加切实可行。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大同书》时说，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就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作为这种看法的证据，就是“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积极作用和成功经验。因此，顺着这种逻辑思维推论，在党拥有了全国政权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成功经验的进一步推广应用，亦必当产生更加巨大的成就，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心路可以说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从“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经由供给制的“战时共产主义”，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共产风”，“大同——共产主义”构成毛泽东治国理念的核心内涵之一。

二是公平正义——平均主义的伦理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是政治道德型的，表现在价值观上是以伦理原则为绝对价值尺度，围绕“义利之辩”，力主“贵义贱利”，即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义不某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所思所议的主要不是致富求强之术，而是安邦治国之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被褒为高尚之举，理财求富、谋求功利被贬为不齿之事。在这种显然是公平优先、忽略效率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下，物质享受和精神追求成为对立物，发展生产力的社会需要让位于调整生产关系的伦理需要。从而导致人们满足于“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所谓“公平”)的消极心理状态，形成了强固的“贫富相济、平均分配”的公平伦理法则。用这种传统的公平理念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往往被理解为“均富论”。

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作过许多符合中国传统思维的理解和介绍，“有的较多地受到维护统治秩序的均平思想的影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反对过富过贫的学说；有的以民主思想为主，吸收并改造了劳动人民的均平思想，形成了主观社会主义；有的以农业小生产的均平思想取代了社会主义，要求平分土地，废除商品经济，回到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去；也有的把绝对平均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一些重要的主张，但同时也始终未能摆脱小生产绝对平均主义的影响。”[34]把社会主义当作平均主义来理解和宣传的结果，使得“平均主义即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先入为主”，支配着人们的潜意识，并进一步延伸和扩展为认识社会主义的“理解的前结构”和评判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标准。

斯大林说过:“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产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35]某种意义上说，小农意识的本质就是平均主义，在历史上表现最强烈、付诸实践最彻底的就是这种小农平均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影响最深刻、流传最广的也主要就是这种作为农民小资产者普遍心态的平均主义。

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起因、口号、行动和目标，都直接与“均贫富”、谋生存密切相关。可以说，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将社会财产重新平均分配的运动。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和一次又一次的平均财产的重复演习，使“均贫富”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和习惯，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深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村道路”和“农民战争”为主要特色的，“这种以农业为主要经验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由于农民“文化水准较低”，这制约着他们对西方来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意识(包括马列主义学说)的接受和应用程度，从而更多地保持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更深刻地受“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他们的认知结构，使得他们必然会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他们所熟悉的“天下为公”、“无处不均匀”的理想社会生活交融重合在一起，从而积极投身于“平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普遍的彻底的平分土地”的实践。平均主义本来就是农民的一种潜在的意识和要求，而党为了“唤起工农革命”，也认为“普遍的彻底的平分田地”绝对必要，能得到“群众拥护”。

于是，革命战争年代对农民平均主义要求的迁就、纵容，自然加强了农民的这种心态，从而使得“平分土地”、“平分谷子”、“平分青苗”、“平分财富”等一切“均平”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斯诺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对他所看到的“苏维埃社会”评述到:“不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南方的情况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论，如果称之为农村平均主义，较之马克思作为自己模范产儿而认为合适的任何名称，也许更加确切一些”。[36]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也形成了赞同相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一方面要按劳分配，平均不能太多，否则不能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完全不要一点平均主义也是不行的，这是防止“阶级分化”和保证“社会公平”的需要。而且在他看来，这后一点更加重要。可见，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共产——均平”的成功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层的心理积淀，并不时地要浮现出来， 借鉴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此来衡量和评价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可能引起贫富不均的分配原则，不管它在理论上多么正确，在实际上都难以被理解和接受。可见，从劫富济贫的“均贫富”，经由“普遍的彻底的平分土地”，到“一平二调“的“大锅饭”，“公平——平均主义”构成毛泽东治国理念的核心内涵之二。

三是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的政治手段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其说是在对各种主义、学说的深入分析、比较、研究中弄清了马克思主义，为其精彩的理论魅力所撼动，从而自觉地接受了它；还不如说是与中国国情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刺激并吸引了他们，从而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以俄为师”，仿效其变革现实的途径和方法，来挽救和改造中国，这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因，具有较浓厚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

那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列主义理论学说中吸取和接受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阶级斗争学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称:“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7]毛泽东后来也回忆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他还说:读了“三本书”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8]

此后，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并习惯于以“阶级分析法”，运用阶级斗争的武器，通过开展思想教育、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思想整顿以净化人们的灵魂和提高人们的觉悟，作为解决社会生活复杂问题的“法宝”。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从阶级分析到农民运动，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工农武装起义”，从“反蒋抗日”到“保家卫国”，从“三反、五反”到“反右派、反右倾”，从“四清社教”到“文化革命”，从“政治挂帅”到“路线斗争”，从“斗私批修”到“抓革命、促生产”……始终贯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

从“抓革命、促生产”这一范式中可以看出，在经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公平与效率两大要素中，毛泽东是坚持公平优先原则，并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来保证其实现的。可见，从“杀尽不平”的“农民起义”，经由“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斗争——斗私批修”构成毛泽东治国理念的核心内涵之三。

总之，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东西方文明相互交融而又以“中国特色”为主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从古代向近代转化而又以“历史传统”为主的社会。由此，立足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毛泽东，仍然沿用“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供给制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等贵贱，均贫富”——“打土豪，分田地”——“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农民起义”——“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的历史传统和革命经验，受到了很大挫折。

后来，邓小平因应形势和国情的变化，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对毛泽东的治国理念作了这样的“修正”——从“大跃进”的“共产风”，修正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以“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实现公平优先，修正为以各尽所能的“勤劳致富”实现效率优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修正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如果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作个简单比较，一言以蔽之，毛泽东更侧重于“公平优先”――调整生产关系，邓小平更侧重于“效率优先”发展生产力。而科学发展观则更注重兼顾、协调公平与效率，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符合形势变化和时代要求，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