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分歧从此开始
    
    回到北京以后，除了汇报总结以外，我本人作为总设计师，鉴于样机到手的情况，按段副部长的意图，给部飞机局留了书面意见。主题是建议歼7大改由参照设计改为测绘设计。认为全机可分成三类情况：
    1.全机外型包括进气道，主要承力结构，起落架及方案相同的系统，成件，均按МФ飞机测绘。测绘的成分应尽量扩大。
    2.由于雷达，部分特设成件，座椅方案上与МФ飞机不同，因而安装及系统线路仍需自行设计。
    3.可以继承歼7飞机的，经过分析决定继承。如阻力伞舱。
    我们的书面意见，同时抄送给了王南寿总设计师。
    我 写建议的动机，是感受到中央下那么大决心，要赶快出飞机，我们这些人的担子很重。而有些设计干部总感到测绘设计的地位太低，按吕部长的说法是依葫芦画瓢， 没有发挥设计人员的创造力，如在讨论进气道方案时，我认为应尽可能按样机，但设计干部认为自己设计进气道管道技术上并不复杂，而不考虑我国当时做进气道和 发动机匹配试验的条件并不具备。如果谁都想露一手，用参照来扩大自由度，这麻烦就会大起来的。
    我的意见，显然不符合一些同志的意思，于是 1月25日，不包括132厂的其他三位副总设计师由吴逢光带队到北京，向飞机局汇报，认为不宜改为测绘设计，而应提为充分利用样机，扩大测绘面，进一步搞 好参照设计。主要理由是，基本上自行设计的结构有前机身火控雷达，导弹，通讯导航，救生，燃油，座舱照明，干扰装置等，而且要全面进行测绘实际上不可能， 要有二三架样机才行。至于为什么前机身要自行设计，恐怕没有具体搞过设计工作只听汇报的同志也未搞清楚，因为空军要求飞行员座高由940提高为960，前 机身就要大改了?
    事后，我从飞机局得到了上述汇报的记录稿，感到要照顾好共同工作，611所又有建所问题，所以不再坚持测绘设计的提法。 在2月20日在一次向飞机局和王总设计师的书面意见中，只提“充分利用样机，扩大测绘范围”这样实际工作的方针。但是在一起共同工作的设计领导班子有分歧 而不当面说，总感到不正常。
    早在1978年12月，国家经委和国防工办联合批准方案论证时把歼7大改正式命名为歼7Ⅲ型飞机。
    1979年2月27日下午三机部党组召开扩大会，由吕东部长主持，听取歼7Ⅲ的工作汇报。汇报由飞行局副局长张金波讲，是前一天，莫，崔二位副部长召集预备会准备的。
    预 备会及党组扩大会，王南寿和我都参加了。当张局长汇报到歼7Ⅲ的设计原则拟改为“充分利用样机，尽量扩大测绘面，能测绘的部分特别是关键部位，就尽量测 绘，不能测绘的搞好参照设计”时，吕部长讲“能百分之九十九测绘，更好。空军要增加一些新项目，别让他改，要МФ飞机就给МФ，不要花样翻新，否则83年 也出不来，原则上就测绘。”“邓副主席过去问过我‘歼7大改怎么样?’我说‘没有样机，没有把握”现在样机来了，邓副主席问‘来了样机如何’我说‘照抄’ 照抄就容易出来，必要时再去要一架样机来。”
    当汇报到空军要求歼7Ⅲ的外挂，要按北大西洋公约标准搞三化时，吕部长说“我看歼7Ⅲ就照老样子干，不要再歼7Ⅲ上化了，等歼13吧。中央看起来似乎明年就可使歼7Ⅲ飞起来了。就МФ别变花样了。”
    在汇报完后，徐副部长发话说：“歼7Ⅲ要定型，试验条件要早些提出来，有哪些试验，谁来做。希望早一些和航定办商量。歼7Ⅲ算仿制还是新飞机研制?如属新飞机，试验要求就多了。”吕部长说：“就是仿制”徐部长说：“前提要定，如测绘仿制，则试飞就简化了。”
    王其恭副部长发言说：“歼7Ⅲ的优缺点各在哪里，要如实向上汇报清楚，这涉及歼7Ⅲ生产多少总数的问题。我同意吕部长的意见，歼7Ⅲ就是测绘仿制，这样试验任务周期就可缩短，能测绘仿制的就测绘仿制，把握就大了。”
