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个多月，朝鲜除了平安道靠近中国边境的一小块地方以外，全部沦陷。柳成龙在战争回忆录《惩毖录》里沉痛地写道：“三都守失，八道瓦解”。这不是文学修辞，写的一点也不夸张。

　　在日军逼迫之下，朝鲜王室一再北迁，一直跑到靠近鸭绿江的义州，才停下脚步。鸭绿江的对面，就是朝鲜的宗主国，一个有着比朝鲜日本加到一起还多数倍广袤领土的庞然大物。

　　朝鲜君臣隔着鸭绿江深情地呼唤着：“老爸，快来救救我吧！”

　　这可不是什么侮辱性的描述。君臣父子，朝鲜事明，从来都是以父子相喻，大明对朝鲜来说，乃是父母之邦。现在儿子挨了欺负，势必要请老爸出马来找回场子。

　　听到这声声的呼唤，庞然大物终于缓缓把头转过来了，若有所思地望着东北一隅，那里有两个蕞尔小国在蜗角相斗。

　　大明犹豫了一下，终于动了。

　　其实，说朝鲜人一直盼望着大明伸出援手，是不准确的。

　　日军在釜山登陆以后，朝鲜人兵败如山倒。可是败也罢，逃也罢，他们偏偏有一件事忘记了做，或者不肯做——向大明求援。他们只是懒洋洋地给大明发了一道咨文，说倭寇犯境釜山十分嚣张，其他什么也没提。潜台词是：我自己处理没问题，您就别操心了。

　　结果日军连战连捷，李昖与群臣不得不狼狈地移驾平壤。到了这时候，朝鲜人仍旧在死鸭子嘴硬。在五月十日，距离朝鲜最近的宽奠堡副总兵佟养正，找到了朝鲜义州的官员黄进，主动提出出兵援助。结果黄进冷淡地拒绝了，说我们朝鲜兵力足够，不必劳动天朝。

　　壬辰年五月十九日，李昖在平壤开了个会，讨论国是。大司宪李恒福说日本人太能打了，咱们自己肯定干不过，得赶紧跟大明请求援军。但他是东人党，西人党的尹斗寿习惯性地表示反对，说临津江足够防御敌人了。而且各地勤王的人马很快就来了，还怕什么？

　　尹斗寿还神秘兮兮地吓唬李昖，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大明的援军弄进来容易，战后再弄走，可就难喽。结果两派大臣又是争执不休，请援这事，便在党争中又被搁置了。（《寄斋史草，壬辰日录》五月十九日条）

　　在小孩子的圈子里，有这么一个潜规则，那些动辄哭着说我要告诉我爸妈的孩子，都被认为是懦弱好欺负的，最不受人待见。其实国际政治也是如此。被敌人打进老家已经够丢人的了，再去找大人帮忙，岂不是更没面子？尽管中华上国是父母之邦，但也不能有事没事都去找爹妈哭一鼻子。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还有一条公理：一个小孩鬼心眼再多，也瞒不住爹妈。

　　爹妈其实什么都知道。

　　朝鲜在战场上的窝囊样，早被大明看在眼里了。

　　大明在朝鲜，有一个完整的情报网。朝鲜半岛的战局推进，一直在辽东都司的监视之下。早在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还在庆尚道玩命地赛跑时，辽东广宁镇守总兵官杨绍勋已经接到了报告，报告里说倭寇势力很大，朝鲜人未必守得住都城，建议朝廷早作打算。

　　杨绍勋把这份报告送到了北京。当时朝鲜人民的老朋友许国许阁老已经致仕，拿到这份报告的是刚上任不久的兵部尚书石星。

　　石星读完了杨绍勋的报告，心中怀疑。朝鲜也勉强算是大国，坐拥三千里天险，带甲数十万，怎么十几天功夫，便被人打到都城了呢？

　　他忽然想到，去年京城和辽东曾经有一则流言甚嚣尘上，说朝鲜和日本勾结，来图大明。经过朝鲜三番五次的辩解和许阁老的斡旋，已经被证实是子虚乌有。可现在时局如此，这个流言又重新浮上石星心头。

　　有没有可能，是朝鲜人故意示弱，其实是故意给日本人让路。如果这个被证实的话，那就太可怕了。石星想到这里，忽然有点不寒而栗。他一边指示保定总兵倪尚忠移驻天津，加强蓟州、山东沿海的战备工作；一边移文辽东都司，让他们赶紧派员前往朝鲜进行详细调查。

　　杨绍勋接到石星的指示，一边安排了崔世臣、林世禄两名调查人员，准备入朝事宜；一边派遣宽奠堡副总兵佟养正前往朝鲜的义顺馆，建立起一条战时的紧急联络渠道，安插了几名大明军方的斥候与信使。这条渠道在以后中朝在战争中的交涉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丁酉）。

　　佟养正去朝鲜的时候，还带了自己的侄子佟大刚。佟大刚的角色类似于现在的军事观察员，他被混编入朝鲜军编制，深入一线，争取了解到战事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明军赴朝的最早记录。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死鸭子嘴硬的朝鲜人，终于撑不住了。五月十七日临津江之战爆发，朝鲜军毫无悬念地大败。临津江一失，开城、平壤顿时袒露在日军屠刀之下。

　　到了这个时候，群臣震惶，亲华派开始占据上风。亲华派中最热切的李恒福趁机对李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非常有意思，现在韩国人朝鲜人估计大部分人都看不懂，但任何一个中国人看了都会心一笑。

　　“今八路溃裂，无望收拾图全。夫以孔明之智，见先主无托身用武之地，则请救于孙氏，卒成赤壁之捷。今我无复可为，不如具奏天朝，请兵来援。”（《宣祖修正实录》二十五年五月）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刘备当初丧师失地，被曹操打的无落锥之地。诸葛亮给刘备出了一计，向孙权求援，这才有了赤壁大胜。主公您现在跟刘备境况差不多，所以该到请大明发兵的时候了。

　　看来那时候《三国演义》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外国君臣讨论国事，都能拿出来说事。这个比喻虽有些不伦不类，倒也颇具感染力。

　　反对的大臣不好意思再坚持说本国能独立支撑，只能另外找论据。比如其中一条反对理由是：大明辽东兵马军纪太差，来了以后只会把事情搞乱，荼毒百姓——这个逻辑非常成问题，如果没有大明出兵援助，恐怕朝鲜早完蛋了，更别说什么百姓了。

　　李昖不傻，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同意了李恒福的意见，正式派使者奔赴大明求援。

　　这是朝鲜第一次正式发出求援的请求。

　　求援发出去没多久，朝鲜人就接到消息，说大明派来了两名调查官员，来了解前线局势。

　　这一下子，两派官员都慌了手脚。朝鲜这仗打的太丢人了，实在不好意思说给大明调查官员听。于是尹斗寿的弟弟、礼曹判官尹根寿给李昖出了一个主意，他毛遂自荐说：平壤兵荒马乱，不太合适让大明官员过来，我略懂中文，不如就以迎慰的名义在义州截住他们，把事儿说清楚以后立刻礼送出境，平壤就不必来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一日乙丑）

　　这个提议李昖没答应。

　　李昖有他自己的考虑。大臣们义愤填膺，嚷嚷着誓死保卫朝鲜。可他这个当国王的，却有别的心思。

　　他太累了。

　　从四月三十日离开汉城之后，他没吃过一顿饱饭，也没睡过一个好觉，一直不停地在逃跑。如今祖先的江山尽毁，听说日本人在汉城连列祖列宗的陵墓都被掘开了，连陵寝都保不住了。身边的臣子，除了柳成龙靠得住，其他人只会唉声叹气。

　　“这样的国王，还当它做什么，不如回到明朝去当个王爷。”在逃亡过程中，一个念头钻进李昖的脑中，然后就如附骨之蛆一般，一直在脑中回响，挥之不去。

　　他的这种想法现在看起来石破天惊，在当时却不算什么。大明是朝鲜的父母之邦，孩子在外头被打了，去爹妈家蹭吃蹭喝，没什么不妥。

　　李昖最早流露出这个想法，是在汉城逃出来的半路上。当时车驾停在一处叫做东坡馆的地方休息，李昖靠着大树，把大臣们叫过来围成一圈，问他们以后咱们可怎么办？

　　李恒福说实在不行咱们就去义州，那里靠近大明。若是真的亡国了，还能投奔父母之邦。尹斗寿立刻反对：“去什么去！还不如咸镜道，那里有咱们的边防军，兵强马壮，足以保护朝廷！”

　　李昖有点犹豫，问柳成龙：“你们觉得李恒福的提议不好？”柳成龙连忙说：“绝对不行。您只要离开朝鲜一步，以后这片土地就不是我们的了！”李昖挠挠头，吐露出自己的心声：内附其实也不错啦。柳成龙吓了一跳，说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宣祖修正实录》二十五年五月条；《再造藩邦志》）

　　一群大臣齐声反对，甚至以绝食相威胁，李昖见大部分人反对，也就不吱声了，就这么来到了平壤，但从来没死心，内附的念头一直埋藏在心底。

　　所以当他听说大明派了使臣过来调查，巴不得早早跟他们接触，沟通一下内附大明的可能性。

　　六月三日，林世禄、崔世臣抵达平壤。尹斗寿一向看不起李恒福，斜着眼睛瞪他：“你不一向最向往天朝码？你们家客人来了，赶紧去接待吧！”

　　这话说的实在是不上道儿，于是柳成龙赶紧出来打圆场，主动请缨陪李恒福去迎接。

　　柳成龙清楚地看到，如今李朝生死存亡之际，大明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怠慢了使者，只怕后患无穷。而且，从私心讲，这些明朝使者对于现在处于劣势的他，也是一个机会。

　　柳成龙的日子一直过的很痛苦。本来在汉城失陷以后，他借机发起弹劾，把北人党的领袖李山海轰下了台。后来开城也失陷了，西人党和北人党反扑，把他这个南人党的领袖也赶下了台。如今当权的，反而是咸鱼翻身的西人党尹斗寿。

　　他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知道未来谁掌握了大明使臣，谁就能在朝中拥有最大的力量。

　　柳成龙接到两位调查官员以后，细细询问了一下来意，暗自松了一口气。原来这两位来平壤，不是兴师问罪，而是来澄清朝鲜和日本是否勾结到一起的问题。

　　想证明朝鲜跟日本没勾结，这还不容易嘛！

　　他把林世禄、崔世臣带到江畔的练光亭，往江东看。日本人挺给面子，很快对岸树林里就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人影，又过了一阵，从林子里走出两、三名日本士兵，闲庭散步，谈笑风生。柳成龙对林世禄说：“这就是倭寇的斥候。”林世禄靠着柱子张望了一阵，不信，说你别扯淡了，怎么会这么少？柳成龙说：“日本人心眼儿多，斥候故意派的少，其实大军都在后头藏着呢。”

　　几个人从练光亭下来。柳成龙又带着他们在平壤城内外转了几圈，让他们看看朝鲜军队的惨状。林世禄这才相信，朝鲜人确实没跟日本人勾结。他紧紧地握着柳成龙的手，说我一定把朝鲜同志的艰苦状况转达回国内。（《再造藩邦志》）

　　柳成龙回报国王，说如今大明的官员已经回奏北京，相信天兵马上即至，看来朝鲜有救了。

　　柳成龙不知道的是，大明早已经开始动了。

　　对于壬辰战争，一直有个普遍的误解，认为大明是应朝鲜再三要求，方才缓缓发出援军，迟钝而漠然。

　　这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真实的情况是：大明对于朝鲜半岛的警惕心，从苏八、许仪后的报告之后，始终不曾消退过。

