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泽宗院士回答李约瑟：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传统文化无太大关系

   到目前为止，对近代科学为何产生在西方而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无数次的讨论与无数场的争辩。本刊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的影响”论坛，可以看作是这场争论的延伸。回顾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探讨，你会发现答案中大多是将原因归到文化的层面上，这些文化原因大体可归结为一句话：西方有灿烂的古希腊文明，而我们没有。而更深一层挖掘是：中国不仅没有古希腊文明，而且还有阻碍近代科学萌芽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僚制度，封建压迫，方块字，儒家文化，缺乏逻辑思维，不重视实验，没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没有《逻辑学》……

 
　　对此，我们采访了本刊编委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在这众多的回答中，席泽宗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社会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与希腊文化无太大关系

　　《科技中国》：许多人在讨论“李约瑟难题”(近代科学为何诞生在欧洲而没有产生于中国)时，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古希腊文化，因而产生了近代科学。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席宗泽：欧洲人吸收希腊文化是从12世纪开始的，他首先被经院哲学家们所接受，以至马丁·路德在进行宗教改革时，也埋怨在教会的学校里不讲《圣经》而讲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与此相反，近代自然科学则是在反对古希腊科学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

　　在科学史中，以1543年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始。这一年出版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的问世标志了以希腊托勒密和盖伦为代表的古希腊天文学和医学传统受到质疑与抨击。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出现以后，在欧洲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就连马丁·路德也反对。法国思想家博旦曾经说过：“没有一个具备普通知识(希腊知识)的人或学过一点物理学(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的人，会想象如此笨重庞大的地球竟能以太阳为中心上下运动。”为了证实和宣传哥白尼学说，为了推翻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伽利略写了两部名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门新科学(力学和弹性学)的对话》。这两本书都是以三个人的对话形式来否定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由此可见，近代自然科学是在不断摆脱古希腊科学的束缚中诞生的。

　　《几何原本》对近代科学的影响很难评估

　　《科技中国》：如果希腊前期的自然科学与近代的观察、实验、推理为基础的系统科学不属同一范畴，也不可能直接产生近代科学。但是希腊后期却产生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这样逻辑性很强的科学著作，杨振宁先生也认为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志——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深受《几何原本》推理方法的影响。您怎样评价这种说法？

　　席泽宗：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什么样子，很难说清楚。现在用的希腊文本是1808年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的公元10世纪的一个手抄本，无法肯定它是1400多年前的原物，人们猜测，这个手抄本就是当时的人为教欧几里得几何而编的一个手稿。除了这个版本之外，其余阿拉伯文、拉丁文译本都是根据公元4世纪末赛翁的一个增订本，而这本书是没有图的。一部讲几何学的书没有图，很难想象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作为近代数学标志的微积分，也并不是从欧几里得几何学发展出来的。牛顿、莱布尼茨和他们的先辈们为了适应当时运动学、弹道学、光学和天文学的需要，大胆的不顾欧几里得关于严密性的要求，而发明了微积分。在微积分建立以后，反对微积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关于这一点，在斯科特的《数学史》中有详细地记载。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虽然是按《几何原本》的模式写的，但那只是形式，牛顿自己曾经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

　　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太大关系
《科技中国》：逻辑学可以使人们的思维得以系统和精密，并成为近代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没有对于推演法的重要认识，即中国传统文化里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对此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席泽宗：在杨振宁先生的几次演讲中，杨先生都反复地提到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有关。我不是很同意杨先生把原因归结到人们的思维和知识层面上来。

　　逻辑和语法一样，是从人们的思维活动中抽象出来的。正如许多人没有学过语法也会说话一样，中国古代没有写出逻辑学著作，不等于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再者，逻辑的严密性并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利斯多的逻辑学，对上帝的存在做出了五大证明，难道上帝真的存在吗？与此相反，作为近代科学开始的一系列新发现，却不是用逻辑推演出来的。如果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还用了传统的方法，即逻辑的论证，维萨留斯则完全使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得出和旧观念相反的结果。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伽利略对木星卫星的发现，都与三段论法毫无关系。伽利略认为，在物理学中，基本原理必须来自观察和实验，逻辑和数学只是实验数据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对先验目标的追求。这正是近代科学方法的精髓。再看看希腊人是怎么说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第七卷中说：“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不必去思考昼夜长短、日月运动以及其他天体的任何事物。在建立真理时，考虑这样多的事业是愚蠢的。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如果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研究问题，那就要把星空抛在一边。”接着，他又引用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话说：“声学的老师们想比较他们仅仅能听到的声音的和谐，这种试验也和天文学观测一样，是白费力气的。”

