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士大夫治天下

    宋代相权强化的最根本原因是帝王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抉择。柳詒徵先生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室、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中国文化史》第516页）

    宋代中央集权大大加强，这一点古今史学界都没有异议。宋代中央集权，包括皇权和相权两个组成部分，这是在一个整体中互相依赖的一对矛盾。当双方的统一性占主导地位时，任何一方的强化都是对另一方的支持；当双方的矛盾性被凸现出来时，任何一方的强化都是以削弱另一方为代价的。两者关系的一般模式是“委任责成”，即皇帝委治国重任于宰相，责其成功。其中，皇帝握有最终决策权和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议政和行政权。在常态模式之下，相权的充分发挥，便是皇权的最好体现。

    封建专制政体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型，皇帝便处于金字塔的塔尖，由他支配权力并操纵权力的运转。但是，作为个体，皇帝的能力、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依赖某一群体或某几个群体，委托他们共同治理国事，共同组成权力中心。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对萧瑀评价隋文帝时说：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贞观政要》卷1《政体》）唐太宗将此作为一条历史经验教训来汲取。宋代真宗也认识到：“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长编》卷86）历史上，皇帝或信任亲近内臣，或依靠同姓宗亲，或仗恃外姓国戚，或听命身边后妃，中央权力机构中分别出现宦官、宗室、外戚、后妃擅权的局面。

    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历朝皇帝所遵循。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长编》卷26）宋徽宗诏曰：“人君所与共治者，惟辅弼大臣。”（《宋会要·职官》1之32）吕诲则说：皇帝“所与朝夕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7）文彦博也曾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长编》卷221）御史彭汝礪对神宗说：“陛下所与共天下事者，惟一二执政之臣。”（《长编》卷285）左司谏王岩叟对哲宗说：“臣窃以陛下所与共天下之治者，惟二三执政大臣而已。得其人，则陛下不劳而天下蒙福；非其人，则天下受弊而陛下独劳”（《长编》卷370）。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将其归纳为“威福在于人主，而治乱要在辅臣。”（《长编》卷176）在这一点上，宋代皇帝和士大夫已经达成共识。

        1、历史的反思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

    宋代皇帝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决策，首先源于对历史的反思。宋朝开国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国家盛衰兴亡之经验教训。历代明智的帝王皆懂得“以史为鉴”，制定切实可行的建国、治国方针政策。唐太宗言“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旧唐书》卷97《魏征传》）就是这种意识的概括。

        ① 以文抑武。

    帝王们“以史为鉴”，总是对时间距离最近的一个朝代的历史记忆最深。宋代统治者面对的是曾经有过强盛繁荣、疆域辽阔的大唐帝国，这个帝国后期又曾经陷入战火遍野、四分五裂的局面。绵延至五代十国，更是政权更换频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究其原因，无非是其武人跋扈、拥兵自重、争权夺利、割据一方，宋太祖就是依靠兵变黄袍加身。个中因由，宋代统治者心中如同明镜一般清楚。

    宋代的建国、治国方针政策，几乎都是针对唐五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建立和制定的，以至后来沿袭为“祖宗家法”。宋初所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武人为非作歹，不顾国家法纪，势力恶性膨胀。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王彦升，居然在某一夜跑到宰相王溥的私邸寻求财物，太祖知道后十分厌恶。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马仁瑀，向知贡举薛居正私自推荐人选，被拒绝后，竟在闻喜宴日，“携所属士漫骂居正”（《长编》卷4）权侍卫步军司事王继勋“纵令部下掠人子女，里巷为之纷扰。”（《长编》卷6）这些武人往往没有文化教养，为官素质极差，太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即：太祖认为，最次的文臣也要优于武臣。所以，太祖一再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皆见《长编》卷7）。显然，太祖是将信任给予了文人士大夫。