　　面对朝鲜半岛一日数变的紧张局势，大明的反应很隐晦，但却出乎意料地积极。

　　壬辰年的六月二日，万历皇帝下了一道谕令，让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支应援朝鲜，还带了两万两银子充作军费，另外还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给辽东军区。（《神宗实录》二十年六月庚寅）

　　这条命令写的冠冕堂皇，说出兵的目的是为了犒劳朝军，抚慰朝鲜国王，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这里颇有蹊跷之处。

　　蹊跷之处，有二点：

　　在谕令颁布的六月二日，朝鲜求援的使臣还没到北京。大明在没有得到正式请求的情况下，居然主动派遣辽东军团前往鸭绿江附近，于外交规矩不合。这是第一个蹊跷之处。

　　而且在这时候，林世禄、崔世臣两名调查官员尚未抵达平壤，朝鲜与日本合谋的嫌疑还未得到廓清。在这种立场未明的情况之下，这条谕令里却已经使用“应援朝鲜”、“赴彼国犒军”、“赐国王……慰劳”之类的字眼，早早摆出一副亲善态度，俨然已把朝鲜当成洗刷了冤屈的恭顺藩国——难道万历皇帝未卜先知，早知道朝鲜人是冤枉的？这是第二个蹊跷之处。

　　为了解答这两个蹊跷之处，让我们来看看在这条命令发布的前后，大明都干了些什么。

　　在北方抗倭的重要枢纽天津，当地驻军截留了漕粮七八万石以充军资，还把一大批运输船拉过来改造成战舰。改造的舰只数量不算太多，四百只。

　　在宣大军区，官府动员了足足一万六千名精兵，专待倭警。朝廷为此拨了十几万两银子，还派遣了一位官员督理相关粮饷，以防万一“有事”的时候手忙脚乱。

　　朝廷还大老远地从福建调来一个人进神机营，这个人叫陈璘，是个倭战专家。

　　种种迹象都表明，大明——至少大明皇帝——在没搞清楚朝鲜的来龙去脉之前，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动用武力。

　　万历一朝在抵御倭寇时，有一条明确的原则：“御敌人于国门之外。”要打就在外头打，绝不让战火烧到国境内。从天津到山东再到浙江、福建、广东，所有的沿海军队都是按照这一训令行动，尽力把敌人拦截在外洋予以歼灭。

　　牢记这条原则，再结合那条谕令发出的蹊跷时间，便能很容易地理解大明朝廷的用意：

　　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其实根本不关心。派遣那两支部队援朝，完全是为了大明自己的战略安全考虑。

　　如果朝鲜是清白的，那么这两支精兵将成为先锋军团，入朝支援，掩护朝鲜王室撤退；如果朝鲜果然和日本人合谋，那么这两支精兵，将会变成两柄匕首，直插向朝鲜半岛，把战火拦截在鸭绿江的另外一侧——总之，要决战于境外，把危机解决在朝鲜的领土上。

　　这两支精兵，就是埋在中朝边境的预备队，不是为了朝鲜人，而是为了大明自己。

　　这一点，连朝鲜人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在战争爆发后两年后，朝鲜国王李昖和柳成龙酸溜溜地说：贼若欲犯中原，则必由我国；中原欲征讨此贼，亦必由我国……中原若不守我国，则辽东必先动摇，则天下之势危矣。（《宣祖实录》二十七年七月丙申）

　　有意思的是，这一条用心深刻的谕令不是群策群力的结果，并未得到大臣们的普遍支持，甚至没有拿出来公开讨论过。那会儿首辅王家屏刚刚告老还乡，内阁只剩下一个老糊涂赵志皋代首辅之职。

　　这条谕令，恐怕是万历皇帝乾纲独断，一个人把这事儿拍了板，再交给兵部尚书石星去办。

　　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风评并不好，本身毛病也很多，但别忘了，他有一个老师，叫做张居正。张居正虽然已经倒台，但他的学生却继承了他两个优点：一个是眼光，一个是手段。

　　有眼光，便能够先于群臣看到朝鲜对于大明之价值。

　　有手段，便可以冲破重重阻挠，去进行布局。

　　这一位君主，像是个懒散的武林高手，平日绝少出手，但一旦出手，却很少有失招的时候。

　　万历的这一条谕令，带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战略思考。

　　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加之自然环境相对封闭，文明性格偏向于保守内敛。历代中原王朝衣食无忧，缺乏向外扩张的源动力。所以当它们决心突破地理界限去攫取领土时，首要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通商或是获取资源，而是为了满足一个简单目的：让中原更加安全。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的战略原则是：凡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土地，要尽量抓到手里；于国防安全无关痛痒的土地，即便你主动给我，我也不一定要。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长城情结，我们可以称之为“长城”战略。中国这几千年来的疆域盈缩背后，一直都是在被这一指导思想所支配。

　　当初汉朝不惜靡费钜亿凿空西域，占领河西走廊，最强烈的动机，乃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匈奴，削弱对中原北部的威胁，维护丝绸之路不过是搂草打兔子。

　　终北宋一世，对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始终耿耿于怀，成为赵匡胤以降所有皇帝的心结；可同样是这批人，却对安南的丧失显得漠不关心。理由也很简单，燕云关系到中原兴衰，安南却是可有可无。

　　更典型的例子，是台湾岛，虽然与大陆只相隔一个海峡，可古代中国没有来自海洋的威胁，也就没有战略上的急迫需求——因此台湾要一直到明末清初才被中原王朝懒洋洋地收入版图。即便收下来了，还是有大臣屡次上书让台湾军民内迁，觉得这块蛮荒之地无甚价值。一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海洋的藩篱，台湾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才真正凸显出来。

　　明确了这个特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便会恍然大悟。

　　可东亚最强大的中原文明奉行的是“长城”战略，它既不需要借道朝鲜去进攻海洋文明，也不担心有海上的敌人通过朝鲜进入大陆——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一个海洋文明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生存。

　　所以在中原王朝的战略框架中，朝鲜半岛的地位十分尴尬：占了吧，没多大意义；不管吧，又不太好。它无论是从形状还是战略价值，都象是一块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用。早期半岛与中原关系史中的政权更迭与领土纷争，与这种尴尬、混乱的战略不无关系。一边“怎么打都不服”，一边是“怎么打都打不过”，两边都没想明白该拿对方怎么办，陷入打打停停的怪圈。

　　经过了数百年的磨合、反复与拉锯，一直到了公元六七六年，中原与朝鲜半岛才算找准了两者关系的定位。大唐承认朝鲜半岛的独立治权，而新罗王国则称臣事大——所谓的“事大字小”。

　　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从此以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便被体制化了。朝鲜半岛从此再不用担心来自大国的军事、政治压力，保持着独立发展；而中原帝国则为自己找了一个听话的小弟，可以替自己看守一个不太重要的门户，省了许多麻烦。

　　当日本即将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大明的文武百官还在以老眼光看待朝鲜，认为是一场无关宏旨的藩属之战。他们的观点很简单：日本是夷狄，朝鲜也是夷狄，夷狄跟夷狄打架，犯不上去掺和。要跟这些人解释出兵朝鲜的战略意义是很费嘴皮子的，再说朝鲜还没正式请援，贸然出兵会被扣一顶名不正言不顺的大帽子，凭空给那些言官们提供炮弹。

　　但万历皇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以往鸡肋一般的“朝鲜”大陆桥，随着日本在东方的崛起，战略价值飙升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战争如对弈，必须要占得先机，方能有取胜之机。

　　可是大明这时候还不能动。

　　此时在宁夏，大明还在进行着一场国内战争。简单来说，宁夏之乱的起因是一个蒙古族的戍边明将啺萦氲钡厥鼐�勾结，在万历二十年二月起兵叛乱。朝廷从四月份开始决定派兵平叛，战事已持续两个月，从辽东被调至宁夏的总兵李如松，正率领着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诸部，围着啺荽虻谜�热闹。

　　因此，万历皇帝煞费苦心地发布了这么一道谕令，事先布下一枚棋子，可谓是藏尽了机锋。

　　谕令里对辽东的出兵目的，用词很含糊，只说是“应援朝鲜”。这个词可解释的范围很宽泛：在鸭绿江接应朝鲜国王，算是应援；出兵平壤，也是应援；打到日本去，也是应援。用了这么一个微妙的词，实际上就给予了辽东这两支部队相当大的活动权限，不致被限制过死。

　　谕令接下来的部分更有意思。这两支部队还身负着一个具体目标：“仍发银二万两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

　　这两支部队进入朝鲜，是为了押解银子给朝鲜王室，给朝鲜国王带去赏赐礼品。这样一来，反对者的嘴就被堵住了。我又不是派兵去打仗，而是派兵去送礼啊，送礼你总不能拦着吧？送礼送到半路，碰到人来抢，那我反抗一下也是名正言顺吧？

　　一旦朝鲜局势陷入危急之时，让辽东部队便可以援引这条谕令，第一时间出手干涉。我去给国王送礼，现在国王被人打了，那我也得帮帮手不是？师出有名。

　　这正是万历隐藏在谕令中的真正用意。

　　就这样，万历在与群臣斗气建储之余，忙里偷闲地布了一招进可攻、退可守的闲棋。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这一步闲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壬辰战争在关键时刻发生了转折。

　　所以当我们研究这段时间的史料，会发现关于大明第一次出兵援朝的时间，与大明正式决定支援朝鲜的时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所有的史料里都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明军都打到平壤了，却还找不到皇帝或者兵部下达的任何明确命令，也看不出辽东地方哪里来的胆子竟敢擅自派兵出国。

　　现在我们明白了，万历早就作了出兵朝鲜的铺垫，只要拖到宁夏之乱平定，大明便能腾出手来收拾那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

　　这份命令很快通过兵部送到了辽东总督蹇达手里。蹇达看了半天，没体会到其中的精妙之处，皇帝的意思到底是让人揣着这两万两银子直接杀进朝鲜，还是等朝鲜人跑过来接济一下就算了？

　　他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去找辽东巡抚郝杰商量。

　　郝杰是个神人，这个人最擅长的是督军，而且督得堂堂正正，教人只有佩服的份。隆庆年间，蓟州都督刘焘、巡抚耿随卿虚报战功，被他一本参倒；到了万历年间，他巡抚辽东，又跟辽东的地头蛇李成梁扛起膀子，把他的副将李宁折腾得灰头土脸。跟他过招的将领，没有不倒霉的。

　　最难得的是，郝杰是万历朝中，少数几个对日本人有兴趣的官员，没事搜集了许多关于日本的资料。后来他把这些资料攒在一起，跟别人合写了一本极其牛逼的书，叫做《日本考》。《日本考》比许仪后的报告要详尽得多，举凡日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俗，不一而足。就连女人涂齿、种地节气之类的事，书中都有专题论述。书后头居然还附了一套完整的日文词汇表和日本诗歌选，其对日本国情研究功力之深，到了民国之前都没人能够超越。

　　在郝杰这种日本研究专家眼里，万历的这份谕令一看就透。他给蹇达解释了一下其中深意，蹇达恍然大悟，当即调派了手底下马步军一千多人，分成两部。六月七日派出第一部戴朝弁、史儒；又在六月十日派出了郭梦征、王守官一部。两部沿着鸭绿江附近游击，伺机而动。

　　六月十一日，日军跨过大同江。朝鲜人在平壤呆不下去了，一路仓皇逃亡。国王李昖痛感之前的求援力度太轻了，便任命礼曹参判兼大提学李德馨作为求援使，再赴大明。

　　之前李德馨曾经负责在大同江与小西行长谈判，虽然土地该丢的一寸没少，至少面子上还算处置得当。这次李昖派他，也是看中他的外交才能。

　　从更深的层次来讲，李德馨出身南人党，与柳成龙向来交好。他前往联络大明，就等于为南人党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这个伏笔，柳成龙早在平壤接待大明官员时，就埋好了。

