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官方论调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既冠冕堂皇但却意味深长，甚至还写入宪法，一般人难透玄机。比如“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经史子集十三经”，清代的“四库全书”、美国评出的20项中国文化符号，很难见到少数民族的发明、创造、贡献，这是事实，那么，这句话写入宪法到底是哪层含义？
 实际含义在于他们认为：领土才是文明、文化的最重要组成，没领土没民族，没民族没文化，中国的领土疆界是由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贡献的。也就是说：“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奠定了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就奠定中国领土而言少数民族的贡献非常大。而“自古以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只是一句空话，实际真正完成他们要的那种“版图统一”，只在清代，所以满清在教科书中被说成是其贡献“彪炳史册，永不可没”。
 从文化角度而言这种论调完全错误，其错误在于完全没有进步、文明的观念。在于将各民族等量化，把中华民族搞成了不分主次，不分轻重的民族大拼盘。将主体文化、非主体文化平均化。既然作为民族大拼盘、文化大拼盘，不承认先进和落后、文明和野蛮，那么，解放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翻身农奴把歌唱”，经济发展，人权进步又算什么呢？
 更进一步的思考。首先要承认这点：有了大中国之领土疆界才有多民族，才有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问题，才有人提出所谓的“多元文化”、“多元一体理论”。由此可见领土疆界对这套理论起到核心基础作用。但当我们仔细思考中国之领土主权之由来，如何看待领土贡献时，就会发现这种论点隐藏着深刻问题，就会察觉“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多元一体”立论基础是背谬的，问题就出在他们认为“领土贡献是来自自古以来”。而“各族儿女都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做出过贡献。”诸如此类的语言其实是“自古以来”这种错误思维方式的延伸。

 

以“自古以来”为论据为目标的史学分科都是伪学
清史学建立在重大理论错误之上
  清史权威戴逸说：“如果没有康雍乾盛世期间的统一大业，中国就没有现在的版图，更就谈不上现在的统一；而且那时候不统一，中国将是一盘散沙，在近现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后势必分崩离析。”[注1] 戴逸说的这句话很重要，是新修清史的立意。这些清史专家很卑劣。一方面高喊“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另一方面，却在使用这种排他而唯一性的假设。这种绝对式单线式的思维从没有人怀疑过，貌似合理，流传甚广却愚蠢至极。其错就错在他们在滥用假设，不当地把历史做了跨时代的穿越，将隔代史对当代的影响蓄意夸大。

  研究历史对今天的影响，应采用倒推法。历史必然是分阶段的，历史事件的影响和意义总是直接作用于之后发生的历史，对于再后的历史则丧失直接因果关系，就只成为间接影响了。因为之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会起到拐点作用，把历史进程扭转和隔断，甚至隔断成了两个世界。如果说满清的统一，直接影响到民国的建立和领土主权，那么对于民国之后到新中国建立，中国的领土主权则因二战，这一影响世界各国领土主权归属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满清的领土主权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就成为间接性的了，其影响缺乏必然性，权重也变得很轻，难以说清。清史学界无视二战、民国建立这两段重大历史事件而去寻找清朝对当代中国疆域的历史贡献是错误的思维，正确的思考应该是依权重关系而采用厚今薄古。
 个人也一样，对今天影响最大的是你这一辈子乃至父辈、祖辈经历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铭记着我们这些人和他们这些人所作的贡献。至于更远的历史，有多种可能性，多种复杂的变化，对今天的意义就降低很多，权重很轻。古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民谚“富不过三代”，是远祖搞的祖业有效？还是父辈流过血汗挣来的家产对你重要？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是靠祖荫还是靠自己？是自古以来还是厚今薄古？
 那种论断“如果没有清朝如何如何，就没有某地属于中国“是不负责任的。也消磨掉了人们的志气、勇气。

 国家主义者歌颂满清，最根本的理由是清朝实现了统一，但有一点他们从来没有科学论证过，清朝的“统一”，确切的说是征服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有无不可替代的关系？既便用顺向思维，也不能说有此前因必然导致此后果，只能说是因素之一，也可能是非必然因素。既便没有该因而换成其他原因也有可能有今天这一结果。满清它统一它的，中国统一中国的。就像印度不会歌颂英国征服整个南亚次大陆诞生了印度，俄罗斯也不会歌颂蒙古人第一次统一全苏联全境而诞生了沙俄。

 跨时代的假设愚蠢可笑，如果成立，甚至我们还可以这样假设，没有三国的分裂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因为没有三国就没有晋的统一，没有那时的统一，就没有今天的统一。
 清史学的错误还在于他们所做的这类假设极具“主观选择”色彩，而类似的且与之相背的假设就因话语权的关系，被有意淡化忽略了。比如，明粉主张没有满清入关，中国就像日本那样提早资本化了，提早扩张成为列强了，至少中国人不被禁止，早就下南洋将东南亚华夏化了。这也是一种主观，虽有很强的可能性，但是不会被主流舆论接受。又比如，国粉认为如果没有满清政权的割地赔款，搞穷了中国，养壮了日本，抗战不会那么惨烈，抗战后得到利益会大得多。这种假设同样不会被人们熟知和认同。再举一个现实一点的例子，1905年日俄大战，日本驱逐了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战后美国调停，日俄罢战，只允许各自留下护路队而撤出军队，这就给满清开关，中国人闯关东留出宝贵的时间空间，从此东北失去成为满洲国或者成为其他国家的民众基础，类似蒙古独立那样的民族自决成为不可能。那么，清史学家们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假设呢？假设日本战败了，俄国就吞并了东北。所以，日本对中国领土完整有贡献，显然清史学家不愿意做这种假设。
 五年前，出了一部电视剧《施琅大将军》，引起舆论激烈争论，而支持者的理由就是：如果没有满清统一台湾，台湾就再也不会成为中国的，“当时不收复台湾，它就会成为另一个国家，土地可是一去难回! ”。他们实际就是应用了这类假设。
  清史学以“自古以来”为目标而滥做历史假设，夸大历史事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于是，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总是沦落到为历史事实辩护的角度上，堕落成“成王败寇”主义，并且占据舞台给群众洗脑，于是乎汉奸是民族英雄之类的谬论也登堂入室了。
 而真正懂历史的人，是不会将历史去做跨时代假设。做假设可以，只是对最近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做假设，重量级的元素比比皆是。之前的历史事件就只当作事实存在而不去假设，因为其对当代的影响早就间接化了，已经融合在时代之中，很难提炼出来单独颂扬。比如满清灭亡后留下一个貌似很大的版图的同时，是一个积贫积弱，租界遍地，到处都是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四分五裂的国家。今天的中国能实现强大和统一，应该归功于民国前辈的贡献和牺牲。
 
