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3179]　(2011-09-14)　

　　二十世纪以来，差不多每隔二十年，国际体系都会发生某些具有“重新组合”（reorganizing）功能的重大事件，从而导致毛泽东所说的世界秩序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概而言之，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导致西方传统资本主义秩序的崩溃，从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引发远东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1969年尼克松政府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以非凡的魄力结束了“失道寡助”的越南战争，打开尘封二十年的美中关系，导致全球战略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两年之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秩序演变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又时隔二十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几乎可以肯定地将推动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在这个周期中，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无疑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09到2029年这二十年间，中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不仅决定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世界经济的盛与衰，全球气候的冷与暖，再生能源的涌与竭，国际秩序的治与乱，等等。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美国政学界提出了“中美共治”的概念，即所谓的“G2”或者“Chinmerica”，主要观点是作为显存的超级大国美国和正在形成中的超级大国中国应当在一系列紧迫和重要的国际和全球问题上加强协商，提升合作，成为全球治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伙伴。“中美共治”在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中美共治的内涵是什么，对于中美两国意味着什么？现在中美合作的基本框架是否就意味着“中美共治”已经形成，而未来发展的潜力以障碍是什么？中美共治将会如何塑造世界秩序……，这一系列问题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概念的提出与争论

　　2005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克发表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讲话，要求中国不能只是加入国际体系并借助它的规则谋求自身发展，而且要加入这个世界体系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共同面对21世纪的挑战[1]。2007年，哈佛大学教授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Moritz Schularick认为，中国和美国相互依存得似乎将发展成一个“中美国（Chimerica）”的经济共同体：中国担当储蓄一方，美国担当开支一方；中国担当出口方，美国担当进口方；中国担当贷款方，美国担当借贷方。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世界经济是由中国的出口导向和美国的过度消费在一种特殊的金融关系的基础上混合而成的经济秩序所主导，“Chimerica”的这种特殊“联姻”覆盖了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GDP，过去十年里全球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二归功于此[2]。Ferguson甚至呼吁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4月之前的G-20峰会之前首先召开G2峰会，否则中国召开G1会议的时候就为时晚矣[3]。2008年，美国彼得森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著名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发文“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在这篇文章中，伯格斯滕首次提出了“G2”(或者the BIG TWO)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目前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它现在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是不相称的，华盛顿应该以更加务实、开放和积极的态度促使中国在全球经济战略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中国自身的利益决定中国会接受美国的邀请，帮助美国共同驾驭世界经济朝彼此认可的方向前进，美国要从战略层面到工作层面，给中国确定的机会，与其组成G2，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4]。

　　“中美共治”的提出在美国、中国以及欧盟、日本等国家的政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应者云集，有批评者，也有附和者；有殷切期盼者，也有冷眼旁观者……。2009年11月17日，曾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被认为奥巴马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伦敦黄金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表演讲，他认为，西方主导了近五百年的国际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和过度，“It is not the End of the preeminence of the Atlantic world but it is now the surfacing of the Pacific region.”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关键任务是“扩大”和“接触”，所谓“扩大”就是把现有的G8扩展为G20，否则美国很难实现全球治理；所谓“接触”，主要是与“最重要的崛起中国家——一个修正主义的但是很有耐心的和有想法的中国”接触[5]。稍后，他在北京出席中国外交学会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时正式提出美国与中国组成非正式的“两国集团（Informal G2）”的建言，美中关系不得不是一种全面的伙伴关系，与我们的对欧和对日关系并列。[6]美国学者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认为，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起，中美经济就处于同一个经济体系中。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国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受益。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如何管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决定世界的未来是繁荣还是动荡。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需要重新拥抱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即使自己丧失了部分领导权，而中国则要意识到自己的大国身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7]基辛格博士则对“中美共治”的概念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尽管中美两国分歧点很多，但是两国经济的依存度不断加强，美国针对一个崛起中的国家采取遏制政策于事无补，“为了避免中美各自的政策最终走向对立，扩大中国在全球经济体制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势在必行，”，中美关系应该被提成到一个新的层次（taken on a new level），建成为一个制度化的“命运共同体”（institutionalize a common destiny），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密切合作的并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开放的合作框架[8]，但是他接着说道，作为两国间心照不宣的全球治理的框架，G2并不符合两国和全球利益，会引起被排除在G2框架之外的国家的不满并滋生极端民族主义。[9]