    当 发动机局王副局长说发动机要81年底方能提供上天的发动机，张金波副局长说太晚了时，吕部长说：“辅机和发动机均应80年出来，如把飞机拖到83年才定 型，就等于吹了!那时歼8都出来了，到时歼8多生产点就行了。我们的精力可放到歼13和歼轰7上去了。我和空军去谈，空军不能加特殊要求了，一加要求，什 么都得试，我要向洪(学智)主任汇报清楚。”吕部长接着强调说：“性质确定为测绘仿制，可以有点变动，但不是另外搞新飞机。”
    会后，我整理了会议记录，回成都后，由王南寿同志向全设计室同志作了传达。
    1979 年3月，部里下达文件，112厂退出飞机设计室，三厂共同生产歼7Ⅲ方案改为二厂生产。要求歼7Ⅲ于81年上天，82年定型，1985年前132厂和 011共同生产出500架飞机。并决定歼7系统工程设计室改为委托611l所党委代管，要求所党委切实抓好设计室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后勤保证工作。
    这时，厂里曾讨论今后规划，我又提出除歼7Ⅲ外应开展歼教7的工作，由于工厂当前压力太大，厂里讨论时又被否定了。当时“米格”—21УС飞机还放在厂里，我感到可惜，下边的设计员有的也跃跃欲试。
    3 月底，国防工办叶正大副主任来厂听取歼Ⅲ工作的汇报，工厂孙，谢和我参加，611所王南寿，吴逢光，张颖芝来参加。汇报中，叶发觉吴逢光对测绘二字有不同 意见，甚至在叶讲一些具体问题时和叶当面争论了起来(叶原来是老所长，他们熟，有关)，但叶还是沉住气说：“吕东部长在党组扩大会上说，能99％测绘更 好，现在要据此拿出一个意见，把99％的意图落实下去。“叶这时很在意厂所要结合好，今后要成立一个统一的公司。
    4月初，厂里成立歼7Ⅲ现场办公室。并制定专人管理样机，准备在测试完一些系统性能后，搞外形测绘。
    4 月中，三机部崔副部长陪同空军曹里怀副司令来厂观看МФ飞机。在样机旁两次对我们说：“空军党委意见，照样机干，不要搞什么新花样了。”晚上，叶正大，曹 里怀，崔光炜等领导在锦江宾馆9楼会议室，正式听取谢明，试飞大队李湘君大队长汇报歼7Ⅱ型定型试飞等情况，听取王南寿汇报Ⅲ型工作，我参加了。曹副司令 又讲：“这飞机，别乱改，就测绘。”
    这时歼7Ⅱ型飞机征用两架全状态新飞机，由我厂试飞大队做设计定型试飞，进展比较顺利。在此之前，歼 7Ⅱ型四项主要改进，都已分别试验试飞，刘尚德同志主管的大副油箱及张功动同志主管的阻力伞舱上移项目，已由三机部和空司于2月和4月联合单向鉴定通过； 李宗俊同志主管的弹射救生和寿伯康同志主管的换装发动机两项也都进入收尾；全机机构更改和燃油，空调，冷气，军械，特设备系统，地面试验都完，正试飞验证 中。于是改进工作前后历时十年的歼7Ⅱ型，终于在1979年9月正式取得设计定型的成果，这是后话了。歼7Ⅱ型大部分详细设计都是在彭仁颖同志指导下完成 的，沈泳同志主管了连锁点火项目。而自立更生的火箭弹射座椅等试验，则是在冯玉麟，杜志光，吴明初等同志的领导下完成的。132厂设计所打了一个漂亮仗。
    
    (十)矛盾公开化
    
    按 照主管歼7Ⅲ型的崔副部长要求，要我们到北京去作歼7Ⅲ型方案的汇报，由王南寿总设计师带队去。为此王总召开了我参加的准备会。设计室办公室主任张颖芝在 会上讲了汇报材料的准备情况，包括各项机载设备项目的情况，王总最后讲了几点意见。1979年5月初，部电话通知到北京去汇报，突然南寿同志因为心脏不适 住进医院，走不了了，临时决定只好由我带队，于是由我和吴逢光，宋文骢，张颖芝等4人于5月6日飞京，在飞机局听张金波介绍安排后，第二天在部讨论汇报内 容。讨论当天吴逢光也有病了，没有去，而张颖芝说没有准备任何材料。于是这次汇报变成了对我这临时替代者的“考试”。幸而我不是考得倒的。临时由我起草了 “关于歼7Ⅲ型研制的情况和方案汇报”稿，包括了在崔部长主持下飞机局辅机局张金波，李兆翔，杨光中等同志参加研究各成品的安排等内容在内，并经与吴， 宋，张，三位一起讨论同意，最后经崔部长审定，在部打印成文，以便正式向部党组汇报。
    5月19日部党组召开扩大会，吕部长主持会议。孙志端厂长来京参加了，并开了头。由我汇报，崔部长，陈部长，油部长都发了言。
