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5年2月9日，鲁迅在致萧军和萧红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番话：“前几天大家过年，报纸停刊，从袁世凯那时起，卖国就在这时候，这方法流传至今，我看是关内也在这爆竹声中葬送了。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这篇《敌乎？友乎？》文章虽托徐树铮之子的名，却是蒋介石亲自授意的。

二：

在论持久战发表以后，中共在和倭寇最近距离的敌后，动员所有的力量，广泛地看展了深入的对敌斗争。我们常津津乐道的地道战，地雷战，和铁道游击队等，都是在“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的第二阶段产生的。 

没有时间展开这些事。有一点要指出，如果把毛泽东主席的人们战争理论理解为人多势重，人海战术，不顾人生死，要么是蠢到家了，要么是屁股坐歪了。人民战争理论是一个先进的系统工程，有时间可以展开和大家讨论。

回头看那位只会搞会战的常先生，那战略搞的真够原始的，战术上更是伐善可陈。以至于国军除了“惨烈”以外，似乎更无可以缅怀的，让人感慰的战绩。常粉（蒋匪的现代代名词）常拿国军的牺牲来作为他们谈论抗战的资本。可他们恰恰忘了，抗战的真正意义是全民族要获得新生。共军在那么贫乏的条件下，想的是抗日军民的生存和发展。蒋帮在那么优势的条件下唯一的业绩却是死战。这一生一死，高下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