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哥本哈根总算等来了两个好消息：12月9日，奥巴马、温家宝都将飞抵这个盛产童话的国家，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

11月26日，中国政府正式公布了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就在中国政府做出这一承诺的前一天，美国政府也做出了自己的减排承诺：202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会较2005年下降17%，到2050年，下降83%。

中美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几乎在同时做出量化的减排承诺，让前景黯淡的哥本哈根会议一下子有了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目前设定的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这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1990年排放水平基础上至少减排40%的要求相距甚远。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在26日接受本报专访时，特别提醒，中国政府从来是说到做到的，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未来减排工作的执行也是和发达国家能够提供多少资金、技术支持紧密相关。

长期作为中国气候谈判代表的吕学都强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自愿减排’一说”。

他说，中国的减排指标是一种相对减排承诺，减少的是碳排放强度的相对量，和发达国家美国做出的绝对碳减排承诺是不一样的。

中美承诺：重大政治表态

《21世纪》：丹麦驻华大使叶普24日宣称，会议将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政治文件。美国政府昨天也公布了减排目标，中美先后公布自己的减排方案对哥本哈根会议有什么影响？

吕学都：中国和美国同时公布雄心勃勃的计划，确实会给外界一种中美约好的印象，不过究竟是不是约好的，我不知情。

中美两国做出这么重大的举动，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将有关键影响。两国的承诺是一种重大的政治表态，其中最有意义的就是数字。这意味着，承诺不会是一纸空文。由此，哥本哈根谈判中的很多事情会迎刃而解。

丹麦大使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哥本哈根会议将把政治上的势头固定下来。不过即便达成了有约束力的政治性协议，也还有很多技术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两周的会议能够彻底解决的。我估计，国际社会需要一两年时间来具体落实这一政治协议。

《21世纪》：你曾提过中国不应该轻言强制减排。今天国务院提出，中国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将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40%至45%。如何理解中国政府这一承诺？

吕学都：作为发展中国家，量化的绝对减排是中国做不到的。中国做出的这一承诺是一种相对减排，减少的是碳排放强度的相对量。

减少单位GDP碳排放和之前中国提出的减少能源排放强度基本是一致的。二者之间是一个线性关系。当然，二者之间有微小的差别。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能源，但也包括一部分来自甲烷等非能源排放。

《21世纪》：中国减少单位GDP碳排放“40%-45%”是依据什么原则计算出来的？

吕学都：中国现在提出的“40%-45%”这个数字是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之前国内相关组织论证已经开展了半年的时间，各方在讨论里提出了多种方案，从20%，到25%，到40%都有。

这种量化的测算是很困难的，主要依据经济模型来执行。但中国的发展是跳跃式的，不是线性的增长。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总量能达到多少，能源 结构会是怎么一个情况，能源效率能达到怎样水平，都是和减排量密切相关，但又很难测算的变量。发达国家能够提供多少资金、技术支持也是一个测算时需要考虑 的重要因素。

现在看来，我们最后还是在各种方案中选择了一个标准较高的。

《21世纪》：国际舆论近来一直在减排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不少媒体也报道，同属新兴大国的印度、巴西先后做出“自愿减排”承诺也给中国施加了无形的压力。请问这些压力是否有产生影响？

吕学都：总体上看，国际上对中国施压是有的。但是中国领导人总是依据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方针的，不会受压力的影响。我们一贯坚持的是独立自主的外 交方针。中国做出这样一个承诺，展示了中国认认真真做事情的态度，也表明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努力，来推动哥本哈根会议的进展。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自愿承诺”的说法，在国际谈判过程中，也没有“自愿承诺”的条款。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承诺都是和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挂钩的。

减排对经济运行肯定有影响，但政府在做预测的时候，肯定已经考虑到了对经济发展速度、能源结构、能效等多方面的影响。

我很难说“40%-45%”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量化指标。但中国政府敢于做出这样的承诺表明，政府在经过多方考虑后，认为经过努力这样的减排量还是有可能达到的。

发展中国家：坚持国际气候谈判二轨制

《21世纪》：美国政府承诺202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这和欧洲、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的承诺相去甚远，如何分析发达国家高调、低调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

吕学都：美国政府做出这样的表态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很无奈的。他们的谈判代表就说，美国不愿意重复《京都议定书》的故事，希望这次做出的承诺是国会能够批准的。

但在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政府又不得不拿出一些数字来，因此美方最后只好拿出了众议院通过的减排17%的指标来应付一下。

美国的承诺和欧洲、日本的承诺相距很远是有一些具体原因的。近年来，美国的人口增加了很多，欧洲和日本的人口减少了很多，人口大量增加，排放量肯定会增加。此外，相比美国的生活方式，欧洲和日本生活方式的能耗也要低得多。

当然，美国这个减排17%的承诺是相对保守的，留有余地。相反的，日本民主党政府减排25%的承诺是出乎不少人意料的，日本需要通过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大量购买排放指标，才能完成任务。

《21世纪》：哥本哈根会议以后，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会朝怎样的方向发展？

吕学都：发达国家是CDM机制的买方。在哥本哈根会议后，发达国家进一步减排是肯定的。从现在的经验来看，通过CDM等国际碳交易机制来刺激减排，降低减排成本是各国都支持的方案。

发展中国家是CDM机制的供方。它们在哥本哈根会议后也需要通过借助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来减排，但是由此产生的减排量是不能够用来冲抵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的。在今后碳市场里，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

《21世纪》：哥本哈根会议会不会从根本上埋葬《京都议定书》？会议达成的协议是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

吕学都：现在的国际气候谈判是二轨制，既有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规范发达国家减排义务的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磋商机制，也有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共同讨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减排义务的磋商机制。

发达国家想把双轨并成一轨的企图是发展中国家坚决发对的。即便是哥本哈根会议达成了某种协议，发展中国家也希望二轨制能够继续下去。

美国是不希望出现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的。他们的态度就是，美方会履行协议，但是不要和美国提法律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