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头大哥”做惯了，美国十分留意谁最有可能有实力挑战其霸主地位。政治经济领域如此，科研技术也是如此。

　　在过去的一年中，人类的火箭首次在彗星上着陆（欧洲的“罗塞塔号”项目）；科学家们通过撞击原子，获得了两种未知粒子（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还有，在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上进行模拟运算（中国的“天河二号”）。

　　问题来了，所有这些突破，为什么不是在美国发生的？当地时间4月27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发表报告称，当亚洲崛起为世界科技研发的动力之源，美国可能丧失吸引世界最佳学术研究者的磁力。

　　华尔街日报称，MIT的报告警告，美国政府在多个基础研发和科研探索领域的费用，已被压缩到美国有史以来的最小预算份额。

　　削减预算，看起来十分经济省事。报告认为，但这是以国家声誉和长期的经济机会为代价的。

　　“不能支持基础研究，就等于削弱我们自身（的能力）。”该校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罗闻全（Andrew Lo）帮助撰写了该报告。

　　罗闻全1960年出生于香港，5岁移民美国，24岁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90年起获得MIT终身教职。他在斯隆管理学院创建了金融工程实验室，被公认为金融学家、金融工程学界领袖，是华人金融学家的第一人。

　　上述报告出炉之际，恰逢美国国会正欲完成下一财年的联邦预算。

　　报告名为“迟到的未来”，其指出，美国从植物科学到机器人等15个领域的基础研究面临资金困难。根据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的数据，1968年，美国将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的9.1%，即1780亿美元中有162亿美元被用于研发，可谓不惜血本；如今，联邦预算中，研发所占的百分比仅为3.6%，即3.8万亿美元中的1342亿美元。

　　虽然美国在研发投入上仍领先世界，但欧洲和亚洲都在增加政府投资。美国智库巴特尔纪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和研发杂志（R&D Magazine）2013年预计，不出十年（到本世纪20年代初），中国每年的研发经费将达到6000亿美元（约合37233亿元人民币），成为这一领域的世界最大投资者。这一报告还估算，美国2014年的研发经费为465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而中国2014年研发经费为 2840亿美元，占GDP的2%。

　　MIT报告的作者们认为，这种日趋紧张的争夺，让美国面临科学人才的流失。上世纪90年代初，当德国电脑科学家霍斯特·西蒙完成博士学业，很明显他只希望到美国。“这里有难以置信的无数科学机会。”他说。可是在今天，作为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的副主任，西蒙说这样的决定会让他犹豫不决，“世界各地与这里的差距在缩小”。

　　除了美国政府，美国公司也削减了基础研究的相关费用。回顾过去，贝尔实验室通过此类研究发明了激光技术；改变人们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个人电脑技术，很大程度上也是施乐实验室（Xerox PARC）的研究成果。

　　MIT报告指出，现在，无法保证形成商用产品的基础研究，已经在急功近利的企业实验室中基本消失。

　　以阿尔兹海默症为例，罗闻全指出，“最近十年，我们没有任何相关药品通过（FDA）批准，原因就是，我们根本不了解这种疾病的基本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