　　李德馨星夜疾驰，只花了五天时间就跑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支朝思暮想的大明军队。

　　原来大同江失守以后，辽东很快得到消息。按照事先商定好的方略，总督蹇达下令一直在鸭绿江游击的部队立刻进入朝鲜。

　　把人放过去以后，蹇达心里还是没底，催着郝杰再问问上头意思。郝杰为了安抚他，便给兵部发了封确认函，问说朝鲜局势糜烂，咱们到底怎么处置，您给个准话儿。兵部尚书石星很快覆文：皇上点头了，让你自己定（《神宗实录》壬辰年六月乙酉）。蹇达这才算彻底吃了定心丸，挑了一名叫祖承训的副总兵，担负入朝支援指挥。

　　六月十五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大明军队终于渡过鸭绿江，开始了漫长的援朝征倭之旅。

　　初次渡江的戴朝弁、史儒部一共是一千零二十九人，马匹一千零九十三匹（《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七日乙巳）。这是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常年在辽东作战，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指挥官军纪严明，进入朝鲜以后也没动群众一针一线。

　　他们在路上迎面碰到了请援使李德馨。李德馨一见天军，欢喜得快要晕了，赶紧恳求说你们快去救救我们国王吧，不然平壤就撑不住了——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有点晚了，就在同一天，小西行长刚刚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平壤城。

　　戴朝弁和史儒在入朝之前，也没接到过明确的作战训令。现在人家求到头上来了，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义州，因为义州是距离大明最近的朝鲜城市，是朝鲜王室一早就计划好的逃亡地。

　　拜别了戴、史两位，李德馨继续一路狂奔，在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碰到了祖承训。李德馨又求祖承训赶紧出兵，祖承训却表现得很冷淡，说现在粮草尚未齐备，我军主力驻屯在凤凰城。他看李德馨哭得伤心，宽慰了几句，说国王好生待在义州，那里有史儒在。万一有什么变故，只要一天我就能赶到。

　　李德馨一看祖承训态度坚决，当下也不浪费时间了，直奔辽东而去。

　　到了辽东以后，他找到郝杰，趴到衙门门口嚎啕大哭，一口气上了六次书，请求大明出兵援救。（《再造藩邦志》）

　　李德馨不算孤单，他在辽东哭，还有一位使者在北京哭。这位使者叫申点，是前一年那一系列辩诬使者中的一员，战争开始前一直在北京公干。开战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石星把申点叫来兵部，责问朝鲜为何败的如此之速，申点一听，哇哇大哭，从此眼泪就没干过，几天之内哭遍了北京的各大衙门，间接促成了明朝对出兵的暧昧态度。（《乱中杂录》）

　　面对李德馨的滚滚泪水，郝杰安慰说你别哭了别哭了，我帮你去催一下，啊。

　　在郝杰的斡旋下，继戴、史之后，大明的后续部队终于源源不断地开进朝鲜。

　　六月十七日，郭梦征、王守官两员参将，统领五百零六人，马匹七百七十九匹，渡过了鸭绿江。

　　六月十九日，援朝军最高统帅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一千三百零十九名士兵，马匹一千五百二十九匹，渡过鸭绿江。（《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七日戊申）

　　至此，大明之前部署好的军队，全部进入了朝鲜，总兵力近三千人，全是骑兵。

　　六月二十四日，国王李昖千辛万苦抵达了义州，与等候在此的大明军队会合。此时除了祖承训的主力还在路上，其他部队都已经集结完毕。

　　这一次的会面非常有趣。

　　明明是大明军队先到，可按照礼节必须是朝鲜国王出迎。所以明军先搬出城去，朝鲜王室搬进去，然后李昖再亲自去西门迎接天军到来。

　　他一看到郭梦征就哭了：“皇恩罔极”，意思是说万历皇帝对我实在太好了。郭梦征赶紧说：“朝廷的命令还没下来，我先过来帮忙。”说完先把两万两银子递过去：“陛下托我带给您的，您数数？”李昖连忙摆手：“数什么数，大明作事我还不放心嘛。”郭梦征说：“不行不行，您还是点点吧。”

　　于是这一位国王、一员参将就跟生意人似的，头碰头开始点钱。等把银子数齐了。郭梦征又说了：“日本人若是打过来，我们就迎战。你们准备好粮草就行了。”又问李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李昖玩了个小心眼儿：“我在义州，就等着天兵到达。至于接下来去哪里，我也没定呢。”（《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二十四日）

　　其实他心里早就下决心了，只不过还没到说的时机。

　　等到第二天，李昖又跑到郭梦征跟前，劈头就是一句：“请天将帮忙，把满洲一半的船只调到鸭绿江这边，我打算投奔大明去啦。”（《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二十三日）

　　郭梦征有点傻了，他接的命令是应援朝鲜，没听说过有内附这事儿啊？

　　再一问，才知道还真有这么回事。

　　原来早在六月十四日，李昖仓皇逃离平壤，半路上在宁边又跟大臣们开了一次会。

　　此时的李昖，已经彻底对局势失望，在会上又提起了内附大明的事儿。大臣们照例强烈反对，都说朝鲜还有大片土地可以去，干嘛投靠大明！但这一次李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谁劝也不听。

　　最后宁边会议作了两个决策，一是朝鲜正式致函辽东都司，咨询内附之事；二是让世子光海君率领一部分大臣，前往咸镜道作为分朝。李昖的用意很明显，我把儿子留在朝鲜，李朝也不算无主，我再去大明，该没人拦着了吧？

　　这篇写给辽东都司的咨文写得好：“……愿率宫嫔，内附上国。”江山社稷、大臣百姓、儿子儿媳妇，这些李昖一个都不要了，只打算带着几个后妃就走了，真是一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君王。

　　所以这次碰到郭梦征，李昖忍不住又提醒了一句。

　　郭梦征心想，这事我哪儿管得了，就把皮球踢给了守在鸭绿江旁的宽奠副总兵佟养正。佟养正把这份咨文转给了辽东都司。辽东都司一算时间，觉得这朝鲜人也败得太快了，大明调查团刚回来没几天，平壤就又丢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于是辽东都司的官员在咨文后头加了几句告诫：日本人一向很狡猾，如果他们藏在朝鲜内附的队伍里渗入大明，就麻烦了。转发给北京兵部。

　　在北京回复之前，辽东都司在六月二十六日先给李昖递了一句话，说如果时局真是糜烂不可收拾，国王可以暂时在宽奠堡驻跸休息。

　　李昖听到这句话，放心了，便在义州眼巴巴地等着北京的回复。他等的实在无聊，居然还写了一首诗，这诗写得合辙押韵，也算是有几分风骨，诗曰：国事苍黄日，谁能李郭忠。去邠存大计，恢复仗诸公。痛哭关山月，伤心鸭水风。朝臣今日后，宁复更西东。

　　结果李昖等来等去，北京的回复还没到，到了七月一日，却来一个调查团。李昖一听，差点喊了一句：“怎么又来了！”

　　为什么要说又呢？

　　原来在六月十八日，朝鲜君臣逃亡的车驾到了宣川，被人给拦住了。拦他们的人，叫宋国臣。他不是朝鲜人，而是辽东巡按御史李时孶派来的调查员。

　　辽东到处都在疯传，说现在的朝鲜国王是假的，其实是日本内奸，打算潜入大明内部。宋国臣以前曾经跟着大明使节出使过朝鲜，见过李昖，所以这次被派来验明正身。

　　李昖挺生气，再怎么说他也是一国之君，怎么能接受这种待遇。但辽东咨文口气十分严厉，他看了有点害怕，而且正一门心思想内附，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惹大明生疑，就耐着性子让宋国臣左端详又端详。端详完了，宋国臣确认这是真的国王，不忘宽慰了一句：放心吧，咨文里说的都是假设，不是真的责问（《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八日）。然后赶回辽东汇报去了。

　　所以在七月一日当李昖听到又有调查团来了，心里就有些烦，你们有完没完啊。大臣们赶紧劝慰，说这个使团级别很高，天朝相当重视，如果敷衍应对，恐怕会有不好的后果。

　　李昖一听，咬咬牙，忍了，接见。

　　这个调查团级别真的很高，首席差官是兵部派来的，叫黄应阳，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乃是锦衣卫都指挥使。他的身边带了一名指挥徐一贯、一名游击夏时，都是直接从北京派来的官员，代表了大明兵部的意志。

　　黄应阳还有另外一重背景。当年谭纶与戚继光在江浙对付倭寇的时候，黄应阳曾任参谋，经验丰富，因此被选中前往朝鲜调查。

　　他们抵达义州以后，迎上来的是礼曹判官尹根寿。他是尹斗寿的弟弟，懂中文——不，应该说是会讲中文，这时候的朝鲜官吏和文化人个个都懂中文，使用的也是中文——尹根寿之前曾经主动请缨接待林、崔调查团，没被准许。现在朝中无人，李昖只好委任他来负责接待事宜。

　　尹根寿见到调查团，还没开口说话，黄应阳便直接开口说：“我们是来调查朝日合谋的事情。义州我们不呆了，直接去平壤，会会那些倭寇。你们想证明自己清白的话，找个大臣跟我们一块去。”尹根寿吓了一跳：“别啊，我们两国交兵，派大臣去了，岂不是羊入虎口？”黄应阳想想也是，便回答道：“那算了，你们不用去了，我们自己去。”

　　这事尹根寿也不敢答应，万一天使们有个三长两短，朝鲜可要背黑锅的。他赶紧从袖子里拿出两封信：“您看，这是倭寇写给我们的书信，您验看一下，不就知道真伪了么？”

　　这两封信都是小西行长写的，一封是给李德馨，一封是给朝鲜高层，都是劝降书。要说小西行长，还真是挺帮忙的，在这两封信里他自吹自擂，把从釜山登陆到平壤陷落的过程写的无比详细，最后还完完整整交代了日本驻朝鲜军团的分布表。

　　黄应阳久在军旅，熟于戎事。他把这两封信与大明得到的情报稍微一对照，便知道这些事是编不出来的。但他还想诈一诈朝鲜人，就说：“你这书信是假的。”尹根寿大惊：“不能！你看这纸和这字，都是日本人的。”黄应阳说你再拿一封出来，我就信。朝鲜朝廷赶紧翻箱倒柜，找出一封小西行长给李恒福的信件，赶紧送过去。

　　黄应阳把这三封信都收进袖中，说看来朝鲜果然是清白的，看来平壤我也不用去了。你们赶紧写一道文书，我尽快回去禀报石大人，早日派兵过来。尹根寿如释重负，以为没什么事了，黄应阳又挥挥手，叫来身旁一个人：“还有件事得麻烦你，这是辽东来的画师，有人说你们国王是假的，我们想给殿下画个像带回去查验。”

　　尹根寿：“……”

　　第二天，李昖接见了这三位调查官员。甫一见面，李昖就哭开了：“你们看了日本人写的信么？”然后解释了一通，说朝鲜是又苦又惨，但真没和倭寇勾结。黄应阳听完以后，按着胸口感慨说：“一边挨着打一边受着委屈，你们可真不容易。”结果一句话说出来，李昖哭的更厉害了，身边大臣也都纷纷哭起来。黄应阳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赶紧说：“别哭了，我回去肯定跟朝廷汇报，把你们的委屈辩清楚。”（《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日）

　　黄应阳不是什么坏人，还挺热心的。他见到朝鲜军兵败如山倒的战报，颇有同仇敌忾之感，主动把自己在浙江抗倭的经验给朝鲜人介绍了一番，说想要对付倭寇，不请浙军来是肯定不行的。说者无意，听者有意，朝鲜君臣记下了这句话，到后来就惹出了不少事非。（《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一日）

