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些民国学术名著经过发掘，重新出土。这一现象，也许折射出当下浮躁的学界在原创力上的匮乏，读书界与出版界只能背转身去，从事学术著作的考古工作。确实，与其咀嚼今人的学术鸡肋，还不如去品鉴前贤的心血结晶。吉林出版集团推出的《民国学术丛刊》，颇有值得一读的好书，其中包括《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以下称《宋代太学生》）。

　　大学时代开始对宋史感兴趣，虽知其书，但因是民国旧平装，一直没有机会寓目，还误以为与作者是隔世之人。现在才知道，他活到1982年，恰是我大学毕业那一年。作为壮族学者，他有幸师事陈垣、邓之诚、萧一山、陶希圣等史学大家，也曾赴日从学于和田清与加藤繁等名师。他的治学领域之广泛让人惊讶，几乎涉及中国古代史各个断代，还向下延伸至中国近现代史，内容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边疆史、革命史，一生著有各类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与人物传记达二十余种。他拥有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闪光的头衔，却也蒙受过1957年被公开点名撸去上述头衔的羞辱。1979年所谓的“平反昭雪”，对他来说，堪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他所任职的广西大学也许有刘郎重来的悲喜感，对整个学术界来说，他的声名与著述不免令人有恍若隔代的疏离感。好在有这部《宋代太学生》的重版，能让宋史学界与学运史界重续几乎失落的学术史。

　　《宋代太学生》是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邓之诚1935年11月为其作序说作者“搜罗群籍，成《宋代太学生》一编”，则撰述尚在其前。黄现璠追随援庵史学，在致其师信中自称：“在校时受教，深感夫子治学精神，念兹在兹，实未敢一时稍懈。”而陈垣自述其学道：“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黄著《太学生运动》，势必遵循乃师“通史致用”的经世路径。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认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其研究的对象，即便“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

　　那么，究竟哪些现在的问题，促使著者去关注七八百年前的太学生运动呢？众所周知，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沦亡，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生率先感受到“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为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而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游行请愿活动。亲历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却迟迟未见中国组织起有力的抵抗，风起云涌的学生请愿反而一再招致当局的粗暴弹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黄现璠深感当前形势与两宋之际有某种相似处，便着手研究宋代太学生的救国运动。他在1935年发表论文《宋代太学生的政治活动》，应是前期成果，而次年刊布的《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与《南宋初年河北山东之义军》二文，当是同期研究宋代太学生运动的副产品，这些论著无不聚焦于民族命运与抗日前途。《宋代太学生》劈头就说：“我国大学生之救国运动，始于汉，盛于宋，而复兴于现代，史迹昭然”，表明著者研究的虽是古代，关心的却是当代。

　　学生运动，简称“学运”，或曰“学潮”，是教育社会化以后，在特定政治风潮影响下的产物。在西方，似乎进入近代以后才有的。中国学运有点特殊，黄现璠认为“始于汉”，西汉博士弟子（即博士生）王咸为营救入狱的司隶校尉鲍宣，率千余太学生伏阙，应“推为我国学生运动之始祖”。这与汉代的教育官学化密切相关，中央太学的入学人数动辄成千上万人，社会化程度已相当可观；又近在皇城根下，处于朝廷政治的漩涡中心，一受政潮的刺激，便易酿成学潮。东汉末年，太学生郭泰等“危言深论”，抨击宦官集团，响应的“诸生三万余人”，招致忌恨捕杀，铸成党锢之祸，“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说的就是当时党人躲避通缉追杀的悲壮情景。

　　不过，古代学运最令人神往的时代却在两宋，《宋代太学生》就是为了证成我国大学生运动“盛于宋”这一结论的。原书俱在，可以覆案。对此盛况，邓序有一段概述：

　　靖康之难，陈东率诸生伏阙上书，请立诛六奸，以谢天下，义声著于今古。南渡以后，每遇国家有事：若和战之取舍，宰臣之进退，太学诸生振奋之辞，往往操持其间，号为清议。君相虽尊，莫之敢违，违则士论哗然。直谅之风，绵历百余年而不息。

　　论及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的起因，黄现璠列举四端：强敌之压迫；朝臣之懦弱；小人之恣虐；舆论之援助。这些固然言之有理，但满足这些条件的并不只有宋朝，为什么其他朝代未见学生运动“绵历百余年而不息”呢？

　　唐宋之际社会变动的深刻内容之一，就是庶族官僚地主取代门阀贵族，成为统治阶级的主体。宋代“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政策，向不同阶层相对公平地开放了仕途，作育出一个非身份性的士大夫阶层。随着宋学的兴起，“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语）与“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主体价值，逐渐成为士大夫的思想凭依与行动准则。宋代流行的天子当“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有力标志着士大夫自觉意识的空前高涨，以至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推许：“宋代是士阶层在中国史上最能自由发挥其文化和政治功能的时代。”