    汇 报稿的基调是：“一定要充分利用样机，尽量扩大测绘面，能测绘的(特别是关键部位)要尽量测绘，不能测绘的，要搞好参照设计。”据此，具体对外形，结构， 规范，强度，系统等作了原则说明。写入了吕部长以前在党组会上的意见：“能百分之九九测绘，更好。”写入了叶正大副主任在成都发表的意见，他赞成三机部党 组的意见，认为可以用四点来具体化：(1)气动外形和进气道内管道(按МФ)不改。(2)结构不改(不是绝对)。(3)成品附件已批生产的性能相当，用批 生产的继承，批生产没有的，测绘。(4)空军提的外加要求，分步实现，第一步试制的不加新要求，让批生产先上去，第二步再批生产以外更改，改成一项上一 项。还写入了曹副司令几次说明空军党委的意见，即：歼7Ⅲ研制要争取时间抢速度，就按“米格”—21МФ样机测绘，先仿出来，不要加新东西，改什么新花样 了。
    汇报稿如实地说明了飞机改型后的优点和缺点。与样机相比，有7项不装不带的项目和歼7Ⅱ的项目。说明了全机配套的机载设备项目及承制 单位协议情况。最后还分析了全机研制中部内外的技术关键，应采取的措施和研制进度和经费。经过部内上下结合，汇报中的总进度是82年上半年首飞，83年设 计定型。
    党组扩大会同意了这个汇报稿。
    这时，全国的形势，有了新的情况，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作全面的 调整，歼7Ⅲ的研制进度和数量可以重新研究。在党组会上，也有人提出歼7Ⅲ和歼8的关系，因为歼8的原设计是全天候型，是否要搞两个新的全天候型飞机?对 此，吕部长在作结论时说：“在部机关里讨论，有不同的意见，并非对歼7Ⅲ研制有了动摇，吹了冷风。”成都研制现场，出现各种情况。吕部长说：“全权交孙志 端同志现场指挥。”
    接着，按部里安排，我带了汇报稿，向国防工办，空军，四机部，五机部分别去汇报。汇报完后，工办又召三，四，五机部负责歼7Ⅲ型的副部长开会，由叶正大副主任主持，在我汇报之后，研究落实各项部外配套设备。会后，工办起草了一个向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
    1979 年5月24日，我们去空军汇报时，张廷发司令员未参加。但他要亲自听汇报，于是我和吴逢光留在北京，于6月4日再次由崔副部长带我们去空军汇报，出席的除 张司令以外还有曹副司令，姚副参谋长等不少空军领导干部。我按汇报稿汇报完后，张司令说了不少，我都认真做了记录，但我感到很多是说给在座的空军同志听 的，如飞机配套问题的严重性，电子设备和武器配套的重要性，不配套飞机发挥不了作用等。又谈了歼12飞机打起仗来没什么用处，是教训，歼6Ⅲ也是教训。谈 到歼7Ⅲ，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更好的飞机。说歼9我们要切合实际，相当于“米格”—25，我们一下子能搞出来吗?一下子说МФ搞不出来一下子说要搞 歼9，矛盾。咱们有个误解，要雷达，不光是为了全天候，更重要的是要老远就可以发现敌机，雷达和导弹配合在一起好攻击，雷达还是要研究下视能力。飞机上设 备配套好，比飞机本身重要，要打仗，首先是电子设备火控系统，……接着张司令再次强调，现在决定生产一些米格-21МФ，我们是不得已。
    会 上，张司令当场决定，要亲自去成都看样机，于是6月6日由崔副部长和我陪同张司令员坐子爵号专机直飞成都。第二天，去看了两架飞机。按崔部长安排，我还向 张司令简要汇报了与英国谈判引进马可尼航空电子设备的情况。看完样机坐下开会，厂里孙志端，谢明等参加，试飞大队大队长李湘君汇报了歼7Ⅱ型试飞情况。张 司令除歼7Ⅲ型问题外，还谈了歼教5飞机，说歼教5飞机很好，这飞机一开始即干得很稳。
