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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自杀”?就实行普选
送交者:  2018年01月26日10:10:29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想“自杀”?就实行普选

2018-01-26 07:22:56  来源:观察者网
关键字: 台湾民主普选普选制度西方民主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今年是台湾地方选举年,我们聊聊普选制度。

我知道有些台湾读者会在观察者网看到此文,无论你是蓝绿公知,天然独或政治人物,都请把如下这段话放在心里,放在心里就好:就算台湾独立,进入联合国,甚至大陆都不干涉,这个岛向下沉沦的趋势依然不会改变,因为你们依然深信普选制度。

普选是让台湾根部都腐烂的制度之一,愈多人信,腐烂情况就愈严重。学理问题放后面,先讲一般民众都能懂的道理:近年来,台湾大选投票率大约就是六成,顶多七成,胜选者的得票率大都在六成以下,如何能自称为“多数民意”的代表?

以2008年马英九当选,以及2016年蔡英文当选为例,此观点就一目了然,因为这两次选举,胜选者都被认为属于狂胜。2008年,总投票率76.33%,马英九得票率58.45%,换言之,马只得到44.61%的民意支持,未过半。2016年,总投票率66.27%,蔡英文得票率56.12%,蔡只得到37.19%的民意支持,四成都不到。

亦即,就算是狂胜,在台湾的简单多数普选制里,当选者也没有超过半数民意支持。更不用说2000年陈水扁当选时,总投票率82.69%,扁得票率39.3%,只得到32.49%的民意支持,还只赢第二名2.46%了。

那么,民主精神里的“服从多数”,从何谈起?

按台湾意识形态两极化对立严重,谁赢了就必然斗争输的一方,更谈不上“尊重少数”。故而论西式民主体制,端看普选制度,就站不住脚。

其次,从实行普选开始,总投票率是一路下降的趋势,到了2016年总投票率66.27%再创史上新低,又意味着人们对投票政治的不信任感逐次上升。这种趋冷的走势,还是所有政客与知识阶层不断热炒“民主万岁”的背景下自然形成的,万什么岁?

目前台媒逐渐有“为什么我们总选不出一个好‘总统’”的微弱反省文,但没什么人真敢批判普选制,因为被西方媒体盛赞为华人最大民主地区久了,台湾的知识阶层未曾意识到“捧杀”的问题。虽然西方对台湾民主的“捧”,目的是“杀”大陆,结果却造成台湾“自杀”。

谈普选的负面效应,不妨先了解一下西方知识分子对普选的态度。

西方的不同看法

一般西方学界的看法,现代普选制度源于英国“1832年改革法案”,此法案虽尚非普选,而只是一种选举权的扩张,但对整个西方而言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其背景是英国当时的下议院的席次分配,无法代表新兴工业城市的民意,而甚至有已经在地理上消失的地方,还在下议院拥有议员,故而以扩张选举权矫正代议政治的失衡。此举压抑了旧地主势力,而提升了新兴工业城市里商人势力,以因应工业时代的来临。

以此为起点,欧陆各国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渐进式选举权扩张,迈向普选。在此趋势下,保守看法与改革主张两个阵营也进行了一连串的辩论。

现代经济学家与思想家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于1991年他的政治学名著《反动的修辞》里,系统性地剖析了保守的反动者用了哪些方式拒绝改革。

关于普选制度,他点名了几位“反动者”是如何以“无效论”“悖谬论”或“危害论”反对普选,限于篇幅在此只提一名,意大利的政治理论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

莫斯卡

莫斯卡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两种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而只有统治阶级(少数人)才有能力组织,并垄断权力,以支配被统治者。

作为一个改革进步派,赫希曼对(他口中的)反动保守派的批判十分迂回,除了论证保守派内部的思想逻辑矛盾之外,他主要的论点,就是保守派的情绪性主张,会影响大众走向自暴自弃,而失去了改革的勇气,甚至,鼓励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那么,让我们看看莫斯卡的主张:

“任何人只要参加过选举就非常清楚一件事,议员不是选民选的,而是他总有办法让选民选上他……或者说,是他的朋友让他选上”。

“候选资格总是一群人为了共同目标结合起来而取得的,这一群有组织的少数人,注定要将其意志贯彻在无组织的多数人身上”。据此莫斯卡预言,伴随着“政治阶级”操纵选举的行为,会降低公职候选人的品质。

如果你是台湾读者,按照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选后的结果,你觉得莫斯卡说错了吗?

莫斯卡的主张是两次大战前的知识产物,赫希曼对保守主义者的批判,则是二战后的事,而且他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受灾民族犹太人。不同的知识主张往往是根据倡议者当时社会背景的差异,而产生分歧与对立。对莫斯卡而言,普选只会强化意大利传统地主阶级的权力,对赫希曼而言,反对普选的保守主义是极权主义的温床,他认为唯有开放的政治与经济,才是避免社会(政治)僵固的解决之道。

公平地说,任何主义的产生,初衷都是为了解决当下的社会(或政治)问题,而我们之所以对过往的知识系统有兴趣,也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故而,看西方知识阶层对普选制度思想交锋,终归要问的问题是:普选制度适合华人社会吗?