 所以，历史学的假设应该考虑清楚两点：一是愿意不愿意？二是能不能成立？
 历史学不成为科学，在于缺乏科学范式，既然这些历史学家们如此重视历史事件对今天的影响，却从没有人研究过各个因子的权重作用和相互关系。“历史学家”随心所欲，蓄意夸大本学科本专业本课题研究的内容对今天的影响和意义，蛊惑性宣传肆意泛滥。

  其次、在官方声明提到领土主权问题时，常用的语言是：“某地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话很有问题。领土主权归属要讲的是法理而不是历史，“自古以来”－历史归属并不意味着对今日归属有必然的法理，这种声明把历史归属和法理问题混作一谈。法理有现行性，领土主权的法理性和法律的“现行性”意思是一致的，法律的现行性注定其既不能适用于过去，也不可能适用于未来。古代、现代都如此，东方、西方也一样。历史学去考察法理的过去时对今日并无意义。从法理上讲，领土主权的确立应采取“倒推终置”法，由现在向上追溯，找到最近最重大影响今日领土主权的历史事件。戴逸（清史学界）和谭其骧（历史地理研究所）跳过民国这一历史阶段，跳过二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去声明清朝建立中国疆域的法理本身就是错误的思维。
 谭其骧创建的历史地理研究所就是用来寻找中国的历史应定版图而成立的机构，谭其骧等人一旦确定“中国的历史应定之版图”就认定其通行于自上古到永远之未来，具有向前向后的终极意义，他们还就此推导出56民族开天辟地自古一家，这被官方采纳被编入教科书。他们的错误还在于国内的历史学家都回避中国在清代时是不是沦为殖民地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历史学的不当功能－历史被政策化
 对历史的不同思维必然导致不同的结论，谈论历史事件的意义本应局限于对当时当地的意义，而非跨时代不当联系到今天。但“自古以来”这种思维在政治家那里已经深入骨髓，其一是把历史学的功能定位于对今天的影响度去划分为有意义事件和无意义事件，政治家们按政治需要划分历史阶段，对于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意义总是根据当前政治需要选择一点，授意历史学家依据政治意义选择性导向性地重新阐述历史，突出或者淡化其意义。其二是政治家对拟订好的政策不自信，他们需要拿历史来背书，历史要成为现行政策的影射，还要从历史去寻找现行政策的法理。历史学成为工具史学，文人们领会精神，他们生拉硬撤，牵强附会，对号入座。
 史学界的大拿们将重要历史人物按政策分门别类，归档处理，各自戴上“政策化标签”，或者是“政策”的模范，或者是“政策”的反派，一旦该人物成功完成“政策化”，成为政治符号，凡是和政策一致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被大力歌颂，该人物的恶劣方面则以淡化处理，甚至被颠倒歪曲，与之对立者就成为反政策的反派。
 比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荣获改革派，司马光、徐阶就成为反改革的保守派，一切皆坏。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被列入“民族团结对象”，其恶劣的种族主义大屠杀就不许再提，分裂独立一律淡化处理，与之对立的明廷则被强加上民族压迫、大汉族主义的帽子。洪承畴、施琅被授予“爱国统一英雄“，则其背叛、汉奸、恶霸恶行就被翻案，与之对立的郑经则被丑化为分裂主义台独小丑。是非、道义、善恶甚至思维逻辑都要符合“政策导向”。
 
 政策的变化也会导致对历史也做重新评价，在文革前后突出的是阶级斗争和革命，那时歌颂的是农民起义。在改革开放时期突出改革和统一，凡是改革人物，改革事件一律予以大力歌颂，只要沾了改革一点点影子，该历史人物就完全正面化，而与之相对的就是丑恶的，反动的、没落的。另一导向是突出统一、民族和版图。政治家因误解满清的“统一”对今天有莫大的意义而使得文史界疯狂歌颂满清。这时版图和民族成了评价历史功过的唯一标准，而且一俊遮百丑，以此堵住任何质问。
 
 历史被政策化后，历史人物就被赋予了主旋律，拥有了舆论导向，就有了政策保护，在他们看来只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对今天有“好意义”，不管对当时的社会多么残暴和恶劣，该事件该人物就该正面评价。谁如果超出“标签”去评判这些历史人物，轻则文章书籍无法发表出版，重则被扣上“破坏党的某某政策”的政治帽子，如果还有人不识时务去揭露努尔哈赤的屠杀暴行，立刻就会被扣上破坏民族团结的罪名；谁胆敢说施琅是汉奸，则立刻被骂成台独分子。历史学家们一次次冲撞着人类道德和智力底线。
 在历史学上，文人们既不会承认“公理”更没有什么“普世价值”，只有“政策价值”。