　　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没有推演法并不构成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

　　《周易》与孔孟对中国科技的影响是不同的

　　《科技中国》：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周易》、孔孟之道，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席泽宗：李约瑟认为，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三大哲学思想体系是阴阳理论、五行理论和《周易》，前两者对科学的发展是有益无害的，而《周易》的那种精致化了的符号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成其为解释的解释上。没有一种是以任何形式为《周易》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或是要减轻它对中国科学思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的。李约瑟对《周易》的评价我基本是赞同的。从天文学的发展研究来看，《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是没有任何的促进作用。对那些盲目夸大《周易》作用的观点，如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等都用《周易》来解释，我更是不能赞同。

　　我认为，《周易》的影响没有孔子的思想影响大。《周易》是一本哲学著作，一般人很难读懂，而孔子的思想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直到今天。孔子的思想对中国科技的影响是没有坏处的。以《论语》中的孔子言行为据，孔子的言行对科学的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十三世纪以前，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孔子思想中的这些有益成分也是其中之一。

　　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是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

　　《科技中国》：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既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最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席泽宗：我认为主要是社会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为近代科学。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和英国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1644年是个转折点。这年，英国打败了封建王朝，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这时是一个机遇，是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然而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失去了。如：康熙在用人上，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科学家得不到重用；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条件下，没有兴办外语学校，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在制造仪器和观测时，只是把所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弱点——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未予以重视，他只关心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都未重视去研究。康熙时期的科学政策是我们同欧洲科技发展拉大差距的起点，在之后的统治政策中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如乾隆后的“复古”运动就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

　　中国科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在建国初期，由于种种的社会原因，使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条件就比国内好得多，在他们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外界打扰。这种社会条件的差异，也是现在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

　　从这些看来，我还是偏重把社会原因作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以至至今中国科技仍然落后于欧美的主要原因。

　　在采访结束后，席先生一再的对记者强调说：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也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不必一直追着孔子、孟子。