　　调查团走后，李昖望眼欲穿，盼啊盼啊，盼着内附大明的一天。结果到了七月十一日，大明的正式答复终于出炉了，一共有三点意见：

　　一，给我顶住。

　　二，如果真是顶不住了，内附也可以，但不许呆在北京，只许留在鸭绿江的宽奠堡。人也不能多带，几百人顶天了。

　　三，一旦朝鲜光复，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神宗实录》二十年七月；《再造藩邦志》）

　　在鸭绿江负责两国联络与粮草运输的总兵杨绍勋唯恐朝鲜人看不明白，特意又附了一封信给李昖，提醒说你是国王，你跑了朝鲜就全乱了，必须就地组织抵抗，千万别过江。

　　李昖接到答复，倒并没特别失望。他选择内附，是因为自觉穷途末路。现在大明天军已经奔赴平壤，复都计日可待。退一万步说，就算局势糜烂到不可收拾，大明不是也答应可以来附嘛，最多是住的地方偏僻点，身边的人少了点而已。

　　于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内附”争议，便在朝鲜大臣们撕心裂肺的反对和络绎不绝的大明调查团中平息了。李昖安安心心呆在了义州，作着诗，看着风景，再也不去考虑“内附”的问题，只等天朝大军帮他光复国土。

　　有两个原因让大明暂时不能全力出手。

　　第一个原因，还是宁夏之乱。

　　现在正是平乱的关键时刻，宁夏城围攻战打的如火如荼。万历一朝精通兵略的名臣名将，几乎都聚集在城下：叶梦熊、梅国桢、还有著名的“东李西麻”李如松、麻贵等等。在他们的身后，是来自半个中国的数万大军。在更远的地方，整个西北都被动员起来，几十万民夫如流水一般地行进着，无数粮饷从各地汇聚至宁夏。

　　当时大明除了宁夏有事，其他地方也不太平，播州杨应龙爆发变乱的苗头也逐渐显现。大明的财政状况并不算好，人力资源也不算丰富，很难同时支撑两场战争。必须要把宁夏彻底平定，才能腾出手来料理那头东方来的饿狼。

　　第二个原因，是朝廷百官。

　　对于大明援助朝鲜这件事本身，拥有大义名分，没人反对；但究竟该不该大张旗鼓地正式出兵，这事在朝堂上一直存有争论。

　　主张出兵援朝的一派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在朝鲜打倭寇总好过在自己国土上打倭寇。其中山西道御史彭好古说的最清楚：“今日御倭之计，迎敌于外，毋使入境，此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为中策；及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是无策矣。”（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这是所有朝臣里对朝鲜战略地位最清晰、最全面的论述。

　　但反对派的理由也是十分充足。兵科给事中许弘纲就对出兵这事表示反对，认为大明应该“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庚申）只要把战争控制在国境线附近就够了，没必要管朝鲜的事。

　　有趣的是，彭好古与许弘纲一个是御史，一个是给事中，级别都不高，都属于嘴巴大，权力小的言官。反观朝廷的诸位大员，却保持着奇特的沉默。兵部石星的立场算是旗帜鲜明，其他几位尚书：户部杨俊民、刑部孙丕扬、工部曾同亨、礼部李长春、吏部孙鑨几个人的态度却十分暧昧，至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两个人，更是未置一词。

　　因此在同一时间，他们正忙着作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比起朝鲜危机来说，更为至关重要——争国本。

　　当时万历皇帝有两个儿子：老大朱常洛、老二朱常洵。按照规矩，长子立嗣，可万历宠爱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一直处心积虑要把朱常洵扶上位，便一直不肯给予朱常洛名分。大臣们坚决反对，纷纷上书请求尽快确立太子之位，万历却抵死不从。

　　于是百官与皇帝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为万历十四年一直打到了万历二十年。问题是就在万历二十年的八月，这场斗争刚刚有了一丝转机。在大学士张位的领导下，百官对皇帝发起了疾风怒涛般地攻击，死活要万历给出一个说法。

　　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大臣们都不希望节外生枝，给万历模糊话题的机会。对于朝鲜出兵这件事，他们反对也罢，赞同也罢，都绝不能开口，一开口，以万历的聪明劲儿，肯定会顺着话题接下去：“战事紧呐，咱们商量商量这个先，太子这事回头再聊吧。”

　　因此，许弘纲是这些朝廷大佬们推向前台的一枚棋子，希望能藉此把援朝战事控制在一个小范围的程度，不至于抢了“争国本”的风头。

　　而彭好古背后，也不是没有势力推动。隐藏在他后头的，是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地方大员们。

　　太子是谁，这些封疆大吏不如京官那么敏感，但日本如何，却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从壬辰战争一开始，沿海各地的官员就不停地给朝廷上书，要么提请内阁提高警惕，要么要求拨款整饬军备，生怕倭寇又来袭击。

　　如果日本在朝鲜深陷战争，那么得益最大的将是这些沿海省份，因此他们坚决支持大明出兵朝鲜。

　　于是，在这种种潜藏在水底的心思交错之下，形成了大明朝廷难得的政治奇景：军队已经厉兵秣马，打了好几仗了，上头却还保持着暧昧的沉默。

　　万历皇帝知道，如果要跟日本全面开战，必须得经过廷议形成朝廷决议，把朝臣的意见捋顺——最起码得让主战派占优势，否则这仗没法儿打。

　　因此，在军事、政治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明的当务之急，只有一个字：拖。

　　拖到宁夏平定，大军返朝；拖到百官意见统一！可这个战略，必须得让日本人配合，倭寇个个狡猾不堪，该怎么对付呢？

　　石星在万历的授意下，已经在八月份先行把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偷偷派去了辽东经略，为大军集结作前期准备工作。（《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乙巳）但是这还不足以拖延时日，于是头疼不已的石星脑子里冒出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念头：和谈。

　　和谈这事，前头搁在宋朝，后头搁在清朝，都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搁在大明，却是一件极其敏感而且完全不会讨好的事。大明朝在中国历代皇朝里可说是个彻底的另类，从头到尾没用女人和亲过，也没和谁真的和谈过，性格极其倔强，是胜了也打，输了也打，打不过大不了跑路，喘过气来接着再打。总之，在大明朝的字典里没有和谈，只有免谈。

　　所以这次“和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是个纯粹的骗局，因此绝不能从朝廷里派遣正式使臣，否则会被言官们骂到死，而且还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挂上一块牌子：奸臣。

　　因此，一切都必须在水面下偷偷进行。石星想了一圈，有了主意。他决定从民间找一个精通倭寇内情的人，这样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推个一干二净，完全可以说这人谁啊？脑子秀逗了？居然干出这么寡廉鲜耻的事？然后杀头了事。

　　这一找，被他找出了一位纵观大明三百年历史都无人出其右的大忽悠。

　　当时在北京有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叫沈惟敬。他籍贯浙江平湖，是平湖沈家的旁支。据此人的个人履历记载，他年轻时候当过兵、炼过药、还在胡宗宪手底下干过幕僚，曾经用计谋毒杀过倭寇，算是半个日本通和一个抗日英雄。（《万历野获编》《小华外史续编》）万历二十年的时候，沈惟敬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在京城里跟一群方士、无赖厮混。

　　他是个职业骗子，也具备骗子必须的两大特质：第一，语言能力出众，能言善辩；第二，生得一副好皮囊，面貌“长髯伟干”，形象很正面，不像骗子。

　　从履历看，沈惟敬完全符合骗子标准：江湖阅历丰富、胆子大、不怕死，最关键的是能忽悠。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但凡跟炼药、方士挂上钩又出了名的，不用想，一定擅长忽悠。

　　跟他一起每天炼丹作假药的人里有一个老头，姓袁。袁老头有个女儿，嫁给了石星做小妾。石星想在民间找人，知道自己这位老岳父常年混迹市井，问他有什么人可推荐。袁老头得了消息，回去赶紧告诉几个相熟的朋友，其中包括了沈惟敬。

　　沈惟敬作为职业骗子，直觉地嗅出其中投机的味道。出于谨慎，他找来一个朋友沈嘉旺，问他日本的情况。沈嘉旺曾经被倭寇捉去过日本，约略知道一点当地情形，当下为了不示弱，说了些常识后，便满口胡柴起来，说什么日本关白只是想前往中国纳贡，朝鲜不让过，这才发兵讨伐。想要停战，写一封信就能搞定云云。

　　沈惟敬听说这事这么容易，动动嘴皮子就有一份万世功业，大为心动。他跑去找袁老头，让他把自己引荐给石星。

　　石星对沈惟敬作了一次面试，对这个骗子十分满意。沈惟敬仙风道骨，三寸不烂，而且又是个民间无赖，十分适合担任这次“和谈”工作。为了表示诚意，石星亲自下文，把沈惟敬提拔为神机营游击将军，他的同伴沈嘉旺为指挥。

　　沈惟敬乐坏了。心说这事自己还真没判断错，这还什么都没干呢，就从一介白身变成了游击将军，虽只是个无品级的，好歹也是官呀！

　　石星这会也还算厚道，总算在事前把大明朝廷的真实战略目的告诉了沈惟敬，叮嘱说这一次你去和谈，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和谈和谈，谈，就是目的，和不和的完全没所谓，要紧的是你得一直谈下去，最好一直谈到抗战胜利……

　　于是沈惟敬和沈嘉旺两个人，带着十来个随从，高高兴兴奔赴朝鲜，去执行伟大使命了。

　　他们第一次抵达义州，是万历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这个时间，祖承训的部队都还没出发呢。这说明石星与万历对战局早有安排，这才早早布下“和谈”一手棋来拖延时间，好等宁夏方面的明军腾出手来。

　　沈惟敬抵达朝鲜以后，朝鲜人有点莫名其妙。这个人既非军人，也非使者，挂着区区一个神机营游击的头衔就跑了过来，自称来侦查敌情，到底想干啥？

　　尽管心中疑惑，朝鲜人看在石星的面子上，还是派了一个提学吴亿龄接待。吴亿龄问沈惟敬来作什么，沈大骗子大嘴一张，便开始胡说八道，说我打算单刀赴会，前往平壤城去谴责小西行长，说你们再不退兵，中国就要发全国之兵讨伐。

　　对这种夸张说辞，吴亿龄很不以为然。祖总兵那三千人，还是朝鲜苦求了很久才求的，现在你一张嘴就说中国大军将来，凭什么啊。沈惟敬见他有点不信，一拍胸脯：“你别不信，平义智知道吗？平秀吉认识吗？那都是我的熟人。我说什么他们都听。”

　　接待完以后，吴亿龄回去报告：“这人长的丑，倒是挺能说，是个大喷子。”按说沈惟敬模样长得不差，却被朝鲜人骂成丑八怪，大概是因为朝鲜人厌恶他的言行，就连这人也一起烦上了吧。

　　沈惟敬打算去平壤城的计划，在中途夭折了。当时的朝鲜王室，正一门心思筹备粮草，催促祖承训出兵平壤，在这个关键士气，不会让前来和谈的沈惟敬坏了好事，各项工作均不予配合。结果沈惟敬的第一次出使，还没出义州就失败了，灰溜溜地返回北京。

　　从这一次出使能看出来，沈惟敬不是那种善于捕捉心理活动、循循善诱式的骗子，而是靠无比自信与夸张言论来蛊惑的表演型选手，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他的典型风格是满嘴跑火车，偏偏这人胆子还极大，赌性十足，什么都敢胡说八道。在别人眼里，外交无小事；在沈惟敬眼里，外交无大事，只要自己说得高兴，连秀吉亲戚都敢冒认。