　　对“中美共治”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在少数。Elizabeth C. Economy和Adam Segal回应了Bergsten的文章，称奥巴马政府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以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问题是由中国崛起而造成的，而由于两国不匹配的价值观、利益和国家能力，中美两国都没有准备好升级双边关系。中美建交三十年后，中美之间在关于世界应该如何运转这一问题上仍持有不同看法。即使双方就有关全球治理的原则达成一致时，比较狭隘的经济利益观念或政治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会使得共同立场变得难以捉摸。甚或当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使双方都向前迈进时，而在管理和执行能力方面的巨大差异也往往会让对方感到挫败并导致相互指责。[10]。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认为，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中美两国各自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理解，这将导致中美渐行渐远[11]。美国战略界也有不少人感到，中国通过与美国“接触”拿到了好处，但是美国的最终期待却无法实现，中国经济上虽然融入世界经济，但是政治、社会形态可能不会发生美国所期待的变化，并且在很多领域开始违背或挑战华盛顿的基本原则，保守派智库宣称中国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停止[12]，孟捷慕也认为，通过接触(Engagement)改造中国的幻想已经破灭，需要改选更张应对更加强大的中国[13]。日本和欧洲的部分媒体对本国或地区被排除在G-2外感到不快，提出了G3的概念，或认为中美日应该成为亚太地区的三角，或中国、EU、美国组成的G3才是国际关系的主体。

　　面对批评，Bergsten在Foreign Affairs网站的答编辑信中解释到，他所设想的G-2并不是要挑战目前的全球经济组织（如IMF和WTO），不是否定G-20的作用，而是要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在重要的国际经济事务上加强协调和合作，否则全球经济复苏将会雪上加霜[14]。在目睹多哈谈判失败和中美在气候谈判上的踌躇不前，Bergsten对G2的前景表示担忧，改变了一些在提出G2时的看法，如在前面的文章中，Bergsten对中国是否会挑战西方秩序持保留态度，认为尽管中国会有疑虑但是最终会加入到西方秩序中去，但是多哈谈判失败后，他认为，从汇率到能源政策、对外谈判、多边贸易谈判，中国在过去几年的行为挑战了现行世界秩序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和规范[15]。Niall Ferguson和Moritz Schularick在提出“Chimerica”后两年，撰文支持“中美国”已经面临终结，矛头直指中国通过操纵汇率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所造成的世界经济不平衡，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和金融监管失策的情况下，西方世界经济泡沫的风险陡增。[16]换句话说，中国和中国的经济政策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他还认为，“Chinmerica”的架构可能会向中方倾斜，最后将因中国占优而宣告终结。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再仰赖对美出口而转为内需型经济时，中国不再在意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也不再大量购买美国债券，Chimerica的共生体系即彻底瓦解，全球均势也将完全改写。G2和“Chimerica”的提出者导演这样的续集令人咋舌，但是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中美共治”概念的不成熟，真正形成有效的治理框架还面临很多困难。

　　中国人对于“中美共治”抱有极其复杂的心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如走马观花，令人应接不暇。中国政府基本上不赞同“中美共治”的概念，学界也持谨慎态度。2009年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了第1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并在会晤后与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统克劳斯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会见了记者。温总理明确表示：“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2011年06月25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的文章，“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并非搞中美共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马振岗也就不赞成G2的原因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中方不赞成也不接受‘中美共治’的G2的提议，因为一是不符合国际格局发展趋势，二是与中国的根本原则相背，三是有违国际社会意愿。但是鉴于两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中美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进国际协调合作，无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从主观和客观各种条件分析，中美两国不可能成为‘盟国’，两国接触相互独立、平等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则是最好选择。[17]”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向阳认为，“中美共治”只不过是布什政府“利益攸关者”的升级版，希望中国在金融危机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中美共治”在现阶段是个伪命题。中国眼下尚不具备与美国共治世界的能力，而美国也从来没有打算与中国分享领导权与规则的制定权[18]。 庞中英教授也指出，美中关系与美欧、美日关系还不在一个层次上，中美共治缺乏法律和现实基础，美国对华政策基本维持不变，以“实用主义+现实主义”为主[19]。阎学通称中美是“积极竞争的对手，校际合作的伙伴”，关系的性质是“敌大于友”[20]，王缉思教授也发出“中美重大战略较量难以避免[21]”的感叹。

