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选错优先目标。戈认为苏联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所以先拿政治改革开刀，大提人权自由，大搞公开性和多元化，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而邓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经济体制僵化，所以从经济改革做起，让百姓得到实惠，从而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事实证明，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那些幻想着通过采用西方政治体制而一步登天解决经济困境的国家，没一个成功的。

    其次，不适合本国国情。戈那套改革，说好听了是上层精英脱离实际的“设计”结果，好难听了就是照抄西方的模式，没充分考虑苏联当时的国情，连许多高层领导都想不通，因此自上而下推不下去。而邓这套改革，没什么教科书指导，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并经试验成功后逐步推广，是种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所以进展顺利。

    第三，步骤安排失调。改革又不是革命，得是一种平稳过渡的新旧交替。而戈办事操切，在新的体制尚未形成之际，便破不急待地打破了旧的体制，结果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陷入无体制的“断崖”状态，社会一乱，改革也就难以成功了。而邓的改革，一步步走得很扎实，宁可出现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双轨制也不着急，所以政治经济和社会在变革中都没有失去秩序，反过来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社会保障。

    犯这三方面的错误，戈氏即使步子略小点，或者速度略慢点，也一样难免失败。其实中国步子不小，快度也不慢，关键是中国找准了问题关键，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药方，并且执行得很稳健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