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黨史文苑》2009年第19期，作者：申再望，原題：《青山無言——回憶父親李井泉》
1940年，父親在延安與肖里相識，次年結為夫妻。兩人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攜手走到了一起，經歷了幾十年風風雨雨，兩人的感情始終如一。在戰爭年代，他們有五個兒子相繼出生，每個孩子的取名來自毛澤東的文章或講話。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別取名黎風，明清，是因為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講過“黎明風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澤東對“七大”的總結“巨大統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澤東的文句“新中國的桅杆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我排行第五，叫“在望”，出自毛澤東所寫的“新年祝詞”標題“勝利在望”。我在文革結束後，把名字改成了“再望”，因為我經歷了大難而不死，終於有了新的希望。
戰爭年代，父母的戰友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子女，我們家兒子多，父母就把兒子送人。三哥送給孫志遠（原國家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弟弟華川送給張經武（原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把我送給了申國藩（原成都市委監委常務委員，老紅軍）。我們家兄弟因此有不同的姓，各住一方。
父親和賀龍在戰爭年代就結下生死之交，解放後我大哥一直住在賀龍家，二哥到北京念書後也住在賀龍家。四哥到北京念書後住在孫志遠家。從1962年到文革初期，我和兩個妹妹一直在四川，與父母住在一起。
父親一年到頭忙工作，對子女的學習、生活很少過問。“讀書要靠自己，生活要靠自己，將來工作更要靠自己，”這就是他對我們的要求。我們兄弟姐妹考大學選專業，徵求他的意見時，他每次都說，通通去學數理化，學技術，今後誰也不要從政，也不要經商。於是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考上了清華大學，分別學工程物理學和無線電電子學，二哥考上了北京航空學院，弟弟張華川進了南開大學學半導體，大妹妹李大蓉進了江西醫學院學醫，二妹李力清進了北京外國語學院學英語。三哥孫巨在美國讀完博士，取得兩項技術專利，美方想要留用他，給出很高的待遇條件，父親聞知，要他回國工作，三哥很快就回來了。
父親很少談及自己的革命生涯，在長征中，他先後在第一、第四、第二方面軍任職，兩過草地，歷盡艱險，是我軍少有的參加過長征的三個方面軍的紅軍高級將領。我曾多次問他長征經歷，他都不肯說。只有一次吃晚飯時，他突然談到過草地吃牛皮的往事，說牛皮很難煮爛，硬邦邦的，咬不動，咽下去後肚子疼。
1965年末，我們中學排演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裡的舞蹈《秋收暴動》，我演了一個紅軍戰士，父親聞知非常高興，這個節目在成都人民公園為群眾演出時，他親自來看。
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Salisbury）寫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時，四川採集素材，我幾次接待陪同他。他得知我父親是長征將領，想要做採訪，我打電話到北京，父親沒有同意。後來索爾茲伯里通過我請父親推薦關於長征的書，父親對我說，楊成武寫的《憶長征》符合事實。當時書店脫銷，父親就把他讀過的那本給了我。我把書寄往美國，索爾茲伯里收到後十分高興，當即給我來信表示感謝，以後又來信說，這本書對他寫作很有幫助。
父親的經歷對研究中國現代史很有價值，我曾數次提議為他錄音，把他的回憶保留下來，但他不同意。他說，好多人寫的回憶錄都不符合事實，編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寫得很了不起，吹得過了頭。那麼多先烈都犧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寫歷史，就寫那些犧牲的同志們，讓人民記住他們。
關於父親的許多往事，我是陸續從一些文獻和文集裡看到的。2001年，中共建黨八十周年之際，中組部、中宣部、中央電視台等部門單位聯合製作了一部大型電視文獻專題片《使命》，這部文獻片的第三集介紹黨的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會，只能選七十人，為了增強黨的團結和統一，要照顧“山頭”，必須要把井岡山那批人里拿掉幾個人，一個李井泉，一個陳光。90多歲的七大代錶王恩惠回憶說：“李井泉這個人當時心胸很開闊，他說：應該，是多了一點，你不拿我，拿別人還不是一樣的。這是李井泉的表態。”父親在世時，從來沒對我們講過這件事。對於官位、榮譽，他看的很淡。
抗日戰爭初期，中央派他率游八路軍120師358旅的游擊支隊北出綏遠，在大青山地區開展游擊戰爭，與日偽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為創建內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據地建立了功勳。1942年，他擔任了抗日軍政大學總校政委，為我軍培養和輸送了大批軍政幹部。中共中央在《人民日報》刊登的《李井泉同志生平》中，對他的歷史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李井泉同志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四川文物收藏家樊建川先生在建川博物館《中流砥柱館》，專版展覽了李井泉的抗戰事跡和照片，並在“壯士廣場”為他立像。樊建川對我說，他父親是跟隨賀龍、李井泉的部隊南下解放成都的，他父親生前對他說，李政委是我們的好領導，是抗戰的功臣。
文革中，父母遭受林彪、“四人幫”集團殘酷迫害，母親在秘密監獄被迫害致死。我的二哥在北航被造反派拷打致死。其他兄弟姐妹也無一倖免，四哥、弟弟被關進北京“黑乾子女學習班”強迫“改造”，大妹妹和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學校牛棚“勞改”。文革結束時，北航準備處理打死我二哥的兩個學生，徵求我父親意見時，父親強忍悲痛說，參與打人的學生當時還年輕，不懂事，是受了“左”的思想影響和蒙蔽，還是本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給他們一個出路。這兩個學生得以“解脫”，分配了工作。
得知肖里被迫害致死的噩耗，許多老同志感到悲憤。1972年，鄧小平伯伯和卓琳阿姨在江西把我和兩個妹妹接到他們家過年，鄧伯伯親自下廚房為我們炒菜做飯，給了我們極大的安慰。
1978年，父親到四川參加了肖里同志骨灰安放儀式。那一天前來參加儀式的老同志很多，許多人泣不成聲。父親與他們一一握手，致以感謝。會後他立刻去了自貢、江津、宜賓、達縣、萬縣等多個地方，勉勵當地同志把對“四人幫”的痛恨化作建設國家的動力。
父親多年來積勞成疾，加上文革期間身心受到極度摧殘，身體每況愈下，腹部動脈長了血管瘤，住進北京醫院，為防病灶擴散，他的下肢被截除。我與父親生前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88年10月，我從英國回來路過北京，到醫院看望他。當時他已不能講話，也不能進食，全靠鼻飼維持營養，事實上已是植物人。我握着他幾乎乾枯的冰涼的手，想對他說幾句話，卻沒有說出來，他已經聽不到兒子的聲音了。他把許許多多的事放在心裡，默默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在我心中，父親永遠是那座無言的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