　　涉台、涉藏、涉疆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谷歌事件以及希拉里国务卿互联网自由讲话再次彰显意识形态斗争；哥本哈根会议强压中国接受与发展中国家地位不相符合的国际责任、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使得中国陷入日本式的停滞。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都反映了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不尊重，这些都成为“中美共治”的极大障碍。学者袁鹏归结了中美战略竞争和冲突的新特点：一是全面性，内容广泛，涉及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时间密集，频度高；二是深刻性，中美竞争被赋予了大国兴衰、权力转移的标签；三是危险性，冲突范围涉及到南海、黄海等军事摩擦敏感地带；四是长期性，两国将继续面对诸多分歧和矛盾，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2]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尽管中美关系面临着如此多的问题、障碍和分歧，中美两国对此有冷静的认识，并在战略上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挑战。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强调中美关系已经“足够成熟[23]”，意谓中美在一些议题上有共同利益，在另外一些议题中有深刻分歧，但是各个方面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会应为某一个议题或者层次上的问题而影响其他议题或者整体关系。美国驻华大使洪洪博培2010年3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候，也说“为了把我们的关系置于一个更稳定、更成熟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让我们在双边领域的分歧与我们在不扩散等全球问题上的合作脱钩（delink）[24]。”与之相对应，中方长期以来也一直强调中美关系要“求同存异”，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在新的时期，中美应妥善处理、有效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有效管控分歧是两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提，也体现出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更加务实，因为有效管控分歧是通过包括对话、协商在内的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落实的。避免“议题关联”和有效“管控分歧”都反映了中美双方在面临新的分歧时避免冲突和加强协调的战略决心。

　　“中美共治”的现实

　　虽然两国政府和学界对于“中美共治”或否定，或抱有谨慎态度，但是中美两国在众多领域分享共同利益并且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对话与协调、美中两国对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影响都是不争的事实。Bergsten提出G2概念的时候，也认为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敏感，中美可以不使用G2这个词语，但是为了宏观战略的有效运行，美国给予中国在管理全球经济事务中的真正的主动权。从这个角度讲，“中美共治”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蕴。我们细细回顾美中两国的言行，“中美共治”又或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嫌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经贸、能源、环境、反恐、防扩散、执法等双边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就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和二十国集团发展、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保持着有效沟通和协调。事实证明，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力促进了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笔者以为，中美共治的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上的区别：从广义上讲，21世纪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合作发展对世界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获得了双方政府高层以及学界的承认[25]。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都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应该在中美共治的考虑范畴内，但是这样“中美共治”从概念上讲，显得过于宽泛笼统，缺乏明确的指向性。狭义上讲，中美共治的范畴应该是指那些中美两国开展实际合作并对他者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的国际事务和领域，那些双方虽然存在深入合作但是没有对他者产生影响或者影响很小的领域则不在此列，笔者在本文中将从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26]两个方面介绍“中美共治”的现实范畴。

　　二战尤其是冷战以来，在世界整体上和平的背景下，低级政治议题在国际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美两国建交三十年来，在财政、金融、经贸合作、环保、新能源、科技创新、医疗、教育、农业、公共卫生、航空航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多项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不仅有益于两国和两国人民，一些方面对于世界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如中美两国在SARS、H1N1、AIDS的防治上合作不断加深，为全球公共卫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两国合作对于新能源、新能源交通工具的研发以及碳捕捉技术上的合作对于应对能源危机和全球气候变暖有深远影响；中美在联合国的各项工作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重建、科教文卫发展、救灾减灾、维和、打击海盗等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协商、协调和合作，为联合国工作有序开展、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积极的帮助；两国在打击跨国犯罪、反腐败、反洗钱、联合执法、人道主义救援等具体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全球气候谈判上，尽管中美分歧很大但是并非不可弥补，哥本哈根谈判也表明中美协商对于达成全球性应对气候变暖的框架协议的重要作用。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具体事务中去，对于全球治理基本框架的完善、治理的有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27]促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其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行为逻辑，转而奉行“巧外交”(smart diplomacy)和“巧实力”（smart power）[28],这与中国一贯奉行的多边主义外交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同时两国的激烈竞争与广泛合作又为作为第三方的国际组织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广阔平台，UN、WTO、IMF在世界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9]，总起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全球治理的多主体参与、平等协商、共同治理的实质内涵，有利于全球治理向着和谐相处、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应对任何全球性的挑战离开一定程度的中美合作都不可能成功，世界上没有比中美关系能够对未来世界秩序产生更大的、更加深远的影响[30]。