　　往轻了说，这是轻浮；往重了说，这是拿国家大事胡闹。后来发生的种种黑色喜剧，可以说都是肇始于他这种有些癫狂的性格。问题在于石星需要的还就是这样的骗子，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比起来算很实诚的日本鬼子给蒙住，才能拖够时间。

　　沈惟敬回来以后没几天，平壤之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于是“和谈”又提上了石星的日程。在石星的殷切催促下，沈惟敬在八月十七日再度来到义州。

　　这次朝鲜人态度不同了。平壤城两次都没打下来，咸镜道也丢了，现在任何一个天朝来人，都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国王李昖亲自迎出义州西门，一路陪到龙湾馆大厅，给足了沈惟敬面子。

　　沈惟敬哪里受过这等礼遇，脑子有点晕，一张嘴，习惯性地又开始胡说八道了：“圣上很关心你们国家，已经调动了七十万兵马，马上就到。”

　　他这一句话，让大厅里一片沉默。

　　要说这事得怪石星。石星存心想利用沈惟敬，只对他面授谈判机宜，其他什么都没说。沈惟敬手里的资料，除了沈嘉旺那点半真半假的情报，只有零星的一些战报。

　　大明朝廷对战争什么态度，国内战备准备如何，沈惟敬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他甚至没想过，为什么朝廷里那么多能人，却偏偏派他一个籍籍无名的无赖来谈判。

　　他这“七十万”一出口，李昖和一群大臣腹诽不已，又不好明说，只得委婉答道：“其实六七千人也够了，时间再拖下去，怕是大军还没聚齐，便已来不及了。”

　　沈惟敬这时候显出自己口才来，滔滔不绝地给朝鲜君臣上了一堂兵法课，说得天花乱坠，说到最后一抹嘴：“你们呐，根本不用派使者去北京。反正我们大明七十万大军立等可到，不光是为了恢复你们朝鲜，还要直接捣去日本老巢哩！”然后大摇大摆离开义州，继续朝平壤赶去。

　　朝鲜君臣面面相觑，李昖憋出一句：“这个姓沈的说话，太不靠谱了。咱们还是派人去北京活动活动吧。”柳成龙、尹斗寿等一干大臣忙不迭地点头：“太不靠谱了，太不靠谱了。”朝鲜君臣本来还没下定决心，沈惟敬这一拍胸脯，他们越发心虚，当即派了一位叫郑昆寿的使者，封为请兵陈奏使，星夜赶往北京。

　　郑昆寿的遭遇容后细表，单说沈惟敬离开义州，在二十五日抵达顺安。他让沈嘉旺背起一个黄包袱，先去平壤城。这个沈嘉旺也是个傻大胆，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祖承训败退的普通门闯进去，扯着脖子对城上日军高喊。

　　喊了半天，城门开了，出来的不是倭寇，而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叫张大膳，浙江人，和许仪后他们一样，是被倭寇掳掠至日本的华人，不过品行却截然相反。他现在在日本的第一军团担任通事，标准的汉奸翻译官。

　　沈嘉旺是温州人，跟张大膳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俩人相见，彼此唏嘘了一番，然后开始进入正式话题。沈嘉旺说大明派了谈判代表，此时正在顺安，希望跟小西行长谈一谈。最后两个人把日程敲定，本月二十九日，沈惟敬将单骑入日营。

　　小西行长对和谈十分欢迎，他早盼着这一天了。他特意写了封信给沈惟敬，说嘉靖年间我们日本人吃过一次亏。有个中国人叫蒋丹说与我们通贡谈和，最后设了圈套把我们的使者一网打尽，你可别玩这一套。沈惟敬回了封信：只要你们停战，咱们就是一家人。

　　对于他单刀赴会这个举动，许多人都觉得太危险，纷纷劝阻。沈惟敬精通骗子行业的业务规范，知道做骗子必然风险与收益并存，富贵需得险中求。再说他本就是个不怕死的江湖泼皮，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当下只带三、四名家丁，欣然前往平壤。

　　不得不说，他的胆气着实叫人佩服。光凭这份胆气，就对得起大明兵部石星大人的托付。

　　八月二十九日，沈惟敬抵达平壤城。小西行长存心想给他一个下马威，故意排出一个煊赫的阵容，铠明甲亮，剑戟如霜，把沈惟敬团团围住。沈惟敬心说你再牛有北京的阵势牛吗，表现得极为平静，只是日本人这下倒把远处躲在大兴山上的朝鲜人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动手把他给抓了。

　　到了谈判地点斧山院，日本派出了五个代表：小西行长、宗义智、宗调信和外交和尚景澈玄苏、宗逸，基本上囊括了日本之前对朝鲜外交的主要成员。

　　沈惟敬惯于拿大言唬人，对方这阵势他根本不害怕，一落座就张嘴道：“大明马上就有天兵百万压境而来，你们全快完蛋了，知道不？”把姿态放得极高。景澈玄苏刚想说话，沈惟敬眼睛一瞪：“你说你！一个出家的和尚，怎么跟一群逆贼进犯大明属国！”玄苏赶紧当场叩头，解释说自己继承的是中国四明禅师衣钵，一向最尊重中华上国云云……（《中兴志》）

　　沈惟敬使杀威棒先杀掉了日本人的威风，这才徐徐开始谈判。

　　和谈是小西行长一直以来的夙愿，他从登陆朝鲜以来，先后三次给朝鲜国王写信，还曾经在大同江上与朝鲜使者正式会谈过一次。现在既然朝鲜的宗主国派人来谈判，正中他的下怀，因此表现出了很大诚意。

　　小西行长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要重开通贡之路；二是划大同江为界，北归朝鲜，南归日本。

　　这两个条件的提出，表明日本占领军已逐渐从秀吉不切实际的侵略计划中清醒过来，变得现实起来。各地义兵和李舜臣的活跃，让举步维艰的日军不再奢求能够打过鸭绿江，只求把目前占领的地区巩固下来。

　　对于这些，沈惟敬都没法做主，但他表示他把这两个请求带回给万历皇帝，同时打包票说你们这么有诚意，陛下肯定会答应的。

　　说来也怪，沈惟敬满口跑火车的风格，朝鲜人不喜欢，日本人却信服得紧。几天下来，小西行长把沈惟敬佩服得要死，说您在白刃包围之下仍旧面不改色，日本人里也没这么有派头的。沈惟敬微微一笑：“我这是学郭子仪单骑入回纥军营。”小西行长文化水平低，楞没听出来这是沈惟敬拐弯抹角骂他是夷狄。

　　最后双方约定，五十天以后，沈惟敬就会带回大明的正式答复。在这期间，平壤城附近划出一条宽约十里的军事分界线，在这条界限内准许自由割草，双方不得采取军事行动。

　　和谈第一阶段，就此结束。小西行长客客气气把沈惟敬送走，送了包括几条铁炮在内的日本土产，临走之前还反复叮嘱务必要在五十日内给出回复（《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沈嘉旺则留在了平壤，作为人质。可怜小西行长还满心欢喜，完全不知道沈嘉旺这条人命根本不值钱，就算死上一百次，大明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九月八日，沈惟敬得意洋洋地回到义州，把与日本谈判的结果一说，朝鲜君臣面色立刻就精彩起来。

　　没法不精彩。谈判这么大的事，事关朝鲜一半国土，居然朝鲜没有任何官员参与。而且沈惟敬敲定军事停战区一事，根本就是自作主张，他一个人就大大咧咧拍了板，直接为朝鲜作了主。

　　沈惟敬一看朝鲜人面色不善，立刻给了一个严厉警告，说我听说有人在军事区砍了一个倭寇的脑袋？你们别玩小动作，别在军事区动手惹怒了日本人，影响了整个和谈。朝鲜君臣赶紧解释，说您定界的时候，手底下的人还不知道，咱们下不为例。

　　沈惟敬知道自己的举动引起了误会，跟他们解释说我这不是和谈，是缓兵之计，一直拖到大明援军抵达，咱们就撕毁条约再打不迟。（《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在沈惟敬嘴里，基本是听不到实话的。别说对日本人了，就是在他给万历皇帝的述职报告里，也坚持了忽悠本色。不过这次，他难得地说了一段完完全全的实话，一点水分没有。

　　遗憾的没一个人相信他。李昖表面上嗯嗯答应着，还送了他匹好马回北京，背地里却恨恨骂道谁信你谁是小狗，暗中传令军中，该怎么打还怎么打。（《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四日）

　　沈惟敬在义州临走之前，小西行长又追了一封信过来。信中除了照例敦促以外，还不厌其烦地把自己和宗义智的正确姓名、官名写成一长串，生怕沈惟敬记错了。大概是他觉得沈惟敬回去，要把自己的名字报告给大明皇帝，是件相当光荣的事。

　　于是沈惟敬就这么回去了。无论朝鲜人怎么想，无论他的动机和手段是如何，总之石星交给他的任务，如今已经完美地完成了。小西行长已被暂时拖在了和谈的假象中，五十天之内肯定不会有大的军事动作。

　　对于沈惟敬的这一和谈举动，朝鲜人不屑一顾。尹根寿毫不客气地说这人根本就是在赌博，空手套白狼，拿身家性命去赌朝鲜救星的声望。（《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为何朝鲜君臣对沈惟敬态度如此恶劣？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根本反对和谈；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朝廷又派了一个人过来，这个人叫薛藩。

　　薛藩是大明行人司行人，身携万历皇帝的谕令在九月三日抵达了义州。在谕令里，万历对李昖大加安抚，承诺说已经派了十万大军，克日可到朝鲜（《再造藩邦志》）。这个承诺正如久旱的甘霖一般，十分对李昖的胃口，他与一干大臣抱着谕令，激动得一塌糊涂，涕泪满面。

　　薛藩人家那是正宗朝廷使臣，万历十七年的进士，带的又是用过皇帝大印的正牌文书，无论哪点，都比沈惟敬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小丑强多了。两下对比，越发显出沈骗子的不堪。

　　朝鲜人不知道的是。这位行人薛藩，不只是个信使，他来到义州的目的，大不简单。

　　薛藩自从抵达朝鲜以后，没有呆在驿馆里接受官员恭维，而是到处转悠，不动声色地观察一切，甚至不惮跟最底层的平民接触，并把一切默默记在心中。这是石星对他的嘱托，之前来朝鲜调查的使臣，大多是被朝鲜大臣带着转了几圈便完了，敷衍了事，带回去的报告几乎没法用。

　　现在朝廷要对朝鲜采取大动作了，亟需详细情报。薛藩接受的任务，正是评估大明出兵的前景，以及朝鲜战场的敌我情形，为北京的朝鲜出兵决策作参考。

　　因此，薛藩擦亮了眼睛，事无巨细，悉以查之，从来没有人象他如此细致地了解过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短短三天时间，薛藩已经了解到了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便动身回国。此时在薛藩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笔清晰的账。

　　薛藩和沈惟敬一前一后相继回到了北京。他们的返回，在京城投下了两枚炸弹，让围绕着出兵朝鲜吵成一团的大明朝廷，变得更加混沌。

　　且说李昖和朝鲜的一干大臣们送走了薛藩，高高兴兴地把万历皇帝谕令看了一遍又一遍，忽然发觉有哪里不对劲儿，再仔细一读，看到其中有一句话：

　　“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我说万历皇帝，你到底有多喜欢暹罗啊！

　　让暹罗出兵援助朝鲜，万历皇帝在去年就曾经提过一次。当时朝鲜被吓得不轻，特意派了使者婉言谢绝，总算把这件事搅黄了。

　　朝鲜人万万没有想到，事隔一年，暹罗居然死灰复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还得从一个与暹罗八杆子打不着的人说起。