    我这次去京整整活动了一个月。6月9日去611所 向设计室干部传达去京汇报和活动情况。吴逢光同志要求说，所党委要求先结合思想状态布置工作。我不是所党委成员，也不了解大家的思想状态，所以请吴出面主 持布置工作。我在传达去京汇报及活动情况时，本来一起去京汇报的吴逢光借故不参加了。此前1979年3月，三机部文件，更改了歼7系统工程设计室由132 厂党委领导改为委托611l所党委领导，看来发挥作用了。
    3月文件还决定112厂退出歼7Ⅲ任务。7月又有三机部文件，011系统设计人员因有歼教7任务，退出设计室。
    北 京汇报活动结束后，7月初三机部下达歼7Ⅲ研制的通知，除样机管理和成件研制问题外，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设计原则调整为测绘设计，二是研制进度后退为力 争83年达到设计定型，三是成立现场指挥领导小组，制定由132厂厂长孙志端为领导小组组长，张金波，王南寿，谢明为副组长。
    5月去北京汇报，让我一个人唱独角戏，看我的笑话，已让我很为恼火，正拼命压着。这时，在北京又听到了一些人在背后对我的人身攻击，说我到611所捞个人的好处，真是岂有此理，歼7Ⅲ原来一直是132
    厂 的任务，现在变为611所为主，究竟谁捞谁啊?三机部党组决定歼9让路(实是下马)，用歼7Ⅲ作填补611所空白的角色，从大局出发，我是可以理解的。歼 9下马这本是非常正常的事，高空高速已不是歼击机发展的方向，也并不是被歼7Ⅲ挤掉的。我力促歼7Ⅲ上马，并不是歼9下马的罪魁祸首，要达到什么个人的目 的。现在王南寿同志脱身了，所里一些同志怨气向我而来，我已无法再留恋这已经为之奋斗了六、七年的歼7Ⅲ了。再联想到前些日子，在所里听到议论说，611 所的所级干部是省委组织部任命的，而我这厂副总设计师是市委组织部任命的。言下之意，我当总设计师领导所级副总设计师不般配。我听了没多去理他，只想到 611所大部分技术骨干，都是当年我在112厂飞机设计室时的同事和部下。现在看来，我对这些人事关系十分麻痹了。611所虽然是新所，很多人这辈子尚没 有拿出具体成绩，但设计研究所的人，从骨子里瞧不起工厂的技术人员，这不是一朝一夕所养成的，现在已不是50年代当年飞机设计室那时的精神面貌了。
    我以个人名义于1979年5月14日在北京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请飞机局张金波局长转送主管歼7Ⅲ型的崔副部长，全文如下：
    张金波副局长转崔副部长：
    前不久部在京召开飞机外挂三化会议期间，611所两名代表(一火控组长，一总体设计员)对132叶家琪，王再刚两同志说“屠基达把611所弄得不死不活”“屠基达把611所的人弄死了，还要捞一把骨头”等。
    这 两名611所同志，我均无直接关系，可见是另有人煽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把由于领导决定歼7Ⅲ型改为测绘为主后产生的极不正常的不满和怀恨集中于我。联系 其他情况，我认为在当前这种组织情况下我不可能有效的参与领导好测绘设计工作，请求部领导同意我个人在这次汇报完后即退出歼7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
    此报告
    132厂屠基达
    79.5.1 6
    我 这报告给上去以后，没有下文，也没有人找我谈。我仍继续代人坚守歼7Ⅲ岗位。但部3月文件下达之后，所里起了变化，飞机设计室的组织机构无形中撤销了，因 歼7大改提的设计组长，被说成是冒牌的，也撤掉了，设计室的办公室被说是黑户口。在没有和我商量和通知的情况下，听说吴逢光直接通知去掉主管这一级签字， 主任，组长都恢复原职，也不找厂里派出的副主任副主管了，我和陈志立副总也被架空了。
    现场的工作还在抓紧进行。1979年5月开始，工厂 Ⅲ型现场办公室，按设计室的要求，组织力量在样机上  先后做了飞机操作系统，自动驾驶仪功能，雷达电校靶，进气道调锥，全机共振等26项地面试验和参数 测验，分别作出了测试报告。之后又进行了22项外形测绘，37项轴线定位和交点测量，绘制参数模线等大量工作，递交设计室使用。