席泽宗院士回答李约瑟：康熙“盛世”是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与席泽宗教授的电话谈
作者：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方励之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老友席泽宗教授八秩在望。今年本有可能同他在柏林见面，因MG11大会邀请他做超新星1006千年回顾的报告。泽宗兄以他的“古超新星新表”（1955）在学界驰名半世。可惜，泽宗兄患眼疾，不能成行。八月，他来美治疗，住在Colorado州 Denver市, 距Tucson一小时飞程。我给他安排了两场在亚利桑那大学的讲学活动。但我不敢一个人接待他，一定要他的子女陪伴（八十不留饭之谓也！）。他子女太忙。讲学只得作罢，又不能见。好在，泽宗兄耳尚聪，不见面亦可纵论古今。以下就是三个月间，2006年8-11月，多次电话往来的一个记录。略去有关时事和往事的点评，只记席教授的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的精论。
　　　　
　　F（方励之）：我看了你关于康熙的文章，你的结论是中国的科学直到清初康熙一朝才真正开始衰落。 　
　　X（席泽宗）：对。
　　F：那就是说，直到明末中国的科学并不明显地落后于西方（欧州）。 　
　　X：对。
　　F：有什麽证据？
　　X：实证方法论的发展是一个标志。西方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1）倡导“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论之后，开始发展出基于实证方法的现代科学。明末的中国，也有了实证方法的萌芽。徐光启（1562-1633）就是一个代表，他的主张： “深伦理，明著教，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可比培根。当时中国也的确出了一批世界水平的成果，如朱戴（土）育的《律学新说》，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 　　　　　
　　F：培根之后，西方的科学，即现代科学有飞速发展。你是不是认为，如果照明末的状况维持下去，中国的科学有可能不会落后而是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浪潮?? 　
　　X：是可能。实际上，当时的西来的科学文献已很多，现在还有上千册存在北京的北堂里。当时的一个困难是，中国学者大都不懂拉丁文（现在懂拉丁文的也不多），限制了交流。不过语言限制是一时的，不是决定性的。 　
　　F：我记得，明末学者方以智，字密之在“物理小识”中已经谈到伽利略。可见，尽管有文字壁垒，西方科学还是传了进来。 　　
　　X：是。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引用了《尚书纬.考灵曜》中的一段话：“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于舟中，闭窗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这说明方以智很懂得伽利略对相对性(今天的教科书中称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论证。不过，方以智反对基督教神学，他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也不支持。明末有一批学者同方以智一样，反对传教士的科学。但是，只要秉持“随时测验，追合于天”的方法，伽利略等开创的现代科学应会逐渐被接受。其实，在十七世纪欧洲，也有大量学者（并非都是神学家）不接受伽利略的科学。伽利略写《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就是为了赢得这场辩论。所以，明末方以智等对西方科学的反对态度，同康熙的“窒塞民智”不一样。 　　
　　F：如此说来，如果方以智等也有机会加入那场对话和辩论，中国的科学可能早就同“世界接轨”了。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明王朝能容忍“科学接轨”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一般说，专制体制可与腐败造假共存，但容不得自由交流，哪怕只是科学思想的自由交流。你说的康熙，就是一例。在清帝中，康熙似乎是最爱好自然科学的。他请传教士教他西方科学。他对算学和天学都有相当的了解。你说他是“窒塞民智”，何以为据？
　　X：康熙“窒塞民智”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后来邵力子也论证过。确实，康熙学过算学和天学。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倡导科学，相反是为了堵塞现代科学在民间，特别是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证据之一就是他请传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学者可以同西方传教士自发地交流，万历和崇祯皇帝基本不管。而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钦天监一直由西来的传教士担任监正或监副，从没有汉人和蒙人。康熙请传教士监理钦天监，目的不是开启中西交流，相反是为了“窒塞” 中西 交流。 　
　　F：据我所知，就在康熙年代，伦敦有了皇家学会，巴黎有了皇家科学院，柏林也有了科学院。它们对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一大推力。 　
　　X：是。康熙同法王路易十四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在同一时代。传教士也向康熙介绍过路易十四创建的“格物穷理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和“天文宫”（Observatoire de Paris）。
　　F：创建科学院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帝王的一个时髦。据传康熙在上朝的时候还发表过他的数学论文，康熙是不是也有意要创建大清科学院？
　　X：你指的康熙的数学论文可能是《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不过，没有记录显示康熙对建立科学院感兴趣。路易十四访问过他的“格物穷理院”，没有发表论文。他建“格物穷理院”目的是倡导法兰西的科学研究精神，培养人才。康熙的政策则是巩固“御制”，遏制科学研究精神。在清初，还有“南王（锡阐）北薛（凤祚）”等精通数学，天文的非“御制”人材。那是明朝学界的残留。后来，就彻底没有了。
　　F：没有人材。似乎也没有“审造器”。如果去参观过北京的古观象台和南京收藏的古天文仪器。就会发现，大清朝的观象台竟然还没有一架天文望远镜。清朝的天文学家竟然还不知道造望远镜？