　　壬辰年八月十日，大明朝廷接到辽东一封来自建州的奏章，发帖的楼主是大明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

　　在这封奏章里，努尔哈赤说他刚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可以更好地为大明戍边，因此乞求朝廷能赐给他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接下来，他又抱怨说最近高丽边境不安宁，他的部落已有五十多人遇难。然后笔锋一转，拍着胸脯表示：日本人正在打朝鲜，下一步就是打我们建州，我愿意为朝廷起兵三万，等到冬天鸭绿江水一上冻，就渡江抗日去。

　　对于努尔哈赤要求的官职，朝廷未予理会，但对于他在奏章底下的提议，倒是兴趣十足。

　　石星此时正在为调兵遣将伤透了脑筋，这个提议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前一阵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战斗力毋庸置疑。现在居然上表请战，真是忠诚可嘉。

　　如果换成别的女真部落领袖，石星还得嘀咕一下，但这个努尔哈赤身份大不一样。努尔哈赤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贴身侍卫，从小就养在李家，自称“奴儿”，跟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关系很好。现在朝廷已经有了派遣李如松入朝的打算，有他镇着，谅这个努尔哈赤也翻不出天去。

　　石星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朝鲜，本来想达成一个意向性协议。不料朝鲜人的反应极其激烈，尹斗寿直截了当地表示：“要是努尔哈赤入朝，朝鲜就彻底完蛋了！”

　　朝鲜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壬辰开战之前，他们最头疼的就是这些女真蛮子。女真每年都要在朝鲜北境骚扰抢掠，死伤无数，两家早结下了深仇大恨。现在居然他们要打着救援的幌子深入朝鲜国土，这岂非是前狼后虎。

　　朝鲜君臣唯恐女真出兵形成朝廷决议，表现出了强所未有的强硬，打死也不从。对此，石星只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让女真出兵的打算。

　　努尔哈赤有些失望，骂骂咧咧地继续去跟海西女真打仗。其实我们也很失望，因为努尔哈赤与加藤清正的对决，最终没有实现。

　　许多年后，当努尔哈赤再度进入大明视野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恭顺忠诚的部落领袖了……

　　女真出兵这事没成，但给了石星一个灵感：让外藩出兵似乎是个好主意，不用糜费中华人力，便能达成援朝的效果，大明最多出些银子粮秣就够了，是笔好买卖。

　　九月十九日，朝鲜的请兵陈奏使郑昆寿抵达了北京。石星闻言大喜，心想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郑昆寿这次来北京，目的只有一个，促成大明正式出兵。他到了北京以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便开始到处拜码头。从礼部拜到兵部，从兵部摆到户部，总之把京城能管得着朝鲜出兵的衙门，都拜过了一圈。每过一门，他都哭上一鼻子，恳求上国帮帮忙，救朝鲜于水火。

　　郑昆寿在拜码头期间，偶然碰到了另外一位使臣，一打招呼，发现是暹罗来的，名字叫握叭喇。郑昆寿听到暹罗这名字，心里一哆嗦。想起去年时金应南进京的时候，万历皇帝差点把暹罗人安排给他们当盟友，心想不会这么巧吧。

　　九月二十八日，石星给郑昆寿发了份请帖，请他去家里赴私宴。郑昆寿不敢怠慢，立刻赶了过去。一进石星家，他抬头就看到一人，特别眼熟，正是前两天碰到的那个暹罗使者握叭喇，汗珠子当时就啪嗒啪嗒掉下来了。（《柏谷集》）

　　在石星府上，郑昆寿照例哭了一鼻子，恳求石星出兵。石星也照例慰勉了一番，然后把他引到座位上，与暹罗使者一起吃了一顿有些憋屈的饭菜。吃饱喝足了，郑昆寿和暹罗使者一起走出来，看四下无人，偷偷对暹罗人带的翻译说：“今天石尚书叫我来，是打算向我暗示暹罗出兵的事。我跟你们说，我们朝鲜不好走，得从广东绕路琉球，而且朝鲜和日本之间，还隔着好长一段旱地长沙，走不了船，你说你们来干嘛？”（《柏谷集》）

　　一听就知道，郑昆寿是成心要把这事搅黄……

　　后来郑昆寿年底回国，还跟李昖提起这事，说大明打算派暹罗出兵日本，明年春天发兵。李昖听了以后自己嘀咕说连元朝都打不动日本，暹罗能干个啥？（《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

　　这个暹罗兵的问题从年中讨论到了年底，最后还是被两广总督萧彦一锤定音。萧彦接到咨文以后，郑重其事地上了一道《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在这封奏疏里，他把暹罗描绘成一个狡猾如日本，国力也十分强劲的阴险国家，说找这样一个国家借兵打日本，只怕日本未灭，中华先引火上身。

　　其实萧彦这话，纯粹属于造谣，是对和我国一直以来睦邻友好的暹罗人民赤裸裸的污蔑。

　　明代的暹罗，在那一圈里确实是个桀骜不驯的国家，没事就跟缅甸打着玩，但绝没到萧彦说的那种能跟日本抗衡的地步。最关键的是，暹罗对明朝一直是仰慕加尊重，是相当友好的，好比暹罗不支持本国女子和外国通婚，尤其是和洋人通婚，但对她们嫁给中国人却是明目张胆地鼓励。又譬如往来通商，其他国家商人的税收都一概没商量，惟独中国商人的税收要远低于其他人，而且这是官方明文规定，由此可见暹罗对明朝的态度了。

　　萧彦之所以说得这么夸张，只是因为怕给自己惹麻烦。暹罗邻近两广，若真要出兵，到时候无论粮饷兵备驻屯，一应事体必然全是他忙活。这种国外军队驻屯接待工作十分复杂，万一闹点什么军民纠纷之类的，外交无小事，官帽很可能因为屁大点事搞丢了，还不如写一纸奏章直接把这事搅黄了算。

　　女真、暹罗两路援兵都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了，朝鲜人又开始不停地问了：大明什么时候出兵。

　　要大明出兵不难，只要能在朝堂之上把百官的意见统一，这事就好办。

　　石星在暹罗项目上被人骗了个跟头，但那是输在了对海外情况不熟，对于自己熟悉的领域，他可谓是老成谋算，布局缜密。

　　为了能促成廷议出兵，石星拟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从沈惟敬和薛藩去朝鲜开始，便已开始部署，等到郑昆寿九月十九日抵达北京后，石星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出手了。

　　郑昆寿一到北京，四处哭衙。他的这一行动非常有成效，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郑昆寿的这种举动，很快就博得了很多朝臣的同情，效果卓著。反对出兵朝鲜的舆论，就在这声声哭泣中逐渐降低了调门儿。那种“朝鲜是外邦，死活不必理会”的言论，再没人好意思提了，反对者们都改口强调朝鲜敌情未明，不可轻举妄动——这是一大进步，至少从道义上他们不再阻挠出兵。

　　石星此时已接到沈、薛二人的报告，他在九月二十八日召见郑昆寿，除了给他介绍暹罗使臣以外，还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统一思想，最后一次摸摸朝鲜的底。

　　到了十月二日，石星提请廷议讨论援助朝鲜问题，这照例遭到反对。但石星的提议，并未完全被驳回，此前一直未获通过的火器援助，终于被一致通过。

　　这是石星的一次投石问路，他从决议结果看到，反对派的意志已经不那么坚定，可以予以重重一击。

　　于是，到了十月五日，石星再次上奏，要求阁部九卿科道集体来一次廷议。奏本里除了援助朝鲜的老生常谈以外，还加了两句话，一句是他自愿前往辽东居中策划，立下军令状，只要有一个倭寇进入国境便自受军法；第二句，是推荐辽东的地下君王——宁远伯李成梁一同前往剿倭。（《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五日）

　　这两个人选让朝廷炸了窝。大明朝还从来没有兵部尚书亲自带兵出征的先例；至于李成梁。他在前一年刚刚被弹劾罢官，朝廷一直希望他在辽东的影响力被削弱，恩养在京，现在提出起复，岂不是荒唐？

　　这两个人选，是一定不会被朝廷通过。石星这一手，玩的是拆屋开窗之计。我说开窗，你肯定不答应；但我要说拆屋子，你就允许我开窗了。

　　果然如石星所料，朝中大臣都被这个奏本里破釜沉舟的气势惊呆了，不知他哪里来的这份心气。石星趁机把郑昆寿的哭诉讲了一便，朝中大臣多少都知道这人的事迹，纷纷默然不语。反对者们看到在道义上已无法阻止，只能继续搬出“朝鲜敌情不明”的理由，说如果贸然前进，只会和祖承训一样遭遇失败。（《再造藩邦志》）

　　石星早等着这句话呢，他嘿嘿一笑，拿出一份报告给大家看。大家一看落款，薛藩。

　　这份报告是薛藩返回北京途中写成的，在壬辰战争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明确提出“夫辽镇京师之臂，而朝鲜者辽镇之藩篱也”，属于必救之地；第二部分则是讲述在朝日军与朝鲜军民的动静，指出日军嚣张跋扈，却立足未稳；朝鲜军民“彼国之人，莫不以恢復为念，誓不与此贼俱生。乘此人心，加以精兵，与彼夹攻，则倭奴必可计期勦灭”。正是发兵的好时机。

　　在第三部分，薛藩还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指出“北人善於御虏，南人善於御倭”，建议多多调派南兵入朝，并多造鸟铳、藤牌等装备，来应对日本人的铁炮战术。连如何对付日本著名的三段铁跑战术，他都提出了建议。

　　在石星的授意下，薛藩还特意表扬了沈惟敬两句，说他单身入敌营，争取来五十多天的缓冲期。

　　薛藩的报告详尽、缜密，极富说服力，折服了所有人。最顽固的反战者，此时也只能嘀咕两句“战争有风险，用兵须谨慎”之类的警句，再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反对意见。

　　万历皇帝对这个结果大为高兴，下旨说老石你是个好样的。

　　石星确实是个好样的，他这一次先是激情攻势，又是理性辩白，数路并发，攻势绵绵不绝，于无声中便把反战者的舆论消解于无形，可谓是精彩至极。

　　他能够取得胜利，最关键还不在这些手段，而在于合乎上意。对朝鲜用兵，一开始就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方针。他虽躲在宫内不与大臣们相见，却通过石星，逐次往朝鲜添兵，把中朝、日的对峙长期化，日常化。反战者们就象是温水里的青蛙，温度上升而不自知，等到石星最后法出雷霆一击时，他们发现大势早已悄然逆转，出兵朝鲜已是弓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大事既定，剩下的便是细微末节。兵部趁热打铁，在数日后上表提请出兵。这一次的调动规模空前，包括辽东军、浙兵、蓟州、保定、宣、大等地驻防军，加上已在鸭绿江两岸驻屯的九千人，总兵力达到了四万人（《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这个计划数字虽然和后来实际动员的人数略有出入，但足见明军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在这些部队当中，辽东军是精锐尽出；宣、大、蓟、保等地因为要防御蒙古人，派来的大多是当地团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兵，这支部队是戚继光的血脉，指挥官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等人都曾是戚继光的部属，拥有一整套对付倭寇的战术与装备。

　　这还只是先发部队，四川、山西、浙江义乌、东阳等地的军队，都在陆陆续续动员中。（《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丁酉）

　　大明终于决定动手了，可“决定动手”和“动手”之间，并不是完全同步。

　　此时各路兵马尚未全部到位，粮饷都在筹措运送途中。最重要的是，最高指挥官李如松还没从前线赶回来，他不在，仗是不能打的。

　　这一切筹备，都需要时间。

　　沈惟敬当初在九月初与小西行长约定，五十日内——也就是十月二十日——必有回复。大明成心要拖时间，所以小西行长提出来的那几条要求，在廷议的时候直接被否决了。既然要出兵打他们，那还谈什么谈！