    后边这项 工作，是1979年8月开始的，当时厂所成立了样机测绘小组，我任组长，吴逢光，和工厂总工艺师金春祥任副组长。外形测绘的办法，继承当年歼5甲的办法， 铺设精确的大平台，把飞机架设在大平台上，用样板和划线测出飞机外形和进气道管道内形，同时绘制参数模线光顺纠正，再反过来取出理论外形图数据。
    这 时三机部机关已不像过去那样抓紧了，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而按照部和空军的指示，飞机研制要坚持按照程序办事，飞机的战技要求将再次讨论。乘此机会，我起 草了一个厂里的报告；为明确技术责任制，132厂退出歼7Ⅲ设计室，改由611所全体承担设计工作。谢明总工程师同意这个报告稿，孙厂长则主张先由他口头 向三机部领导汇报指示，不用文字。
    1979年9月底，在北京由空军科研部召开了歼7Ⅲ方案论证预备会，除三机部外，并请总参，国防工办派 人参加，我和吴逢光都参加了。科研部的论证室会前作出了歼7Ⅲ飞机的论证报告，曾报请张司令员批示。张司令员批了：要积极支持三机部搞歼7大改，未落实的 技术问题，要和三机部诚恳协商。请曹副司令员关心这事。我们听了传达后理解这是张司令员授权曹主管了。
    9月6日，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在成 都召开了歼7Ⅱ型的设计定型会议。第二天，召我们汇报歼7生产上的问题，国防工办叶正大副主任，三机部莫文祥副部长等出席。会上有谈到歼7Ⅲ的问题，曹就 谈到在京召开一个方案论证的预备会，暂时不请四，五机部参加，先由三机部和空军协商。
    预备会曹副司令员和三机部赵，油，崔三位副部长都出席讲了话，都强调歼7Ⅲ型飞机基本上是仿制МФ，气动外形是测绘的，结构是基本测绘的，有些机载设备改用国内的。要求三年左右搞出来。
    论证报告涉及飞机坐高问题，增加压力加油和消极干扰问题，火控系统和半自动引导问题，外挂三化问题，以及是否要引进国外电子设备问题。讨论的时候，吴逢光几次在会上说测绘设计的原则不松动的话，很多成件问题不好办。
    1979年12月初，我和吴逢光，宋文骢等一起赴京向崔副部长歼7Ⅲ型总体方案。由宋文骢具体汇报。之后又在部飞机局张金波主持下，与空军交换了意见，一致后，纳入战技要求，确定总体方案。
    
    (十一)撤销飞机设计室
    
    1980 年1月，三机部正式发文，同意撤销歼7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改由611所承担歼7Ⅲ型飞机设计任务。原由部任命的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及有关机构也相应免去 和撤销。并提出按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把研制规模和进度控制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之上。接到文件后，厂所分别向有关人员作了传达。然后我率张仁保，陆英育 与611所吴逢光，李克唐张颖芝讨论起草联合设计歼7Ⅲ飞机的工作总结。
    在1978年至1979年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132厂有67名 同志，每天往返厂所之间，认真参加了歼7Ⅲ型飞机的方案论证，成品协调，打样设计以及气动，过载荷，强度计算等工作，还包括飞机说明书飞行员手册等翻译出 版工作，应该说身心是挺辛苦的，家里也顾不上，原单位脱开了，两头不讨好。说作了无私奉献也不为过。撤除设计室前，要求我厂设计人员妥善向611所同行移 交了全部文件资料。一年多的辛苦，几年的积累，全交出去，空手而归，没指望听到一句感谢的话。
