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启蒙歌曲，之所以令人难以忘怀，是因为它产生于我们于懵懂之间形成基本价值观的年代，蕴含着我们的对人生价值的基本信仰，也映射出我们生命境界的大小。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

我们确实不能说唱绿岛小夜曲或者Imagine的就不好，但其中反映的境界确实与《我的祖国》有大小之分，而且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此也反映出港台人与大陆人的生命格局也有大小之分。前者，修身齐家而已，而后者却是始终以治国平天下为念的。你能说，两者没境界大小之分吗？ 

《历代诗余引吹剑录》中提到，苏东坡有一次在玉堂日，有一幕士善歌，东坡因问曰： “我词何如柳七（即柳永）？”幕士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我的祖国》就是铜琶铁棹唱大江东去啊！如果说《义勇军进行曲》唱的只是国家危难之际的最后吼声的话，那么《我的祖国》则充满了中国人站起来后的豪迈气概。被列强欺侮了半个世纪的中国人，第一次打败头号强国，能够理直气壮地唱出“这是我们强大的祖国”。从晚清到民国，哪个中国人敢唱这句词？这种由鲜血和胜利凝成的强烈民族自豪感，港台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还好龙应台够聪明，及时地喊停，避免了后面雄壮部分出来时的震撼，否则那种充满大国自信的雄浑气象，将会让她和只知晓风残月的港台学生何等尴尬。

 红歌怎么了？在中国的香港，一个堂堂大学副校长，唱两句《我的祖国》，还需要避讳？还需要勇气？这种想法本身就不正常。 龙应台写后面这篇文章，是想极力淡化政治色彩，把歌曲“还原”为简单美丽的旋律，并认为这种纯净、这种歌的温柔力道强于刀剑。 可文化是什么？文化只是个载体，它所要表达的内含才是文化最深沉的精华。

你见过纯净到“可能什么都没有”的作品成为伟大和不朽吗？ 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有激发国人的抗战文化，也有醉生梦死的逃避文化，甚至还有卖国求荣的汉奸文化，能混为一潭吗？我辈生而在幸，可以有在和平的年代无病呻吟的奢侈。当年大陆曾反过所谓“靡靡之音”，这当然有些过份，因为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没有小情小爱也就无法升华为大情大爱。但了解、理解和喜欢波澜壮阔时代的旋律，传承这种大气磅礴的民族精神，也是大国公民应有之义。这个，是不需要避讳和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