　　而立国伊始，太祖誓碑确立“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君主专政时代不啻为言论相对自由撑起了一把绿伞。任何时代，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源头，而言论自由则是思想自由的表现。反观陈寅恪推崇“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士大夫是思想自由的社会主体，而不开杀戒则是言论自由的政策保障，两者在立国百余年间推挽鼓荡，终于养成了士大夫的敢言之气。宋代太学生不怕开除，不怕入狱，敢于说真话，与肩负监察重任的台谏官不怕撤职，不怕贬官，特别敢说话乃同出一辙，共同勾画出有宋一代在言论自由上的风景线，这一重要原因不容忽视。

　　按照宋代教育科举制度，太学生一旦完成学业，就能出仕为官。于是，作为士大夫的后备梯队，在他们看来，自己既然将与天子“共治天下”，理所当然就是社稷安危、生民利病的担当者，自应与国家政权休戚与共。每当 “国家有事”之际，他们之所以怀“直谅之风”，倡“振奋之辞”，甚至不惜身家性命，就是责无旁贷地把国家之事视为份内之事。正是这种责任感的驱策，才能使得宋代太学生的士论义声“绵历百余年而不息”。

　　宋代太学生不把自己当外人，视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

　　黄现璠指出，宋代学运“自徽宗大观年间始”。大观中（1107－1110），太学生李彪目睹弊政，准备上书，宰相蔡京接到密报，将其“付狱推治”。其后，朝廷大兴花石纲，太学生邓肃献诗讽谏，蔡京向徽宗危言耸听：“不杀邓肃，恐浮言乱天下。”徽宗朝政污浊毋须词费，但他却说：“这倒是个忠臣！”只是取消了其学籍，放归田里，这与他还记着太祖誓约似乎有关。也就是说，北宋在徽宗以前，言论环境还算宽松；而徽宗君相对言事论政的太学生或开除学籍，或投入大牢，虽杀戒未开，言论之网已然收紧。

　　但邓肃事件未满十年，宋高宗就对太学生陈东开了杀戒，这事还要从靖康元年（1126）金军兵临城下说起。当时，主战派李纲临危受命，正领导着东京保卫战，宋钦宗却听从主和派的妄言将其罢免。陈东率千余太学生伏阙上书，军民不期而至者数万（一说十余万），要求重新起用李纲。钦宗被迫让其复职，安抚请愿的学生与军民。尽管宰相李邦彦等诬陷陈东“意在生变，不可不治”，也企图将伏阙学生逮捕处死，但终未得逞。黄现璠因而称颂“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以此次最为激烈，亦最有价值”。

　　不过，这次学运仍未能挽救北宋的覆亡。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一度任命李纲为相，藉以招徕人望。李纲力主抗战，与高宗立意逃跑南辕北辙，任相仅七十五日再遭罢免。太学生陈东再次上书，要求罢黜投降派宰执黄潜善与汪伯彦，再相李纲。同时上书的，还有另一布衣士子欧阳澈。这次，高宗违背祖训，断然开戒，将二人斩于东市。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唯恐陈东为复用李纲，再次激起靖康伏阙式的民变，动摇成立不久的南宋小朝廷。

　　然而，陈东的冤魂却成为宋高宗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至于一再假惺惺地表示痛悔。绍兴四年（1134），他封赠陈东、欧阳澈，诏书说得既沉痛，又诚恳，译成语体文大致如次：

　　古人都愿意做良臣，而不愿意做忠臣。只有你陈东，你欧阳澈，恐怕立意要做忠臣吧？即便如此，你们倒不失为忠臣，但天下后世却要说朕是怎样的君主呢？至今八年，一饭三叹。追赠美职，岂是恩典！用来弥补我的哀痛，用来彰显我的过失。让天下后世之人，知道自古饰非拒谏的君主，恐怕还不至于像我这样追悔罢！

　　虽然躲躲闪闪，还是承认了自己有过失。但一转身，他就把责任完全推给了汪伯彦（其时黄潜善已死），不妨也将其责罚汪伯彦的制词语译如下：

　　难道我刚下自责的诏书，就发归咎的文词？但人们都说你执掌枢密大权，担任辅佐重任。你建议的，我就听从；你辅弼的，我就照办。你应该考虑让皇帝耳聪目明，怎能顾忌那庶民论事议政？让人主蒙上拒谏的毁谤，而朝廷背负杀士的恶名。你仰对君父，有何面目？

　　高宗还通过官修史书强调他误听了黄、汪的挑唆，无非企图从历史的耻辱柱上挣脱下来。

　　但恶例既开，其后南宋统治者在镇压太学生运动上就无所忌惮。对上书言事的太学生，不仅韩侂胄、丁大全与贾似道等权相或“捕置之狱”，或“押送贬所”，把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权相史弥远更毫不手软地以“叛逆罪”处决反对其专政的武学生华岳与反对其废立的太学生潘壬、潘丙。不仅如此，这一事件实应视为刘子健所揭示的中国转向内在关键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君主政体在宋高宗朝开始转入独裁模式，即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其他官僚与知识分子（参见2009年12月20日《上海书评》所刊拙文《变革之门何时关闭》）。