　　X：当然知道。徐光启在1629年就建议制造天文望远镜，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远镜之后二十年，这是很快的了。康熙也知道望远镜。北京的故宫中就有上百架望远镜，多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备望远镜的扩散。康熙命令传教士不要去做望远镜。望远镜只能是御用，所以，观象台上反而没有望远镜。清宫中的御用的天文仪器比天文观象台上的仪器多得多。整个清朝发表星表都是没有望远镜的实测数据为根据的。那还能不落后？康熙是怕仪器一经拿出宫外，就会有人复制，改进，他就不能垄断了。
　　F：还有没有其他的垄断证据？ 　
　　X：代数。不像算术，代数要靠一套符号。符号就是代数的语言。1712年耶稣会士傅圣泽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不懂，他说此新法“可笑”。他下令不准代数新法传播。所以，直到1859年代数符号法才开始在中国流传，那已是150年之后的事了，早已不再是新法。
　　F：“可笑”一说，是典型的不懂装懂的心理表现。这不奇怪。1949年初，在北京，我初三，被叫去给一个文化补习班上初中代数（当时有很多文化补习班）。一当我用符号讲a=-(-a)时, 班上年龄大的人都不明白，年轻的则易于接受。1712年康熙已经58岁，弄不懂代数符号法，情有可原。不过，我记得康熙还很爱说别人不懂科学。
　　X：1689年，康熙在南京要捉弄（贬低）大臣李光地。康熙事先问耶稣会士南极老人星出地平几度。见到李光地上朝后，康熙考问他：“可识老人星？” 李光地无以对。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见，在南京就看得见。到了你的老家闽广，连南极星也看得见。” 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闽广，南极星是看不见的。梁任公说，康熙的科学是用来打击他人（李光地随后被降级）的一个工具，一点不错。
　　F：从代数符号到南极星，证明康熙对近代科学所知也有限，是不是同传教士有关系？ 　
　　X：有关系。康熙只向传教士学西来的科学，并没有真正开启中西学术交流的大门。中西交流在当时已经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亚欧水上交通已很发达。前面说过，西方科学文献在明末就能及时地送到中国。当时有些欧洲学者还很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响应。开普勒的Tabulae Rudolphinae于1627年一出版，他立即寄到中国一本。传教士对西学东渐有很大贡献。有些耶稣会士的确是一流的学者。尽管如此，他们也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譬如，他们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一直态度暧昧，可能并不只是学术上的原因。
　　F：我看到史书上说，直到1760年，耶稣会士才将哥白尼日心说原本地介绍到中国。当然，他们也不会介绍“我的研究不需要上帝”的科学思潮。 　
　　X：这个问题可以用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遭遇来说明。现代数理科学的一大特点是有理论体系，任何有价值的论断都应当是可以被证明，或被证伪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体系是证明和证伪方法的一个原型。中国传统科学中没有类似欧式几何的体系。欧州从基督教发端到中世纪，也没有这种体系原型。《几何原本》于300 BC在希腊成书，但希腊原本后来失传了。直到1260年，意大利人Campano 才从 《几何原本》的 阿拉伯文译本再翻译到拉丁文。此后，该书对欧洲的科学，宗教和社会的影响极大。在西方，《几何原本》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几何原本》体系中是没有“上帝”的位置的。中国的第一个《几何原本》译本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在1609年完成的。比欧洲晚了350年。不过，1609也大体是欧洲开始建立科学体系的年代。那时出版中文《几何原本》，尚属及时。可惜，利玛窦和徐光启的版本并没有在中国流传。康熙时代流传的《几何原本》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传教士把其中的公理演绎体系已全被破坏了。即把《几何原本》的精华，对现代科学最有用的启示，都去掉了。
　　F：有道理。不过，有人说中国传统不喜欢公理演绎体系这一套，可能是《几何原本》的精华在中国不流行的主因。似乎也不尽然。我的许多物理界的老师和朋友都有过对平面几何着迷的经历。严济慈先生告诉我，他的第一本书是《几何证题法》，写于二十岁之前，就因为对几何证明着了迷。我自己也是。直到初二，我的数学只能得60分。初二到初三的暑假，我一看平面几何，似乎一下子就开了窍。一个暑假不但把平面几何教科书中一个学期的题都做完了，而且找了许多其他题来做。按你对《几何原本》的分析，或许可以说，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社会标志，是看欧几里德几何是否像《圣经》（或中国的类似可比的出版物）一样普及了。
　　说得太远了。回到本题。你在文章一开始引用胡适的话说，明末还是可以的，但清代以降，中西“双方（科学）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你能不能更定量地说一说，康熙一朝，中国的科学到底衰落了多少“道里”？
　　X：康熙在晚年（1713-1722）主编了100卷的《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53卷，他自认为是，也曾被誉为是当年的数学百科全书。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数学进展主要有，代数符号（1580），对数（1614），计算尺（1620），解析几何（1620），加法机（1642），微积分（1665）。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无此二者，很难明白和应用牛顿力学。然而，“数学百科全书” 《数理精蕴》中竟然完全没有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编撰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两门新发展的数学。明末1630的“崇祯历书”虽也落后西方。但还远没有落后到全然不知最新重要发展的地步。 　　
　　F：我离开中国快十七年，对“最新重要发展”也陌生。到是常听说有什麽“XX大帝”，“XX大帝”之类显灵于视频之中。好像也有“康熙大帝”。你对这位视频“康熙大帝”，有何评价？ 　
　　X：哈哈…哈哈…不值一谈，不值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