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严重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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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滞涨，所谓滞涨就是一方面经济增长停滞，另一方面物价却节节攀升，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现象。

      物价上涨有目共睹，但对于经济增长停滞却看法不一，以至于温家宝总理日前在东北视察时仍然认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

      何谓政策刺激向着自主增长转变？那不过是4万亿的猛药下去之后已经无药可吃罢了。这一说法的潜台词则是，对于中国经济，宏观政策已经无能为力，而所谓的自主增长也不过是交给市场任其自然的代名词！

      春江水暖鸭先知。经济是否增长，不用去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指标，去看看全国各地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状况就一目了然了，他们的劳动本来就挣钱难，而如今通货膨胀造成的成本上升却令他们雪上加霜。

      经济增长一旦停滞下来，实业将变得无利可图，这会逼迫大量的产业资本转变为投机资本，通过投机炒作反过来拉高物价，从而进一步助长通胀；而通胀一旦继续恶化，它所造成的物价上涨不但会使得消费者捂紧口袋而压缩市场需求，而且还会造成实体经济的成本攀升，从而使得实体经济变得无利可图。

      也就是说，在滞涨这对矛盾中，滞和涨相互促进，滞会加速涨，而涨也会反过来促进滞，两害同时出现，它们不但相倚相生，而且还相用相乘，相互放大、相互助长、相互强化，这就是经济滞涨的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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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滞涨并不是中国经济所独有，而是全球市场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发展至全球之后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从商品过剩的经济危机发展成资本过剩的金融危机之后的主要症状。

      对于滞涨问题，西方经济学一直没有产生真正的认识，更不用说找到根治的办法了，原因恰恰在于，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研究经济，他们看不到滞涨本身正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在经济上的反映。

      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核心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由于资本是生产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它们在生产中占有统治地位，因而也必然在分配中“拿大头”，造成的结果是大量的劳动者只拿到了微薄的工资。

     但劳动者转身就是消费者，就是市场需求，这种低收入的劳动者必然造成市场需求的低迷，而他们却还不断接受资本的雇佣以生产更多的产品，一旦产品供应超过了市场需求，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爆发了。这也是资本主义初期劳资矛盾激化乃至爆发阶级斗争的根源所在。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家们开始自觉的回避这种生产过剩了，他们为了避免过剩，采取了零库存、看板管理以及根据订单生产等一系列所谓的管理创新，以至于在表面上看去，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被他们化解消除了。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当他们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避免生产过剩的时候，他们手中的资本却开始变得过剩起来，当他们喜滋滋的拿着这些过剩资本去放高利贷、去投资、去炒股，一句话，去干那些“以钱生钱”的所谓生意的时候，他们正在开始把经济危机变成金融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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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所有的过剩资本都可以产生金融危机的，能够制造并产生金融危机的主力军是那些炒楼、炒股、炒期货、炒粮食、炒贵金属等以炒为生的投机资本。

      这些投机资本的生意经在本质上与地主在饥荒时对粮食囤积居奇没什么两样，就是通过低买高卖而获利，但是，与地主只能囤积粮食不同，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经纬交织的条件下，投机资本却可以玩出更多的新花样儿。

      但这些花样繁多的投机方法却拥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没有为社会创造实际财富，而只是金钱在不同的口袋之间流动着，这在本质上和赌场麻将桌上的资金流没什么两样，但这却被计入了GDP，并与货币发行量挂钩。

      如果说投机资本挣到的钱也被纳入GDP的话，那几乎相当于种地的农民把杂草也当成了庄稼，因为投机资本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属于无效的社会劳动，他们只是为自己聚敛金钱，如果说投机家的绞尽脑汁是劳动的话，那么赌徒、强盗和小偷的精心谋划也堪称劳动了！

      资本就像水，它只有被用来浇灌农田滋养作物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相反，如果只被鳄鱼和水怪们用来洗浴、游泳或者吐泡泡的话，只能为社会制造经济泡沫，只能反过来抬高物价，将自己的收入转嫁到生产者和消费者身上。