    总的看来，由于工作性质周期长任务复杂，开始时又来势凶猛，成立联合的飞机设计室，未必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歼7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作了一次试验，完成了历史使命，也结束了歼7Ⅲ型总设计师曾经由132厂转换至611所的过渡。
    之后，由于样机移交611所管理后，因测绘需要，样机被破坏，又到国外用美金买来第二架可飞的样机，作Ⅲ型试飞参数。
    1980年6月中组部曾志副部长率工作组来132厂蹲点调研，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寻找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厂级干部，在当时厂级干部都是老干部。同年9月，三机部党组
    任命我为副厂长，孙志端厂长调部任六院院长之后，11月，中央组织部任命谢明为厂长我为总工程师，我想这是在贯彻邓副主席指示，大型军工企业要任命总工程师，加强技术责任制有关。这时我曾组织过一段时间的歼7Ⅲ型生产准备工作，这是从另一个方向过问歼7Ⅲ型。
    
    (十二)尾声
    
    三 机部决定歼7Ⅲ型由611所设计，132厂和011基地共同研制之后，1980年6月，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立项，要求1984年设计定型。实际情 况是1984年4月26日施行首飞，经过4年的定型试飞，至1988年2月4日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军之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设计定型。
    在 飞机定型试飞基本结束以后，按照惯例132厂提前做好小批生产的工作，自行决定投料15架份制作零件。但88年当年，空军迟迟未向三机部发出小批生产订货 的信息。厂里十分着急，因为各项配套成件须要及时正式订货，各承制厂都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大部分也都涉及二次配套及原材料订货的问题。当时正好空军接 替曹里怀的副司令林虎中将来厂检查工作，厂里提出歼7Ⅲ定型后的首次订货问题，林副司令当着我们面说：(132厂主要领导和成都飞机发展中心的领导)歼7 Ⅲ任务是过去领导定的，现在空军领导已决定，不订货生产了。原因他没有细说，我们也不好问。事后我们回想设计定型的时候，空军果然没有提出定型后小批生产 的任何文字和问题，看来是早已内定了的。但是我们着急了。因为这15架飞机零件投料是工厂自己决定的，怎么办?另外飞机研制虽然主要是国家投资的。但按规 定研制中的工装费用70％由工厂垫付，好几千万垫进去了，如何处理?之后不久莫文祥部长来厂(莫部长又接替吕东部长工作)，中心和厂里领导又反映了这个大 问题，莫部长对我们说，这事三机部也没有办法，当年三机部和空军联合上报定歼7Ⅲ任务前，吕部长带三名副部长(其中一名是莫部长)和张司令员及三名副司令 员一起开会，吕部长问张司令，究竟歼7Ⅲ要不要，要多少?张司令说，要300架我们就投入研制。当初就那样定的。现在空军换了新班子，决定不要了，部里也 没有招。
    这种意外的结局，回想起1979年2月27日三机部党组扩大会上吕部长讲话。竟然不幸而言中，令我感慨万千。
    幸 而峰回路转，1988年下半年传来好消息。1989年，我国40年大庆，空军要准备有新飞机飞过天安门受阅。决定有6架歼7Ⅲ参加。因此决定订8架歼7Ⅲ 飞机。真是谢天谢地。这样，小批投料的15架中8架落实了。此后，工厂和部继续做工作，其余7架后来也订了货。工厂最后总算迈过了这个坎。
    (全文完)