 历史学承担着不适合的功能，中国自古以来的史学文化本注重于精神传承，文明传承、道德教育，弘扬和培养人文精神。而如今历史学却滑落为政策的工具，将过去和现在硬做政策类比而硬套，将历史剪裁后、曲解后，“导出”对今天国情的所谓重大意义。忠奸善恶是非曲直完全可以颠倒，大屠杀是统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等奇谈怪论纷纷出笼，人文精神完全丧失。这是中华文明的悲哀。

 伪学泛滥
  清史学就是伪学还在于广泛存在概念诡辩，比如对“中国”这一概念、对“中国人”、对“殖民”的定义。对“大一统”的曲解加膜拜，从现象提炼出概念是为了找出本质和规律，明确概念是为了说明问题，而清史学界混淆概念却是为了诡辩和掩盖，搞文字游戏成了清史学最常见的现象。
 比如，我们把满清治下的中国认定是殖民地，是因为满清对中国的统治方式完全有人类社会各形殖民统治的共同特征，但这个问题本身就在清史学界成为禁区，他们把“殖民地”片面化为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时期才存在，以此拒绝用殖民地之类的观念去观察清代社会。另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清史学蓄意诡辩“中国”概念，以满清统治者自认中国为幌子，以掩盖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情状。他们在和新清史学家辩论时，他们以文书中满清、中国合用为证据，论证满清就是中国。[注2]
 其实，满清政府代表中国并不意味着其代表中国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兼任印度女皇代表印度，但她不代表印度人，印度还是殖民地。
 就“大一统”而言，古人注重的是“归于一”，意思是一致、一体，“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见《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孟子曾提出“天下定于一”，这个“一”，指的是王道的大一统。可见，就满清的统治方式，“分区隔离”、“多元架构”、“民族特权”，根本不符合古人的“大一统”观念。而当代史学家们对“大一统”做曲解，歪曲成“大统一”，进而鼓吹“统一神圣论”，由此疯狂歌颂满清所谓的“统一”之功。

 
  谭其骧提出“历史上的中国”这一概念，却不明确含义，而是偷换概念成“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范围”，用以阐述鸦片战争时的版图为“历史上的中国”应定恒定版图，他的理由是当时中国遇到了西方殖民者，中国从此进入了民族国家体系，就不再是自然形成的中国了[注3]。这一观念在中国理论界很盛行，理论界普遍认为只有在中国进入了民族国家体系后才是现代中国。但他们把那时的中国疆界当作了终极标志，这就不对了，我们要问的是：这一观念是生造的还是通用的？西方史学界有“历史上的法国”、“历史上的英国”之说否？西方人会把进入民族国家那一刻的国家版图看作永恒吗？一战后、二战后，欧洲各国版图纷纷变化，新的民族国家也纷纷诞生，难道这些国家的主权和版图就不属于自然形成的，就是不合理的？显然不是，仍然具有法理性、公认性，西方国家从来不刻意找那个所谓的“进入民族国家体系的时间点”－也就是谭所说的“传统疆界”作为终极而永恒主权的标志。
 
 历史地理研究所荒谬还在于连他们自己对历史上的中国应定的领土疆域都分歧严重。谭其骧主张1840年时的版图，他本意以康熙时代的版图为准，而他的学生辈各有各的说法。于逢春主张以嘉庆时期的版图为中国疆域的最终奠定[注4]。朱维铮先生主张以1911年还存在的中国的范畴。西藏社科院副院长孙勇说：“我们今天讲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个历史事实。所谓“自古以来”，不是说‘自元代以来’，而是说‘自有人类活动以来’。”[注5]直接推到原始社会。这些“历史地理学家”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总是去找最有利自己的时间段去确认中国的“传统疆界”，毫不顾忌版图边界要有公认性、交互性要顾及邻国的存在。所以其选择时间段的标准是五花八门、随心所欲，全都是自说自话，既无法理性也无历史感，除了用于宣传材料骗骗愤青以外毫无意义。
 作为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谭其骧发明了“版图中国论”，问题是他否认了古代中国是民族国家，也就否认中国自古以来是民族国家的传承，他只承认政权国家。因此在他那里中国只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所以我们要拿这个范围（1840年的清朝版图）作为中国。”[注6]如果我们继续按这套理论，我们同样可以说这样的话：中国和苏联（俄罗斯）之间从来没有过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争端，因为中国对苏俄从来没有声索过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主权。中俄签订边境协议，领土问题已经解决，俄国并没有欠中国一寸土地。欠中国领土、领海的是印度、日本、越南等国家。清国和俄罗斯的确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割让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中国并无愤慨的理由。因为我们不是民国人，我们更不是清国人，我们是中国人。如果认为俄国欠中国150万平方公里，中国政府不去争取回来，那中国政府岂不是成了卖国政府了吗？
 这一悖论正说明谭其骧们思维混乱，否认中国是民族国家传承于宋、明，但潜意识里却把中国看成后清，是满清的延续。
 “自古以来”有两个不定，一个肯定。两个不定是：“自古以来”的古，古到何时没有定论，几乎是一个“专家”一个调子。第二个不定是“范围边界不定”。自古定不了，那么疆界范围自然也不可能一致。一个肯定是：专家、学者只要说要“研究自古以来”，官家肯定会批经费，给舞台，任其怎么胡说八道都行。

 