　　黄现璠认为：“宋代太学，不独为学术最高学府，且为社会舆论之喉舌。”何以如此，宋代《上庠录》分析说：

　　太学聚天下士，既知道理，又无持禄固宠之累，故其品藻人物皆合公议，于是以太学为“无官御史台”。

　　太学生既然是不在职的御史，尚未有仕途进退的私心杂念，一旦国有大事，诚如宋人所说，他们甚至能“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晚宋周密指出：自宋宁宗以后，“天下公论，不归于上之人，多归于两学（太学、武学）之士”。黄现璠说，宋代太学生运动“不独学校教师为诸生援助，即社会人士亦多与之表同情”，原因就在于太学成为公论所在之地，太学生成为正气所持之人。正基于此，他对宋代太学生运动，评价极高，“宋自南渡以后，倾而未覆，太学生与有力焉”；甚至以为，靖康间陈东“伏阙上书”，其“人数之众多，以及行动之激烈，五四运动，不过尔尔”。

　　南宋言论环境虽然逆转，但学校正论与太学生元气仍不绝如缕。淳祐四年（1244），太学生群起反对宰相史嵩之中止守丧，图谋起复，宋理宗与徐元杰有一段对话：

　　上曰：“学校虽是正论，但言之太甚。”

　　元杰云：“正论是国家元气，今正论犹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

　　这让人联想到，教育家蔡元培既明确反对学生运动，又断然反对镇压学生，也无非认为：“摧残青年，那是损害国家民族的元气的。”徐元杰、蔡元培的“国家元气”论，无疑是关乎学运的不刊之论。

　　不过，对太学生救国运动的非议之论，宋代就时有所见；及至黄现璠著书前后，对大学生救亡运动的攻讦之辞更无所不有。黄现璠挺身为之辩护：“宋代太学生为国计民生，进贤退不肖”，“实无可非议之处”，说的虽是宋代，实际兼及现实。而邓之诚序更有的放矢：

　　或谓匹夫干政，处士横议，非盛世所宜，此所论者盛世耳。若天下有道，则士各勤其业，虽危言危行，其事亦不显。金人构难，非常之变，安可以盛世例之。

　　这段反驳显然针对“天下有道”，形势大好，学生只需搞好本职学习，不宜过问国家大事之类的昏话。而别有用心者更是抓住个别细节，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邓之诚愤然驳斥道：

　　故论太学生，不当辨其事之是非，而当问其为处常处变，其言矜夸，人亦偶或荡佚失检，而其心未尝不可谅。以视徒居高位，谬为解事，甘心屈辱者，情志固有间矣，此其事所以足传也。

　　素称冷静的史家几乎拍案而起向当政者喊出了抗议，而“其事所以足传”的盖棺论定，更是对当时学生运动的讴歌礼赞。

　　黄现璠发现，“宋初太学诸生，号称繁多，顾亦未闻预闻政治”，而“其激于救国救民热情，而为政治活动者，自徽宗大观年间始”。这也说明，太学生并非天生就是热衷政治的社群，而是国家危难，政治黑暗，刺激他们的关注与行动。著者认为，徽宗朝以降，“金人、蒙古，相继南侵，权臣奸党，迭秉朝政，太学诸生痛外侮日至，国事日非，乃相率伏阙上书，外抗强敌，内除奸贼，终南宋之世，作此举者，几于无年无之”。说“无年无之”，显然夸大其辞。从其书所附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年表可以看出，有两个时段几乎没有太学生运动的史迹，一是宋高宗与秦桧联合专政的绍兴中期，二是宋孝宗乾道、淳熙时期（年表将乔嘉、朱有成等太学生论大臣何澹守制事系于“孝宗时”，实误，应在光宗时）。孝宗在位，明人称之为“乾淳之治”，政治相对清明，太学生也就没有必要“预闻政治”，这也反证太学生并非天生热衷政治的论断。而宋高宗与秦桧联手专政的十余年间，对异论与政敌的高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遂使一向敢言的太学生也被头挂退而噤若寒蝉。由此可见，没有学生运动的历史年代，不外乎两者必居其一的可能：其一，确乎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太平盛世，学生自然埋首读书，毋须关心政治；其二，在风平浪静的表象背面，是政治高压的空前加强，言论环境的全面恶化与国家元气的彻底斫伤。

　　《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已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学运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邓序断言：“予以为可以发聋振聩。”尽管黄现璠著书的年代早已远去，但倘若把宋代太学生运动与著者所说“复兴于现代”的大学生运动先后对读，抚今追昔，你即便未必“发聋振聩”，也一定会掩卷沉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