     宋代开国帝王既对武人深具警惕之心，便采取了系列防范措施（详见“枢密院”章节），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充分信任文人士大夫，在各种岗位上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甚至地方统率之职责与中央军事首脑枢密院长官也都由文人士大夫充任。宋太宗以后，逐渐形成以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的定例。宋哲宗时大臣刘挚更将其归纳为“祖宗之法”，他说：“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挥。国家承平百有二十余年，内外无事，以其制御边臣得其道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38《任将》）甚至到了南宋初年戎马倥偬的岁月，宰相李纲仍然要求“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帅府，以文臣为安抚使带马步军都总管，武臣一员为之副，许便宜行事。”（《宋史》卷167《职官志》）枢密使副之职更是多数由文臣出任（详见“第六章第一节”），宋仁宗时蔡襄说：“国家既定四方，追鉴前失，反封边议、论兵要，内宥密而外方镇，多以文臣任之。武臣剟去爪牙，磨冶壮厉，妥处行伍之间，不敢亢然自较轻重。然则天下安危大计，其倚重文臣乎。”（《宋文鉴》卷87《送马通判序》）

        “以文抑武”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在宋代培养起一种轻蔑武人的观念。尹洙曾比较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儒林公议》）又，南宋光宗为太子时，其太子妃李氏与太子左右争吵，以至诉于高宗、孝宗两宫，李氏出身于武将之家，高宗因此轻蔑地说：“终是将种”（详见《四朝闻见录》乙集）。

        ② 崇文措施。

    宋代帝王倚重文臣，以文治国，便有一系列的尊崇文人士大夫的措施出台。首先，宋代统治者改革科举制度，拓宽文人的发展道路。宋代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同时废除“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誉录之法以严格考试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以保证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录取名额也大量增加，宋真宗时一次录取竟达1638人之多，宋仁宗时又规定一次录取以400人为限。而且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者均为“天子门生”，荣耀无比。进士及第，即释褐授官，升迁极快。《宋史·宰辅表》列宋宰相133名，科举出身者高达123名，占92%。状元及第，更是荣耀无比，荣华富贵，指日可待。真宗咸平五年（1002），王曾连中三元，成为新科状元，翰林学士刘子仪便对他开玩笑说：“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着不尽。”（《东轩笔录》卷14）宋人有诗咏状元及第说：“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宜斋野乘·状元词误》）

    其次，宋代统治者宽厚待士。宋太祖曾立下誓碑，不许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北宋没有诛杀大臣之事。南宋权力之争复杂化，出现权臣独断、宫廷政变等白刃化的权力争夺事件，然诛杀大臣之事依然极少。宋代还将有才华的文学之士选入馆阁，侍奉于皇帝左右，“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议论，点校雠，得之为荣。”（《宋史》卷162《职官志》）

    再次，宋代统治者所依赖的是位于权力核心的中枢大臣，因此这些大臣的俸禄十分丰厚，为官收入名目繁多，有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加俸（包括职钱、傔人、衣粮、傔人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各种添支、及爵勋供给），职田等。所以，清人赵翼有“宋制禄之厚”、“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之说①。

        ③ 以文为贵。

    宋太祖、太宗出身行伍，早年缺乏必要的文化教育。作为一代开国君主，他们确实具有较为远大的目光，深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把建立赵宋稳固江山、治国平天下的热望寄托于文人士大夫。太祖强调“作相须读书人”，自己“晚好读书”，甚至期待“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 （《宋史》卷3《太祖本纪》）。太宗即位后，大量扩充科举录取名额，第一榜（太平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就取士500人，超过了太祖朝17年取士的总数②。太宗解释此举意图时说：“吾欲科场中广求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石林燕语》卷5）并以三馆新修书院为崇文院，集中才学之士修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弘扬文化。自太宗朝开始，进士出身的文人士大夫迅速获得朝廷重用，大量涌入二府中枢机构，成为执掌朝政的主要政治力量。宋代第三位皇帝真宗还作《劝学文》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古文真宝》卷首）。这一切并不是空头许诺，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北宋蔡襄说：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端明集》卷22《国论要目》）

    宋代儿童发蒙念的《神童诗》开篇就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太祖、太宗对文人士大夫的渴望，对读书的崇尚，以及对武人的防范，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并积淀成一种下意识的心理仰慕和追求。宋人求学读书之风甚盛，“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容斋随笔》四笔卷5）历年参加贡举的人数不断增加，太宗即位第一次贡举时（977），已有5300人参加考试；真宗即位第一次贡举时（998），激增到2万人。北宋晁冲之《夜行》诗说：“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风气之盛，一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