 人民史观还是英雄史观？清史学是伪学还在于其自相矛盾
   “清史研究所”全称是“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可是，虽冠人民二字，离人民却越来越远。他们口头上宣称人民创造历史，但由于其理论方法根本错误，不由自主地落入英雄史观。比如，清史学界普遍认为满清统治者创造了中国，郭成康这样说：“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注7]
 清史学只知版图不知人民，在他们看来满清皇帝“伟大英明”，千古一帝，剿灭叛乱、开疆扩土，无所不能。由此而发，他们对满清入关暴行遮遮掩掩，对满清暴政颠倒黑白。清史学界漠视正义、漠视人民，颠倒黑白，为了版图他们站在为满清统治者暴行大加辩护的立场上。
  抚今追昔，正确的史学方法应是厚今薄古。我们有今日的中国，今日的生活，我们应该感谢谁？是感谢帝王将相“自古以来”创造了中国、还是抗战中为保卫中国真正付出血汗的无数的普通老百姓？国歌中“让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不是比喻形容而是实实在在。
 
 对史料的选用同样能看出历史学的立场方法问题，比如，朱元璋是否承认蒙元为正统？满清是否承认自己是中国？那些历史学家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论证朱元璋把蒙元奉为正朔。但人民史观则不同，人民史观认为：朱元璋政治生涯中最本质的一段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是当时的政治家号召人民最得人心最有力的口号，反映了当时当地最广泛人民大众最强烈的呼声，中国人共同的民族心理。而那些所谓朱元璋称赞蒙元君臣之语，不过是朱元璋作为政客的时政所为。
 千言万语，不如一檄，元明历史如果只剩一页，也只有这一页“北伐檄”；同样，明清历史，最重要的环节也就是那个所谓的“七大恨”，努尔哈赤以个人私怨，煽动部族分裂叛乱，满清统治者从不忘本，一代代以残酷暴力反复阐明满洲从来没有从属过明廷，自古外于华夏，满洲本位才是基本；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则要仔仔细细地读读“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是民族的历史。历史进程从来都是英雄人物和群众之间最强烈的互动。我们学历史，掌握历史，应该知道如何浓缩历史，浓缩到一个关节，一张纸，一句话，把住大纲。而历史学家们当五毛，出于故意，隐瞒了元清统治者大量自外于中国的言论，淡化了朱元璋光复华夏，民族自立的言论。矮化了辛亥革命革命者推翻满清殖民王朝，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英雄事迹。他们出于愚蠢和故意，抓住枝节，抓住只言片语而不放，以至于历史成为帝王家的家史。

 “自古以来”理念养活了一大堆伪专家、伪学者。这些专家规模庞大已经形成利益集团，独立而癌变，有的还渗入国家决策机构。为维护饭碗，扩张利益，他们在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甚至背离了当初官方政策指导的初衷。以“自古以来”为由建立课题和学术机构，造成伪学泛滥，恶性循环。这些人体制内控制，把持话语权，以专业为名不容外人发言。学术背后的权利化，资本化很严重，他们混淆视听，似是而非，混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道德观。这是精英对大众的专制。
 这些专家对于网络草根文章是见不得的，见了以后，会觉得很难受很羞愧，心脏受到沉重打击，会体会到自己是出卖灵魂换衣食的小丑。当然最好是把自己搞成没有良心没有理性的禽兽，则什么也不怕了。
 所以，他们最佳策略是不看，不读，不想，在他们自己的封闭圈内，“逆混乱”整日胡说八道也没有关系。当然，官家也要保证提供这种封闭的环境，别让他们去面对质疑去丢脸。“阎崇年被掌掴”对他们刺激很大。所以明知阎太恶劣，但这些人一致支持阎，事发后，掀起舆论风暴，媒体动员起来蓄意袒护包庇阎。

 从政府的角度看，由于缺乏顶层规划，伪学就会像癌细胞一样独立自长。由应一时之需，宣传鼓动而启用的喉舌工具成立的学术机构，不加引导就会自我寻找生存空间，成为利益集团的吹鼓手，阻碍真正的学术，严重干扰国家软势力的发挥和战略构思，误导国家决策，误国害民。

承认元清时中国沦为殖民地，绝不影响当今中国的主权完整
 何为殖民地，原驻地民丧失国民权就是殖民地。有一条道理愤青并不懂，身为奴隶时，一切之一切都是奴隶主的，奴隶既没有自己，也没有家庭，更没有国家。领土再大对其毫无意义。当人能自主时，就会关注自己的命运，关注个人前途。当人是家庭主人，家庭的一分子时，当然关心家族的命运，家族的传承和扩张。当人是国家的主人时，就会关心领土，关心环境，关注国家民族的未来，关注留给子孙后代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满清统治者公然声称：“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在蒙元、满清之时，中国人本来就是四等人，是奴隶，被蒙、满贵族敲骨吸髓的榨取。那么何必去关注蒙元、满清疆域大小。我们回顾元清时期的中国，发现那时的中国人人身权利、民事权利、政治权利被大大压缩了，近乎奴隶，想被剥夺就被剥夺，这不是殖民地是什么？只有当辛亥革命光复之时，中国人才从奴隶做成了人。大中国对于每个国民才有莫大的意义，是今天和未来国人的生存空间。
 可见，我们争论元清是不是中国时，其实就是在争每个人的国民权。而相对应的，在论坛上满遗争元清是中国，则是在为其争奴隶主的特权。