　　在低级政治领域中，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全球性意义，“Chimerica”或者“G2”发端的本意也在于此。弗格森和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在最新的研究中提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世界经济是由中国的出口导向和美国的过度消费在一种特殊的金融关系的基础上混合而成的经济秩序所主导，“Chimerica”的这种特殊“联姻”覆盖了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GDP,过去十年里全球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二归功于此，国际贸易更加繁荣[31]。当今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消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尚未复苏，世界更加需要中美的经济合作。世行行长佐利克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共同撰文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依赖于G2，只有中美两国调整结构共同应对危机，才能重塑世界的经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G2，G20也会大失所望；中美两国在解决实体经济问题方面可以起到到头作用[32]。2011年初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两国承诺重申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着力加强对国际金融体系监管和促进国际框架改革，支持二十国集团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33]，这一系列举措都将对世界经济复苏和未来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中美关系的合作与发展对于世界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不仅仅意味着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抛弃冷战思维，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可以抛开政治分歧、开展合作，“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和平共处也将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新的道路。冷战结束以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宣告了冷战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只有一条，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34]。1989年，为应对拉美经济危机，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与WB、IMF、美洲开发银行等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35]，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并在全球推广。三十年来，拉美经济有所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拉美化”让广大人民苦不堪言，贫富悬殊，经济体系脆弱，金融秩序动荡，最终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西方在推广“华盛顿共识”的同时，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努力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其中中国“市场经济为主、宏观调控为辅”的政府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创“北京共识”的英国学者Joshua Cooper Ramo认为，“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模式，而是正在重塑世界发展、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的面貌[36]。”笔者承认，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有很多弊端，“北京共识”是否已经成为与“华盛顿共识”分庭抗礼的普遍经验仍然值得商榷，但是这对于破解“现代化=西方化”甚至“现代化=美国化”的迷信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和美国的发展模式和平相处，“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对于其他国家寻找适合本国的发展模式提供新的启示。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多极化格局尚未形成，世界体系处于调整、转型的时期。在21世纪，无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亦或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权力转移理论，都在阐述着一个道理：中美两国注定是敌手。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的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价值观截然不同，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这种文化的张性日益增加，与西方的冲突也就日益增多和加剧。他认为，中国政府方面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敌人，以提高它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使其政权合法化；而美国也需要一个敌人来强化其国家认知，以重塑美国的核心价值。9/11后，亨廷顿提出，“美国现在的实际敌人和潜在敌人是宗教驱动的伊斯兰好斗分子和完全非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37]。权力转移理论也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主导国家（the dominant power）和崛起者/挑战者(the rising power/challenger)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两国在未来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极大。进攻型现实主义认为，由于“大国政治悲剧”的行动逻辑，中国必然走向争取区域霸权的道路，中国的崛起也不可能是和平的[38]。

　　国家间的猜疑、对相对收益的关切等因素加上上面的原因，中美两国在高级政治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困难重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方面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崛起，因此要避免与西方的直接冲突；美国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很多，对中国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态，美国实现全球范围内的领导权也需要中国的配合，“接触+遏制”（Containment and Engagement）政策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但是，世界上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有核大国发生战争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出于对战争后果的恐惧，中美两国都尽力避免发生针锋相对的冲突（tit-for-tat clash）[39]。这种情况下两国在双边关系中的高级政治议题和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就成为双方的一个必然选择。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反对恐怖主义成为中美合作的重要议题[40]。中美反恐合作在9/11后的一年半内达到了高峰，双方合作逐渐走向机制化阶段，取得多项成果，小的方面包括成立了反恐合作小组、情报交流、反恐磋商、为限制恐怖活动的资金方面的金融合作等，大的方面包括中国在联合国给予美国政治和外交支持，派遣高级外交官前往伊斯兰堡帮助美国说服巴基斯坦同美国合作，在新疆采取有利于阿富汗战争的军事措施，允许美国航母在去阿参战途中在香港停留等。2009年G20纽约峰会之后，中美第七次反恐磋商在华盛顿举行。美军击毙本拉登之后的反恐形势依旧不容乐观，阿富汗等地的恐怖组织活动依旧猖獗，需要中美两国长久的协调与合作。反恐合作带来的双赢利益不仅限于安全方面，还能带来可观的“安全剩余” ：一方面可以增加两国、两军之间政策层面的对话与磋商, 也加强了情报、执法等领域的具体，促进政治、军事互信的形成，另一方面运行良好的双边合作为处理全球性公共问题提供了有益经验，有利于相关国际机制建设[41]。

