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幸福的童年中，苏联的事儿就像那时你吃的蛋糕和苹果一样，想起来是甜的。” 四五岁时不懂事，经常扯着脖子喊：“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接下来又喊：“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苏联老大嫂，挣钱挣得少……” 应该说，“苏联”二字，贯穿在20世纪50年代的童年生活中，抹也抹不去。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平时不开火，总是和大人一起到食堂吃饭，而吃饭的位置都是相对固定的。一个大圆桌上，经常在一起吃饭的大人和他们的孩子总是那几个。在我旁边总坐着个性格温和的叔叔，是个麻子，很难看，总是逗我，常问：达瓦力士（“同志”——俄语译音），你妈妈怎么不来？父亲有一次当着他的面告诉我，王叔叔是从苏联回来的，还见过斯大林呢。就这一句话，我当时惊愕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一下子，那张脸也不麻了，他变得和我脑子里的苏联英雄一样高大。那时的国庆节，大人们几乎年年都去天安门观礼，在上车的地方我看见他，不知是不是精神作用，我看他那身军装都和别人的不一样，很软很细，既不是布的，也不是呢子的，也不是柞蚕丝的，更像绸子的。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给苏联小朋友写一封信。这件事过去不久，学校忽然宣布选了几个作文写得好的同学真的给苏联小朋友写一封信，由学校负责寄出。当时我们谁也没拿这当回事。但没想到，过了一阵子，学校忽然召开大队会，宣布有一个苏联小朋友来信了，并点名是寄给当时五年级一个女同学的，她是个大队委。当时的细节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觉得那无异于天外的来信，那信是怎么寄来的呢，那肯定像电影《风筝》（1958年中法合拍）里那样，是绑在风筝上飘过来的吧。 小时候，对苏联最感性的认识莫过于书和电影。当然直到60年代初我们懂得人事、能看字书之前，还是小人书和电影最能入心入脑。那时印象最深的一本苏联小人书是《柯楚别依》（那本书记得很厚），最爱看的电影是《夏伯阳》。里面说的都是骑马挥刀的英雄，最后都死了。尤其是柯楚别依，死得很惨，记得不是死在战场上，究竟怎么死的，好像当时就有点看不懂。这样的作品不光我，同龄的男孩子都记得极清楚。电影记得还有《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真正的人》《战斗的童年》《乌里扬诺夫一家》《侦察员的功勋》……这些电影当时肯定看过，但情节大都记不得了。其中《侦察员的功勋》有一个情节：那个侦察员和一个女地下工作者接头时遇上敌人，突然假装恋人亲嘴，让我记得特清楚。 
再大一点，学会看字书后,除了《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打仗的小说之外，如果你还想看外国小说的话，首选的就是一批苏联小说。记得其中就有一本苏联反特小说《红色保险箱》，那是本薄得恨人的书。那时候没听说过福尔摩斯，觉得《红色保险箱》就是破案故事的极致。有些苏联小说都是早就看了电影或者小人书之后，再重温原著。比如小时候看过小人书《队旗》，记住了一个断了腿后又重上蓝天的飞行员，到大一点了，把原著《真正的人》找来看，要比小人书过瘾多了。再如小人书《丹娘》里，丹娘理了一个男孩子的短发，被德国鬼子捆着，在寒风中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裙子，英勇就义。后来看了《卓娅和舒拉》，知道了卓娅就是“丹娘”。可以说，苏联小说一直陪伴着这些孩子成长，无时不被老师、父母和整个社会提醒，要向苏联英雄学习。 记得1969年我在昆明，就已经在电影院看到了卖票上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到70年代前期，就已经能看到内部上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攻克柏林》。可以说，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化从小就影响着这群孩子，甚至苏联文化和中国文化掺和在一起，就像列巴（面包）和馒头一样，被他们捏在一起咽下去，营养着他们的思想。上初中时，我们一群浑孩子闯进一位老人家中，看到桌上摆着一部《静静的顿河》，就像发现了重大敌情，赶紧向当时每个部队大院都成立的“青少年办公室”（是为防止子弟们没人管，调皮出问题成立的专门机构）汇报。结果这部书不知道为什么转眼间找不到了，这又成了新“敌情”。事隔几天后，我的狐朋狗友老钟偷偷告诉我，书让他趁乱给藏起来了，还问我想不想看。在我答应保密之后，一部几乎崭新的《静静的顿河》就到了我的手里。我还记得上册扉页上有一个俄文签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这部书里传递的苏联气息却让我感觉那么熟悉和亲切。我们撬图书馆时，从里面偷出的书里有一本让我对苏联的好感陡然增加，那就是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这是1958年出版的一批苏联小说中的一部。书中让人感到苏联真是块好地方，有那么蓝的天空和那么好的工人，生活那么多姿多彩。高级干部的女儿廖丽亚嫁给了工人季米特里，当他们有了孩子后，她对丈夫“不爱”孩子的愤怒那么可笑，还有阿尔莲采夫那个阴险的坏蛋。后来才知道，60年代这本书曾被广泛推荐阅读，还被改编为话剧，但我却无缘一睹。 
小时候疯狂向往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的转盘机枪，那小得像玩具似的、电影《长空比翼》里张雷驾驶的“歼5”飞机，都是苏联的。把这种感觉和几个“发小儿”交流，一个当年很细腻的女孩说得有点“玄乎”，但好像有道理：“那是因为你爱你的童年，或者说你的童年很幸福，这幸福的童年中，苏联的事儿就像那时你吃的蛋糕和苹果一样，想起来是甜的。”不管怎么说，长到现在50岁多了，苏联的事儿一直在关心着，甚至中国驻苏的历届大使我们在一块聊天一凑就凑齐：王稼祥、张闻天、刘晓、潘自力、刘新权、王幼平、杨守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