 学者们以民族国家只在近代出现为由，否定中国古代是民族国家，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这种以概念推翻事实的思维方法着实可笑，古人也是人，不会不懂得疼，不懂得耻辱，不懂得丧失尊严，不懂得受压迫。元清统治者针对中国就是实实在在的殖民式的压迫，奴隶制的压迫。古人不是傻子，由不受压迫到被压迫，古人能不清楚吗？他们没有的仅仅是我们的现代语言而已。但他们有他们的语言，比如太平天国声讨满清檄文“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自满洲流毒中国，虐燄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於四海，妖气惨於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什么样的压迫，就有什么样的反抗。有民族压迫必有民族反抗。从此檄文可看出，古人既有民族意识也有国家意识。也可知蒙元、满清时民族压迫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其所采取的政策和西方殖民者统治殖民地的方式完全一致，是明白无误的殖民地。这不是文人们用诡辩方式，试图诡辩中国等概念的定义就能抹杀得了的。真正的尊重历史，是还原历史真相。真相就是满清以奴隶制殖民者的姿态统治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

 海外反华势力谴责中国在新疆、西藏是入侵，两地是殖民地，这站不住脚。古代中国从来没有执行过殖民地政策，秦灭六国，之后的汉、唐、宋、明既便统治少数民族地区，也不是统治殖民地。当代中国，新疆、西藏地区各地少数民族在中国从来没有丧失过国民权，甚至还有“少数民族特权”。人们憎恨殖民，是因为殖民者将人分九等，剥削、压迫、掠夺。而在华夏政权下，在少数民族地区从来没有执行过这种可憎的殖民制度，有什么必要反对？
 一切发展是人的发展，一切进步最终落实到人的进步。共产党解放西藏，改革了西藏的农奴制，人民由奴隶变成人，和其他民族一同进步一同发展，从人分九等到人人平等。这哪里有歧视和丧失国民权呢？要说这是殖民，那么这种殖民来得越早越好。但国内学界却以“自古以来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把元清供奉为中国来抗衡。非常愚蠢。
 

 我们不必为满清扩展领土而歌功颂德，我们把满清定为殖民者，仍然可以毫无愧色的接管满清治下的土地，新建立的国家有权根据有利无利原则继承殖民者的殖民地，以及殖民时期的国际条约。如果歌颂满清扩张了疆土，那么也应该歌颂日俄战争，日本驱逐俄国在东北的势力，给中国人闯关东占据东北赢得宝贵的时间空间。更何况主权法理问题应根据“倒推终致”原则，领土主权问题，不管来的多么不公平不合情理，只要有了近期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承认，在之前的所有主权认定都是无效的，是无任何价值的。中国领土疆界的法理性是二战胜利果实，是三千万抗战军民的生命换来的，根本用不着追到蒙元、满清来搞什么合法性。（见“中国领土疆界的法理性是二战胜利果实，而非追溯到‘元、清之自古以来’）

 

民族主义和各国奉行的领土主权争端的内在准则
民族主义主导下，“自古以来”在各国泛滥
 二战后民族国家林立，由于民族主义成为各国立国之基，各国要巩固政权，必然是各搞各的叙事历史，各有各的“自古以来”，“悲情和英雄”应时所需，应时而作。没有“自古以来”，也会生造出“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原本逻辑荒唐，捏造史实也很常见。愤青们常对韩国人捏造历史深表愤怒。韩国人说中国入侵朝鲜上千次，高句丽是朝鲜祖先，长白山是韩国的，朝鲜有六千年的历史。这些无不引起愤青们嘲笑和愤怒，而自己又何曾不是如此？其实，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只要是民族主义泛滥，就难免利用“自古以来”来宣扬假文明、假自豪、假悠久、假归属。
 举一个例子，为了宣传“多元一体”理论，56个民族自古一家。任何一本历史书都论述满族的祖先是肃慎。该论最早来自乾隆的《钦定满洲源流考》，他自称“我国家实古肃慎氏，……自肃慎氏以后，在汉为三韩，在魏晋为挹娄，在元魏为勿吉，在隋唐为靺鞨、新罗、渤海、百济诸国，在金为完颜部”。但事实上，有关肃慎，史书上极少记载，能确认的仅仅是在周武王时肃慎氏进贡“楛矢石砮”。肃慎是地域人称还是种群称呼或者仅仅是春秋前东北某一部落的称呼，史料太少，根本无法辨别。东北地区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统一的政权，中原和东北地区交流非常少，所以这三种可能都有。而且有关肃慎的记载自春秋以后就中断了，既没有史书连贯记载，也没有考古发现证明，而过了上千年后女真民族才登上历史舞台，怎么就敢断定女真部落不是迁移来的，不是另外一支，稍微动动脑子，就会对“肃慎，挹娄、靺鞨、渤海、金女真－满”所谓的传系持强烈质疑态度。而历史学家们就敢公然宣传肃慎是女真祖先，女真又是满族祖先，因此大家自古以来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成员。
 想想看，这套东西对内长年累月的灌输宣传，绝大多数国人当然信了，而外国人呢？凭什么相信你的谎言，因此，官方用于对内宣传的教科书历史从来不敢用于对外交涉。
“自古以来”只是用来激励国内愤青，傻愤脑子被洗得发白，很傻很天真的要以这种“历史”为据处理领土主权、国际关系，总认为世界各国会以我们官方提供的“历史”做标准，做准则。“历史”具有唯一性，所以一提“自古以来”就理直气壮，以为历史在我手，真理在我手，道义在我手，世界在我手，自信满满，愚蠢加蛮横。
 愤青们不知道的是：“历史”的主观性最强，“历史”既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当然各有各的“历史”，各国以及各国内部各个团体各个时期的历史观都不一致，反映的是统治者的利益、意志和策略，各国的教科书上的历史都是为了巩固政权，维护“国家利益”向国民灌输的意识形态，主要用于对内舆论宣传，甚至不乏编造和颠倒混淆，“历史”是对内的。尤其是中国，不光是教科书，所有的历史读物都是用于宣传教育的，主要用于对内宣传而不是对外交涉争利益的。各国之间很难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通用的历史，一致的历史观。两国之间如果大谈自古以来，一项协议都达不成。中国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要合理合法的维护，而不是将“历史”强加于人，像野蛮人、日本人那样蛮横不讲理。 
 