　　中美两国在防控大规模杀伤新武器上也存在着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在处理伊朗核问题和朝核问题上有着一定程度的协调与合作，为缓和危机和问题的最终解决作出了积极贡献。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列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威胁，美国尤其要防止WMD(Weapon of Massive Destruction)尤其是NBC(Nuclear, Biological, Chemical)及其传送系统落入极端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手中[42]，其中伊朗核问题和朝核问题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对伊朗持强硬态度，奥巴马上台后有所改观；中国方面主张通过多变协调和对话的方式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双方在伊朗与英美、法德、中俄的六国会谈、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针对伊朗核问题开展了积极深入的对话和协调，对缓和中东局势、实现中东无核化作了积极努力。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两国扮演了主导者的身份，中国主导下的六方会谈成为东亚以及相关各国就朝鲜核问题的重要平台，磕磕绊绊中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朝鲜第一次核试验、炮击韩国，美国航母巡弋东海之后，各方陆续宣布重返六方会谈。中美在六方会谈框架下的合作不仅有利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东亚地区稳定与安全；从深层次角度上讲，多边主义的和平谈判在朝核危机中的作用对和平解决国际危机而言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为东亚和亚太地区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安全对话机制，其深远意义不可小觑[43]。

　　两国在应对几乎所有的热点性的安全问题上都交换意见或协调行动，在处理地区问题和突发事件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有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中国凭借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力，与美国一道呼吁印巴双方在处理危机时保持克制，在冲突中居中调停；中美在保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保持半岛现状上拥有共同利益，中国在抑制朝鲜的发动战争和追求核武器的狂热情绪极其疯狂举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则以武力威慑和对外援助等方式使平壤对战争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双方的共同努力使得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住动荡和危机的考验之后依然有较高的可能性成为现实；另外阿富汗事务也成为考验中美在21世界能否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测验”，纽约时报认为，阿富汗成为中巴与印度、中俄关系的“晴雨表”，各方在这一问题的态度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亚洲的基本格局[44]。2009年9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与吴邦国委员长会面的时候宣布两国将重新就反恐问题进行对话，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对话与协调，2011年5月，中美两国在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表示有意愿在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就反恐问题进一步合作，并推进该地区的稳定以维护共同利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克莱蒙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汤本认为，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的合作达到了一种新的互信合作默契﹕即中国将保障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进出以及使用　香港　港口的权利，同时美方将考虑中国传统拥有南海诸岛的权利。另外，中美在苏丹问题上的对话对于和平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具有建设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处理我国台湾问题上，中美也不断扩大共识，在反对台独上立场一致，2004年中美 以步调一致、明确有力的反对台独的声音和行动回应了陈水扁的玩火行为。在2011年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各自的对台立场：中方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信守有关承诺，理解并支持中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美方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美方赞扬台湾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欢迎两岸间新的沟通渠道。美方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45]。胡主席访美时与美达成意向，将同美国建立亚太事务磋商机制，2011年6月25日中美将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首次亚太事务磋商，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和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共同主持，就亚太总体形势、各自亚太政策以及相关地区问题交换看法，这对于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60多个对话磋商合作机制。亚太事务磋商机制作为一个新的协商渠道，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拓展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分歧。

　　总结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中美关系的合作领域广泛而深入，但是也面临诸多困难、分歧与矛盾。简单来看，高级政治领域中的合作较难以达成合作，低级政治领域的合作更加容易实现，低级政治议题一旦涉及高级政治领域就变得更加复杂，这样看来“中美共治”似乎是海市蜃楼，难以企及。但是笔者以为， “中美共治”的前景光明，因为种种因素决定了中美共治符合两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中美共治不仅仅是对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正面的溢出效应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一个展望，单凭对现实的理解就断定中美共治的前景黯淡是不可取的，要有更加长期的、宏观的思考；中美共治不是霸权式的“强权政治”，而将是基于联合国和国际法框架下的有效的全球治理框架；中美共治不是封闭式的“两分天下”，而将是开放式的多边协商、有效协调、有序协同的世界秩序。从这个角度讲，中美共治的前景光明，而中美共治的雏形正在形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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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bert B. Zoe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th, 2005, 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1.pdf, Accessed on August 20th, 2011.