　　可日本人和朝鲜比较实在。小西眼巴巴地在平壤城一直等着，朝鲜人也在惴惴不安的掰着指头算日子。到了十月二十日，五十日已满，却还没等到沈惟敬的身影，小西有点着急了。

　　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在北边的加藤清正，已经送了一封信给在义州的国王李昖，说只要朝鲜愿意投降，他便把两位王子放回，永修盟好。加藤这一手，明摆着是跟他抢生意来了。若是议和之事被加藤拔了头筹，那可就要压倒自己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而在自己的大后方，义军的风潮仍未减退，李舜臣更是肆意横行，甚至在日本已经有了流言，说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等人在朝鲜战死。（《多闻院日记》天正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小西一急之下，带领手下出城转了几圈，传话给朝鲜人：“沈惟敬再不来，我们就打到鸭绿江去。”还大剌剌地大造攻城器械，故意让朝鲜人看见。

　　宋应昌这时候在山海关正忙活着。他算算进度，恐怕还得再等一两个月，于是把沈惟敬叫过来，吩咐他再去平壤城一趟，拖上一拖。沈惟敬领命而去，日夜兼程，在十一月初七抵达鸭绿江边境。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入朝鲜了。除了议和，他还肩负另外一个使命，就是侦查日军在平壤城到底有多少兵力。

　　到了边境以后，沈惟敬没有马上奔赴平壤。他知道谈判技巧，摆的谱儿越大，越容易让对方产生敬畏，急忙忙地赶过去反而会被看轻。于是，他呆在义州，先派了一个叫娄国安的随从去平壤，先把养在倭寇窝里的沈嘉旺换回来。

　　娄国安到了平壤城，先提出要看看人质安危。小西行长把沈嘉旺带出来，娄国安一看，发现这哥们儿……胖了。原来沈嘉旺在平壤城作人质时，待遇相当丰厚，小西行长每天好酒好肉伺候着，除了有两个卫兵形影不离，其他没任何不方便的地方。

　　看到沈惟敬的代表到了，小西行长心中略安，看来大明的人没有食言，只是迟到而已。他赏了娄国安银子，还送了沈嘉旺一把倭刀。沈嘉旺临走前，小西行长问说你们家沈游击什么时候能到？沈嘉旺回答：“现在快冬天了，日短夜长，再说我家沈老爷年纪大了，每天走不过五十里，差不多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到吧。”

　　小西行长点点头，写了一封信：“叫你家老爷赶快来吧，我们都等急了。”沈嘉旺把信揣好，走出平壤城，忽然发现不对劲。

　　从东边的大同门到西边的普通门，到处站满了日本士兵，盔甲鲜亮，旗帜如林。沈嘉旺在平壤呆的这几个月，本以为已把日军底细摸了个大概齐，此时放眼望过去，发现这些士兵一半以上的旗号都不认识——显然是从别处集结到平壤的军队。

　　小西行长咧着嘴拍了拍沈嘉旺的肩膀：“我听说朝鲜人又整出几万人马，你们沈游击还从大明带来十几万人。想和谈，没问题；想打仗，我也奉陪！”（《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七）

　　看来日本人也不缺心眼儿，已经对大明的和谈诚意起了疑心。

　　沈惟敬接到沈嘉旺的报告以后，一点畏惧之色也没有。旁人都劝他小心，他满不在乎地表示没事。沈惟敬如此镇定，是因为他这一次来朝鲜，带了一样东西，拿黄包袱皮仔细包住。只要有这样东西在，不仅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还能顺利地完成拖延的使命。

　　沈惟敬没被吓着，朝鲜君臣却被吓了一个屁滚尿流。十一月十五日沈惟敬一路徐徐渡过鸭绿江，朝鲜人听说以后，急得不行了。他们花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大明出兵，怎么能让一个混蛋的和谈行动把这一切给毁掉——何况和谈的条款，完全就是牺牲朝鲜利益为前提。

　　于是，在沈惟敬朝义州赶路的时候，朝鲜使臣也一波波地往辽东赶，向杨绍勋控诉，向宋应昌控诉，向都察院御史控诉，向一切可以控诉的人控诉。（《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

　　这样一种心态之下，朝鲜人对沈惟敬的态度，已近乎敌视。沈惟敬在十一月十七日抵达义州，驿馆的接待官吏懒洋洋地给他扔来一坛酸酒，几个破碗，气得沈惟敬把筷子扔地上，转身走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与此同时，出使辽东的使臣们纷纷回报，说辽东那边态度冷淡，对朝鲜的控诉不闻不问。尹根寿接到报告，仔细琢磨了一番，有点反应过来了——朝鲜大臣们这是关心则乱。他连忙禀报李昖，说沈游击这次来，估计是为了麻痹敌人，骗他们先放了两位王子，再攻打平壤。

　　李昖根本不信任这个老骗子，反问敌人凭啥听他一句话就放人？尹根寿自己也没底，只得含含糊糊回答说天朝熟知倭情，里面藏着什么玄机我也猜不出来。李昖撇撇嘴，不信。

　　等到接见沈惟敬的时候，李昖一点没客气，劈头就质问道：“听说你是来和谈的？我们跟日本血海深仇，天朝怎么能跟这种小丑讲和呢？”沈惟敬是何等样人，岂能被区区一个朝鲜国王唬住，当即回答：“当初我跟日本人约了五十天停战，可不是为了他们。那是因为朝鲜是雨季，道路泥泞，到处都是水田，不利于行军，所以要等到水田都干了，秋凉都打完了，才能进兵。我去谈判，纯是为骗回你们两位王子，再率领大军进剿。”

　　他这一番回答入情入理，李昖稍微放松了心情，接下来又连续问了一些关于军情的问题。沈惟敬对答如流，说到激动的时候，梗着脖子哽咽道：“像我这种高官，本来该在家里安享晚年，如今却单刀赴会，不畏生死，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贵国的利益吗？石爷（石星）为了你们天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是为了报答他才来的！”

　　这一席精彩演说，彻底折服了朝鲜君臣，再没人质疑他的和谈目的。李昖很为误会了沈惟敬而惭愧，便派人给他送来一批朝鲜安插在平壤的间谍资料，希望对他的平壤之行有所帮助（《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还重重惩处了怠慢沈惟敬的驿馆官吏们。

　　等到沈惟敬离开义州，没过几天，朝鲜人又开始惶恐了。因为都元帅金命元从前线回报，说沈惟敬举止很诡异，连柳成龙都没见，就直奔平壤城而去。他进平壤时，大约有一百多个日本兵开门把他迎了进去，看起来很亲密。

　　这时又有人说，看到沈惟敬上路的时候，带着一个黄包袱皮，形影不离，会不会是大明皇帝写给小西行长的敕封诏书？大家纷纷猜测那包袱皮里是什么东西。又有人说石星是主战的，他怎么可能派沈惟敬来和谈（《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甚至还有人提议不如趁敌人放松警惕，大军杀过去，趁势夺城——这就是成心要置沈惟敬于死地了。

　　听群臣这么一忽悠，这沈惟敬到底是存的什么心思，李昖又不踏实了。

　　沈惟敬对朝鲜人怎么想毫不关心，他一路晃晃悠悠，在二十五日抵达平壤。当晚日本人在平壤附近的斧山院请他吃了顿饭，次日入城。

　　小西行长见到沈惟敬来了，十分开心，连忙大开城门，盛情款待，还派了肩舆把他抬进城，跟上次白刃包围着进城态度大不一样。只是处处都有兵将巡游，暗伏杀机。沈惟敬面不改色心不跳，一面和小西谈笑，一面还有闲心偷偷数城内兵数——后来他估算的平壤城总兵力约在一万四千人到两万左右，与第一军团主力大体相当，十分准确。相比之下，朝鲜人跟小西交手了无数次，仍旧对敌人实力稀里糊涂，还不如沈惟敬一个大骗子精明。

　　两边坐圆，日方这边是小西行长、宗义智、义调与玄苏、宗逸，还是上次谈判的五人小组。小西行长开口问道，天朝对上次提的要求有什么意见？

　　沈惟敬不慌不忙，从怀里拿出黄包袱皮，捧出一封文书，递给小西行长。小西行长接过来，验看一下，发现上头盖的是北京兵部的关防，还有石星的印记，不禁肃然起敬——上次沈惟敬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游击将军的小章，只是个山寨货，这次的行政级别像样多了。

　　小西行长不懂中文，就让玄苏和尚代为翻译。听完玄苏读完以后，他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这份兵部文书是这么写的：“我们已经知道日本的苦衷了。原来你们起兵，只是为了通贡于天朝而已，都怪朝鲜背信弃义，才导致两国交兵。现在既然都是误会，你们赶紧把地盘和两位王子还给朝鲜，另外寻一条路来进贡就是了。”

　　这封回函相当地狡猾，行文暗藏玄机。小西提出的两条要求，它一条都没答应，但看起来又像是都回答了似的。日本打的旗号是通贡，没问题，你换条路来，不一定途径朝鲜嘛，这么轻轻一句就撬掉了日本的借口基础。至于小西提出的划大同江为治，文书里根本没提，反把归还国土和王子作为通贡的前提条件。（《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七绕八绕，把一个停战问题硬生生变成了通贡问题，把日本人的筹码拿过来化为己用。这种打太极的精妙技巧，只有石星、宋应昌这样久经大明宦海的人，才能玩得驾轻就熟。

　　小西行长果然被绕糊涂了，半天没回过味儿来。他的手底下宗义智、义调都是半文盲，玄苏、宗逸虽然对汉文化十分熟稔，可这种玄奥幽明的推手功夫没十来年官场浸淫可学不会。

　　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了一通，小西行长有点为难地对沈惟敬道：“两个王子，都是在加藤清正手里，这事我作不了主啊。”沈惟敬立刻回问：“那你能作什么主？”小西行长想了想，回答说：“把平壤城还给你们，划大同江而治，这事我能拿主意。”沈惟敬把脑袋摇得象个拨浪鼓：“不成不成，这样谈不成和平，那还是各自回去，等着打仗吧。”

　　小西行长挺着急，有点扭捏地说：“平安道是我的防区，我能作主。可是朝鲜其他诸道都有别的大将镇守，他们可不听我的。”这一句话正中沈惟敬下怀：“说来说去，这两个条件你既然作不了主，那么赶紧回去禀报上峰吧。等贵方计议定下来咱们再谈。”一句话，把皮球踢了回去。

　　小西行长要回报在汉城的宇喜多秀家和长老团，然后汉城方面要回报在名护屋的秀吉，这一折一返，至少一个月时间。有这一个月时间，大明军队基本可以作好准备了——最绝的是，沈惟敬还让小西行长等人觉得，拖延谈判的责任不是大明方，而是日方。（《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

　　沈惟敬看到自己拖延时间的目的达到了，决定见好就收，不要把日本人逼得太紧。于是双方各退了一步，心怀愧疚的小西行长决定先把平壤城交还给大明，日军退到大同江以东，其他条款等禀明了秀吉再说；而大度的沈惟敬则慷慨地表示，他会先说服朝廷把册封秀吉的事办了，以表示诚意。

　　最后主宾双方约定，在万历二十一年的一月七日，大明朝廷特使会在平壤以北的肃宁馆恭候，与日军交接。当小西行长问他朝廷特使会派谁来，沈惟敬的回答充满了黑色幽默，极具喜剧色彩，他正色答道：“李如松。”（《明末纪事本末》）