      投资是用资本雇佣劳动、并组织其它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为社会创造价值，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促进社会的进步；而投机则只是买进卖出，只是为了自己挣钱而低买贵卖，在投机活动中，资本并不为社会创造最终价值，尽管在某些环节，投机资本也雇佣劳动，但在投机链的最后一环，社会没有得到任何价值，就像司机被强盗们雇佣运输赃物并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一样。

      而为了给这种金钱勃起的贪欲扯上遮羞布，他们将投机和投资混为一谈，以至于投机活动也都纷纷被称为投资，就像强盗和小偷们把自己的违法勾当称为“干活儿”一样！这样，资本和劳动就脱节了，资本都在用钱生钱，而劳动却不知道如何挣钱了，他们想创业却难以得到资本，想打工而工资却还不够养家糊口。

      过剩资本一旦从产业领域转入金融市场，一旦沦为以钱生钱的投机资本，资本就开始反过来破坏整个社会生产了，这种局面不断持续下去造成的结果便是，整个社会资本生产出来的钞票越来越多，而劳动创造的实际财富却越来越少，以至于钞票反过来淹没了财富，这便是滞涨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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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滞涨的根源是资本和劳动发生断裂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呈现出一派怪异吊诡的景象——一方面大量的热钱在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甚至窜到岸上以炒绿豆、炒食盐等形式开始蔓延到消费市场，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创业者却因为缺乏资本而踽踽独行，大量的劳动者却因为入不敷出而艰难度日。

      资本和劳动之所以出现断裂，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类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一场伟大的深刻变革，那就是随着工业社会向着信息社会的转变，精神生产方式正在代替物质生产方式而成为新的经济引擎，与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相适应，人类劳动已经从体力劳动发展成脑力劳动，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资本化历程，从劳动力到人力资本，并最终转变为智本。

      当人的才能、智慧、知识、本领等劳动本身的力量成为资本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货币资本开始丧失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正如一个个所谓的有钱人和暴发户总觉得自己的钱最值钱并因此而贬低别人的智慧和才能一样，资本是不甘心下台的，他们就像一个封建的专制统治者一样，早已习惯了高高在上地端坐在第一把交椅上，它们不想承认劳动的地位，不想承认智本的价值。

      但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又在生活中表现为金钱，而劳动者也都缺钱，因此资本就利用自己在生活中供不应求的稀缺地位而维护自己在生产中的统治地位——“想让我投资还想让我听你的，我还不如去炒股呢”，于是追求钱生钱的资本大踏步走上了一条投机路。

     因此，要根治滞涨，就要回到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上来，回到脑力劳动的立场上来，自觉发展精神生产方式，以鼓励创业的形式促进就业，将经济发展方式的引擎从资本驱动升级为劳动驱动、升级为智本驱动。

      否则，如果听任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继续恶化，贫富矛盾可能还会激化，甚至倒退为阶级斗争，整个社会将迎来一场乱世浩劫，全人类也将被这场经济大劫难而拖入历史大倒退的泥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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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的滞涨，只是全世界经济滞涨的一个缩影。

      而由于中国拥有一个控制力超强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根治滞涨问题上，我们本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具有独特优势，本应该创造性地率先找到根治经济滞涨的方法，从而带领世界经济突出重围走出困局。

      我们的银行是社会主义的国有银行，我们本应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银行更高的优越性；我们的媒体也在社会主义政权的控制之下，本应该关注社会的生产生活而帮助草根阶层打造品牌；我们这个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本应该能够以助民创富的形式实现共同富裕，以鼓励创业的形式促进整个社会的就业。

      但由于这些高高在上的中国精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这些经济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者不会站在劳动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们只会运用西方教科书里的本本、只会迷信西方国家过去的经验，只会不断重复地耍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两板斧，其结果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滑向了失控的边缘。

      在这些误国误民的错误经济路线的指挥下，社会主义驾驭和管理经济的优势荡然无存，而资本主义的劣势却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过度夸大市场经济的优势，言必称市场，企图把一切都交给市场来决定，他们就是忘记了社会主义，以至于社会主义的优势也被他们搞成了劣势，造成的局面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