　　[2]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 International Finance, Vol.10, Issue 3, 2007, pp.215-239;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l? Think Agai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 2007.

　　[3] Niall Ferguson, “Team ‘Chimerica’”,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7, 2008.

　　[4] Fred C.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87, Issue 4, July 1st, 2008, pp.57-69.

　　[5]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Whitehead Lecture: Major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Next US President”, London, November 17, 2008. http://www.chathamhouse.org/events/view/155245.

　　[6]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 London,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3, 2009.

　　[7] Zachary Karabell, Superfusion: How China and America Became One Economy and Why the World’s Prosperity Depends on it, Simon & Schuster, 2009.

　　[8] Henry A. Kissinger, “Containment won't Work”,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2005; Henry A. Kissinger, “Avoiding a U.S.-China Cold War”,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4, 2011; Henry A. Kissinger, “Making Common Caus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20, 2009.

　　[9] Henry A. Kissinger, “Rebalanc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9, 2009.

　　[10] Elizabeth C. Economy and Adam Segal,” The G-2 Mirage: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not ready to Upgrade Ties?’, Foreign Affairs, Vol.88, No.3, pp.14-23.

　　[11] Ian Bremmer, “Fight of the Century: Worse than the Cold War?” Prospect, April 2010, pp.37-41.

　　[12] Derek Scissors, “10 China Myths for the New Decade,” January 28th, 2010,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0/01/10-china-myths-for-the-new-decade, Accessed on August 20, 2011.

　　[13] James Mann, “Behold China”, The New Republic, April 8, 2010.

　　[14] C. Fred Bergsten, “’Two’s’ company”, September/October, 2009, Foreign Affairs,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5232/c-fred-bergsten/twos-company.

　　[15] C. Fred Bergsten,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Doha”, Foreign Affairs, August 27th, 2008,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4911/c-fred-bergsten/china-and-the-collapse-of-doha.

　　[16]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The End of Chimeric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10-037 (2009); Cf.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The Great Wallop”,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2009;

　　[17] 马振岗，“对中美关系的热期盼与冷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5期，第5页。

　　[18] 李向阳主编，《亚太蓝皮书》，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19] 庞中英，“中美共治全球论缺乏事实依据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337.html。

　　[20] 参阅《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3月22日对阎学通教授的访谈。

　　[21] 王缉思，“中美重大战略较量难以避免”，《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8月9日。

　　[22] 袁鹏，“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纪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建院30周年《现代国际关系 》2010年庆典特刊，第66-67页。

　　[23] John Pomfret, “On Asia-Pacific Trip, Hillary Clinton Downplays U.S.-China Friction”,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2, 2010.

　　[24] “2010: The Year of Decision”, Remarks by Jon Huntsman, U.S. Ambassador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March 18, 2010, beijing.usembassy-china.org.cn/031810amb.html, Accessed on August 20, 2011.

　　[25] 参见“胡锦涛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宴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1年1月21日，http://www.gov.cn/ldhd/2011-01/21/content_1789535.htm; “Clinton seeks stronger Asia ties”, BBC News, February 16th, 2009,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7891511.stm; “Ambassador Clark Randt on ‘The Crucial Relationship’", USC US-China Institute, April 30th, 2008, http://china.usc.edu/ShowArticle.aspx?articleID=1097; C·Fred Bergsten, 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 edition (October 1, 2009); David Kampf, “Moving the G-2 Forward”,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Resource Library, http://www.fpa.org/topics_info2414/topics_info_show.htm?doc_id=912530.

　　[26] 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具有划分“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的传统。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二者的划分标准并没有严格、系统的理论，一般而言，战争、和平、军事等涉及安全、主权的问题属于高级政治（high-politics），低级政治与之相对，多指围绕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而展开的国际活动则归在低级政治。一般性介绍可参见Morgan, Roger, High politics, Low politics: Toward a foreign policy for Western Europe, Sage Publications (Beverly Hills Calif) 1973; 彭召昌，朱鸣，夏少权，“当代国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多维分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战争观要览”，《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2期；赵长峰，“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探微”，《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期；等。

　　[27] 印度裔美国学者、CNN节目主持人扎卡里亚在其著《后美国时代》中提出，由于“他者的崛起”，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相对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参见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W. W. Norton & Company, 1st edition (April 17, 2008).