　　他这个回答基本是诚实的，没有完全说谎。后来李如松确实在一月来到了肃宁馆，只不过带来的不是册封仪仗，而是数万兵马与各式大炮而已。

　　于是，第二次中日谈判便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下胜利结束。沈惟敬离开，并在十二月三日返回义州。朝鲜君臣正在惶恐不安，看他回来了，拽住死命问他到底谈的怎么样，大明到底出兵不出兵。沈惟敬给问烦了，嚷了一句：“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谈判，其他的事别问我，问宋应昌去！”然后转身离开。

　　他这一句话，让朝鲜人更害怕了。他们看到大明在辽东按兵不动，生怕这次谈判是玩真的，真把大同江以南割给日本，都心慌不已。李昖也不想想，大军都集结了，怎么可能不打呢？

　　这一堆糊涂君臣这也不是第一次犯浑了。他们跟日本人打了一年仗，连敌人到底有多少人都不知道，有的猜是八万，有的猜是三十二万，甚至还有人猜平壤城里只有九百人。如此懵懂之人，既不懂兵法，也不明形势，指望他们理性理解大明的布局用心，难度实在太大，以至连江湖骗子兼话痨沈惟敬同志都不想再跟他们废话了。

　　李昖跟手底下人商量了一通，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没被日本人杀死，也得被自己吓死。还是得问问上头意思（《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工曹判书韩应寅以前出使过大明，有丰富的辩诬经验，李昖便指派他前往辽东去见宋应昌，问个究竟。

　　韩应寅找到宋应昌的衙门，强烈要求面谈。宋应昌一脸无奈，自从他入镇辽东以来，朝鲜人天天要求见面，书信写了一封又一封，怎么说他们都不信，不说他们又惊恐万分，实在太难伺候了。于是他对韩应寅说我车轱辘话说了许多遍，信里也都不厌其烦地写明白了，你回去吧。明天我先派五千人马渡江，一半进驻定州，一半进驻义州，这总行了吧？

　　韩应寅问大军啥时候动？宋应昌回答说我就是个经略，主力移动要等李总兵来。也就这四、五天时间了。这个月肯定能出动，我求求你，就别问了行么？

　　韩应寅还死皮赖脸不肯走，最后提了一句沈游击去平壤谈判这事您知道么……宋应昌一听，脸色一变，狠狠瞪了他一眼：“这不是你该问的事！”又补了一句：“我奉命讨伐倭寇，其他的事都不清楚。”（《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得感谢朝鲜人留下的《李朝实录》，留下了这些对话细节，让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当时几位对话者的心境。

　　韩应寅是焦虑、痛苦以及小无赖；而宋应昌则是无奈中带着一丝不耐烦，还有几分警惕。

　　宋应昌从来没喜欢过沈惟敬——不独是他，所有人都没喜欢过这个夸夸其谈的骗子。

　　大明官场有自己的一套内在规则，文武官员升迁拔擢都有规矩依循——而沈惟敬本是市井无赖，没有任何功名在身，而且寸功未立，就这么赤手空拳闯进官僚体系，作为秩序破坏者出现、他得授游击将军之职也还罢了，居然还作为一国使者，代表大明与他国折樽冲俎，这实在是难以接受。在中国史料里对这个人的描述殊无好话，也是这样一种情绪的表现。

　　石星怎么想不知道，其他官员一提起这个人，可都是面上无光，觉得自己“被代表”了。

　　而且沈惟敬从事的工作，在大明官员看来并不光彩。和谈这种事太丢人了，就算是为了拖延时间的假和谈，若公开出来也会被那些言官弹劾，惹出大麻烦。因此，沈惟敬的和谈行动只在一些高层官员中流传，下层官员与军官都未曾予闻。

　　当韩应寅一提这个名字，宋应昌就极其敏感地顶了回去，不允许他继续说下去。这些朝鲜人太多嘴了，他那时候一定在心里这样想。

　　朝鲜对沈惟敬的疑虑，一直到十二月八日才被从北京返回的郑昆寿消解。郑昆寿回到义州以后，把中朝关于出兵的争论以及决策全过程都讲给李昖听，李昖这才明白其中的曲折。郑昆寿还拿出了薛藩报告的抄本，摘出里面提及沈惟敬和谈的一段话：“游击沈惟敬奋不顾身，单骑通言，约五十日，缓其侵犯，以待我兵之至。然而我以此术愚彼，亦安知彼非以此术而愚我乎。”

　　沈惟敬可以不信，薛藩是朝鲜大恩人，却不能不信。

　　很快在辽东的韩应寅也传回消息，他在辽东找到了一个军方的重量级人物：右协大将，副总兵官张世爵。张世爵早听了这些人纠缠的恶名，也不啰嗦，直截了当告诉他：李如松总兵已经到辽东了，十五天内必然发兵。又说你们错怪沈惟敬了，我们是打算借和谈之名诱敌人出来，再聚而歼之。（《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至此李昖方才疑虑尽消。沈惟敬之前的种种古怪举动，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朝鲜人还安慰自己，沈游击不愿意告诉我们实情，那是怕我们泄露军情而已。（《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十一日）

　　沈惟敬若是听见，肯定会叫起撞天屈。他早就把真实意图告诉过朝鲜人，谁让他们不听！

　　就在一切都看似烟消云散的时候，事情陡然起了变化。

　　十二月十三日，李昖与大臣们闲聊，说起沈惟敬，还在啧啧称赞沈惟敬的计策真是不错。正说间，韩应寅一脚踏进来，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一份文书。

　　李昖打开一看，有点懵了。这份文书是前天刚表扬完沈惟敬的张世爵发出来的，提请朝鲜方面注意，说沈惟敬已经被拘捕，让他们严密监视，不要让沈惟敬的随从进入平壤城。

　　李昖百思不得其解，这不是大明定下来的策略么，怎么现在又成了罪人了？

　　文书里提及到沈惟敬的罪名主要有三点：第一，泄露军情给倭寇；第二，沈惟敬带的都是江浙老乡，不带辽东人；第三，擅自与敌人议和，而且刚谈好条件，小西行长就撕毁条约，攻下了平壤附近的中和土城。（《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这三点罪名十分牵强。第一条罪名没有任何凭据，沈惟敬反倒带回不少倭寇的情报；第二条罪名莫须有，沈惟敬身边虽无辽东人跟随，但北京兵部明明派了随行娄国安；第三条更是欲加之罪，小西行长攻下中和土城的时候，沈惟敬甚至还没进入平壤，遑论和谈。

　　怎么原本还为沈惟敬辩诬的辽东诸将，突然之间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呢？

　　李昖不知道的是，此时在辽东境内，正在爆发一场极其突然的倒沈运动。

　　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找来朝鲜使者，深入追究沈惟敬的经济问题，仔细查问沈带入朝鲜的银两布匹究竟都花到哪里去了，是否有任何违纪行为。他还给朝鲜使者们偷偷给看了两道密信。这两封密信来自于石星和宋应昌，里面的内容大同小异：沈惟敬与倭寇议和之事，是他自己胡来。大明专心一致讨伐，没有别的想法。

　　使者大惊，想把信的内容抄给国王看，却被李如柏拒绝了。

　　到了十二月十七日，大明的态度变得更加清晰。

　　李如松在辽阳明确指出：“沈惟敬那个老骗子，根本不值得信任，我从来没信过他半点。”据说，当沈惟敬去面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提督时，被他吩咐左右绑起来，差点推出去直接砍头。（《明末纪事本末》）

　　值得玩味的是，同在辽阳的宋应昌当时正在生病，他把朝鲜使者召到病榻前，咬耳朵道：“沈惟敬干的那点事，是石尚书的主意，我是一点不知道。之前在广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若是日本人肯退还全部领土，和谈好说，只要有一寸土地未复，就不该让步。他回来以后，居然说愿意跟日本人划大同江而治，我一听就很生气，把他直接扣下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十三、十七日）

　　在随后发给朝鲜的一封咨文里，宋应昌公然说：“如游击沈惟敬前至倭中扬言，‘将平壤与天朝，不与朝鲜’等语……断无此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彻底坐实了沈惟敬的罪名。

　　几乎就在一瞬间，沈惟敬就沦为了人人喊打的阶下囚，从一个英勇的谈判代表变成了伤害中朝人民感情的大奸贼。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些高级官员们的集体变脸只意味着一件事：

　　卸磨杀驴。

　　与日本人谈判，终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现在拖延时间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么关于和谈本身，变成了一个敏感的禁忌话题。如果这段交往被人翻出来，就算几个知情人说得清楚，也要惹上一身腥膻。尤其是朝鲜人三番五次地在辽东闹腾，反复问这些官员和谈的问题，难保哪句不对传到御史的耳朵里，作为秋后算账的证据。

　　大明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曾经有过谈判的意图，那么和谈需要被解释成是一种个人的违法行为，因此找出一个替罪羊来给朝鲜盟友交代，就显得顺理成章。

　　大明朝的官员们都是抱团的，擅自处理一个忠心耿耿的官员，会让整个官僚阶层寒心。不过处理沈惟敬，就完全没有这种压力，一个市井无赖而已，是士大夫最鄙视的那种垃圾，死就死吧，一点也不可惜。于是，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划大同江而治的约定，便从缓兵之计变成了一个现成的罪名。

　　石星从一开始找到沈惟敬，就抱定了这种打算，在必要时抛出这枚毫无身份的弃子，让他承担一切罪责。沈惟敬虽然是个大骗子，但他没有估到政治家们的冷酷和绝情。

　　在许多关于壬辰战争的论著里，研究者们认为沈惟敬在这一时期的议和活动，是大明朝廷主和派的表现，随着李如松入朝日期的临近，这种议和变得毫无必要，因此才夭折。事实上，沈惟敬的和谈行动从一开始便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从未偏离过这个目标，而且大明官员也都心知肚明。

　　幸亏朝鲜人自己心里不踏实，一次又一次地去辽东询问，并把过程详细地记录在《李朝实录》里，这才让后世之人清楚地看到，一个谈判家是如何从英雄变成声名狼藉的汉奸。

　　沈惟敬本人的遭遇，比他的名声跌落得更惨。

　　他从平壤返回辽东以后，按照规矩去求见李如松。李如松为了壮军心，表明自己抗战到底的立场，故意排开了大阵，把所有的幕僚都叫了过来。沈惟敬上前把自己在平壤的经历说了一遍，李如松作势大怒，拍着桌子大骂他是个奸细、叛徒，喝令麾下士兵把他绑缚起来，推出去祭旗。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一个人大喊：“刀下留人！”李如松回头一看，发现喊的人是他的幕僚李应试。李应试是利玛窦的亲传弟子，正宗的天主教徒，此时正在李如松帐下当谋主。

　　李如松有点纳闷，李应试跟沈惟敬并无交情，怎么会替他说话呢？李应试微微一笑，对李如松拊耳说了一句话：“籍惟敬绐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

　　沈惟敬跟小西行长约定过，李如松会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前往平壤册封。李应试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让明军假装冒充册封队伍，趁日军失去警惕时赚开城门，平壤可一鼓而下。

　　李如松一听，捋髯赞同，命令暂时不要杀死沈惟敬，把他关到囚车里，随大军一起出发渡辽。

　　相信沈惟敬此时的心中，一定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后怕。在鬼门关转了一遭以后，沈惟敬彻底觉悟了，他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自己作为一枚弃子，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他想活命，就必须不停地证明自己还有价值，不能停，停下来就会死。

　　在此后的一系列和谈中，沈惟敬做出了许多常人无法理解的诡异抉择，表现出许多常理无法解释的荒唐行为，让研究者们为之困惑。所有这些举动，都可以从这一刻的沈惟敬身上找到答案。

　　从现在开始，他必须想尽办法证明自己的存在还有价值，不然他就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