      如果社会主义不能驾驭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会反攻社会主义，当经济局势的恶化超过人民群众的忍耐限度，经济就会和政治发生矛盾，就会引爆激化多年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和政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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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鼓噪下，中国推出了4万亿投资的财政政策，但这些资本没有发挥出灌溉农田以助民创富的实际效果，没有藏富于民而转化成长期持续的市场需求，结果是非单没有培育出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甚至助长了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令西方经济学乃至资本主义国家都不知道的是，市场不是别的，市场就是人民群众，那一个个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构成的供需双方，不正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表现形式吗？那个叫做市场机制的所谓无形之手，不正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合力吗？不正是人民群众管理和支配社会的大手吗？

      但遗憾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上却陷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思维定势，他们只爱资本，却不爱人民；他们只想着让资本发财，却不去想如何让劳动挣钱；他们将国有资本与人民群众割裂开来、将国强和民富对立起来，让人民群众这个衣食父母纷纷变成了没娘没奶的孩子！

      4万亿的财政政策造成的通胀恶果已经显现出来，这笔庞大的国民财富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却在客观上为企图做空中国的投机资本帮了大忙，持续恶化的通胀正在逼迫大量的产业资本转入投机领域，转入投机资本早已布好的埋伏圈，一场场血肉横飞的屠杀正在资本战场上上演。

      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像是农田发大水会迫使田鼠逃生一样，会逼迫大量产业资本逃离制造业而转入投机领域，而谁能想到，一旦民间资本逃离产业领域，所造成的不仅仅是制造业的倒闭潮和大萧条，不仅仅是国有银行雪上加霜的呆坏账，而且也给外资继续伏击和围歼民资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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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房地产战场，外资已经完胜，他们已经抽身而退，而被套牢的则是国有资本、民间资本以及大量的民间储蓄，除了大量的房奴之外，同时陷入困境的还有地方财政，以至于招商引资拆迁农村居民将耕地变成外资的工业园的景象，正在很多二三线城市甚至广大的农村轰轰烈烈正地上演。

     当地方政府的财政不是依赖于广大民众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是依靠内生的经济活力，而是依赖外来资本的时候，地方政府就会不自觉的变成买办政府，政府权力就会变成外来资本的工具和打手，这也是为什么强制拆迁屡屡激化的原因所在。

     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房地产泡沫已经逼着地方政府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谁给钱就是大爷，谁有奶就是娘，当国家的地方政权和地方官员都被一个“利”字所驱动的时候，还能指望他们会自觉践行“为人民服务”这个大义吗？

      而当房地产泡沫磨灭使“土地财政”山穷水尽而地方政府又缺乏其它财政来源支撑之际，经济矛盾就会传导至政治层面，从而使官和民的矛盾日趋激化，如果再演化至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再出来什么“炊烟税”的话，那么，整个中国也就快官逼民反了，陈胜吴广也就快出现了。

      房地产泡沫不仅会在各个地方产生官和民的政治矛盾，而且由于它透支了大量的民间储蓄、套牢了民间资本、绑架了国有银行，而在输入性通胀造成的物价上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制造业的市场效益将敌不过节节攀升的成本，这就迫使大量的制造业资本转战到股市、粮油、黄金等其他要素市场，以进行投机活动，即产业资本被迫转变为投机资本。

      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这种做空的杠杆已经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着，一旦很多民资被忽悠进入股市，一场关门杀狗的屠杀就会上演，人们只看到了周小川将股市当成了“池子”，谁曾想到这个池子里还藏着贪婪的鳄鱼？社保基金入市，不是为了救市，而是拿去喂鱼，为了忽悠更多的民资入市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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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场已经并且仍在经济领域和资本市场不断上演的战争，这是一场由外资、国资和民资三股资本部队演绎的三国演义，而拥有长期实战经验的外资则处于强势地位，他们既精通战略战术，又拥有强大的规模，既有美国大本营的指挥和配合，更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媒体在为其摇旗呐喊。

      这场以掠夺洗劫中国国民财富的经济战争将从房地产延伸至股市，再从资本市场席卷土地、钢材、稀土、粮食、食用油、蔬菜、贵金属等众多的要素市场，甚至延伸至艺术品、奢侈品等消费品市场，最后以围歼狙击人民币而使得人民币从升值到大幅贬值而收宫。