那就看看台湾吧,失败经验最可贵,台湾仍然是“宝”岛。

20年的实验,台湾的普选印证了一百年前意大利知识阶层的看法,普选恶化了台湾政治,并祸延顶层以外的社会各阶层。反过来说,若没有这个挫败的过程,很多人会以为赫希曼的改革派理念才是唯一的路。

普选六害

普选之害主要有六:

1. 一切为选举。

各种透过选举而产生的公职,通常任期就是四年,任何政治理念,必需在四年内见到成效,而且只能做让选民直接有感的政策,否则下次选举就难以胜出,陈菊在高雄大举债做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就是显例。

政客无法规划长远目标,施政务求近利,这个现象在领导人身上更为显著,因为他只能连任一次,影响层面也最广。

2. 必然要与利益团体分赃政治利益。

选票与金钱,是普选的基础,而这两样东西,利益团体都能提供。须知,各级候选人进行一次选举,都是很花钱的,因为普选使候选人被迫要花大钱做广告。

这次民进党党内初选,某台南市长参选者去年就花了超过千万台币,更有高雄市民进党参选人花了上亿。

那么,钱从哪里来?当然是靠利益团体的捐输,当选后再以等值甚至超值的利益回馈。怎么回馈?不是贪污,就是打开政策巧门图利之。至于选票,也得靠利益团体动员组织以下的选民支持。

3. 说谎、造谣、煽动仇恨成为政客生存的必要手段。

为了要让数十万,一百万,甚至更多的选民知道你,候选人除了投入巨资打广告,还得上新闻媒体搏知名度。

现在连大陆民众也很熟悉了,台湾政客操作“反中”就是打开知名度的捷径之一。当然,也有政客反向操作“亲中”来与竞争者做品牌区隔。无论亲或反,语不惊人死不休是必要手段,要不然没有新闻价值。故而,说谎造谣煽动仇恨,目的不过是为了在大数量的选民面前露脸而已。

台湾政客为了操弄普选所产生的最大谎言,不是别的,就是“台湾独立”。其次,是“维持现状”。操弄者心知肚明,两样都做不到,但两样都有票。

4. 人民以为做了主,其实还是奴。

我们以为投票是自由意志下的行为,其实是少数人精算后所推出的政治语言,操控了大众的意志。关于此,看看莫斯卡的说法就很清楚了。更糟的是,媒体成了少数政治阶层操控大众的最佳工具。再更糟的是,民粹横行。政府无论做什么,都会有部分民众不满,并接受在野党的操控,聚众反政府,社会永无宁日。长此以往,人民逐渐变得没有是非,只有立场,比普选实施以前,还像奴。

5. 普选是不可逆的制度。

一旦开放了全民普选,要收回几乎不可能,因为人民以为自己是主,政治是自己决定的,任何人想收回这项权利,无论理由为何,都是强盗。就算有政治强人因应破败社会的需要,而成功取消了普选制度,只要该强人的施政有任何闪失,人民都会想念普选时代,且不会再回想普选当时是如何摧残社会的。

6. 赢者全拿。

哪怕只多一票,赢了就可为所欲为,输了就被打入地狱,这种现象在民进党两度执政时,特别明显。赢了就说台湾人大多支持台独,是吗?就算只是因为不爽马英九时期飙高的房价而改投民进党,他们也被赢者归类为支持台独,这样是对的吗?更何况蔡英文当选的票数支持,其实只有37.19%。

以上六害,在任何实施普选的社会都必然会发生,尽管程度不一,内容有异,结构却是不变的。

结语

西方社会走进普选阶段是渐进式的,原本有投票权的限于中上阶级有资产的成年男子,想有投票权还得先通过考试。然后取消了投票权的考试,然后开放宗教信徒的投票权,然后开放没资产的白人投票权,然后开放了妇女投票权,然后开放了有色人种的投票权。

以上顺序按西方各国国情或有不同,但西方国家走向普选都是有阶段性的适应期,台湾却没有。1990年代是西式民主较为成熟的时期,台湾政治“突然”决定改为普选,推动者是留洋归台的年轻人,以及为了权斗私利而需要直选的李登辉。

一步到位的做法,使得台湾似乎永远处于“民主阵痛期”而走不出来。虽然普选制度在台湾也数度微调,但怎么调都无法避免上述六害,其原因恐怕在于真能减轻六害的做法,不利于政治阶级的占有性。什么做法呢?简单说,就是调高当选的门槛。

台湾目前是实施相对多数制,无论候选人有几名,只要票最多就当选,这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现象,事实上,历来所有当选的领导者,都是少数,难以代表多数民意。

法国是实施两轮绝对多数制,第一轮要过半数,否则进入第二轮,才采用相对多数的办法。意大利是采取多轮绝对多数制,就是要不断投票投到一定的票数占比,才算当选。无论是相对或绝对,都有其优缺点,绝对多数似乎是比较妥当的做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选民没有耐心一直投票,投票率下降会使得最后的结果也难以称之为多数民意。

其实,单从相对多数与绝对多数各自的优缺点去看,即可印证普选制度与其目的其实是矛盾的,因为难以透过普选,得出真正的多数民意。

不过,台湾政治既然已经烂到根,又不可能取消普选,站在民众的立场,两个烂苹果选一个,我仍认为绝对多数制是有必要的。坦白说,看“蔡女皇”的表现,就算领导人迟迟选不出来,情形未必就比一个烂领导人当选更糟。

如果你仍信仰普选,不妨自问,台湾普选出了哪一个像样的领导人?或是,实施普选后,台湾何曾有像样的领导人,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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