自建国以来，中国对北方从来没有过领土野心
 说起自古以来，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近代史教科书里记载着沙俄侵占中国领土150万平方公里。这已经成为普通中国人的历史常识，常常引起愤青们对俄国愤愤不平。其实，这更可以看作毛时代留下的民族主义语言，实际上，自建国以来中国对北方从来没有过领土野心。
 六七十年代，中国与前苏联关系空前恶化。中国与苏联的矛盾从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到国家民族之间的对抗，中苏之间边境冲突从此爆发而愈演愈烈。中苏面临大战。苏强我弱，要“反修防修”，当时的中国必须动员全体中国人的力量，当时的中国政府天天宣传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民族主义被祭起。
 当年官方媒体反复宣传俄－清之间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俄罗斯霸占割去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宣传这种事实目的性很强，一举扭转了五十年代苏联援华造成的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的好感，激起愤青们对苏联的仇视，因失地而愤愤不平从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在七八十年代，有大量的渲染沙俄贪婪和残暴的文学作品，树立边疆儿女保卫祖国的英雄事迹。
 值得愤青深思的是既便在中苏边境争端前后，中国出版的版图从来也没有敢多画出一步，唐努乌梁海连争议地区都不是，从未列入谈判内容。中苏西部边境2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土地在版图上一直画的是实际控制线。对比中印边界，藏南地区画的则是“传统分界线”。版图的画法大有深意，造成的后果是，从苏联那里既便要不回来一寸土地，愤青们也不会愤怒，而能要回一点则是天大的喜讯。这是欺软怕硬吗？应把这看作国家战略，是国家数十年内的战略攻守方向。在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前，是没有中苏边境问题的。在两国关系恶化前，政府不提不平等条约苏联霸占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在中苏没有走到大战前，政府不会发起大规模的对苏俄仇恨式宣传。而在中俄关系改善后，领土问题又不成问题了。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到中苏关系改善的三个条件，根本没有领土问题[注8]。
 60年代因两国关系破裂而翻出领土问题，既而重用清史学家，发明“版图中国论”，以“自古以来”重新解释历史，这正是所谓“历史的实用价值”，以领土问题激起民族义愤，聚起愤青，准备大战。领土问题是用于对内宣传鼓动的。当年中苏论战留下一批伪学机构，这批伪学并没有被弃用，反而逐渐壮大，如今政府和群众却被这些伪学机构误导。
 

民族主义的滥觞使得各国各搞各的“自古以来”，条约、协议成为国家间彼此得以交互认可主权的唯一沟通方式

 那么不能以“自古以来”为据处理国际交往、领土主权，要以什么为据？要以最近的条约为据，之前的条约包括疆界认定一概服从最近的条约。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国际法、条约勉强具有交互性、公认性、一致性。作为领土问题，由于有公认的法律文件做结论，何种何时何事件具有公认的划时代性比别的领域比如文化领域、社会领域都清晰，因为，形成国际性的法律文件本身就是对这段历史事件的总结甚至可以说是对之前的所有历史进行了总结。
 领土主权问题，如果已经有条约规定，根本不会以历史来划分归属。如果之前没有过有效条约，决定领土、领海归属之因素就比较复杂。传统国际法方式有：先占、时效、割让、征服、添附。但实际应该是以下方式，依次是：重大战争结果、实际控制线、实力压迫、国际法归属、习惯线（继承、先占、常用，可能包括某些人最爱说的自古以来）等等。

民族主义盛行下的世界，世界大战是领土主权法理性的唯一来源也是彻底解决领土争端的唯一方式
  各国都倡导民族主义，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靠和平谈判固然好，但是，要看各自国内的情况，还要看各国受民族主义的影响程度。历史经验证明用鲜血打下来的条约是最可靠的，要推翻就要用等量的鲜血，而用嘴巴谈下来，宣传出来的东西往往是废纸一张，想撕毁就撕毁。
 二战是当今这个世界直到今天为止对民族、对领土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还没有哪个事件对各国的领土主权的影响大于它，是近一亿人的鲜血浇注下的世界格局，只要世界人民要和平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就难以改变。二战以后，建立的大部分民族国家均以民族主义为立国之本，以不丢寸土为口号凝聚人心，领土主权寸步不让。可谁也不会真打、大打、打核战争，打得你死我活。国际间的战争纠纷都属于有限战争，不以亡国灭种为战争目的，局部战争通常无法真正平息各国的领土疆界争端，这种情况下，既需要刺激愤青捍卫政权，又不冒太大风险，所以国家间边界纠纷在冲突前后仍然难以平息，轻易达不成新的边界条约。所以，从大历史来看，二战是事关领土主权的最大最直接的历史事件，要想打破二战格局，必须是以新世界大战来打破。二战形成的协议其效力穿透力远远高于战后的所有冲突战争。以二战结束各方都接受的法律文件作为各国边界的法理基点来确定中国领土主权的法理性，不再没完没了的追溯，应该不存在任何异议。
 当今的世界各国的领土主权纠纷也可以说是二战格局留下的尾巴，比如中日钓鱼岛问题。这类纠纷后果有限也可控。

