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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習近平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說法,到奧巴馬贊同“新型合作關係”用了一年多的時間。三中全會結束後,白宮國安顧問賴斯11月20日發表演講,向外界傳達了奧巴馬本人的意思,預示着“新型大國關係”儼然已經成為美國對華關係中的官方概念,並且要完成從口號到實踐的提升。賴斯表示,美國將尋求實施運作新型大國關係,在兩國利益存在交集的事務上形成更深度的合作,同時管控不可避免的競爭關係。賴斯同時表示,中國改革的契機是美國“必須抓住的機遇”。而美國的“橄欖枝”,也許是在國家戰略層面要拿出更大的誠意。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賴斯(Susan Rice)11月20日在喬治城大學發表講話,勾勒了美國對亞太政策的要點。賴斯表示,無論在其他熱點地區有多少麻煩,亞太依然是奧巴馬政府外交的基石,美國將繼續深化對亞太地區的持久承諾,美國在亞洲的盟友應該受到、也將繼續受到最高程度的關注。賴斯宣布了美國未來3年亞太地區的外交目標:在亞洲建立更加穩定的安全環境;維持開放、透明的經濟環境;尊重普世權利和自由的自由政治環境。
而對於美中關係,賴斯表示美國將尋求具體實施新型大國關係(to operationalize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在兩國利益存在交集的事務上形成更深度的合作,而且不僅限於亞洲,同時管控不可避免的競爭關係。具體而言,賴斯提到了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和平解決伊朗核問題的方案、維持阿富汗的穩定及解決蘇丹的衝突等問題。從2011年末開始,中國就開始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2012年2月訪美時就正式提出這一建議。今年3月,前白宮國安顧問多尼倫(Tom Donilon)闡述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五大支柱,同時就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如何同中國構建穩定、富有成效和建設性雙邊關係作出回應。
多尼倫認為,美中兩國能夠看到更好的未來,這就需要雙方建立一個新的關係模式,而習近平和奧巴馬總統都支持這一目標。為了構建這一新模式,兩國必須繼續提升溝通渠道,必須就彼此關心的議題開展務實合作。多尼倫同時還指出,中國的軍事實力正高速增長,加大了兩國因錯估或突發事件而造成大局不穩的風險。美中兩國需要開放可信的溝通渠道,在短期方面應對彼此因活動誤解而導致的緊張局勢,在長期方面,避免兩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存在所引發的誤解與緊張局勢。為此,美中要舉行更深層次的軍事對話,這種對話是“新模式”的必要組成部分,也是當前雙邊關係的主要不足。同時,構建這種新型關係,對加強兩國愈趨相互依賴的經濟也至關重要。而賴斯在演說中也提到,美國正在改善同中國的軍事關係,增強戰略安全對話,在海事安全、打擊海盜等事務中展開合作。她強調,軍方接觸的增加、透明度的提升能抑制猜疑和競爭,而且高層交流已成為奧巴馬政府與中國溝通的一大特色。賴斯表示,在自己四年半的駐聯合國大使生涯中,她深知美中兩國在諸多問題上存在無可彌合的分歧,但更認為很多現時代的重大挑戰上,兩國能夠也應該更好地聯手。但如何實施和運作新型大國關係,是否會出現具體的機制和框架,賴斯也僅僅是一語帶過,可這也能視為美國對這種提法作出的進一步回應。在6月的加州美中首腦會晤前,一些美國學者將“新型大國關係”描述為“讓美國臣服於中國安全利益”的說辭,奧巴馬在迎接習近平的致辭中則稱,兩國元首強烈地意識到合作作應對全球挑戰的重要性,他期待這將成為未來數年美中“新型合作關係”(new model of cooperation)的堅實基礎。
在這裡,奧巴馬或許刻意避開了中方的說法,但如美國前駐華大使洛德(Winston Lord)所說,不管它是什麼,奧巴馬搞清楚“新型大國關係”確有必要,至少對避免新舊兩強敵對的舊循環有所裨益。而賴斯20日的講話則說明,“新型大國關係”儼然已經成為美國對華關係中的官方概念了。而美國的“橄欖枝”,大概是因為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也讓美國人眼前一亮。賴斯稱,美國需要提升兩國的經濟關係,而如果中國的改革計劃能得以實現,則私營企業和外國投資者的生產空間將得到更大的拓展,中國經濟也將沿着市場原則的道路進一步發展,因此是美國“必須抓住的機遇”。既然生意要做,美國在大的國家戰略上勢必要拿出更大的誠意。
當然,美國人嘴不會軟,賴斯強調在和中國打交道時,美國仍會秉持法治、人權、宗教自由等價值理念,同時在經濟方面要求人民幣匯率由市場形成,提升美國對華市場准入,同時使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和機密得到更好的保護。這些當然就屬於賴斯所說的分歧,但新型大國關係要如何運作,一切還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