　　[28] 巧实力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概念，指综合使用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参见Joseph S. Nye, “In Mideast, the goal is ‘smart power’”, Boston.com, August 16th, 2009, http://www.boston.com/news/globe/editorial_opinion/oped/articles/2006/08/19/in_mideast_the_goal_is_smart_power/。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09年美国对外政策的演讲中使用了这一概念，参见Clinton: “Use "Smart Power" In Diplomacy”, CBS News, June 18th, 2009, 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9/01/13/politics/main4718044.shtml.

　　[29] 参见Jin Gu and John Humphrey, “Global Governance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Vol. 36, No. 2, pp. 274–292, 2008; Hongying Wang and James N. Rosena, “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 Asian Perspective, Vol.33, No.3, 2009, pp.5-39;

　　[30] Stewart M. Patrick and Farah Faisal Thal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 Governance: Shifting the Foundations of World Order”, http://www.cfr.org/content/thinktank/CFR_CICIR_MeetingNote.pdf.

　　[31]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the End of Chimeric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10-037, October 2009, from HBS Working Knowledge: www.hbs.edu/research/pdf/10-037.pdf.

　　[32] Robert B. Zoellick and Justin Yifu Lin, “Recovery: A Job for China and the U.S.”,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6,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3/05/AR2009030502887.html.

　　[33] 参见2011年1月19日《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社，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20/c_121001428.htm。

　　[34]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Harper Perennial (February 1, 1993).

　　[35] John Williamson, eds.,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S. (March 1990).

　　[36]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p.3. Downloaded from 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 at 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accessed on August 16th, 2011.

　　[37]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Touchstone Books; New Ed edition (1998); Samuel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7) pp.28-49;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 Schuster; First edition (May 2004).

　　[38] John Mearsheimer, “The Rise of China Will Not be Peaceful at all”, The Australian, November 18, 2005;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Winter 2010), pp.381-396.

　　[39] Kurt Campbella and Richard Weitzb, “The limits of U.S.〤hina military cooperation: Lessons from 1995–1999”,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ume 29, Issue 1, 2005; Davis B. Bobrow,, “Peking’s Military Calculus”, World Politics, Vol.16, No.2, Jan., 1964, pp.287-301; Dean Tjosvold, Chun Hui and Kenneth S. Law, “Constructive Conflict in China: Cooperative Conflict in China: cooperative conflict as 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Journal of World Bussiness, Vol.36, Issue 2, Summer 2001, pp.166-183; Christopher Layne, “Review: a House of Cards: American Strategy toward China”,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14, No.3 Fall 1997, pp.77-95.

　　[40] 反对恐怖主义一般被列为低级政治议题，因为反恐在过去十年的中美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大规模的国家反恐战争也使得这一议题超越了低级政治的范畴，因此本文中作者把反恐列为高级政治议题讨论。

　　[41] Shirley A. Kan, “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July, 15, 2010, www.fas.org/sgp/crs/row/RS21995.pdf; 方卫星，“论中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重大贡献”，《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8年12期，第138-139页；王珏 ，“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反恐合作的思考”，《国际观察》2004年第03期，第59-65页。

　　[42]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 July 1996, p.11,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022/americas_national_interests.html;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 July 2000, p.11,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058/americas_national_interests.html.

　　[43] Chu Shulong and Lin Xinzhu, "the Six-Party Talks: a Chinese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 Vol.32, No.4, 2008, pp.29-43; John S. Park, “Inside Multilateralism: the Six-Party Talk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5, pp.75-91; Scott Snyder, Ralph A. Cossa, and Brad Glosserman, "The Six-Party Talks: Developing a Roadmap for Future Progress", Political Forum CSIS: Issues & Insights, Vol.5, No.8.

　　[44] Anatol Lieven, “China is the Key to America's Afghan Endgam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5,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5/26/opinion/26iht-edlieven26.html.

　　[45] 参见2011年1月19日《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社，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20/c_121001428.htm。

　　作者是澳门大学FSH学院政府与行政学系国际关系研究生，段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