依托联合国法系，开拓地缘政治新思维
领土争端要服从于国家对外战略
 “神圣不可侵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为寸土拼国运”调动的是民族主义情绪。但从来没有统治者真会以这种思维处理战争与和平，但却是各国统治者要利用的愤青思维。
 要以发展和变化的眼光看待领土问题，领土从来都是变化的，今日是你的，明日是我的，从来没有永远失去之说，也没有得到了就不会失去的必然。背后是实力使然，每一次大的战争和冲突，其胜败都会生成重新划分国土的法理，根本不会像教科书宣传的那样因历史而存在着一条终极永恒之领土疆界。
 因此不要以“寸土主义”看待政府决策是非，贴上爱国与卖国标签。考察人物功过，要从大历史观大国家观大战略观看待领土问题。国家的战略目标从来不会是“寸土”。
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边界争端、边疆领土全成为皮毛，夺与弃的功过人物不至于被拔过高，孤立的去谈领土得失是领土中心主义，寸土主义，全无意义，也没有出路。
而一旦国家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寸土之价值更不值得一提。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战略”出现了迷茫，缺乏通盘考虑，跨时代、跨任期考虑，没有总结、继承，缺乏战略规划，更没有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也种下了恶果。

 从目标策略而言，我们讲“法理”还是讲“自古以来”就不能搞不清对手，从以下三个方面讲，官方常常声明的“自古以来”全都是驴头不对马嘴。
 其一、中国未来的对手是谁？当然是企图遏制中国的美国，是死不认罪，再蓄屠杀之心的日本，对中国东北虎视耽耽的韩国。而不是俄国、东南亚小国。当年为了联日抗苏，官方舆论一直以“自古以来”作为号召，还把南千岛群岛说成是日本北方领土。如今，国际局势早就变化了，俄罗斯是可以联合的重要力量。讲“自古以来”，矛头对准的是俄罗斯或者东南亚。俄国绝不会因为“自古以来”支持你夺回钓鱼岛主权，如果这个理由成立，俄国的远东领土立刻成为争议。所以，只有在我们承认元、清是殖民者前提下，才会解脱与俄罗斯的领土纠结，摆脱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猜疑，建立起充分信任的伙伴关系。
 
 其次，对内增强凝聚力，那么就要树立民族精神，民族英雄。“自古以来”和“多元一体”，“民族共和”理论密切相联。这套理论的恶果是：民族英雄和汉奸走狗被完全颠倒。岳飞、文天祥不许提，而被歌颂的倒是施琅、洪承畴这些汉奸。这种黑白颠倒，如何增强民族凝聚力？更不用说道义感了。造成的恶果还有各民族之间离心离德，而民族分裂势力堂堂皇皇的走向讲坛。
 以“自古以来”为理由主张主权，还让人们产生幻觉，认为“祖产神圣”难以侵犯，祖宗一劳，子孙永逸，从而看轻了自己肩负的责任更会放弃了进取心。  

 其三、对外赢得声援就不能要“自古以来”。西方人带给全世界的是民族国家体系，他们并不关心“自古以来”，深入骨髓是法制精神。是我的是你的，不看“自古以来”就看法律、契约、合同、约定。有了这些，哪怕是你老祖宗的遗物也不会还给你。否则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的文物早就被搬空了。那么，我们要赢得世界同情和声援是用“自古以来”还是用法理？
 
台湾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是对台的底线，是大智慧
 反分裂，反台独，非和平方式的底线在哪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法理在《开罗宣言》中宣告：“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就美国而言在台湾问题上有很多动作，是外在阻碍。但从来没有突破过《开罗宣言》，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要认真解读。
 《与台湾关系法》要旨一，“联邦政府订定台湾关系法的要旨为：‘美国政府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并且也理解台湾内部的独立声音，但不支持台湾独立。’” 由以上可知，该法要旨完全符合《开罗宣言》的精神，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比《开罗宣言》更进一步的是台湾不仅仅属于中华民国，美国政府还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也就是说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在一个中国的范畴之内处理台湾问题。2、美国不支持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独立。
 要旨二，《与台湾关系法》干涉了中国内政，提到：“而如何统一以和平方式达成要靠双方进行两岸对话。如果中共当局企图以武力而非对话来达成，美国将提供军事物资使它无法成功。”这一要旨延续了美国一贯的霸权政策“人权高于主权”。该法认为，如果中共当局试图通过武力统一台湾，将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也是对自由民主世界的严重威胁。这一干涉政策凌驾于主权之上，甚至可以说凌驾于国际法。但不可认为其故意去颠覆“开罗宣言”。
 从字面理解《开罗宣言》是要求把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并没有说把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是继承关系还是替代关系还是包含关系，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厘定。所以，一个中国（台湾和大陆共同维护中国的领土疆界、民族）这一概念的提出难能可贵，是两岸和平合作的基础。“一个中国”以及“和平统一”是中、美、在台中华力量的交集。
 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并没有突破《开罗宣言》，如果台独以改国号改宪法为标志，消灭了“中华民国”，那么就是直接推翻了《开罗宣言》，也违背了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
 国家解体，民族分裂，如果是和平分裂两相情愿外来势力不会干涉，但只一方意愿，另一方不同意而爆发内战，外在势力同样不可干涉，最多是以人权问题干涉，但没打之前是无法干涉的。所以，一旦发生法理台独事件，中国政府以非和平方式反分裂反台独完全占理，外国难以干涉。
 要明确的是美国有知法守法的一面，法制精神是美国的立国之基，轻易不会颠覆，颠覆动摇根本，也难以动员民众参战。故而形成当前台海问题的微妙。而某些分子却把方向引导到什么自古以来－“康熙平台”，国台办、宣传部门被这些势力挟制，很糊涂。

