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近这段时间，我在读晚清人物传记，从梁启超到张之洞再到辜鸿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辜鸿铭。他号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一生精通9国语言，在全球各地获得了13个文凭，包括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柏林一所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捍卫着中华传统文化，并且用英语骂英国人、美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并且骂得对方不仅不反感，反而愈发尊重他。年逾花甲的辜鸿铭，依然可以完整地背诵长达10566行的英国诗人弥尔顿创作的长篇史诗《失乐园》。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禁反复问自己，“这样一个人物，要是放在今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2）辜鸿铭1857年出生于马来半岛西北部槟榔屿的一个橡胶种植园，父亲是华人，母亲是葡萄牙人，种植园主布朗夫妇收他当了义子。他年少时期，父亲就在他心中播下了热爱中华文化的种子。青少年时期，他在欧洲各国游学，他体会到了西方人对于当时中国人那种发自内心的轻蔑和歧视，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在给西方文明带来物质进步的同时也带了精神的颓废和道德的沦丧。多年后，回到他心目中的祖国——中国时，却赶上了晚清那段风雨飘摇的动荡期。他在张之洞幕府工作近20年，空有满腹经纶，却无法充分施展。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当维新派、革命派和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都在积极鼓吹向西方学习，甚至倡导中国“全盘西化”的时候，真正熟悉西方文化的辜鸿铭却看到了西方文化内在的痼疾，也看到了中华文化内在的价值。在那股西风渐进甚至突飞猛进的年代，他茕茕孑立、逆流而行，他无情地批判西方文明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反复呼吁国人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他鼓励北大的学生学好英文——不是为了让中国人变成西方人，而是为了更好地向西方人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他就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古董”，穿着长袍、拖着辫子，孤独而勇敢地嘲讽一切，最终被归于了守旧派、复辟派的行列。
3）小时候，我们学习这段历史，免不了对康有为等保皇派、张勋等复辟派的鄙视，也自然会对革命派表达强烈的同情，对陈独秀、胡适等倡导新文化运动举鼓掌叫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于辜鸿铭这样的守旧派人士有了更多的理解，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缺陷的认知，是领先于同时代国人的，他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虽然不能做到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却也有一种内在的文化自信在里面。相反，新文化运动的很多干将甚至倡导“全盘西化，他们中的一些人出对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痛恨，主张打倒一切中国传统的东西，甚至连汉字都要取消。现在看来，他们的部分主张是激进的、浅薄的，甚至是危险的。
4）辜鸿铭最为人诟病的是，由于他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导致他对一切中国传统的东西不加批判、全盘接受。这才闹出了他鼓吹男人纳妾、女人缠足这样的极端守旧、返祖的笑话。我们今天看待辜鸿铭，固然要看到他思想观念、认知中的时代局限性，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他在近代中国处于亡国灭种边缘的时候，依然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一种近似痴迷的崇拜和褒奖。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横行霸道、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的时候，他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野蛮性和不道德性，并坚信，未来拯救人类文明的一定是中华文明。在那个年代，能有这种认知，需要对中西文明都有着深刻的理解，需要对中华文明有发自内心的认同和信心，需要有一种不与流俗为伍的独立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辜鸿铭是一个早生了一百年的人。
5）1928年，辜鸿铭因患肺炎在北京去世。在他去世近百年后，我们再来重读辜鸿铭，我们能得到哪些启发？
6）首先，我们对于西方文明要保持一种深刻和冷静的批判精神。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过，如果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说，过去500年资本主义的兴起，在给全世界带来科技和社会种种进步的同时，也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本色。西方文明在发展阶段上是落后于中华文明的，中华文明从春秋战国残酷的战争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形成了一系列现在看起来都非常先进的概念，包括“王道”“仁政”“天下大同”“兼爱”“非攻”等。这让中华文明与同时代的西方文明相比，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有更强的道德感，都有着更强调正义、公平的色彩。
7）大约600年前，郑和下西洋，其武力之强大，足以灭掉任何一个所到的国家，但是，郑和并没有从事几十年后西方殖民主义者所从事的那些杀人放火、烧杀劫掠的勾当，背后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从很早期就明确了，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它们是只有那些不懂仁义道德的蛮夷才会做出的禽兽之举。后来，有人从吹捧西方文明的角度出发，反过来指责当时的中华文明缺乏进取精神，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凭借武力欺凌弱小国家，这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所做的事情，只能用伤天害理、禽肉不如来形容，难道还能冠上“积极进取”的名号加以鼓吹？
8）资本主义在兴起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仁爱之心，由于缺乏对其他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尊重之心，最终形成了以掠夺、剥削和压迫为核心特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传统。这不仅给非西方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也给资本主义列强自身带来的巨大的灾难。一战是资本主义释放和激发人类兽性和破坏性的集中体现，最终的结果就是，欧洲大陆血流成河，一代欧洲年轻人毫无意义死在了冰冷的战壕里。作为东方文明一部分的日本，盲目学习西方的“霸道”，虽然在短时间内也取得了日俄战争胜利、在二战早期狂飙突进，最终，还是自食其果，在美军的残酷轰炸，特别是在两颗原子弹的毁灭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9）辜鸿铭在一百多年前，就看到了资本主义兴起之下西方文明内在的缺陷，并断言拥抱中华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救赎之道。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具有极强的预见性。中华文明在内政上讲究“广施仁政”，强调精英阶层的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和谐；在对外方面，讲究“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反对不仁不义的对外征伐和掠夺。这对于当今世界走出以“丛林法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时代，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和意义。今天，一个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只是今天，早已走出亡国灭种困境的中华文明，在面对西方文明的霸道时，不再仅仅发出微弱的道德呼吁，而是可以用不输于西方文明的强大物质力量，去做到止戈为武，去做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共享繁荣，去坚守公平、正义，去让真理真正被当做真理在更广的范围内被接受。
10）辜鸿铭的得意之作名为《中国人的精神》，他自己称之为《春秋大义》。我在读辜鸿铭传记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人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在个人层面，如何把儒家“修齐治平”的那一套个人道德修炼，放在当代的话语体系下，让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在生活当中，都能有一个稳稳的、实在的精神依托？这种精神依托，应该可以让我们无论面临顺境、逆境都能泰然处之，都能不忘“爱国”“为民”的初心，都能克制自身对物欲的追求，远离贪污腐败，远离嚣张跋扈，远离无病呻吟。今天，能约束我们的，不仅有法律和制度，更要有一种类似“君子慎独”的那种个人道德追求。一个人“有道”或者“无道”，不在于他的地位、名誉和钱财，而在于他是否能始终做到内外一致、身心和谐，在于他在看懂了人生的有限性之后，依然能过好这短暂的一生，让其有意义、有目的。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领域赶超西方先进水平，更要在哲学、道德、伦理等方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为当代中国人乃至为全人类找到一套精神上“安身立命”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关于文科是否有用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人类越往前发展，越需要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先进的精神文明，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类的物质文明始终掌握在有道德、有理想、有使命的人手中，才能让人类在孤独而又浩瀚的宇宙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才能让人类不堕落、不沦丧。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积极意义，在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追求。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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