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途径，即立国的根据就是鼓励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理念和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媒体“爱国”是自发的，因为媒体所存在的社会跟每个媒体人所期望得到的或者力图捍卫的私人利益是基本上一致的。这种天然的一致可以解释西方媒体的诸多行为，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西方民众在总体上更相信他们的媒体（跟中国民众相比）。这一点我以前就在论坛里说过，不再重复。

二是以中国的国情，建立一个新的媒体人选拔体制和媒体监督体制。跟资本主义媒体体系相比，这条道路要困难得多，因为其中包含不自然的因素。太严了就回到从前的政治至上，最后结果是媒体发表的内容更不能让大众相信，跟初衷南辕北辙。太松了跟没做差不多。唯一有操作性的办法就是立法，明确的细致的规定媒体所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职责。比如：

-- 权利：如实报道而不受到任何国家机构的报复，受到法律保护的合理的采访权限

-- 职责：不得造谣传谣，立场必须站在人民一边，在中外利益明显冲突时不得吃里扒外

关键是法律条文要明细，也要被政府所严格遵守。所以说到底，还是要在体制上做文章。否则习近平做的再成功，他的后任就可能把一切都颠倒过来。这就引出了领导人选下不选上的方案，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