以“自古以来”为理由维护钓鱼岛主权，是“怯懦”的方式
  依据“开罗宣言”，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其中“吾人”肯定包括中国，那么，如果中国不同意，日本根本不允许霸占琉球，何况琉球已经不是小岛，不应在“其他小岛之内”。
  《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时确立，有鲜明的寻求会员国（同盟国）内部团结和谐，避免彼此用武力解决争端，但对法西斯战败国有强烈的反对和惩罚色彩。宪章有维护世界格局的重要意义，是当今世界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只要判断日本有再次侵略的野心，中国可不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就有随时打击日本的权利。比如日本要修宪，造航母核弹，中国应立即反对，如果日本置之不理，即可光明正大地开战。而钓鱼岛争端已经属于日本违背二战条约的侵略行为。以“自古以来”和日本争夺钓鱼岛主权是懦弱的做法。应广泛宣传联合国宪章，遏制日本对钓鱼岛对台湾的野心。
 

中国的地缘战略只要建立在维护二战胜利果实的基础上就会赢得世界各国广泛支持，只要在二战胜利的框架下争取权益，就不会触犯强权底线，引发世界大战
 法律、条约本身并不像法律主义者吹嘘的那样神圣，它只反映了各派力量处于均衡状态，撕毁条约者会激起条约相关者和法律、条约间接保护者的反抗。撕毁条约者在撕毁前要考虑清楚软实力。但力量对比失衡，条约就靠不住。美国如果能一下消灭世界各国，那么所有的国际法都是废纸。
 二战胜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得益者，东亚有中国、苏联、蒙古、朝鲜、韩国，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南亚国家都因此摆脱了殖民地国家的地位。它们当然要维护二战的胜利果实，这就是正义之所在。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有谁蓄意破坏二战结果，撕毁二战签订的一系列国际条约，侵犯了别国利益，兔死狐悲，从根本上讲就会引起上述国家的反对。这就是条约的效力、道义所在、权威所在。
  最近，日本右翼分子又在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本身就是我们一次宣传的好机会，但官家们和谐成了懦弱，麻木不仁，不知所为，搞成就事论事，弄成口舌之争。只要我们抓住日本法西斯的暴行远远得不到清算这一事实，抓住军国主义在复活这一事实，抓住日本否认屠杀、侵略、残害受害国人民这一事实，揭露日本天皇是二战的真正发动者，大东亚战争的策划者，对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讲讲日本人的残暴，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可怕，日本仍然是亚洲潜在的战争威胁，就可使得“中国威胁论”让位于日本残暴论，使得日美同盟出现麻烦，美国袒护日本陷入被动。
  我们要丢掉狭隘的“自古以来”论，充分纪念二战，纪念抗战，主题之一应该是让世界明白这个道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铁拳，中国人民的鲜血才换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各国人民的独立。抗战军民的牺牲不光造福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以此最大化调动国内国际的正义力量。
 中国只要尊重二战形成的法理，西方舆论就难以掀起反华风暴，避免新冷战的爆发。中国只要高举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就会让世界各国放心，认为中国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威胁论”自然消亡，中国就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堂堂皇皇合理合法地维护国家和公民利益。

高举联合国大旗，维护联合国体系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可靠保证
 维护联合国体系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可靠保证，政府应认真研究联合国的起源和各项制度法规的形成，领会其内力之源为我所用。只要依托联合国法系，高举联合国大旗，在联合国法系框架内有理、有利、有节解决争端，就能处理好和平和崛起。
 2005年联合国决议纪念“蒙古国八百年”，蒙古国是主会场，各国都派代表参加，标志着国际公认蒙古国是古代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已经经历八百年。
 但中国官方一直宣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多元一体”，“版图中国”、“天下大一统”，是不会承认那时有民族主权国家的，中国不是，蒙古更不是。这与“决议”精神背道而驰。但在国际场合，对联合国决议“蒙古国八百年”还是投了赞成票，并且积极参与，派官员热烈祝贺。在国内却蓄意遮掩，继续宣传蒙古民族自古以来是中国民族，驻蒙大使高树茂在蒙古说：“成吉思汗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这种两面做法，引起蒙古国的疑惧，遭到当地舆论的激烈抨击，降低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
 长年不断的“自古以来”宣传是“中国威胁论”喧嚣的主因之一，自然引起各国对强大后的中国要干什么的恐惧。以至于让敌对势力兴风作浪，有机可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海外的合法利益因怕被人煽动利用而不敢大胆维护。渔民被捕杀，海外工程遭到抢劫，岛屿被蚕食。这种事态越来越多。
 
 国家缺少总体战略，搞不清敌友，不知道自己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官方这么多年始终对历史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功利化做得前无古人，2011年发生的“方正碑”就是如此。以前的共产党是最讲原则的，为了原则，岂止视金钱如粪土，亲娘老子也不认。而如今某些人早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底线的经济怪物。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缺乏对外关系顶层战略设计，宣传、舆论、社科都是脱节的，被邻国再被受刺激的愤青牵着走，更被那些为一时之需捧起来的“伪专家学者乃至“研究机构”蛊惑，造成外界对中国战略目标的误判，被敌对势力的利用，在国际社会中一直处于窘境，浪费一次次的机会，迎来一次次的屈辱，和国力远远不相称。
 
 国家需要一个与国家同存的战略脑库，应该是顶级的顶级，系统之系统。期待新成立的“战略规划部”满足这种需求。

[注1]：戴逸“康乾盛世虽远超汉唐但也有不足”－2002年3月20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
[注2]：2010年8月9日至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学者更是与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围绕"清"与"中国"的关系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尤其是黄兴涛探讨了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详见《中华读书报》（ 2010年10月27日）文化周刊“思想版”
[注3]、[注6]：“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摘录自谭其骧《长水粹编》。
[注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
[注5]：西藏社科院副院长孙勇，“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2月26日。
[注7]：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注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苏关系改善的条件：苏联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