    而等到人民币大幅贬值之后，则是外资重新进入中国抄底的机会，届时，他们将用1美元兑换几十甚至上百人民币的汇率而收购中国的上市公司，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彻底使中国沦为经济殖民地。

      更为可怕的是恶性通胀带来的粮食危机，一旦大量的资本无心从事社会生产的时候，投机活动就成为这些资本的必然选择，粮食是必需品，其需求是刚性的，而且一旦价格上涨就会引发恐慌从而继续助长价格攀升。

      由于中国对粮食尤其是主粮拥有较强的控制力，这足以让众多的投机资本知难而退，但千万不要因此而掉以轻心，一旦民间聚集的投机资本达到一定的规模，一旦境外投机资本操控起国际粮价，并与国内投机资本形成合力，粮食的调控难度将会与日俱增，粮食虽然暂时拥有较强的控制力，但一旦失控，将一发而不可收，一旦被投机资本断了粮道，中国民众将可能重温六十年代初饿肚子的凄惨景象。

      不要将这种观点视为危言耸听，只有整个社会都能居安思危并认识到危险才会实现真正安全，而一旦纷纷忘记了潜伏着的危险，那么，真正的危险也就为期不远了。

      看看全国各地那些被工业园、开发区的厂房车间而挤占的农村和农田；看看广大的农民为了增加收入进程打工而将农田出租抛荒的景象；看看不断上涨的化肥农药价格再想想卖瓜难卖菜难，我们就知道农民种地的收入开始抵不过节节攀升的成本了，我们就知道中国的农业生产潜伏着怎样的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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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自以为是的中国精英无能应对经济的滞涨，他们甚至开始不承认通胀的存在，而是将其称为通货膨胀预期，这不过是决策过程中的鸵鸟思维罢了，“预期”一词就是一个蒙上自己眼睛也企图蒙蔽大众眼睛的眼罩。

      如今，纸已经开始包不住火了，持续恶化的通胀已经显现的一览无余，而此时，他们又开始回避和否认“经济停滞”了，因此，采取的办法也不过是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紧缩银根以回收货币流动性。

      不能真正认识问题，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直面并辩证地看待滞涨，也就不能正确的应对滞涨，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只会沿用过去的习惯思维、遵循所谓的西方经验去调控货币，却无能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发力，他们甚至都不懂得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如何转变。

      紧缩银根也好，乃至加息也罢，只是在被动地应对通胀本身，由于看不到甚至不承认经济停滞，他们也就找不到应对“滞”的办法来了，结果造成的结果只能是，通过牺牲经济增长、牺牲民营经济、牺牲中小企业的方式来治理通胀，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把“涨”变成了更为严重的“滞”，而日益严重的滞，则再会导致严重的“涨”——滞也医不了，涨也治不好。

    这种单纯的片面的货币政策，会在整个社会造成资金短缺、造成融资难、造成民间资金的成本大幅上升，其结果必然使得贫富分化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富人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在容易获得资金和不容易获得资金的群体之间上演。

      为了维持产业的运转和自身的生存，大量需要资金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将不得不采取民间借贷，高利贷就这样出现了，高利贷之所以出现，就是只顾治理通胀而忽视经济发展的单纯货币政策使得嫌贫爱富的金融机构丧失了扶持民间创业的“低利贷”！

     因此，高利贷不是高利贷本身，它是中国经济陷入滞涨之后的并发症，那种如茅于轼之流只站在财主利益立场上而看不到整个经济大局的观点都是出于“利”而非为了“义”的不义之智，那种将高利贷视为民间融资而主张阳光化规范化的观点都是以偏概全的管窥之见，那种主张将资本利率市场化的金融专家们的振振有辞也不过是“一放了之”的无能和弱智！

      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滞涨，只能通过精神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解决，只能通过助民创富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的政策才能解决，否则，杨白劳和黄世仁之间的悲剧又将在21世纪的中国大地上重新上演，如果社会主义政权不能将贫富矛盾变成共同富裕，那么它将再次倒退为阶级斗争，并反过来炸毁社会主义！

     《智本论》作者相晓冬 2011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