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报

    原标题：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我军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关键一步，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迈过的一道关口

挥师，军改向“脖子以下”挺进

——怎么看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

    鼓荡激情扬征棹，一路轻舟乘东风。2016年12月2日，世界的眼光再一次聚焦中国军队。这一天，中央军委召开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工作会议，习主席向全军发出重塑我军力量体系的动员令，开启了向“脖子以下”改革进军的新征程。

    为什么说结构性矛盾不解决体制性障碍也难以最终解决？

    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在20年的职业生涯里获得22次世界冠军。他在赛场上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一开始，他既不让对手得分也不急于出击，而是用“蝴蝶步”始终保持灵活的移动，一旦看准时机就使出“蜜蜂拳”，猛力击倒对手。可见，一个厉害的拳手，既要有强壮的身体，又要有聪明的大脑。一支强大的军队，也应该是“最强大脑”与“最强拳脚”的完美统一。如果说，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是要“强大脑”，重在破解体制性障碍的话，那么，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就是要“壮筋骨”，重在解决结构性矛盾。“脖子以上”改革和“脖子以下”改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上下衔接、接续推进。

    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后，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先行展开：打破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组建新的军委机关，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划设五大战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首次对外公开亮相，成立联勤保障部队并构建一基地五中心布局，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实现了我军组织架构的历史性变革，我军体制、结构、面貌焕然一新。

    “时来易失，赴机在速。”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我军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关键一步，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迈过的一道关口。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为推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接续开展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实现我军变革重塑的上下贯通，促进作战力量体系与领导指挥体制融为一体，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只改“脑袋”不改“身子”，“脑袋”进入了“新体制时间”，而“身子”仍停留在旧状态中，上下就会脱节，新体制的优势和效能也难以充分发挥，改革总体目标就无从实现。

    为什么说军队的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必须因时因势而变？

    《吕氏春秋》中有一句话：“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说的是，任何事物都必须随着时代和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一支军队也是如此，如果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生变化，其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也必须随之而变。那些率先对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作出适应性调整的军队，往往能够抢占先机，赢得战争主动。反之，曾经再强大的军队也会落伍，甚至不堪一击。

    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在拿破仑的领导推动下，创立新型陆军，建立由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诸兵种合成师，军队战斗力在欧洲脱颖而出，取得奥斯特里茨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一战后，法军没有看到装甲突击力量在未来战场的巨大作用，机械化力量总体规模超过德军，却大量分散使用，而德军把航空突击兵团和地面装甲部队混合编组，在军队组织形式特别是合成方面走在了前面，战争开始后一度横扫大半个欧洲。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军先后打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频频得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力量体系先进、作战编组灵活。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支军队，如果在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上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展，就可能丧失战略和战争主动权。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形式，战场空间向太空、网络、深海、极地拓展，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成为其鲜明特征。与之相适应，军队的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也在发生新的变化，科技因素影响越来越大，精干化、一体化、小型化、模块化、多能化等特征越来越突出。这是新形势下军队不可避免的重大变革，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对我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进行前瞻谋划、顶层设计、全面优化，通过改革“致人而不致于人”，决不能在当今世界激烈的军事竞争中落伍。

    为什么说我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不适应问题日益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在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上进行了不懈努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精简整编，我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不断优化，有效解放和发展了战斗力。但面对现代战争形态加速演变新趋势，面对我国由大向强发展新形势，面对我军使命任务拓展新要求，这方面不适应的问题更加凸显。

    规模体量偏大。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向当时的军委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军队可不可以减少到200万。七八十年代，邓小平抓军队整顿，首先就是解决“肿”的问题。从1985年百万大裁军开始，我军历次改革主要在规模上做减法。但我军体量还是偏大，仍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

    重大比例关系失衡。尽管我军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过，但结构和比例不协调的问题始终没有很好解决。这突出表现在官兵比例、机关与部队比例、作战部队与非战斗单位比例不合理，官多兵少，机关多战斗部队少，非战斗人员多战斗人员少，规模虽然很大，应战应急用得上的力量却相对不足。

    新质战斗力比重偏小。新型作战力量是战斗力的重要增长点，世界主要国家把发展新型作战力量作为引领部队力量体系的重要支撑。比如，美军地面无人机作战系统已达1.5万余台，列装无人机数量9000多架，俄军组建新的空天军，总兵力达9万人。反观我军，传统兵种部队、老旧装备多，占用大量宝贵的军事资源，新型作战力量规模偏小、力量偏弱，缺乏自己独有的“一招鲜”。

    部队模块化合成化程度低。现代战争要求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以更好融入联合作战体系。我军还没有完全从重兵集团、以量取胜的模式中走出来，结构类型单一、部队不够充实、指挥层级偏多、联合作战能力弱，不利于实施快速的集中统一指挥和标准化、模块化保障，难以适应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这些问题影响和制约了我军战斗力的提升，如果不动大手术，尽快加以解决，就难以制胜未来战场。

    如何理解这次改革是对我军力量体系的一次整体性重塑？

    番号改了、臂章换了、人员减了、部队驻地移防了，这是官兵对改革最直观的感受。但我们看待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些具体变化上，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

    站在改革强军大棋局下，跳出局部看全局，不难发现，这次改革不是单纯的撤并降改，不是简单做加减法，也不是对某个领域的局部调整，而是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构建新体制下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注重以结构功能优化牵引规模调整，注重通过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可以说，这次改革描绘了军队力量结构全景图，是对我军力量体系的重塑再造。

    压规模，实现消肿瘦身。这次改革，大幅减少军官总数，将一些军民通用、不直接参与一线作战行动的军官岗位改用士兵或文职人员，官兵比例得到明显优化。严格控制机关内设机构和人员数量，大幅压减全军团级以上机关现役员额，机关与部队比例得到明显优化。精简文艺体育、新闻出版、服务保障和院校、医疗、仓库、科研院所等机构和人员，作战部队与非战斗单位比例得到明显优化。调整后，我军总规模压下来了，作战部队人员不减反增，去掉了脂肪、增加了肌肉，让身体壮实起来，有利于增强战斗力。

    调结构，实现协调发展。这次改革，压缩陆军规模，适度增加海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规模，保持空军现有规模，军兵种结构得到优化。大幅压缩传统兵种及老旧装备部队，充实和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增加新质战斗力比重，军兵种内部力量结构得到优化。改革后，我军力量结构大厦的“立柱”和“主梁”更加坚固，配置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备。

    精编成，实现结实强壮。这次改革，作战部队主体实行军—旅—营体制，旅成为基本作战单位，营成为基本作战单元。同时，进一步充实军兵种作战力量，提高合成化程度。改革之后，旅营作为作战基本模块，不管是军种内部的合同作战、还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都可以依据任务灵活进行组合，将来不管哪个方向有了情况，都确保能扛得住、顶得上、拿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